第2章 18世纪法国人身上的非宗教倾向是怎样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的，其对大革命的特点有着怎样的影响

16世纪的时候，对问题予以考察的精神曾经试图分辨各种基督教传统的真假，自16世纪那场伟大的革命 [1] 以来，更好奇、更有胆量的人才持续出现，他们质疑或抛弃全部基督教传统。这种精神在路德时代让数以百万的天主教徒同时离开天主教，每年都将一些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继异端之后，对宗教不信仰的思潮出现了。

通常说来，18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丧失了一大部分势力：不过，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尽管被人们抛弃，却没有遭遇到强烈的攻击；那些将基督教抛弃的人对此好像很是惋惜。非宗教潮流在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流传，在中产阶级和人民当中还未能蔓延开来；它还仅仅是某些人的一时兴趣，并非一致意见。1787年米拉波指出：“在德国，这样的偏见很是普遍，即无神论者充斥在普鲁士各个邦国。实际存在的情况是，就算是有几个自由思想家，那里的人民仍然像那些拥有最虔诚信仰的地方一般信仰宗教，其中甚至还有很多的狂热之徒。”他还指出，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天主教教士结婚是被禁止的，特别是不允许结婚的教士领取其圣职收入，这些禁令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的。米拉波还指出：“（同意教士结婚）这项措施，我们认为对这位伟人是无愧的。”除了法国之外，其他所有地方的非宗教观念都还没有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而又猛烈的、既不宽容又不遏抑人的激情。

法国正在上演至今未见的一幕。在其他各个时代，人们对现存的宗教曾经进行猛烈攻击；不过人们对宗教进行攻击的时候，显示出的热情总是发端于被新宗教激发起来的虔诚。古时候那些虚假而令人讨厌的宗教只有当基督教要将之取代时，才碰见诸多狂热的对敌；而在那之前，它们在质疑与漠然中悄无声息地逐渐消失：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腔怒火对基督教予以攻击，而没有试图用另外一种宗教将之加以替代。人们热情而持续地尝试将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清除掉，却让灵魂缺乏了充实。多数人一腔热血地投入这件徒劳无益的事业。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有悖于人类秉性的，它让灵魂陷于痛楚的状态之中，然而它对群众的吸引力仿佛是存在的。它向来只产生某种病态的颓唐不济，此次却导致了疯狂的热忱和传教精神。

一些意图将基督教真理加以否定的大作家聚集一堂，但这仿佛并不足以对这一奇特的事件作出说明。因为，并不清楚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缘何均倾向于这一方面而不倾向于另一方面，缘何在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自觉倾向于相左的论点，以及缘何他们可以胜过其先辈而让 群众真心折服并服从他们。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特殊至极的原因，方可对作家们的事业给出一个解释，并对这项事业的胜利给出一个说法。伏尔泰精神问世很长时间了，不过他本人只有在18世纪的法国方可真正占据统治地位。

我们最先必须承认，在法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更应该遭到攻击的理由。相反，与大部分天主教国家相比，教会里混入的罪恶与弊端要少得多。与往昔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有着更多的宽恕与容忍。所以，在社会状况而非在宗教状况中探究这一现象的特殊缘由是势在必行的。

要弄清楚这一点，必须牢记上一章我所阐述的观点，即政府的各种罪恶所导致的一切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藏匿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以推翻国家一切社会政治制度为目的的强劲政党的实际上的领袖。

着手于这一点，问题的对象就不一样了。关键不再是弄清楚当时教会作为宗教机构可以在什么方面犯罪，而是要明白，教会在哪些方面是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的拦路虎，并且成为作家们——革命的主要发起者——的特殊阻碍。

针对作家们在世俗政府里树立原则的设想，教会运用管理教会的各项原则进行抗阻。教会主要凭借传统，作家则极为轻蔑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一切制度。对于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教会是承认其存在的，作家则只对个人理性加以相信。教会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之上，作家则意图糅合各等级。要想和谐共处，双方就必须看法一致，但由于迥异的基本性质，对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以相同的原则加以治理是不现实的。然而，当时远远做不到这一点，看来要想对国家制度进行抨击，就得将教会制度进行捣毁，要知道，国家制度的基础与典范正是教会制度本身。

再有，当时教会本身还是最重要的一支政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政治权力中最令人讨厌的，虽然它并不是最压迫人的。因为教会介入了政治权力，虽然这与教会的使命和本性并不相容；教会在其他地方谴责罪孽，却神圣化政治权力中的罪孽，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对罪孽进行掩盖，仿佛要让政治权力像教会自身一般永存于世。攻打教会，定然会马上令群情激奋。

然而，除了上述普遍原因之外，作家最先从教会动手还有更特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对于其他权力他们仅是偶尔感觉到其影响，但这一部分权力却专门对思想动态进行监视，审查封禁作品，整日刁难他们。作家们在反抗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里，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抗争，这场斗争是以打破将他们束缚最紧的桎梏为开端的。

还有，在他们眼中，并且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教会是他们攻击的整个伟岸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匮乏防御的部分。尘世君王一旦加强权力，教会的势力会相应减弱。教会一度超越于王权之上，继而与它在同一位置上，最后则降格为君王所荫庇的人。在君主与教会之间，完成了一项交易：君主提供物质力量给教会，教会则为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让臣民信守教规，教会让信徒顺从于君主的意志。当革命时代接近之际，这样的交易充满危险，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非建立在强权之上的力量，如此举止始终是弊端重重的。

虽然法国国王仍然自诩为教会的长子，可是他们履行对教会的义务时十分心不在焉。相较于他们保卫自己政府时的热情，在对教会予以保护之时所表现的热情是不够的。当然，他们不允许民众对教会下手，可是却能忍受人们在远处使用大量投枪将其刺伤。

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彻底的束缚，不仅未能将他们的力量减少，反而令其力量大增。有时候，压制作家能对思想运动起到阻止作用，还有时候则反而让这一运动变快，然而，当时对出版界实行的那种警察制度，势必让它的力量以百倍的速度增长。

作家受迫害只诱发他们不满而并不令其发抖。他们可以受得住激发斗志的折磨，却没办法忍受将人摧垮的严重束缚。对作家的起诉差不多总是拖延、芜杂、没有后文，好像不是为了逼迫他们弃笔，而是催促他们不间断地写作。让出版百分百自由也许能降低对教会的损害。

1768年狄德罗写信给大卫·休谟说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恕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 [2] 、爱尔维修 [3] 、莫尔莱 [4] 和絮亚尔 [5] 却对你的看法不以为然。”不过还是休谟这位苏格兰人所言有理。作为自由国家的一分子，他对此有经验：狄德罗以文士身份来对事物进行判断，休谟则从政治角度对事物进行判断。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我拦住碰见的首位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益于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社会，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他眼中，对宗教进行尊重，乃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屏障。连最不懂得治国科学的人也至少明白这一点。然而，在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各种最大胆的学说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美国更多；只有那些反宗教的学说，虽然有对出版自由不加限制的保障，却从来没能在美国出现过。

英国人的情况亦是如此。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降生之前，我们这种非宗教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播：正是博林布鲁克 [6] 培养了伏尔泰。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均有对宗教不予信奉的著名代表人士。有才气的作家、头脑深邃的思想家将这一事业承担起来，但他们从没能令其像在法国那样获得成功，因为所有对革命心怀疑虑者均急匆匆赶来对根深蒂固的信仰加以挽救。就连他们当中介入当时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哲学家的学说并非荒谬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险而采取“不”的态度。好比是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态势那样，强劲的政党察觉到将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相连在一起是有益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这些榜样打动，从没有茕茕孑立之感，并为其自身事业拼死抗争。虽然英国教会的组织有些流弊，内部毛病也群集，但它成功地经受住了冲击；教会阶层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对基督教予以捍卫。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与反驳，最终被社会本身抛弃了，政府并没有卷入其中。

然而为什么不在法国而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支持论点的事例呢？迄今有哪一个法国人会著 述狄德罗或者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哪个人会愿意阅读这些书呢？我差不多要讲，有谁清楚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生活里获取的还不全面的经验，足以让我们憎恶这种危险文学。请看一看，在国民的不同阶级里，伴随着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格学校里获取的经验，尊崇宗教已经渐渐重新取得声望。旧贵族阶级，即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在1793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这一阶级最先被攻击，也是最先投身宗教的。当资产阶级在成功中意识到自己也遭遇攻击之际，他们也开始逼近宗教信仰。渐渐地，对宗教的尊崇深入到了那些在民众混乱中会有所失的人群里，随着人们对革命恐慌的出现，非宗教销声匿迹了，或起码是隐藏了起来。

旧制度终结时的景象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彻底将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遗忘了，我们对宗教在各帝国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窍不通，所以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急切需要去维持国家秩序和让民众听从的人们的思想里建立起来。他们不仅对非宗教持欢迎态度，还缺乏理性地向下扩散。他们把不虔诚当成是他们无所寄托的生活的一种排解。

法国教会之前曾出现过很多大演讲家，此时却感到被一切跟教会有共同利益因而应该维护教会事业的人所离弃，于是变得缄默不言。人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相信，只要为教会把财富和地位捍卫住，它就开始着手指责它的信仰。

那些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的人大声疾呼，而依旧信仰基督教的人则一言不发，从那时开始，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司空见惯，不仅与宗教相关，而且涉及其他一切问题。保留旧信仰的人担心成为唯一忠诚于宗教的人，他们恐惧孤立远大于谬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同于群众的思想。在当时，这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情感，就这样仿佛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从那开始，在那些导致这种假象的人看来，这种感情就仿佛是抗拒不得的。

上世纪末，一切的宗教信仰的威信都荡然无存。毫无疑问，这对于整个法国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甚至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将法国革命视为丑陋不堪，主要是从此得出的结论。

对于非宗教运动当时在法国产生的不同结果，当我尝试进行分辨的时候，我察觉与其说非宗教让人心沉沦或风尚隳坏，不如说让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这样奇特的极端举止。

当宗教抛弃灵魂之际，它并不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空荡荡，灵魂于片刻之间被感情与思想充盈，它们一度占据了宗教的位置，姑且令灵魂不至委靡不振。

倘若说参与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还不如我们虔诚，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匮乏的令人赞叹的信仰：他们是自信的。他们对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并不质疑，满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坚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化为内在的力量。的确，骄傲自信往往造成谬误，但若其有所缺失，人民就只能遭受奴役，他们从不质疑他们的使命是要对社会进行改造，让人类获得新生。对他们来说，这些情感和热情已转变成一种新的宗教，它发挥了宗教所发挥的某些伟大效力，让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尊崇英雄主义与忠贞，让人们时常胸怀广阔，不斤斤计较于一般人所在乎的些微得失。

我对历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敢确定我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革命，它起初就揭示出，竟然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存在着不可比拟的忠诚的爱国主义、大度胸怀和真正的伟大。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暴露出了主要缺陷，但同样也展露出青春的最佳品质，即对经验与宽容的匮乏。

不过非宗教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在这之前，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大部分伟大政治革命里，对现存法律予以抨击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数宗教革命里，对宗教进行攻击的革命者从没有试图一下子变革全部政权的性质与秩序，完全将旧的政府体制废除。所以，在最汹涌的社会动荡里，从始至终都有一个基点是稳固不变的。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废除宗教法规的同时，也推翻了民事法律，人类精神彻底失去了常态。不清楚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附着其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来栖身，革命家们好像属于一个不为人熟知的种群，他们的果敢当真是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他们对任何新鲜的事物均视为理所当然，对任何谨小慎微均置若罔闻，在实施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万万不可以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茕茕孑立的、短暂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族群，分散在地球上一切文明的区域，世世代代延绵不断，处处都保持那相同的面目、相同的激情、相同的特性。我们降临到世上时就目睹了这个种族，现在它依旧存在于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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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改革运动。——译者注

[2] 霍尔巴赫（1723—1789），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商人家庭，1735年移居法国，1744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1753年继承伯父遗产和男爵封号，称为霍尔巴赫男爵。曾参加《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是“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揭穿了的基督教》等。其中，《自然的体系》一书有“无神论的圣经”之称。——译者注

[3]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生在巴黎一个宫廷医生的家庭。毕业于耶稣会办的专科学校，曾任总包税官。他考察了第三等级的贫困和封建贵族的糜烂生活，因而痛恨封建制度。后来，辞去官职，专心著述，曾参加《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对封建制度及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译者注

[4] 莫尔莱（1727—1819），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作家。——译者注

[5] 尽管絮亚尔今天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但他是启蒙运动全盛期的著名作家之一。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重要作品，但他通过新闻文章、学术论述和翻译获得了名声。——译者注

[6] 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利党领袖之一，主张自然神论。有《论政党》、《论人》等著作流传于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