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政府对人民实行革命教育的几种措施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脑袋里灌输与树立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作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崇尚暴力，对个人采取敌视态度，并且跟个人权利相左。

国王是首位向人民表示，人们能够用怎样轻视的态度，去对待最悠久而且表面上最坚不可摧的制度的。路易十五不仅通过他的变革，而且通过他的恶行，不仅通过他的精力，而且通过他的懈怠，将君主制加以撼动了，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当人民见到与王权差不多同时代，并且至今望上去与王权一样不可动摇的高等法院被摧毁时，他们朦胧地意识到，暴力和冒险的时代来临了，那时，所有都变得可能，没有什么旧事物应该受到推崇，没有什么新事物不可以去尝试。

路易十六的出逃

此事又称瓦伦事件、瓦伦逃亡事件。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化装成平民乘马车出逃。他临行前在桌上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从王室手中剥夺了外交、军事和地方行政权力，并宣布他在1789年6月23日以后批准的全部法令无效。后被押送回巴黎，被扣押在杜伊勒里宫。

在路易十六整个统治期，他都在谈论准备开始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后来当真将所有规章制度推倒了，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六曾经预见大部分制度已濒临消亡。他从立法机构中将几 个最坏的制度废除，没过多长时间又将其恢复了，好像他琢磨的只是将这些坏制度彻底拔除，让别人将它们推翻。

在由路易十六亲自主持的变革里，有一些还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就忽然改变了古老而受人尊重的习惯，有时还将既得权利损害了。如此一来，改革不只是将妨碍大革命的层层障碍消除了，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展现出如何方可着手进行革命，所以，改革为大革命作了铺垫。恰恰是国王及大臣们行动里单纯无私的念想，危害更大。因为最危险的典范莫过于出于好的初衷，而由慈悲者实行的暴力了。

很长时间之前，路易十四对于这种理论就在敕令里公开宣布了，即王国全部土地原本都可依照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一切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还有争论、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罢了。封建立法是这个学说的源头，不过只是到了封建制度灭亡时它才在法国被传授，法院对其从来没有认可过。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看上去很怪异，社会主义的根最先起源于国王专制制度。

路易十四之后的朝代里，政府年年均出来说话，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该心怀一种蔑视的态度。18世纪下半期，当公共工程特别是筑路风靡一时之际，政府果断地将筑路所需的一切土地据为己有，并将阻碍筑路的房屋夷为平地。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开始，就如同我们后来见到的那样，对直线的几何美情有独钟。他们十分小心地避免沿袭现有路径，现存路径如果有丝毫弯曲，他们宁愿穿过大量不动产，也不想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富总是久久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心所欲地规定，而且赔偿起来时常是没有一分一文。

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里将政府接手过来时，察觉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没收的一切土地的价钱还没有偿还。国家这样久而未支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小小一隅，居然有25万里佛之多。遭遇侵害的大所有者数量不多，不过因为土地已经支离破碎；遭遇损害的小所有者数量颇多。每个所有者均从实际经历里懂得，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将个人权利进行破坏之际，个人权利是不足挂齿的。他们将这一理论牢记，并将其应用于他人，为自己捞取利益。

以往，在大量教区设有慈善基金会，依照创立者的意思，基金会的目的是遵循遗嘱指定的场合及方法赈济居民。在君主制末期，因为御前会议的明文判定，即因为政府的纯粹独断独行，这些基金会大多数或是被毁坏，或是将最初宗旨进行更改。一般情况下，发放给村落的这种基金被用于对邻近的济贫院进行资助。而济贫院呢，在这同一时期，它们的财产也被改造得与创始者的目的相悖，毫无疑问，让他们采纳是不可能的。1780年的一道敕令授权全部此类机构变卖不同时期人们遗赠的财富——前提是他们能够终身享用，允许他们将价值呈给国家，国家应该付给年金。听说，这样能将祖先未能充分利用的施舍更好地利用起来。人们遗忘了，唆使人们破坏生者的个人权利的上乘策略，就是对逝者的意志可以毫不在意。旧制度政府对这些逝者表现出的轻蔑态度，是后继的任何一个政府难以望其项背的。特别是它对此向来马虎大意，英国人却为此给每个公民以全社会的力量，扶助他维持逝去之前末了念想的功效，这就让英国人在面对逝者与生者的事情上，更加尊重前者。

关于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最高限价等政府措施都在旧制度下有过先例。我观察到，在饥馑年月，政府官员预先确定农民供应市场的食品价格。因为农民担心受到限制，不到市场去，政府官员就发号施令，迫使他们到市场去，若不如此，就要进行罚款。

不过，最有害的教育要数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凭借的某些形式。贫穷者在对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加以抵抗方面，远比人们头脑中想象的更有保证；但是当贫穷者与国家交往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匆忙而缺乏真实性的诉讼程序和不允许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委派骑警队队长及其副官掌握缺粮年月可能爆发的暴乱和聚众滋事；下令他们将诉讼案件妥善处置，审判乃既没有上诉权又没有特赦权的终审；国王陛下禁止一切法庭对此案进行问询。”这项御前会议判决在整个18世纪期间均有效力。从骑警队笔录里能够发现，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连夜将可疑的村庄予以圈住，趁着天发白之前闯进民宅，不需要什么凭证，就将被指定的农民逮捕了。遭到如此逮捕的人往往长时间被监禁而不送审。不过敕令却告诫全部被告的受审时间需要在24小时之内。跟我们现在一样，这项规定既不正规，也不被人们所遵守。

一个温和稳定的政府便是如此每天将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教给人民的。它始终举办该类学校。旧制度一直对底层阶级进行这种充满风险的教育。杜尔阁在这一点上也忠实跟随他前任的路线。1775年，当他的关于谷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反抗和农村的暴乱之际，他在国王的批准下宣布法令，将法院审理权予以取消，并将叛乱者转交给重罪法庭。法令指出：“重罪法庭主要用来镇压民间暴乱，快速处置，杀鸡儆猴。”更何况，凡不住在本教区附近的农民，未拥有本堂神甫和行会理事签署的证明的人，都应该遭到通缉与逮捕，像流浪汉那样接受审判，没有上诉权，也没有特赦权。

的确，在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下，刑罚尽管形式惊人，基本上总是不太残酷的。人们宁可让人恐惧，不想让人受苦头；或不如说，人们因为习惯与冷漠而专横暴虐，因为气质而温和，然而对这种速决司法的热爱只会有增无减。刑罚越轻，对宣布刑罚的方式越容易记不住。温和的判决将诉讼程序的恐怖遮挡了。

我了解事实，所以敢指出，革命政府运用的许许多多诉讼程序，在君主制最后200年里所采取的针对下层人民的方法中，先例和典范都不难寻觅到。旧制度为大革命提供了它的很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增进了它的独特的残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