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什么将人们的负担减轻了，反倒把人民激怒了

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140年来，人民连瞬间也没有现身过，所以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到公共事务的舞台上。目睹到人民呆板麻痹，人们就想当然地将其视为双耳失聪者，以至当人们开始对人民的命运进行关注之际，就当着他们的面大放厥词，好像他们缺席似的。人们仿佛是特意说给位于人民之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忧虑的唯一危险是担心那些人不能彻底听明白。

最应该害怕人民愤怒的那些人，当着人民的面大声议论那些时常蹂躏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对政府机构耸人听闻的各种罪恶，他们彼此揭发，而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正是政府机构：他们使用动听的言语对人民的难处和报酬不高的劳作加以描述；他们想着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却让他们怒发冲冠。我指的并非作家，而是特权者自身，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吏。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3年，国王试图将劳役制废除，他在敕令的序言中指出：“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之外，差不多全部王国的道路均是由我们臣民里生活最拮据的那一部分不计回报的修建的。所有负担就全都落在那些除了双手别无长物的人们头上，并且他们与道路仅有非常次要的利害关系。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几乎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钱财因为修路而膨胀。人们迫使穷人独自出资修建养护道路，强迫他们不求报酬地提供时间与劳作，如此一来就剥夺了他们抵御困顿饥馑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富有者的利益劳作。”

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对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各种苦楚予以清除，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所有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对劳动权有所损害的法律都是违背自然权利的，都应该被看作无效的法律；现存社会是怪异暴虐的制度，是自私自利、贪心而不知足、强暴的产物。”如此这般的言论非常危险，更危险的是这些话跟白说没什么区别。数月之后，又重新恢复了行会与劳役制。

听说是杜尔阁让国王讲出这种话的，而杜尔阁的继任者也大都依此办理。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一定要进行公开登记，他在旁注中还专门说道：“纳军役税者已被征收军役税的烦恼所煎熬，他们迄今仍然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致我们的臣民里最困顿的这些人的税额增长比例比所有其他臣民的都要高出很多。”国王还怯于让捐税负担统统平等，不过他起码开始着手令征税平等在已经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里施行。他宣称：“朕梦想着富有者不会觉得利益受损，他们当下已经被纳入共同水准，他们要缴纳的税款只不过是长时间以来他们原本应该更加平等地担负的那一块而已。”

特别是在饥馑岁月，人们仿佛是有意刺激民情，而不是对他们的需求加以满足。一位总 督为激发有钱人大发慈悲，曾说“这些所有者非常不公正，且唯利是图，他们所占有的全部应归功于贫穷者的劳作，然而他们却在贫穷者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疲惫至极时，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于饥饿。”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道：“朕试图保卫人民免受衣食无着之苦，富裕者强迫他们劳动，乐意给多少酬劳就给多少。对于一部分人任凭另一部分贪婪者摆布，这是令朕无法忍受的。”

在君主制接近尾声时，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五花八门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极力想将人民的苦难推卸到对方身上。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执特别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让穷人死于饥饿。”图卢兹高等法院说。“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裕者的贪婪导致了民众的困顿。”国王驳斥说。双方就这样向民众头脑中输入这样的思想：他们的苦楚永远只应当怪罪上面。

在秘密信函里找不到此种事情，在公开文件中却有所提及，政府与高等法院专门将这些文件大批印刷，广泛张贴。这样做的时候，国王就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说出了十分严峻的实际情况。有一天，他说道：“国库已经由于历代铺张奢侈而负担超重。我们的大量不得转让的领地已经低价转让了。”另一次据说国王出于理性而并非出于谨慎指出：“工业行会更加是列王的国库对金钱贪婪的产物。”国王在下面补充道：“倘若形势时常造成毫无用处的开支，军役税增长过度，其原因就在于财政管理部门认为增加军役税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是最简单的对策，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对我们的民众负担比较轻的策略。”

所有这些均是对国民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说的，目的是让他们信赖某些遭到特殊利益集团抨击的方法反而是有益的。至于人民呢，当然他们就算听说了也不见得明白。

我们不得不承认，甚至在这种慈悲之心里也包括对人们真心想挽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者的极度轻视，这不禁让人想起夏特莱夫人 [1] 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对我们提到，夏特莱夫人一点也不介意在仆人眼皮底下换衣服，因为她对于“仆人也是人”这一点有所质疑。

不要认为刚才我转述的危险性语言只是出于路易十六及其大臣的嘴巴，那些行将成为人民攻击对象的特权者在人民面前说话时也是这样。应该认可的是，在法国社会的上层阶级着手对贫穷者的命运进行关心之际，贫穷者仍然没有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贫穷者之际，仍不相信贫穷者的苦楚能造成他们自己的消亡。这一点在1789年以前10年当中特别显著：那时人们时常同情农民，不断对农民进行讨论，研究用何种方法可以救贫济困，揭露让农民承受痛苦的主要弊端，抨击尤其有损于农民利益的财政法规；不过在这种新的同情表示里，人们依然对前瞻性有所欠缺，与往昔长时间麻木且缺乏前瞻性一样。

1779年在法国部分地区召集了省议会，后来又在整个王国召集了省议会，请对这些会议记录加以阅读吧。若对会议留给我们的其他公开文件予以研究，你一定会被文件的友好情意所感动，并惊讶于文件中极端不慎重的用语。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指出：“人们时常见到，国王用于修路的钱财被用于有钱人身上，而对人民毫无裨益。人们往往消耗财富让通向城堡的道路更加舒畅，却不用来让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更便民一些。”在这同一会议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对劳役的罪孽进行描述后，自发地点头许可捐赠50000里佛对乡间道路加以改善，说如此一来，本省道路就能够无所阻碍起来，却无须人民从腰包里掏出分文。对这些特权者而言，以普遍捐税将劳役制取而代之并 缴付应纳捐税，可能会耗费更少的金钱；然而，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仍然想对其外表予以保留。在对他们权利的有益部分进行舍弃的同时，他们精心维持着让人厌恶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议会全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构成，他们全身心计划着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以最暗淡的颜色对这种军役税令人民蒙受的苦难加以勾勒。他们将军役税的全部弊端钩织成一幅恐怖的画面，还专门大量印刷。然而很怪异的是，就在他们对人民表示的显著关心中，他们却不时加进公开对人民予以蔑视的言辞。人民已经将他们的同情激发出来，不过依然为他们所轻视。

上基那内省议会激烈地为农民的事业辩护，却称这些农民愚昧粗俗，喜欢滋生事端，性格鲁莽，不服从管理。杜尔阁曾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但他说起话来也是这样。

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便可见到此类诋毁之词。好像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像加里西亚的地方，在那里，上层阶级说的是一套不同于下层阶级的语言，下层阶级对他们说的是什么并不清楚。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往往表现出和蔼、节制、公正这种不大为先辈所熟悉的精神，不过在某些区域，他们依然称“卑贱”的农民。看来这类骂人的词语正如那些公证人所言，从古代开始便是这样的了。

随着1789年的逼近，这种对人民困顿的怜悯变得更严重，也更轻率。我手里有一些1788年初很多省议会致各个教区居民的通告，目的是想从他们那里将其可能提出的全部申诉弄个一清二楚。

这些通告里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和一位资产者签署的。这些人均是议会成员，以议会名义做事。该委员会命令各教区的行会理事召集所有农民，问询他们对所纳不同捐税的设定和征收方式的想法。通告指出：“我们大概获知，大多数捐税，尤其是盐税和军役税，对农民而言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我们还得具体弄清楚每一种弊端。”省议会的好奇心不仅仅是这样，它还要了解教区里享有某种特权者的多寡——即要知道贵族、教士或俗人的具体数目，要准确知道这些特权是什么；免税人的财产价值有几何；他们是否在他们的土地上居住；是否有很多教会财产——或如同当时所称，永久管业基金——不参与商业，它们有什么价值。所有这一切仍不能令议会称心如意，它还要知道，如果存在捐税平等，特权者应该承担的那部分捐税，军役税、附加税、人口税、劳役，估算有多少份额。

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将他们惹火，向他们指出元凶是谁，指出他们为数甚少，不值得为其恐慌，从而将贪欲、妒忌和愤恨在他们内心深处点燃起来。人们仿佛彻底遗忘了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仿佛难以理解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宁和之际，他们是世界上最谦和、最慈悲的民族，一旦激发出强烈的热忱，就会摇身变为所有民族中最野蛮的一个。

遗憾的是，我没能获取农民回答这些致命问题的全部报告。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足以对支配这些报告的一般精神予以了解。

在这些报告里，一一指明了每一个特权者的名字——贵族也好，资产者也罢，均是如此。有时也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一番记叙，而且总是加以批判。人们精心地对他的财富价值予以研究，而且还涉及这些特权的数量与性质，尤其是特权给村里一切其他居民产生的伤害。人们列举必须作为租金要上缴的小麦斗数；艳羡地估计特权者的收成，据说这笔收成 不能被人分享。本堂神甫的额外收入——人们已经将之称为他的报酬——过多；人们悲戚地观察到，教堂里一切事情都得交钱，生活困顿者连安葬也得交钱。捐税一律都设定得特别差劲，而且欺压人，没有一项捐税不受到攻击。他们谈论所有人，言辞急躁，愤怒至极。

他们指出：“间接税是可恶的，没有哪一家未被包税员盘查过；所有东西在包税员手下和眼中都是可以侵犯的。沉重繁多的注册税和军役税的收税员是暴力者，他贪婪并对穷人进行欺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执达员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一个厚道的庄稼人可以躲过他们的残暴行为。征税员不得已伤害其邻人，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被这些恶棍吞噬。”

在这次调查中，法国大革命不仅宣告了它正在逼近，而且它就在这里，它已经在运用它的言辞，将它的整个面目展露出来。

在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一切区别之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区别：在16世纪，大部分显贵之士之所以参与到宗教变革上，目的是出于野心或贪心；人民反而却出于信仰，并不期待着获取什么益处。到了18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无私的信仰和不吝啬的怜悯将当时有文化的阶级感动了，并令其参与到革命中去，而让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心的苦楚愤恨和要改变处境的强烈愿望。前者的激情终于将后者的愤怒与贪婪点燃并煽风助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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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特莱夫人（1706—1749），伏尔泰的情妇，爱好科学，写有各种论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