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物质的满足与美国人热爱自由和关注公共事务的结合

当一个民主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国时，人们的表现就会出现巨大的差异：以前在公私两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将会转而集中在私的方面。这样一来，在最初的短时间里，将会出现巨大的物质繁荣，但用不了多久，这种繁荣发展的速度就会逐渐放慢，生产的进步也会处在停滞状态。

我不确定是否能从都灵人、佛罗伦萨人以及英国人那里找到这样一个例子，它可以证明凡是从事工商业的民族都不是自由的民族。在我看来，在自由和实业这两个事物间，必然存在紧密和必然的联系。

所有国家都有这种情况，而民主国家尤为如此。

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们只有通过彼此联合或结社才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一切福利。另外，我也曾说过，广泛的政治自由可以完善和普及人们在结社方面的技艺。因而，在平等时代，自由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相反地，专制非常不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并不代表暴虐和凶残，而是意味着烦琐和干扰。这种专制虽然不至于像君主政体那样践踏人性，但却会直接损害那些经商的天才和他们开办工厂的能力。

因此，民主时代的人必须拥有自由，才能获得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物质享乐。

然而，人们如果耽于过分享乐，有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们一遇到强权就会屈服。这样一来，追求福利的激情就会被一种完全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记最初所企求的目标。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民主国家在物质享乐方面的发展快于其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时，就会出现一个让人们激动得无法自拔的时期，只要人们一看到新奇的物质享乐，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它。由于人们全心全意地梦想着发财致富，他们就不会再把心思放在那些把个人幸福和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纽带上。不需要费力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因为他们会自动且自愿地把它交出来。在他们眼中，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阻碍，妨碍了他们专心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你让他们去选举代表，或承担一些公共工作，他们就会以自己没有时间为理由拒绝，因为在他们看来，参与公共工作是在将自己的宝贵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收益的事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一些无聊勾当，应当摒弃它们去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他们相信正确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他们由于过于重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他们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而像从前那 样把自己的时间全部投入公共事务里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政府中仿佛出现了管理的断层。

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精明强势的野心家想要在政治上施展一番，那么他就会发现，篡夺各项大权的大门都在向他敞开着。

只要这个野心家在一段时期内专注于物质繁荣，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对他所做的其他事情就会听之任之，而不管对错是非，这个野心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确保良好的秩序。醉心于物质享乐的人，往往不会注意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会敏感地发现对自由的滥用以及它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只要公众的某种激情稍微影响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立刻就会因为小小安乐出现波动而警惕起来，变得坐卧不安。而害怕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会让他们经常如履薄冰，只要一看到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己的自由。

社会安宁是一件大好事，这一点我完全承认，但我也无法忘记，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往往会经历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轻视社会安宁的重要性；但也要明白，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是不够的。如果一个民族对他们的政府的要求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把自己置于奴隶的地位了，即自己财富的奴隶，这样一来，将要奴役他们的人不久后就会出现了。

对这样的民族来说，他们不仅要提防个人专制，还应该提防党派的专制。

当所有的公民都只埋头于自己的私事时，他们其实就是在纵容贪欲的产生，即使是一些小党也会出现主宰公务的渴望。

因此，无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随处都可以看见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行使权力的现象。少数人大胆地借用那些未出席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跃的始终只有他们几个，其余的人都在远远地旁观。他们任意规定与人们有关的一切事物，随意改变他们不认可的法律，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无论什么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然会被一小撮无耻之徒所控制时，不能不感到震惊。

我可以断言，从古到今唯有幸运的美国人避开了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暗礁，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会像美国人那样厌恶游手好闲。在美国，但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努力地去追求财富。必须指出一点，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这种热情下失去理性。虽然理性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是却能指引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人对公私问题的处理是如此矛盾：当他在盘算自己利益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当他在为公共事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像把自己全部的个人利益都抛诸脑后。有时他仿佛受到强烈利己主义私心的控制，有时又像是受到崇高爱国主义热情的推动。按常理说，人的心灵是无法这样矛盾、这样一心二用的。但美国人却能自由地轮换利用这两种热情去追求财富和自由，以至于让人觉得他们将两个方面的热情合二为一，统一在了心灵的某个地方。在现实中，美国人一方面把自由看作获得幸福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幸福最大的保障。由于他们既追求自由，又热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把参加公共事务当做与自己无关的分外事。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的活动需要有一个全能的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让他们得到所渴求的财富，又不至于妨碍他们怡然自得地享用自己得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