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信仰体系的诞生
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50年
有一个“六度分隔”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隔着六个彼此认识的人。也就是你我或者任何人都会认识某个人，这个人又认识某个别人，如此再经过四个人就能认识教皇，或哪个著名影星，又或者某个仍然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也许此言不虚，但是人类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交往模式是反“六度分隔”理论的，可以称为“圈子效应”，即人们更倾向和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交往，而更少与其他环境中的人交往。
比如，古人当中，生活在同一流域，共同建造同一个大工程的人们属于同一个交往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交流区”，这些人所讲的故事会在其交流区内流传。虽然其中的人并不会直接跟交流区内的每个人交谈，甚至跟大部分人都素不相识，但每个人都认识一些别人，别人又认识更多的别人，故事也就这么传播开来。
当然，也会有新闻从其他地方传来，远道而来的行商、探险者或误打误撞的访客会带来各种流言轶事。但是从别处来的信息终归是分散断续的，在同一交流区内流传的故事才是持续不断并越发得到巩固的。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转述者会省略掉自己觉得不重要的部分而突出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从而把故事演绎成了传说。四大古文明诞生的流域是这种交流区最典型的例子，几大贸易网络也都各成交流区，因为沿着商路行旅的人们总会在路上或贸易节点的城镇与其他旅人相遇，比如在前文说到的和椟城、佩特拉、米诺斯、迦太基等等。来自不同文化又饱经世事的行旅者在这些地方交流传言轶事，就这样，中部世界形成了自己的传说体系，地中海世界也同样如此，两者都成了由无数叙事脉络交织而成的巨大社会星群。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若干叙事脉络交织，终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我们可称之为“主体叙事”（master narrative）。主体叙事是繁杂的故事和思想凝聚而成的自洽星群，不是若干事件的简单拼合。讲故事要想引起共鸣反响，就必须设置在真实、可信的世界中，主体叙事也是如此，需要时间感和空间感，要体现历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生活中有什么重大事件，世间一切如何发端，曾经如何变迁，又将走向何方。所谓主体叙事其实是一种抽象世界模式，是人们集体创造又以个体身份置身其中的一个想象整体。离了这个整体，人类就会失去应对环境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社会星群为基本存在形式，而不单单是孤立的个体。
人类最早的主体叙事滥觞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为密不可分的地理因素所塑造。但主体叙事一旦成形就会脱离地缘而自发生长，会自发判断和选择内容的真与假、有关与无关。如此，与既有各项认知相符的信息就更容易被判断为真从而被接纳进来。正像故事能演绎成神话，主体叙事也在发展中不断得以丰富成形。认同某种主体叙事的人们会抵触有损其根基的思想和信息，而对能丰富和印证这套叙事的内容大加欢迎。于是，主体叙事越发展就越缜密、越明晰，由之形成的体系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能找到生命的意义。然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可能不会察觉的是，主体叙事除了给人以生命的意义，更是社会星群实现自我延续的机制。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一些受人尊崇的人物从若干迥异的社会环境的主体叙事中发展出了具体的信仰体系。这里说的信仰体系如果都被称为“宗教”可能不算恰当，因为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意义。人们往往通过自己宗教的框架来认识其他宗教，但每种宗教都只是一个参考系，把一个参考系嵌套到另一个当中的认识方法必然会让两者都遭到扭曲。因此，不妨先使用“信仰体系”这个稍显宽泛的词语。
中国
中国人似乎自古就认为，世界是向心归一的而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世界的中心是中华帝国，中国的周边是各藩属国，即地位较低的需要中华帝国保护的国家，藩属国的外围是蛮夷之地，蛮夷之地再外围则是天高地远、不值一提的地方。
中华帝国是一个家族王朝，朝代的更迭有其可预测的规律。举凡历朝历代，首先都要有统治的“天命”，即来自俗世之外的强大超自然力量的授权，中国人把这叫作“天”。天命既在，和谐自生，天下各得其所。随着时间推移，王朝会出问题、犯错误，逐渐失去天命，而后覆灭。随之治世变为乱世，直到又一位承天命统治“天下”的“天子”出现，新王朝建立，重回和谐治世。改朝换代，循环往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的这种机制下没有“我国”和“他国”之分。中国不是世界诸国之一，而是唯一之国，中国即天下。周边的蛮夷之族总想进犯，虽然也有几次得手，但不过是因为中国恰好进入了合久必分的阶段。真正的矛盾从来不在于蛮夷强邻，而来自帝国内部。外族入侵、水旱饥荒、反叛起义、社会失序等局面，是王朝逐渐丧失天命的表现，说明天下的中心出了问题，社会的“熵”增加了，所以才变得如此混乱。
一个王朝会因为无法践行维护天下和谐的礼制而失去天命。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认为，现实世界有一种基本秩序将所有可见的实物组织起来，诸事万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与映射：颜色、季节、数字、时令、方向、饮食、情绪等等皆彼此相关。巧合总代表着某种意义，运气总有因果缘由。所有联系和映射在现实世界中交织起来形成的规律，就是学士们格物致知的对象。遵从这些内在规律而行止就能交上好运，背离这些规律则会招致麻烦。打个比方说，这有点像走在一个地雷密布的战区，如果你的手上有一张标示地雷的地图就能轻松通过，但盲目闯关恐怕会被炸得四分五裂。
帝国就是凡人与至高的超自然力量——“天”之间的媒介。“天”不是西方观念中好人死后去的天堂，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天”也不是中国人对上帝的称呼，因为它也不是一种意志力量。中国人没有给“天”赋予人格，“天”所代表的是看似无序的宇宙之中无处不在的一种非人格的、实在的秩序。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的孔子对中华文化和礼制的观察与阐释被总结为一套信仰体系，这套信仰体系既解释人生，也规范行为。孔子本人不追求扬名立万，只潜心学问。他遍览卜卦文本等经典，取其精华加以传承。他尤其关注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的行为规范，指出家庭各成员角色不同，因此须合乎不同的伦理纲常，父为一家之主，应以父命为尊。每个人都以别人为尊，也会被别人以为尊，人生就在互有尊卑的社会网络之中。
孔子的弟子将其思想辑录为《论语》，《论语》收录了孔子本人的经典言论及其弟子对其日常行为的观察记录。例如，记录了孔子就座时“席不正，不坐”。这听起来不过是区区小事，但许许多多的小事串联在一起就有了大的意义。孔子对礼仪和社会行为规范多有评述，却不是靠空洞的教条铸成笼子去约束，而是以具体要求教化人们在各种情形下有礼有度，形成“德”的本能。人们与社会大局和谐共融，才有了生命、有了意义。孔子的主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国与家在其中彼此呼应，家中之父有如国中之君，而国中之君为皇天之子，又是万民之父。如果一切按纲常运转，国与家就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孔子的学说中并无神明，但其思想体系却有着宗教般的力量。即便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流派的思想家与孔子不属一脉，在争鸣论辩时也跳不出孔子立下的框架。只有《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算是半个例外，他的学说并没有跟孔子论争，而是另创了一套话语，从相同的主体叙事背景中总结出了另外的思想体系。老子其人生前并不是显赫的角色，连生卒何年也难以确切考证，人们只知道他的著作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广为流传。老子秉持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宇宙有其自身逻辑的理念，这种逻辑他称之为“道”。老子认为，人类的欲念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不争、无为、顺其自然，唯有如此才是顺应了“道”。
印度
在中国西南方向两千英里外，另一种主体叙事正在形成。这里的人们与中国不同，从来没有把世界视为单一中心体系。印度连绵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到处兴起小型王国，但没有哪个称得上有重大意义。世界对于生活在此的人们来说不是同心归一，而是分层次的。每个村庄都分出相同的四等人，等级划分最初以职业为据，后来就成了种姓。四个等级包括神职人员“婆罗门”，武士与藩王，农民和商人，最后是工匠和佣工。在这四等人之下，还有那些从事没人愿意接触的工作之人，例如清洗尸体者。
这种等级划分并不限于人为划定的界限之内，而是穿越村庄、国界，跨过山河。比如，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内，不同等级之间通婚也是大忌；而只要双方等级相同，跨村庄通婚也没有问题。待到后来，印度发展出了城市，但对人的等级划分依然保留了下来。
在印度人看来，时间并非周而复始，而是虚幻的。诸事发生，事又生事，但最终会归于原初。各个生命的不同只是表象，众生皆要经过出生、成长、衰老、死亡四个阶段——这又像是分四个层次的世界。乞丐如此，国王也不例外，不管现世发生着什么，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情节：生、长、衰、亡。
印度有众多神明，但众神都不是隐秘的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而是有躯体形容、有来龙去脉的生动的个体，而且众神也分层次，有高等级的神托生为低等级的神，也有高等级的神下凡化身凡胎示人。有凡胎的神看似最真实，却也最虚无，而越是高等级的神越真实。到所有层次之上，万般归宗为单一、无时空、无具象的永恒真实。
公元前900年左右，恒河流域出现了若干哲人，印度社会称其为“娑度”（sadhu），意为宗教圣人，他们抛家舍业，隐居在密林中修行求索。这些人根据吠陀社会的主体叙事，播下了后吠陀时代信仰体系的种子，形成了后来的印度教。在圣歌典籍《奥义书》中，娑度们总结说世界是虚无的，现实是单一、混沌、无缝隙的整体。圣歌中唱到，人不是拥有灵魂，而就是灵魂本体。所有灵魂都渴望升华，却多困于肉身当中。一个肉身灭失后，灵魂将转世进入新的肉身。
《奥义书》提出，业力是宇宙间的铁律 [1] 。每个行为都会引发与之相对的反应。种下善因，方得善果；伤人作孽，终将遭劫。报应总会降临，虽然未必会在此生显现，但业力会跟随灵魂转世投胎，决定来生的灵魂是升天还是堕落。积善业的灵魂将在若干来世中不断上升，最终脱离苦海，逃出喜而生、凄而衰、哀而亡的轮回。
同中国一样，印度除这个主体叙事之外，一些思想家还开创了略有不同的其他思想。耆那教的先知摩诃毗罗（Mahavira）主张，人们戒色欲、戒暴力、戒贪念，则可以脱离轮回的苦海。另一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是被后世尊为佛陀（梵语Buddha，意为“觉醒者”）的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他的贡献不在于哲思理论，而在于探求如何在现世修行，跳出无边的轮回。佛陀不鼓励信众以钉床为卧榻那般出世苦修，而教导人们处世清净有度，修习冥想。冥想能让人放下欲求执念，而执念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放下方能涅槃、得道，获得解脱。
与孔子类似，佛陀并不言说神明。当弟子问及超自然力量时，佛陀回答：这个问题并无益于得道。他将自己比作医生：众生皆苦，佛送良药。
波斯
哈拉帕文明鼎盛的同期，在奥克苏斯河北岸河中地区的大草原上生活着一个游牧和小农耕种的部落，他们自称“雅利安人”，在其民族语言中意为“高贵的人”。大约四千年前，这些人开始从河中地区向南和向西迁徙。南迁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继承了哈拉帕文明的余势成了吠陀人，而西迁的一支则进入伊朗［Iran（伊朗）和Aryan（雅利安）两词本为同源］，融入当地人。随着吠陀人和伊朗人在地理上的分离，文化也出现了分流。雅利安人使用的语言在南支发展成了梵语，在西支则成为阿维斯陀语。他们的赞美诗在印度成了吠陀经，在伊朗则演化为《阿维斯陀》 [2] 。吠陀人有种仪式需要使用一种今天已无从考证的植物，名叫“索玛”，阿维斯陀人也有类似的仪式，使用的植物也是如今无从知其详的“豪摩”（haoma）；吠陀文化中有一群专事宗教的人士被称为“婆罗门”，阿维斯陀人中也有同样的一个群体被称为“博士”（Magi） [3] 。
在吠陀人的神中，一种是“提婆”（deva），另外一种是“阿修罗”（asura），提婆善良，阿修罗邪恶。而阿维斯陀人也相信神分两派，即“魔鬼”（daeva）和“阿胡拉”（ahura）。显然，这两组神源起同宗。但有趣的是，吠陀文化的两类神在伊朗的阿维斯陀文化中角色对调，善良的神反而成了魔鬼。
南迁的雅利安人进入了自然资源丰饶的环境，他们信奉的神逐渐分化出成千上万身份不同的个体，反映了印度思想演变出的种种细微之义。如果要选一个词描述印度的众神体系，最恰当的莫过于“多元”了。
而在伊朗，最初的雅利安众神出现了不同流派，诸神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至最终形成两大群体：要么是善良的阿胡拉，要么是邪恶的魔鬼。古伊朗人眼中的世界不是多元的，而是二元对立的，是由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真与假、善与恶等对立面构建起来的。
雅利安人的一些古老神祇在印度地位渐衰，却在波斯得到了尊崇，有些还成了主要的神。例如，阿格尼（Agni）是雅利安神话中的火神，在阿维斯陀文化中成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即造物者，也是光明与生命之神。另外，密特拉（Mitra）在吠陀文化中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神，但在波斯却被尊为光明神，其地位与神力仅次于阿胡拉·马兹达。
密特拉是一个怎样的神呢？他掌管契约。这乍看之下有点奇怪，为什么契约之神会如此重要，成为宇宙中仅次于造物者的重要角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找答案。正如生育之神对农耕社会十分重要一样，在一个靠贸易通商组织起来的社会，契约之神地位自然崇高。在伊朗高原，往来的商旅串联起城市，社会正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在运转。人们经常要跟一生可能只会见一次面的人打交道，但只要双方都诚实相待、信守承诺，就会一切安好。反之，撒谎和违约将动摇整个世界的秩序，正像旱灾与绝收会危及农耕社会一样。如此看来，一个主诚信的神在众神之中居于高位就顺理成章了。
阿维斯陀文化中的众神逐渐分为两极后，在这个社会星群形成了能全局性解释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魔鬼是祖神，他们生下了阿胡拉，但又担心后代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要杀死阿胡拉，阿胡拉愤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生命的意义就在这场斗争之间，世界既不是静态的同心归一，也不是简单的分层构造，而是有着戏剧性的本质：世界是一个舞台，一场宿命的大戏在此上演。时间既不是周而复始，也不是虚无幻象，而是线性往前。同每个故事一样，这出大戏也有开篇、发展、结局。当下正是剧情发展的中段，而结局很快就会到来。没错，结局很快就要到来。
一位名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先知将这些认识提炼成了一套思想体系，正像孔子在中华文化的叙事中创立学说、印度教圣人在印度开创宗教一样 [4] 。琐罗亚斯德生活在何年今已无法考证，可能早至公元前1200年，也可能晚至公元前600年。传说他在三十岁前是一个鞋匠，也可能是铁匠或其他什么手艺人，我们不得而知。有一天，琐罗亚斯德感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召唤，于是爬上一座山去见火与造物之神。在那里，阿胡拉·马兹达降谕给琐罗亚斯德，令他昭告全人类：阿胡拉·马兹达远高于其他诸神，人类只应尊此一神。但是，阿胡拉·马兹达深陷和其神力相当的黑暗之神阿里曼的斗争中，在这场宇宙混战中，人类被裹挟在善与恶之间，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在助力其中一方，每个决定都事关宇宙的走向。
最重要的是人有自由意志，能做道德选择，每个人的种种选择构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待到时间的终点，阿胡拉·马兹达将赢得最终胜利，所有跟他站在一边的人将有永福的来世，生活在花繁木茂的独立花园中。这样的花园在干旱的中亚非常稀少，让人心向往之，阿维斯陀人称这种花园为“pairidaeza”，意为“封闭之园”，现代波斯语中的“firdaws”一词即源于此，而它的英文形式读者或许更为熟悉——paradise（天堂）。
新月地带
历史学家习惯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埃及的这片弧形地区称为“新月地带”，这一地区连接了尼罗河流域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两大最古老的城市文明。在这两大历史悠久的交流区之间的地带，农耕和游牧皆宜，因此自古往来人口众多，在整个区域形成了稠密的贸易网络。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有自己的一套主体叙事，而往来于新月地带的人们又形成了另一套叙事体系，承续了这两大古文明的特征。
美索不达米亚
前文已经说过，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无数城邦，长年战火不断。王国兴衰更替，帝国壮大又瓦解，游牧民族攻陷城市夺取权力，嬗变为城市居民，然后再被下一波游牧民族侵略征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可能产生像印度人那样认为万物恒常、宇宙恒存的世界观呢？颠覆性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几乎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战乱之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生活着诸多闪米特语系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迪亚人、阿卡德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等等。早在中国的商朝建立殷都之前的一千年里，远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些民族就一直在互相征战。同时，使用非闪米特语系的其他民族也从小亚细亚和东部高地地区不断迁入这片已然十分拥挤的土地，这其中有赫梯人、胡里安人、米坦尼人、加喜特人、埃兰人等等。
这里总有新的帝国诞生，每一个都比之前更加强盛。但这些帝国却不像中国那样仅仅改朝换代，至少不会有人把它们理解为同一帝国的朝代更迭。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权力的中心不断转移，此消彼长，轮流坐庄。在众多城邦和部族的不断争斗中，人们保持着坚定的“单一主神信仰”，即相信多神的存在，但只尊一神为偶像。每座城邦有自己的护佑神，且其都是人格化的，有具体形象、脾气秉性、规矩要求等等。每座城邦都有中心神庙，是护佑神的居所，护佑神以塑像或牌位长居在此，庙中祭司日常为神像供奉、洒扫、沐浴，并定期将护佑神请出巡城，接见黎民。
在这里，历史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戏剧性，人世间发生的种种都是神界冲突交锋的体现。如果甲城征服了乙城，人们会认为是甲城的护佑神打败了乙城的护佑神。
那么人类在这出戏剧中处于什么地位？答案是侍奉者。神之所以造人，是为了获得人的供奉和服侍。凡人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能实现生命的意义，这个角色就是神的侍奉者。为了侍奉得更好，凡人需要揣摩自己的护佑神想要什么。一些城邦在交战中落败，人们不会因此质疑其护佑神的存在，只会觉得是因为有的神法力更高，或者因为城邦居民做了什么错事，疏忽怠慢了自己的护佑神。
埃及
新月地带的另一端，我们已经知道，在绵延千里的大河沿岸，环境造就了一个相对单一但内部交往充分的民族。在尼罗河文明的世界中，人们信奉很多神，不同的神对应着不同的力量与观念，又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也因此运转不灵的）神系。
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故事的反复发生。远方的某处有一个祖神，将混乱永恒地阻隔在外。祖神的两儿两女结为两对夫妻，一对善良，一对邪恶。“好儿子”奥西里斯率先统治了世界，但后来被自己的胞弟即“坏儿子”赛特杀害，又被肢解抛尸。奥西里斯的姊妹兼妻子艾西斯找回了尸体碎块并拼合在一起，让自己怀上了孕。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后来成了拥有神一样地位的法老，维持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的正常涨落。每年，随着尼罗河洪水泛滥又退却，这样的故事情节反复出现并不断加强。
在古埃及人看来，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而是两界之间的一道大门。他们相信，只有很少的人能进入来世，而来世要比今生幸福得多。人们此生寄寓在肉体之中，来世也还将是肉体。但在埃及人的叙事中，人体内有一种像鸟一样的存在，叫作“卡”（ka）。如果体内没有健康的“卡”，人就不能通过重重考验从今生进入来世。“卡”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今天很多人都相信的“灵魂”，这样的概念听起来并不陌生。
在这样单一完整的文化中诞生一神论，怎能说不是一种必然呢？公元前1350年左右，法老阿蒙霍特普（Amenhotep）宣布他所尊奉的偶像阿托恩（Aten）是唯一的神，给自己改名为奥克亨那坦（Akhenaten），意为“尊崇阿托恩的人”，还关闭了所有其他神庙，这让很多神庙里原来的神职人员丢掉了营生。奥克亨那坦去世之后，埃及的诸多宗教势力立刻复辟，将其一神独尊视为异端。
希伯来人
还有一个文明叙事模式在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两大文明之间出现，并融合了两者的内容。希伯来人（即后来的以色列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在父权领袖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溯河北上，向西到达地中海岸边，再沿着黎凡特海岸向南。途中曾在迦南地区从事过一段时间农耕，最终到达埃及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历史上，这应该不是一次连续的跋涉转移，而是一个半耕半牧民族逐渐完成的迁徙。
希伯来人最早是完全融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叙事体系的，他们有自己部落的神，叫耶和华。有人认为耶和华是火神，也有人说是生育之神。正如摩洛神是巴比伦的护佑神一样，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护佑神。此外，每户希伯来人还有自己的保家神，供奉着石头神位。希伯来人本身是半游牧民族，所以没有兴建神庙，而是将神位放在一个可携带的容器中便于迁徙，这个容器叫作“ark” [5] 。希伯来人的耶和华神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其他诸神有一点不同，即未显过真身，也不可见，是没有具体形象的神。
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居民一样，希伯来人也认为自己是被神创造出来以侍奉其需求的。荒年的艰辛让他们背井离乡到埃及谋生，不想却重演了历史上很多其他移民民族的悲剧，最后成了奴工。希伯来人到达埃及的时候，距离奥克亨那坦强力推行一神独尊才不到一个世纪，一神论很可能仍是文化的主流。而根据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人即以色列人的说法，他们出埃及时，领袖摩西曾爬上一座山接受神的召见，这跟琐罗亚斯德得神谕的情节十分相似，耶和华向摩西显身，并训谕世上只有一个真神即耶和华，耶和华不像其他假神那样索求俗世欢愉和子民的歃血献祭，而是希望子民修习德行。摩西从山上下来后将训谕总结成了简洁扼要的戒律，即“摩西十诫”。
回到黎凡特的希伯来人建立了两个体量不大却毫不孱弱的王国：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在犹大王国的国都耶路撒冷，希伯来人终于能建起自己的神庙。然而，此时的希伯来人正处在强大帝国的威胁之中。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攻陷犹大王国，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神庙，俘虏了大部分犹大国民到巴比伦服苦役，长达五十年之久。
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在巴比伦，被俘的希伯来人能守住的只有自己的传统、记忆和经卷。没有了神庙，一切靠口口相传。从这时起，不管是希伯来人、犹大王国人还是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后裔），都成了犹太人。以西结（Ezekiel）和以赛亚（Isaiah）等先知创立了一种叙事，将犹太人遭受苦难的原因归结为违背了与耶和华的约定。
从此，在有着上千座异教神庙的巴比伦，希伯来人这个人数并不多的俘虏群体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系完备、经久不衰的一神宗教。犹太人宣称，他们的神是最好的神，更是唯一的神。神不居住在庙宇中，而是无处不在。神没有具体形象，也不能以任何形象去附会，任何对神的具体描摹都是亵渎。
犹太人基于本民族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宗教叙事，不仅吸纳了过往，也涵盖了当下和将来。在这个叙事中，神与亚伯拉罕有一个约定：如果犹太民族不再崇奉其他的神，就会得到自己的土地。在出埃及的途中，神通过向摩西谕示十诫重申了这个约定。从此以后，犹太人就要履行约定中的义务，即遵循先知传授的经文中有关道德行为的要求。其中的戒律、义理由有学问的人来解读，这些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成了与祭司地位相当乃至后来超越祭司的社会领袖。
犹太人的叙事与当地对时间的线性认识完全符合，也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末日预期，而后者恰恰是希伯来人被俘期间在巴比伦最盛行的宗教。在犹太人的叙事中，世界诞生于神创世之时，终结于末日审判。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叙事中有两个主要的神，一善一恶，而犹太人坚信神只有一个。诸恶之首被称为撒旦，撒旦的地位低于神，也是神创的一部分。撒旦存在的重要意图是诱惑正直的人陷入迷途，能抵住撒旦诱惑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天堂。如果没有撒旦，进入天堂岂不是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诗中说的那样：像在没有拦网的场地打网球般轻而易举？
希腊
希腊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黑海畔大草原。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系的一种，崇拜的神与波斯人和早期吠陀人相似，也有雨神、天公、地母等等。希腊的神被演绎成了传说故事中的形象，每一位都有独特的个性。希腊人的世界观中并没有瞬间创世和末日终结等逻辑，整个世界更像无数大大小小的故事汇集而成的一册故事集。
此外，希腊诸神都有具体而各不相同的诞生时间和地点，例如太阳神阿波罗诞生在德尔菲。诸神虽有神力，却非全能，都身受某种模糊而巨大的力量的限制。宙斯虽贵为众神之神，也要受命运三女神的主宰。
希腊人相信世界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一个本源，同伊朗人一样，他们也有父神生下子神之后又想消灭子神，故子神自然要反击的传说。但希腊人认为这些不是正在发生的故事，而是已经结束的过往，结局是父神输了战争，获胜的子神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没错，对希腊人来说，众神的大本营竟然在凡间的一个具体地点，人们可以来到奥林匹斯山下，仰望神的居所。希腊众神很像戏剧中的角色，因此希腊人乐此不疲地构想他们的样子，就像科幻小说的读者会去想象哪个角色应该由哪个演员扮演。历史上，希腊人几近偏执地创作神的雕塑和画像，其外观看起来与世人别无二致。
简而言之，希腊人把神视作与人类平行的另一族类，他们与凡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跟人类一样的爱、欲、妒、贪、憾等七情六欲。众神与人类的不同仅仅在于他们长生不死且神力广大。诸神的故事主要是在神与神之间上演，但他们毕竟与人类同处一个世界，而且为数众多，甚至神界都有些拥挤，所以他们时常会闯进人类世界。众神法力广大而人类如此渺小，神捉弄起人来就如同人踩蚂蚁一般轻而易举。诸神对人的喜怒哀乐并不关心，只凭一时兴起操控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像小孩摆弄玩具娃娃、编故事来娱乐自己。
希腊众神说不上特别善，也没有极其恶。正像人性复杂，神性也并不单一。神不给人设定道德规范——他们对此实在没什么兴趣。人与神之间可以形成像人与人之间一样的联系，前提是神的至高地位和所受的尊崇不受挑战。有时，其实应该说是经常，神还会与人交欢，生下半神半人的后代。人可以与神培养交情，让神更容易与自己亲近友好，但没有什么屡试不爽的手段伎俩，因为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像人一样难以捉摸。人们还必须注意不能偏尊一神，这样很容易冒犯到其他诸神，毕竟嫉妒之心，人神皆有之。在这里，一神论不但完全没有土壤，而且似乎还有亵渎神明之嫌。
在构建人神共处的世界时，希腊主体叙事中有一个比神界还要大的框架，即与神无关的自然界。由此，希腊文明产生了一种世俗的世界观，其地位与其他文明中的宗教观相似。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虽然有办法从诸神那里寻求襄助，但归根结底要自助，这个道理对神来说也是一样。因此，人间的皇帝并不需要上天的授命，而要凭自身的果敢和才智。人类的至高美德是追求卓越，不管在哪个领域都要力求极致，诗人有诗作的卓越，战士有战功的卓越。人固然要当心触犯易怒的神，但要想繁衍生息，还是要在人神共居的自然界中追求卓越。
对希腊人来说，世界不是富有戏剧性，而是本就是一出戏剧、一场悲剧。人类至高的美德是卓越，最大的原罪也是太过卓越，甚至混淆了人神的边界。希腊人对于凡人一生必经的起起落落采取的态度是主动作为、设定目标、努力实现，虽然到头来难免一场空——因为人毕竟不是神，要是僭越了神而取得成就，人就会灰飞烟灭。明知宿命如此却还要努力尝试，这便是生命的意义和使命。印度人通过宗教仪式让人们体验时空和自我的虚无，而希腊人则通过程式化的戏剧实现情感的宣泄——不去逃避苦难，而是直面苦难、锤炼意志，在生活的悲剧中升华。
于是，希腊哲学在非宗教的舞台上应运而生，与东方产生的宗教相呼应。希腊的众先哲相当于东方的孔子、琐罗亚斯德、印度“娑度”、犹太先知，其中较早的一位是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他出生于公元前625年左右，与孔子生活的年代相近。相传，总有人来问泰勒斯，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何却不富有？于是泰勒斯开始售卖橄榄榨油器，很快垄断了市场成为巨富，堵住了悠悠之口。这之后，他又重拾学习，潜心研究。跟琐罗亚斯德等人一样，泰勒斯必然曾遨游在当时社会主体叙事的思想海洋中，他的思想也必然与同侪有所共鸣，因为他们同在一片思想的海洋中。
泰勒斯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世间万物到底由哪种单一物质组成？他认为是水，因为他发现万物无非固态、液态、气态三种状态，而水恰恰能呈现所有这三态。后世哲学家虽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却认可他提出的问题。构成万物的必然是某一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呢？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认为是空气，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认为是某种无特征的不可再分的小物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是数学关系……众说纷纭。问题虽是泰勒斯和同人在自己设定的框架内提出的，但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论物理学家不懈探索的问题。
还有一个学派是饱受诟病的诡辩学派。在很多诡辩术士看来，抨击这个学派最多的，是一个长相丑陋、名叫苏格拉底的害群之马。他在雅典的街上瞎逛，抓住人就问些招人厌烦的问题，再就答案开展辩论。苏格拉底提出，人即使不受神的点化，也能靠自己的思考和与别人的交流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真。今人了解苏格拉底的学说只是通过他的弟子和仰慕者的记录，不过佛陀、琐罗亚斯德等其他很多先哲的学说也都是这样传世的。后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共同构建了希腊哲学的思想体系，即人在宇宙的中心，人生的要旨在于通过理性与经验追寻善与真。
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源于希腊文明的完形，又反映这个文明的完形 [6]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说拿到当时的中国不会受欢迎，同样，孔子的儒家学说也不会出现在古希腊，佛陀不会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涅槃，以此类推，皆是这样。毕竟，主体叙事是统一的整体，其中的一些部分会加强另外的部分，整体中的连贯一致极其重要。
注释：
[1] 业力即karma，是印度教和佛教中重要的概念，包含了因果轮回、来世报应等理念。——译者注
[2] 波斯古经中至今尚存的赞美诗极少，但在其中能找到与吠陀经中近乎一致的诗句。
[3] 琐罗亚斯德教的“magi”（博士）一词是今天英文“magician”（魔术师）一词的词根。《圣经》中有三博士朝圣的故事，讲了三位东方的博士为刚降生的耶稣献上礼物，他们三人即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
[4]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教出现前中东和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祆（xiān）教。——译者注
[5] 即诺亚方舟的“方舟”一词。——译者注
[6] 完形（gestalt）一词由20世纪初期一个研究认知阈值（thresholds of perception）的德国心理学学派提出。该学派偶然发现，人在能识别一个包含若干部分的构架后，就会停止对部分的认知转而将其视为整体。这个整体自成一个单体，此为完形。例如，人们会把由一百个点沿圆周排列组成的图案看作一个圆圈，即使擦除几个点，仍会把它认作一个圆圈。完形有自己的身份和连续性，如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所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的总和”（并非简单的“大于”，而是“不同于”）。完形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断有新知，又有遗忘，却并不改变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因为这些增添和减少不会改变个人自我这个完形。这一现象还能解释为什么当出现信息的矛盾或信念的龃龉时，人会经历认知冲突并会主动减少这种不适感，因为人必须保持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样，这也能解释为何每个社会都倾向于剔除与主流叙事相冲突的思想而欢迎与之相一致的思想，因为作为社会星群也必须时时主动维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