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超越民族国家
1945年—2018年
民族国家的体系还未发展完善便要走下历史舞台了，世界上开始形成比国家更大的超国家体系。超国家体系从形成伊始就意在取代民族国家。联合国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虽然它在很多方面的影响反而是最弱的。“联合国”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世界的政府，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全球辩论俱乐部。
地位到底如何暂且不论，联合国于1948年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主权国家无限制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人人皆享有一定权利，不因其所属的国家而有所区别。国家政府即使对本国公民也有行为的边界，不可逾越。
然而《世界人权宣言》在现实中是没有效力的，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负责执行。就在这一宣言把各项人权写入文本的同时，侵害人权的事情就在发生，这一宣言发表后悍然践踏人权的事情也从未停止。但《世界人权宣言》仍然能被作为识别与衡量人权侵害的一种标准，让理想主义者有一面能高高擎起的大旗。
与联合国不同，还有一些超国家体系是切切实实起作用的。不难想到，这其中大部分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每个国家都有其他国家的人想要的东西，但是国家间的跨境贸易涉及诸多难题。国界分开两国，两国使用不同的货币，那么如何确定双方的币值和双边交易的价格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在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四十五个国家的代表聚在一起共同规划未来世界中的货币如何流动。开会的地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在这里他们决议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使命是资助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理论上是代表整个世界履行职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则是调节各国货币的汇率，以及在有国家出现偿贷危机时介入并提供贷款。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同意，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规定借贷国政府如何安排本国开支。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遇到此类情况会要求借贷国采取紧缩对策，言下之意是借贷国此前过于挥霍奢靡，现在该收收手了。实践当中，紧缩往往是指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如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
后来，又有二十三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该协定规定了各缔约国在贸易关系中如何对彼此的产品征收关税，或者形象一点说，就是协调各国在跳交谊舞时不要互相踩脚。
冷战
上述这些机制和协定并没有纳入所有国家。在战前出现的众多意识形态之中，只有两种硕果仅存，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于是，像古代琐罗亚斯德教中的诸神一样，各国依照自身奉行的意识形态聚成同盟，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国家阵营。其中一个阵营致力于将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让各国各民族能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赚钱、花钱。另一个阵营则主张把整个世界发展成一个计划经济体，中央政府就如何分配资源对整个社会最有利而开展研究计算，并根据结果进行分配。
一个阵营希望人类社会成为诸多原子组成的云团，每个个人都是其中运行的原子，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理论上整个社会就会繁荣幸福。另一个阵营则寄希望于形成集体意志，主动理性地统筹人们的各项努力，实现整个社会的繁荣与幸福，这样理论上其中的每个人就都能实现自己的幸福。
这两种体制归根结底都源自西方社会的世俗传统。两者都推崇理性，并依赖经验支持其主张，也就是说两者都期待在现实世界中运用并证明其正确性。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里，两种体制都在争取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将对方“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领袖，阵营伙伴有日本和西欧。而原来的俄国即此时的苏联则担当起后一个阵营的领袖，东欧各国追随苏联加入了这个阵营。这两大阵营像两个热血赌徒在玩牌分胜负，而它们的赌注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其中大部分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贫穷国家。中国的毛泽东给这所有的“其他国家”取了个名字叫“第三世界”。
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两大阵营展开了一场全球性角力——冷战。叫它“战”是因为两大阵营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而说它“冷”是因为双方都不能直接杀戮对方的国民，因为双方拥有的武器都太强大，一旦发动直接攻击后果则不堪设想。资本主义阵营率先研究出了原子弹，不久苏联也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双方不断升级热核武器，成规模地部署起足以毁灭地球的力量。既然两大阵营在军事上僵持不下，双方便利用起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大漏洞，展开了一场非常规战争。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与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悖，完完全全的民族国家其实并不存在。要把民族国家看作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自治的民族，前提是其国民本来就有一个“本民族”的概念。但实际情况是不论如何定义“民族”，都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做到全体国民同属一个民族。在绝大部分乃至全部国家中，都存在有可能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亚文化人群，比如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与加泰罗尼亚人、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加拿大法语区的人、英国的爱尔兰人等等，不胜枚举。
此外，有不少国境线恰恰穿过了一个民族的聚居区，把自认属于同一民族的人群划在了两边。在这些地区，本来是近亲的人们却分属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如果两边国家打起仗来，他们可能会被征召进对立的两军，向对方开火。库尔德人就是一例，他们本来生活在同一片连续的土地上，却被划分到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四个国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几个谋求独立的民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例如以色列的存在让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世界上到处是这样尚未爆炸但一触即发的暗雷，在第三世界尤其如此。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反叛运动推翻国家政府的局面出现。
这让两大阵营找到了突破口，那些国内有反政府势力的国家都被拿来做文章。如果一国政府受到资本主义阵营的支持，共产主义阵营就会给反叛势力提供武器和资金。反之，如果共产主义支持政府，资本主义就支持叛军。就这样，冷战导致了大量的“代理战争”，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一点儿都不“冷”，战火波及之处死伤惨重。
经历过冷战的人都觉得那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敌人毁灭的黑暗时代。当时的人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人类文明已经到了巅峰，历史的终结就要到来。但是现在反过来想，冷战四十年反倒是稳定与发展的四十年。核威慑让世界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比较安分，虽然仅仅是“基本上比较”，但重点在于“安分”。虽然各地仍不时有战争和革命爆发，但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和平安定的。
冷战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现代医疗服务，消费品市场普遍发展，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都在壮大。在建设领域，人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共产主义国家建设起了体量庞大的基础工业。在共产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大部分人可以自由出国旅行。供电越来越普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用上了电，即便赤贫的国家也建设了无线电广播台，还有很多建设了电视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了报纸，畅销书籍可以有成百上千万的读者，这在此前是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的。
好莱坞和宝莱坞出品了大量影片，当然其他的罗莱坞、尼莱坞等小一点儿的“坞”就更多了 [1] 。流行音乐蓬勃发展，既取材于民间流行和传统经典，也吸收其他文化的影响。印度流行音乐的曲调回荡在伊斯兰世界；而受到非洲文化影响的北美爵士、蓝调、民谣、摇滚等音乐流派向东传到了欧洲，又从那里传向了更远；南美洲的民族音乐发展成熟为拉丁爵士乐；阿拉伯音乐人也用上了电子乐器，并形成了自己的嘻哈音乐流派。
流行娱乐圈中的一些人成了明星，从功夫打星成龙到披头士乐队，从球王贝利到拳王阿里，很多人物都是全球家喻户晓的。比如阿富汗当地人也会称喀布尔最出名的一位歌手为“阿富汗猫王”。在民主国家中，一些名人、明星开始获得政治权势。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崭露头角。不管人们是爱是恨，这个世界文化的主体就是流行和娱乐。
超越冷战
1975年，美国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撤军，北越共产党占领了南越首都，越南南部大批人口外逃。其中很多人没熬过漫长航程死在了公海上，更多的人到了海外过着低微贫寒的生活。而在受到越战波及的柬埔寨，一支主要由十几岁的童子军组成的红色力量端起机关枪驱赶屠杀了六百万人。越、柬两国都受到难以弥合的创伤，但又都挺了过来并振作重建。在短短一代人之内，两国（尤其是越南）发展成了团结、和平且红色烙印不再突出的国家。经历过冷战的人们在当时恐怕都无法想象这样的转变。
1975年，还没有人知道冷战的铁幕会褪去，当时的第三世界仍然不断爆发着冲突。1978年，苏联为了支持阿富汗新掌权的共产主义政党而入侵阿富汗，美国随即加入，扶植阿富汗叛军。在大部分政治学者看来，阿富汗是又一个典型的冷战战场。但是，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时，庞大的苏联已经开始从内部瓦解。然而，阿富汗战争不是冷战的最后一次战役，而是新战争的第一场战役。西方各国很快发现，对手变成了完全不在乎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伊斯兰主义者。
随后，革命者推翻了美国中情局扶持的伊朗国王。不过胜利的革命者并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他们宣称自己是“伊斯兰革命”的战士。“伊斯兰革命”这个说法在整个中部世界激起了回响。这片土地长期以来就是伊斯兰世界历史叙事的重要阵地，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是伊斯兰叙事让世间一切苦难都有了寄托。现在有了“伊斯兰革命”，突然间一切都有了意义。而之前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垒，从来没能在伊斯兰的核心领地形成这样重要的意义。
新态势的战争渐成规模，主权的概念却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主权是民族国家体系的根基，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不能算是民族国家。主权意味着国家有充分的权利制定自己的规则而不受外部势力干涉，也体现为各国均不得侵占他国领土。征服疆土是过去帝国做的事情，而帝国的时代已经远去。皇天后土，恺撒埋骨；余威已散，成吉思汗。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周游万里也见不到一个设置有“军事部”的国家。虽然各国仍有军队，但负责军务的政府部门一般叫作“国防部”之类。所以到了这时，把对外进攻包装成防御性行动才是高明的战争策略。
然而到了1980年，伊拉克的政治领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打破了这种普遍默契。他不加任何粉饰地悍然侵略邻国伊朗，完全不掩饰对其石油和领土的野心。显然，萨达姆以为革命后一片混乱的伊朗将会不堪一击。古代皇帝们就经常这样乘人之危，从而为自己赢得胜战之君的英名。人们从来只耻笑败将，不嘲笑侵略者。萨达姆可能还活在过去的世界里，不过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八年的两伊战争榨干了两国的资源，最终僵持不下，两边都是输家。而主权的概念也在其中遭受了冲击。
对主权的挑战没有就此结束。1989年，美国的老布什总统“逮捕”了主权国家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以违反美国反毒品法为由在美国审判他有罪，并令其在美国监狱服刑。“逮捕”难道不只能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的违法公民采取的手段吗？主权的基本原则非常明确，一国不能对另一国公民采取如此手段，尤其这个公民还是国家元首！
同一年，伊朗革命的新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称英国公民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写作伊朗禁书，故判其死刑。但判刑难道不应该是主权国家的法院对自己国家的违法者才能做的事情吗？鲁西迪是英国公民，没有在伊朗居住过也从无这个打算，按理来说霍梅尼完全没有对他的司法权。但霍梅尼仍然下令，任何穆斯林都可以得鲁西迪而诛之。这背后的逻辑是主权不属于哪个国家，而属于一个跨政治边境的宗教社群。在这样的逻辑下，英国穆斯林就像一颗同时处在两个重叠星群中的星星，总得选一个来归属，而不能同属两边。而支持鲁西迪的一方同样无视主权概念，他们捍卫鲁西迪的主要理由是他的言论自由不可侵犯，这实际上也是承认在一种更高的规则体系下，英国无法保护鲁西迪。两者之间争议的无非是到底应该认可哪种超国家的规则。支持者们构想出了一个比英国更大的、全人类尺度的社会星群，其规则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则即便是领袖霍梅尼也必须遵守。
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的公民联合起来要求南非政府给非洲原住民以跟白人同等的公民权。当时，种族隔离仍然写在南非的法律中。按照主权的规则来讲，其他国家的公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但是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们信奉一套更高的规则，即（尚未出现的）“世界国家”的规则。他们提出的“世界公民”的理念，其内涵正呼应了联合国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
到了2001年，一个活跃于全球且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的组织“基地组织”对主权国家美国发起了袭击。这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大大小小很多场战争，对峙的力量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也有不少是自治的游击军队和个人组建的阴谋集团，甚至还包括由不为大众所知的偏门宗教鼓动的个人。战争与犯罪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在两者模糊的界线间出现了“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这一对概念。这种新的全球冲突紧随着冷战出现，正像世界大战炮火的余温尚未退却时，冷战就接踵而来。
跨国公司
在主权概念不断受到挑战的同时，民族国家体系还在与另一种体系较量。世界大战过后，最大的企业纷纷开始跨境部署分支。诚然，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等一些大公司从成立时起就是在全球运作，但它们总是作为本国政府的伙伴，或者干脆成为本国利益的代理方。
而到了现在，企业开始与具体的国家脱钩。跨国公司分布在很多国家，选择最合适的地方开展相应的业务。这类公司到矿产丰富的地方采矿，在劳动力廉价的地方组织生产制造，在教育发达、有大量学者和技术人员的地方完成需要高智力投入的工作，到税收优惠的地方核算账目，到国民可支配收入高的国家进行推广销售。没有哪个限于一国之内的公司能竞争得赢这种配置的公司。
跟所有其他公司一样，跨国公司也有独立于公司个人的企业身份，不过跨国公司的发展规划可能与其所在特定国家的发展策略不相一致。跨国公司在多国政府的辖区内运营，却不受哪个单一国家的政治和司法管辖。如果哪个国家提出不友好的要求，它们随时可以把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相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这种议价能力让它们成了世界舞台上一种独立自治的角色。跨国公司的出现标志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但是全球化的政府却仍然缺位。
到70年代中期，已经有几家跨国公司的现金流超过了很多独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把跨国公司和国家放在一起排名，将有十七家排在前六十位。通用汽车在这个榜单上排名第二十一，仅比瑞士稍低一点；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荷兰壳牌公司会排在土耳其和挪威之前 [2] 。
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自由贸易”的说法在各国的谈判中频繁出现。不过这些谈判并不一定都关于贸易，起码不只是关系到贸易。贸易是指人群与人群之间用自己有的东西换取别人有的，而20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谈判更多是关于如何解决国境给跨国公司运营造成的阻碍，并服务于这种新生的巨型社会组织的利益。它们在民族国家的怀抱中诞生，正像民族国家产生在王朝帝国之中。
1995年，关贸总协定演变成了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原有二十三个成员国，而世贸组织有一百二十三个。关贸总协定仅仅是多国之间的一个协定，而世贸组织则是一个决策机构，还有其自己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的使命不仅是监督已签署的协议是否执行，还要依需制订新的规则，让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贸易能正常进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虽然运作起来很像政府机构，但它们不是任何政府的代理，而是另一种全球治理机制的萌芽。
民族国家体系仍然存在，它能维持下去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会被轻易取代。大部分人都认为国籍构成了自己身份的一部分。人们说自己是法国人、日本人、巴西人，就传达了关于自己是谁的重要信息，但是人们还不习惯说“福特人”“埃克森美孚人”“谷歌人”。当全球化的浪潮出现逆流时，其若干弊端也显现出来。有时一小撮“本地主义者”会基于种族或出身提出一个局部化的身份标签（例如主张“我们最早来到这里，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样的群体会以民族主义煽动人们的情感，变本加厉的种族主义就是一例。
在西方，政府依然要负责社会很多必要方面的管理，例如司法，尽管这并不产生直接收益。而大企业利益集团能操纵政府机关为己所用，把政府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即便在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民选政府也会被如此操控。虽然由民众选举政府的本意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的诉求，但是竞选毕竟要花钱，而越来越多的资金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如何把资金用在刀刃上要看公司愿意把钱花到哪里。在这方面，中国的模式似乎与众不同，因为与其说它是个民族国家，不如说它更像一个文明尺度上的国家。不过中国也有与西方跨国公司类似的企业，有些是国有的也有些是民营的。不管国有还是民营，中国的企业都是被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来经营。千年前的中华文明社会星群从未消逝，虽历经变化，但历久弥坚。
要组织好整体高效运转，跨国公司就必须协调现实中远隔千里的很多人一起做好繁杂的各种工作。有人负责设计图纸，有人负责开凿沟渠，有人在工厂中日夜劳作，有人要去组装零件，还有人要设计花哨的广告，有人把零件装上车船飞机，当然也有人在加减乘除保障资金流通平衡。这一切发生在不同的语言、法制、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各个层次的决策者需要保持高度同步，这要求海量的信息能在公司体系内快速高效地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巨型公司中的每个成员都能为共同的大目标而努力奋斗。若是回到几十年前，人们根本无法维持如此庞大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完整运转而不分崩离析，因为当时人们之间交往沟通的速度和规模都远达不到现在这样的水平。
过去虽然是这样，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正当跨国公司的形态不断巩固之时，科技界出现了划时代的转折。
注释：
[1] “罗莱坞”指巴基斯坦以拉合尔为中心的电影产业，“尼莱坞”指尼日利亚的电影产业。
[2] 当年的这些巨头公司相比今天更大的巨头公司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亚马逊正大举占据零售业的垄断地位，脸书（Facebook）雄心勃勃地想包揽所有社交媒体的互动，谷歌（Google）几乎全面主宰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苹果在全球率先实现公司价值超万亿美元，等等。这些新的巨型跨国公司争夺的不仅是资源，也不仅是信息，而是对人类交往互动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