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技术发明大爆炸
1750年—1950年
欧洲自15世纪开始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仍势头不减，这其中欧洲强势而自洽的叙事有很大功劳。不过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项重要的历史进展，那就是工具的进步。机器成了历史的主角，很快就让其他一切人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都相形见绌。这里我们说的机器是一个统称，它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与其他角色互动，而这里的其他角色大部分是人们通过各种叙事组织起来的星群。
毋庸置疑，从人类出现伊始，工具就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火改变了一切，锤子砸碎了落后的生活，车轮转出了新的历史，斧头、弓箭、战车、水泵……重要的工具不胜枚举，杠杆、滑轮、螺钉、弹弓、盔甲、火药……太多的技术进步改变了人类生活，引发了移民迁徙，决定了谁盛谁衰，成就了一个个帝王，也摧毁了一个个王朝。
然而机器还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两者的界线虽不明确，但着实存在。不妨这么想，工具是帮人做事，而机器是由人帮机器进而辅助自己做事。人们给炉膛中添煤，给齿轮更换磨损部件，给电锯递上圆木，不都是人在帮机器吗？
有的史学家主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两条独立发展的线索。他们认为，科学家研究高深的理论，发明家鼓捣新奇的创造。牛顿虽然探究了光的本质，却没有发明棱镜。波义耳计算出了气体膨胀导致的压力变化，但蒸汽机却是由另外一群不知道波义耳定律的人发明的，这群人的初衷一点儿都不高深，仅仅是想改进用于矿山排水的水泵而已。
这种说法可能不无道理，但历史的事实偏巧是这样：正当科学在欧洲蓬勃发展之时，亚洲人发明的精巧器械被大量传到欧洲。科学与技术相遇后，发明创造的火种在欧洲如野火燎原般燃烧起来。一些原有的器械装置经过革命性改进形成了新的发明，例如中国传来的三层机械计时器在英国蜕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怀表。借鉴东方传来的新知，欧洲人大胆尝试，实现了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创新。例如伊本·西拿编纂的《医典》汇集了关于草药和疾病的知识，欧洲人基于此研究出了细菌致病的原理，发明了防腐剂、抗生素和疫苗。
商用发明
并非所有实用的突破性发明都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首先要形成产品，之后再成为商品。伊斯兰世界的人情关系网、教法社会和复兴叙事等并没有明确的机制鼓励发明创造转变为实用产品。中国社会也是一样，只以发展统一集权、无处不在的官僚治理体系为追求。新技术可能会颠覆既有的社会体制，而在很多方面维护既有体制要比尝试新伎俩重要得多。在复兴叙事当中，维护和发扬既有体制是其宗旨所在。
但在此时的西方，将社会维系起来的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公司。遍地都是未来的企业家，他们四处寻觅着可能开发为商品的新发明。进步叙事培育了这种态度，人人都知道最新改良的机器是最好的，机器总可以不断改良。所以基于进步叙事的社会相比其他社会的优势不仅在于发明了影响深远的工具，更在于对工具的改良与变化的孜孜追求。例如，火枪并没有让欧洲军队在与穆斯林的交锋中占优势，因为穆斯林也有火枪。火枪在中国也没产生什么重要影响，虽然它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而真正让欧洲人占尽上风的，是他们带到战场上的先进枪炮。
起初，穆斯林士兵使用的是前膛枪，装弹时人要站起来走到枪口前，这样自己就成了靶子。而欧洲人发明了后膛枪，在卧倒隐蔽时就能完成装弹。这看似小小的差别后来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穆斯林的枪都是无膛线的滑膛枪，因此常常打不准，而欧洲人在枪膛中设计了螺旋膛线，打出的子弹会高速自旋，所以能够直直地指哪打哪。最早的老式火铳要先把火药装到铳管中，再装铁球和碎石，压实之后再点火。而欧洲人发明了子弹，内置的炸药受冲击后会自动引爆。必须要说，发明子弹的重要性不亚于发明枪炮本身。而等到欧洲以外的人都用上了步枪，欧洲人则用上了连发步枪。连发步枪普及到其他地方后，欧洲人又有了转管机枪、自动连发重机枪，最后发明了机关枪。机关枪能连串密集发射子弹，所到之处，无坚不摧。
在进步叙事主导的社会中，总有工匠会基于重要的新思想、新发明向其他方向探索，所以关键发明会催生一系列周边发明。蒸汽机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密闭容器中燃烧形成的能量如何做功，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以此为核心概念还能做哪些事情。加热后能膨胀做功的只有水蒸气吗？还可以用什么物质形成驱动力？封闭空间内燃烧的能量如果可以带动水泵，是不是也能带动车轮？能驱动机车吗？能推动纺线机纺线吗？能不能让织布梭前后往复运动？能用这样的动力替代水手和风帆驱动船吗？
正当欧洲的发明家们努力探索燃烧动力的衍生应用之时，又有一种基础性的力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把它称为“电”，法国科学家查利·库仑（Charles Coulomb）探索出了衡量这种力量的方法，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证明了这种名为“电”的力量能够流动。发明家们纷纷开始研究电的用途，惊奇地发现从铜线一端进去的电可以流过铜线，在另一端产生电击。1816年，弗朗西斯·罗纳兹（Francis Ronalds）成功将这样的电脉冲信号通过导线发送到了八英里外。1837年，美国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使用电驱动机器远距离传输了敲击信号并据此发明了一套电码，使敲击信号可以被翻译成字母。这样，发明出来的电报就有了实际的用途：通信。
莫尔斯的发明靠的不是灵光乍现的新想法，其实大部分发明都是在原有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良才形成的。19世纪早期，有很多人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电动机械做这样那样的改造。莫尔斯之所以成为电报的发明人，只是因为他的改良恰好赶在其他人之前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越过了创新想法与实用发明之间的界线。
电报发明出来后，企业家们争先恐后地开发这项技术的用途，从而引起了一场变革。众多竞争者中出现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西联。这家公司鼓舞了许多人投入大量时间研究跟电报相关的各类器材和技术，因为一旦有所收获，西联就会出价买断专利。
电报的应用让人们开始畅想电话的可能，于是大批热衷于发明的人投身研究如何将人类的声音通过一根导线传播。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后来成了电话这项划时代发明的发明人，但他也只是在众多为此而努力的人当中率先成功而已。其实西联公司的一个职员已经早他一步有了类似的发明，但西联的老板们没有认清它的商业价值，觉得电话应该配合电报使用，从一个发报站把声音传到另一个收报站，再由收报站把声音记录下来以书面形式传达给接收人。这样的操作并不比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莫尔斯电码更先进。
只有当很多人都有了电话，并通过线缆将电话信号连接成网，电话才成为一种商品。否则如果不能打给别人，谁还会买电话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谁都没有电话，谁又愿意出钱铺设电话线路、连通千家万户呢？这么一看，矛盾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商业。
又是贝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建立了付费的电话交换站，付费用户可以转接到交换站网络上的任一用户，但连接不到网络以外的用户。最早的电话交换站只有二十一个用户，谁会为了联系这区区二十一个用户而购买一部昂贵的电话设备呢？贝尔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提出用户不用购买电话机，租赁即可。这之后不久，付费入网的电话交换站在美洲和欧洲大量出现。交换站数量多起来之后，组建一个大通信网络，将众多交换站连接起来就具有了商业上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这样一来，拥有电话机的人就可以打给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交换站网络上的人了。早期的电话系统都要通过交换台接线连接，于是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职业：电话接线员。
到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推动发明爆炸式增长的那些力量：众多企业家和公司的商业动力、象牙塔中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关于宇宙的知识积累、文明扩张进程中奖励新发现的荣耀、激励人们持续追求更新更好的进步叙事……读者能从中总结出什么吗？——这些都是此时西欧社会的突出特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发明创造的爆炸式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重大发明能推动社会的巨变，渐进式改良同样可以。即使很小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激起涟漪效应，改变将人们组织起来的既有叙事。以轮转式印刷机为例，它是在谷登堡发明的平台印刷机（至今仍在应用）的基础上于1830年加以改良形成的。平台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刷约一百二十五页，而轮转式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刷一万八千页。这项改良起初看来意义不大，就算印得出这么多材料，哪里会有人买呢？当时美国最畅销的报刊也仅有四千三百个订阅人而已。
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了大众印刷品的巨大市场，只是还没有人注意到。那时的美国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迫切需要练习英语阅读技能，也非常想了解祖国的新闻。而市场上的报刊都以订阅制发行，要求提前交满至少一年的订阅费，高昂的价格让普通劳动阶层望而却步。于是，有商业奇才看中了新技术和劳动群众需求之间的联系，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了。1833年，本杰明·戴（Benjamin Day）创办了《纽约太阳报》。该报发行量巨大，售价只要一便士一份，人人都买得起，日销量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份，让本杰明·戴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
其他人看到这是个赚钱的门路也纷纷加入，一便士一份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报纸的读者都是靠体力劳动讨生活的人，不像有闲阶级那样有文化、有追求，因此出版商们在报纸上登载的都是谋杀、火灾、自杀等吸引人眼球的事件。但是，早期报纸面临着新闻素材的短缺，社会上没有那么多谋杀、火灾、自杀事件，一个新奥尔良周刊报纸的出版商抱怨，想要每周凭这些事件凑满一张报纸都不容易。因此为了发掘更多的报道内容，出版商专门雇了一些人外出寻找新闻，让他们到码头上去采访那些刚刚从欧洲过来的人。于是又一个新的职业就此诞生：记者。
有了电报之后，别处发生的事件当天就可以传到本地。而铺设了跨大西洋电缆后，即使是欧洲的新闻也可以通过电波到达美国。但是跨大西洋的电报价格十分昂贵，没有哪家报纸有钱定期收发这些电报。于是在1848年，六家报纸联合起来共担电报新闻的成本。这个联合体后来成为独立的企业，它就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美国联合通讯社”。新闻通讯社通过电报从通讯员处接收消息，再转售给任何来购买消息的人，这样一来新闻也成了一种商品。为了谋取利润，新闻通讯社希望将消息卖给尽可能多的报纸，谁卖出去的消息最多，谁就是商业竞争的赢家。可是不同报刊的偏好、品味、宗旨、议程、利益都不尽相同，各种大报小报上刊登什么样的消息才能让共和党、一无所知党、宪政联盟党、自由土地党以及其他喜欢高谈阔论的人竞相购买呢？
答案是：事实。商业因素让新闻通讯社认识到，每个新闻事件都有一个事实内核是独立于有关该事件的观点而存在的。这个事实内核回答了是谁、什么事、在哪里、什么时间以及为什么这五个问题，这样的事实可以售卖给任何人。当事实也成为商品之后，各家报纸就都以准确与客观为自身卖点。可以说是轮转式印刷机的发明催生了新闻客观理念，在交流、叙事、语言等范畴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新闻客观理念后来又被互联网颠覆了）——技术和语言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新闻客观理念的诞生虽然要归功于轮转式印刷机，但更离不开西方叙事本身的一些特质。不论什么时代，工具总是寄寓在一定的世界观中发挥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机器
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后，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共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利用机器生产以后，工厂开始大量出现。在工厂生产中，机器是核心主角，人不过拉拉操纵杆让机器运转。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人类需要为适应机器而调整自身的组织形式与节奏。
其实大规模工厂体系的雏形早在种植园时代就出现了。在那之前，农民规划利用土地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种什么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很多其他的个性化因素。
但是种植园经济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明确，例如生产蔗糖、烟草或棉花。为了完成这个单一目标，投入的劳动力需要像机器部件一样每人只做一项固定的工作。生产的核心内容被分解成若干步骤，保证每个“部件”只做一件事。所以种植园中的劳工不光是奴隶或长工，他们也是“部件”。
在种植园中，这些“部件”及其功能还没有被完全限定死。一个“部件”可能前几个月犁地，后几个月摘棉花。但机器生产推广开以后，工业产品的制造流程将种植园体系进一步异化成了工厂流水线。人被更明确地做了合理优化，就像机器部件经过改良变得更加完善了一样。虽然每个工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个体和社会成员，但在工厂生产中只能作为机器般的一员，他们的大部分生物属性是工厂不需要的。像机器部件一样，每个人的价值都能被精确计算出来，即体现为雇佣报酬或固定工资。
如果没有机械钟表的发明，工厂即使能组织起来也难以顺利经营。因为工人可能什么时间到岗的都有，也没法统一协调行动。在前工业时代，人们工作到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感觉饿到一定程度，或者太阳差不多到固定位置，就可以去吃午饭了。在外劳动的人一般要回家吃饭。按照过去基于男女生理条件进行分工的社会规范，负责操持家务的人也要负责做饭，这往往都是女性的任务，不管女性还要做什么别的工作，带孩子的任务一般还是落在她们肩上。
而在工厂中，流水线上的各个“部件”要同时开动，同时停止，一处用餐，一起返岗。不能再让工人回家吃饭了，那样效率太低，要是凭他们三三两两地去，散散漫漫地回，整个工厂都甭想运转了。如果各个“部件”不能咬合紧密、协调运转，机器就会失灵。同样，在工厂中工作的人也必须放弃生物意义的自我，顺从机器运转的逻辑。
工厂的工作一般需要工人倒班，分为白班、小夜班、大夜班。在机器出现以前，这样的时间划分方式闻所未闻，但对工业化社会中的工人来说，这成了雷打不动的规律。我本人就有这个经验：上久了夜班，人的生物钟也能调整过来适应上班时间。
同样的道理还有时差。在有飞机之前，没人知道什么是时差。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没有哪个人经历过时差。所有动物都由自身的生理机制调节睡眠、饥饿等生理功能，人类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何时睡眠、何时清醒的昼夜节律，这是基于天文规律的地球昼夜明暗变化决定的。在机器出现以前，人的生物钟与自然环境中的很多因素保持同步。这种同步是因地而异的：在热带地区几乎全年昼夜等长，但在很北或很南的地方昼夜交替就会随季节产生很大的变化。电的发现和利用让人们不再受此限制，而能脱离周围环境的节律去适应机器的节奏，配合机器的要求。人类还掌握了在自己的小环境中调节温度和湿度的本领，于是可以随心择地而居，随意开展活动。例如迪拜本来全年炎热，夏天气温经常达到四十多摄氏度，但却有一座全年开放的滑雪场；南极气候严寒、不适合人类生存，但近年来每年都有四万五千多人到访，其中大部分是游客。
对时间流逝快慢的感知本来是人的一种先天生理功能，但机器大有改变人类对时间认知的趋势。科学告诉我们，与眼睛能看到光、耳朵能听到声音不同，人体没有哪个器官能直观感知时间变化。人类自有的时间感知与大脑中神经传导的化学机制相关，如果外部环境不断地给人以大量感官刺激，大脑就会调节化学机制来适应。而进入大脑的信号是随机的、规律的、重复的还是不可预测的，也会对大脑有所影响。人类必须有这样的反应机制，才能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比如，看到树林里有老虎扑来要立刻跑开。再比如，在单调轰鸣的机器旁边工作时，要时刻保持清醒，否则可能被机器绞了胳膊。随着生活环境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体的“神经钟”会适应机器的节奏，这进而造成了处在机器环境中的人与不在机器环境中的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分异。
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时间流逝快慢的感知，也改变了对本地时间和普遍时间的认识。自从教堂有了钟楼，就会每天傍晚按时敲钟，凡是能听见钟声的人都把它作为公共时间。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在铁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之后，公共时间所覆盖的范围一下子变大了很多。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南部小城比斯比或是西海岸的瓦拉瓦拉，都必须使用校准的统一时间调度火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人们生活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也不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生理应激反应，却共同认可并使用同一个公共时间标准。所以，这种公共时间也被人们称为“铁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