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崛起的欧洲
公元800年—1300年
在世界这个大沙盘即将发生倾斜之前，欧洲就像一块碎布拼花的垫子，若干封建庄园被罗马天主教的叙事编织在一起。那时候，绝大部分欧洲人都是农民，且农民中的绝大部分是农奴。他们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糊口，只能勉强供养领主和教堂的神职人员，几乎不剩什么时间和精力生产任何余粮，更没有多余的手工业产品。
到了公元9世纪，情况逐渐有了起色。农民一直在尝试对劳动工具和劳动方法做小的改革，积少成多终于发生了质的革命。用于深耕的重犁出现了，这让人们可以耕种北方森林中的湿润土壤。那里的壤质土比南方的砂质土难耕，但如果能犁松，它的肥力是更高的。农民还在犁铧侧面安装了犁镜，犁地的同时能把土翻在一边，一下就把两项重体力劳动都完成了。此外，欧洲农民还发明了辔头，便于牵着马耕地而不必用耕牛。因为马的步伐更快，耕起地来效率更高。
过去，农民每年会留出一半的土地休耕以恢复肥力，后来发现每两年休耕一年也没问题，于是开始每年耕作三分之二的土地，而不再仅仅是一半。这样算下来，不用投入额外的精力和资本，一下子就多了两成多的耕地！
耕地面积变大了，单位时间内能犁的地也更多了，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人们能吃得更饱，也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农民可以制造更多的家用手工品——布帛、衣服、餐具、瓶罐，不一而足。富余的产品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拿到当地的十字路口，跟其他庄园的农民互通有无。
路口市场繁荣起来后，有些成了定期集市，几百年过去，有些甚至发展成了永久的贸易中心，在周边形成了市镇。其中一些市镇开始举办季节性集市，吸引大量想做贸易的人参加，起先大部分是当地人，慢慢地也有不少客商从远处来赶集。各地商人在这里共同相处一周甚至更久，非常便于互相达成买卖。在这样的集市上，某个商人载来一车麻布，用其中一部分换了盐，又用盐换了几把刀剑和几袋大麦，这个过程中并不必每次交易都去挪动相应的实物货品，既然买卖者都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只需要记住约定即可。集市结束后，商人们就忙着到各处对账，算出结果再把最终应该到手的货物提走即可。这样，来时带着一车布的商人走时带的可能是一车粮食，而过程中他可能经历了布换鞋，鞋换帽，以及外人无从得知的其他东西。
此类集市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商人可以什么实物货品都不带，只带来承诺，比如现在出手一车肥料，要换六个月后的十车大麦。在契约买卖中，一方允诺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向另一方支付以约定的价格购买的现在还不存在的货品，这使得双方都能基于一个可预期的未来经济条件做交易。这种交易形式能大大提高交易量，因为商业更多关乎未来，而不仅关乎当下。
到了11世纪，维京人的四处抢掠平息了下来，欧洲社会开始接纳维京人。由于多年劫掠修道院，熔铸金银财宝，维京人让很多金银作为通货回到了经济循环中。同时，与他们同一族源的俄罗斯人也把白银从伊斯兰世界回流到欧洲。如此一来，硬通货像润滑剂一样让贸易的车轮转得更快了，贸易又带动了生产力的提升，欧洲经济发展逐渐加速。
早先全欧洲还生活在封建庄园的时代，大家日子都过得艰难，但至少每个人都有地方住，有活儿干，参与到某个社会星群中，从而能让生活有意义。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同样能生产出满足全社会需求的粮食，有些人就成了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一些封建领主也发现，在农忙季节雇临时劳工更加划算，农忙季一过就可以让他们离开，这样就不需要全年扶养这些农民。
随着欧洲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无家可归的人也在增多。到处都是流浪汉，有的抢劫路人，有的到别人地盘上打猎，小说里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伴们就是这样。然而，真实情况是毫无快乐可言的。大批穷人在街面上游荡，在树丛里过夜，有时候一觉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也没人知道。即便是那些有吃有住的人，也常会受到社会疾苦的波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星群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职业“托钵修士”。他们是隶属于修道会的信徒，但不能住在修道院中，只能睡在大街上。他们是信仰笃定的行脚僧，依靠教会的慈善救济过活。这种机制吸纳了很多流浪在外的乞丐，同时也让整个社会更彻底地融入天主教叙事当中。如果说罗马教廷是天主教欧洲的心肺，修道院是主要的动静脉，那么托钵修士们就是毛细血管，把教义带到草根民众当中。
基督王国
公元1000年，生活在波罗的海与大西洋之间的欧洲人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自我认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基督王国”这个词。其含义并非所有基督徒的集合，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基督徒不属于基督王国，例如波斯社会中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派基督徒等。
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讲，拜占庭基督徒也不应该算基督王国的一部分。西方的基督徒开始觉得东方的基督徒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们当然也是基督徒，但就是有哪里跟自己不太一样。围绕着如何做弥撒、是否用圣像画做崇拜、在重要的圣餐礼上念什么祝词、受领程序如何等等，他们之间出现了不少分歧。而最突出的差别在于，拜占庭教廷用希腊语做弥撒，而西欧教廷使用拉丁语。
这些具体的差别终于积累成了本质的争议。公元1054年，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分别称教皇和牧首）宣布互相将对方驱逐出教，两派的争端达到顶峰。这次争端暴露了一个关键问题：不能让两个宗教领袖同时掌握逐人出教的权力，或此或彼只能一人揽此大权。基督教廷于是发生了分裂，自此，虽然两派信众仍然承认彼此都属于基督教，但都觉得对方不再纯粹。越是认为对方不纯粹，越让西欧基督徒笃信自己是一种特别的集体联系。
到此时，街上随时随处有托钵修士、乞丐、小贩、商人来来往往，人们常能听到远方的奇闻轶事，出远门不再是一种离谱的想法。而远行朝圣恰好既符合主流叙事，又是一种能旅行的方式，如同去教堂礼拜一样正当，还显得更加虔诚。外面有些修道院里供奉着有重要宗教意义的器物，去朝圣的人们可以亲眼见到甚至亲手触摸，比如圣徒的斗篷，殉道者的一绺头发，耶稣受难十字架的一小块遗存等等。
当然，最值得去的朝圣之地是耶稣基督亲自走过的圣地。对西欧基督徒来说，前往圣地的旅程充满艰难险阻，没几个月的时间恐怕到不了。但真正到了圣地朝圣的人们又会发现什么呢？圣地遗迹都被不信基督的人占据，如此异端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分别在欧洲和中部世界流传已久的两条故事线在这里交汇了。在走出中亚的突厥穆斯林新占据的土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前来朝圣的西欧基督徒。突厥人对基督教并不算有敌意，只是不屑一顾，觉得这些欧洲基督徒不过是些抱残守缺、信仰过时的人。他们只是还没找到正道，总有一天会如梦初醒加入穆斯林。但在他们醒悟之前，既然个个兜里都装着银子，何不趁机捞上一笔？这么一来，基督徒去朝圣不但要付高额的费用，排老长的队伍，还要忍受别人的白眼，甚至会遭到赤裸裸的欺凌。更让人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欺负自己的是那些只配下地狱的异教徒，还竟然自命高人一等！于是，朝圣者们就把很多充满仇恨的骇人故事带回了家乡。
朝圣者们的家乡是一个变化不息的地方。欧洲素有长子继承的传统，贵族的全部土地都应由其长子继承。如此一来，越来越多不是长子的贵族年轻后裔手中没有土地，壮志难酬。而对于这个阶层的男子来说，只有做庄园主和参加战争才是配得上身份的荣耀事业。过去欧洲四面交困、战事不断时，贵族的非长子后裔都能参战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在那个时代，欧洲文化中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战士：身穿铠甲的骑士。而到了此时，外敌侵略少了，和平的日子多了，欧洲的众多骑士虽全副武装却无仗可打。与此同时，封建庄园像大鱼吃小鱼一样互相兼并，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公爵领地和诸侯王国。
总之，此时欧洲的基督王国中有衣衫褴褛沿街行乞的狂热信徒、一心盼战的失地骑士、野心膨胀的大公和诸侯、庞大富庶又强权在握的教会……这些因素混杂在一口大锅中，即将沸腾。万事俱备，只差找到需要用钱成就的伟业了。
公元1095年的一天，欧洲基督教各派别的领袖齐聚一堂。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访问了欧洲最重要的几所修道院所在的克莱蒙（在今天的法国），在那里向最杰出的神职人员和基督王国军事精英中最高贵的法兰克骑士们发表了激昂的演说，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亚历克西斯（Alexis）来信求援，异教徒正在攻打拜占庭帝国，突厥人长驱直入，一旦他们攻下君士坦丁堡，下一个目标就是罗马，因此必须有人起来抗争。教皇呼吁基督王国的骑士们组成为十字架而战的十字军，发动东征把圣城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夺回来。
教皇在克莱蒙发表演说之时，有号召力的修士们，如“隐修者彼得”（Peter the Hermit）和他的部将“穷汉沃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也在周边城镇的教堂弥撒中传播同样的说法。于是整个基督王国都围绕着一个划时代的目标振奋地团结起来：为收复圣地而战！
最早参战的是托钵修士们。穷汉沃尔特和隐修者彼得率领着由乞丐和无业游民等组成的杂牌军出征小亚细亚，塞尔柱士兵见此滑稽情景，不费吹灰之力就打了胜仗。然而就在当年，欧洲骑士军团跟着杀了过来。他们相当于当时战场上的重型坦克，士兵身穿铠甲，挥舞着刀剑奋勇向前，敌人不但很难把他们斩落马下，甚至不能近身抵御。骑士军团摧毁了沿海的城市，最终夺下耶路撒冷，在地中海东岸建起了四个十字军王国。
从那以后，前往东方的欧洲人有了落脚之地。在基督徒统治的城市中，他们有安全感，也能找到对基督徒友好的客栈，在客栈里总能碰到跟自己的老乡或朋友的朋友认识的人。
到东方远行的人不管是朝圣者、十字军还是探险家，都发现这里的巴扎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回去能卖个好价钱，特别是异域风情的布帛和香料。当然这里说的还是广义的“香料”，不仅包括调味品，还有防腐剂啦秘药啦各色货品。香料在欧洲非常少见，所以人们像追逐黄金般收罗、囤积香料。比如，公元9世纪的著名学者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就在遗嘱中写明了自己拥有的胡椒如何分给继承人。糖在当时也非常珍贵，罗马人甚至把它当作药剂而不是烹饪用品。而说到衣料布帛，贵族女子可能有一两件丝绸衣服，而普通大众只能梦寐以求。欧洲骑士们也特别青睐棉质布料，如果读者试过在铠甲里面穿亚麻，就一定能理解为什么了（我当然也没穿过，但想象一下不难感同身受）。
十字军王国建立起来以后，黎凡特地区成了方兴未艾的欧洲市场体系的东缘。十字军东征在不断推进，西方商人与穆斯林商人之间形成了既有商业联系又得彼此提防的紧张关系。因为有很多欧洲基督徒从陆路前往圣地，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凭借地理优势得到了发展；还有不少人选择坐船前往，因此意大利沿海的城市也富裕起来。商人、朝圣者、十字军纷纷来到黎凡特地区，与其他欧洲民族擦肩相逢。他们发现这些人虽然跟自己有所不同，却有着同样的世界历史叙事，从而加强了共同的身份认同。
前往圣地的船只多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三地出海，而这三个城市刚好地处众多东方巴扎集市和大量西方商人中间的位置，所以很快成为东西方之间日益发达的贸易要冲，发展成了地中海上强大的力量。几个城市都想争先，因此竞相发展海军技术，军力越来越强。
朝圣者、商人以及十字军中的多数人选择途经威尼斯，跟随他们到来的还有各种货币。威尼斯的金银匠发现，用金银跟往来的旅人换取他们带来的货币，再把货币卖给要到旅人来处的人从而换回金银，这门买卖有利可图。
这种货币兑换业务需要计算某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价值，例如公爵甲的若干枚铸币相当于公爵乙的若干枚铸币，二人的铸币分别价值多少两黄金等等。要是让门外汉去做这些兑换计算，恐怕会赔个倾家荡产，但是威尼斯的金银匠们日常处理很多此类交易形成了经验，干脆在自己的作坊前摆起桌台专做这个生意。意大利语的“桌台”一词写作“banque”（英文为bench），所以金银匠被称为“banquer”（桌台旁的人），即现代英语中的“banker”（银行家）。
时间久了这些手艺匠又发现，只靠提供安全寄存金银珠宝的场所也可以赚钱，等财宝主人云游回来时再把财宝取走。这些银行家按数收入金银珠宝，签署票据给寄存人以兹证明。之后，比如寄存人去了圣地朝圣，返回时可以拿着签字票据换回寄存的金银。当然，得扣除一笔服务费。
有时候寄存了金银的人在旅途中碰上了难事，就会转签票据给其他人作为一种付款方式。讲信誉的银行家只要见到有自家签名的票据，不论来者是谁都会兑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承认自己签署票据的银行恐怕是做不长远的。理论上，一家银行的票据在兑付之前不限制可以转手的次数。口碑良好的银行出具的票据可以无限次流通，效用等同于相应数量的金银。这张票据流转下去，可能再也不用回来兑付，而本身成了一种新的货币：纸币 [1] 。从此，西欧基督王国构建起来的共同想象世界中又多了一个新的要素。
银行家们后来又发现，当金银的主人不在时，可以把他们的金银短期借出，只要能在寄存人回来之前还上就不会有什么影响，还可以凭短期让渡金银使用而赚取一点费用。生意好的银行家在金库中长期存放着大量的金银等着寄存人回来取出，几乎不用来回倒腾实物金银。向外放贷也可以用签署票据的形式，承诺见索即付等量黄金。这样只要借贷人按期偿还，存在库中的金银并不用真的出入。寄存人甚至不会知道自己的黄金被“在纸面上”借出去过（严格来讲，这个时候还不能说“纸面”，而是“牛皮纸面”或“羊皮纸面”）。就这样，在十字军时代的意大利，一种新的生意出现了。
在这个领域最突出的一项成就应该归于“比萨的列奥纳多”（Leonardo of Pisa），今天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是他的诨号——斐波那契（Fibonacci）。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数学家，在地中海沿岸周游时接触了伊斯兰世界做生意的一般方式。公元1202年，他发表了介绍阿拉伯数学（其实鼻祖是印度数学）的《计算之书》。该书一开篇就抛出了重磅信息：“印度数字有九个，分别是9、8、7、6、5、4、3、2、1。通过这九个数字以及符号0，可以表示任何数字。”银行家们很快发现，用伊斯兰世界的算式计算3976乘以124，要比罗马数字的MMMCMLXXVI乘以CXXIV简洁得多。于是，达鲁伊斯兰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和运算方法，包括数位计数、小数、大数乘除法、代数运算等很快就在欧洲传播开来。同时传开的还有东方做生意的方式，例如复式记账法、信用凭证交易（而非现金交易）等等，这些都需要复杂的会计。从此，欧洲的商业与以往彻底不同了。
前往圣地的朝圣者现在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带哪种货币出门呢？离家稍远一点，本地的铸币就不能用了。金银虽然各处通用，但也正因为在哪里都有用，也成了绿林土匪紧盯的目标。朝圣者倒是可以结伙而行，雇些保镖保护金银细软。但谁又能保证一旦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这些保镖不会刀尖朝内，先杀了雇主再卷走钱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会创立了一个新机制——骑士团，这成为封建天主教社会星群的一个新要素。骑士团成员可免于缴税，如果为捍卫宗教而犯了暴力的罪愆，可以自动免罪。同时他们也遵守修道院的清规，安贫守贞，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骑士团中的“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专门从事医疗服务；还有一个“圣殿骑士团”，专门保护朝圣者在来往圣地途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为这些人都是基督教修士，所以基督徒们大可放心不会被他们谋财害命。
后来，圣殿骑士团开始提供专门押运钱财的服务。到了圣地的基督徒如果需要家里寄钱来，或者赚了钱想寄回家去，都会找到圣殿骑士。他们完全信任圣殿骑士，因为骑士的诚信有教会保证。圣殿骑士要双向转运的金钱一般都很多，以至于他们发现根本不需要将其搬过来再运回去。有人要求把钱送到远处某地时，圣殿骑士只需要给驻当地的机构发一个票据，约定最终在累计收入中拨付相应的金额即可。这样路上也不怕有强匪劫道，因为传递的不是实物，只是信息。这种操作让圣殿骑士们很早就明白了一件在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能想清楚的事——金钱不是实物，只是信息，归根结底要看的是会计账目。看穿了这条秘密之后，圣殿骑士慢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跨国银行家。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让基督徒们夺下了耶路撒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让基督教在黎凡特地区站稳了脚跟，而第三次东征则留下了很多传奇。一段激烈的对决在两个以慷慨大度、彬彬有礼著称的领袖人物之间上演，他们就是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和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决战双方都是绝对的绅士，但结果可不是平分秋色。决战后签署的条约规定将耶路撒冷割让给穆斯林，从此耶路撒冷再也没能回到基督徒的手中。这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第一阶段的结束。
痛失耶路撒冷在欧洲引起了要发动第四次东征的躁动。但这次东征变得没那么纯粹，商业杂念让十字军的宗教理想主义打了折扣。十字军东征起码在名义上是要拯救东正教基督徒，但此时西欧的骑士们开始觉得自己跟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基督徒之间并没有很近的亲缘，没必要舍身相救。
拜占庭的国都君士坦丁堡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难攻破的城池，它三面环水，一面有多重高墙。但是再易守难攻的防御也防不住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敌人，而是来施以援手的教友。那么打开城门欢迎他们总该不会错吧？
然而，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压根没再往圣地去。公元1204年，东征军在君士坦丁堡大开杀戒，扫荡全城，洗劫教堂，把能搜到的金银财宝悉数抢走，推翻了拜占庭皇帝，宣布君士坦丁堡为（短命的）拉丁帝国的国都。这次事件标志着在东方拜占庭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和在西方继承了罗马帝国衣钵的基督王国彻底决裂。
注释：
[1] 英文中的“纸币”一词“banknote”本意即“银行票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