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二在形而上学中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定性的惟一方法
形而上学无非是一种关于我们认识的最初根据的哲学罢了；因此，在前一考察中与哲学对比就数学知识所阐明的道理，也适用于同形而上学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两种科学中的认识之间会遇到的巨大的本质性区别。鉴于此，我们可以用沃伯顿[1]主教的话说，再也没有比数学对哲学更有害的了，这说的是在思维方法上模仿数学，如果这种方法不可能被运用的话。因为就把数学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的那些出现量的认识的部分而言，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方面的实用性是不可度量的。
在数学中，我以解释我的客体为开端，例如解释一个三角形、一个圆等等。在形而上学中，我决不能以此为开端。在这里，把定义当做我从事物中认识到的最初的东西，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毋宁说，它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后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数学中，我在定义提供出我的对象的概念之前，还根本就没有这一概念。但在形而上学中，我有一个已经给定的概念，尽管它是含糊不清的，我应当寻找出关于对象的明晰的、详尽的、明确的概念。我怎么能由此开始呢？奥古斯丁[2]说过：我清楚地知道时间是什么，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不知道了。在这里，必须进行许多工作，例如阐释隐晦的理念、比较、归属、限制等。我冒昧地说，尽管人们关于时间说过许多正确的、深刻的话，但却从未给出对时间的实在解释。至于名称解释，则对我们很少有帮助或者毫无帮助。即使没有这种解释，人们也充分理解这个词，不至于把它弄混。要是有像在使用这一名称的书中所出现的那么多正确的定义，人们的推理以及从中派生出来的结论岂不是非常可靠！然而，经验教导我们的恰恰是反面。
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形而上学中，人们在拥有一个对象的定义之前，甚至在根本不打算给出定义的情况下，就可以清楚地、确定无疑地认识到这个对象的许多东西，并从中得出可靠的结论。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来说，尽管我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它们，还不能给出事物的详尽规定了的概念，即定义，我也可以直接确切地知道各种不同的谓词。虽然从未解释什么是渴望，但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每一种渴望都以被渴望者的表象为前提，这种表象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预见，与这种表象相联结的是快乐的情感，等等。然而，这是每一个人在对渴望的直接意识中都经常觉察到的。从这些相互比较的说明出发，也许最终会得出渴望的定义。不过，只要人们所寻求的东西在没有这个定义的情况下还可以从该事物的一些直接确定无疑的标志推理出来，冒险进行一种如此棘手的工作就是不必要的。众所周知，在数学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数学中，符号的含义是准确无误的，因为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自己想赋予它们什么含义。在哲学自身中，尤其是在形而上学中，语词都是通过说话习惯获得其含义的，除非它们还通过逻辑上的限制而得到更精确的规定。但是，由于一些相似的概念虽然蕴涵着相当大的差别，却常常使用同样的语词，所以，在每次使用概念时，尽管该概念按照说话习惯显得是很得体的，还必须极其谨慎地注意这里与同一个符号结合起来的，是否确实是同样的概念。我们说：当一个人认识到一种金属例如并不具有与另一种金属同样的密度时，他就把黄金与黄铜区别开来了；当一头牲畜把一种饲料吃光而对另一种饲料置之不理时，它也就把这种饲料与另一种饲料区别开来了。在这两种场合，都使用了区别这个语词，尽管在第一种场合它无非是说认识到区别，如果不作出判断，这种认识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而在第二种场合却只是表明：表象有区别则行动亦有区别，在这里是不必作出判断的。关于牲畜，我们只是发觉，它是在各种不同的感受推动下采取不同的行动，即使它一点也不对一致或者差异作出判断，上述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
从所有这一切中，完全自然而然地得出了那种方法的规则，惟有遵照那种方法，才能获得最大可能的形而上学上的确定性。这些规则与人们至今所遵照的、在使用时期待沿着其他途径从未能期待的一种幸运结果的方法有很大不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要从解释开始，那样的话就不得不纯粹寻求语词解释，例如必然的就是其对立面不可能的。但即使是这样，也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人们才能如此信赖地把清晰地规定出的概念径直置于开端。毋宁说，人们应该在自己的对象中首先谨慎地寻求关于该对象确定无疑的东西，即使还没有关于它的定义。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并且主要地只是试图获得关于客体的正确无误的、完全确定无疑的判断，也不要为一种预期的解释卖弄词藻。人们决不必冒险作出这种解释，但一旦它从极为明显的判断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必须首先接受它。第二条规则是：鉴于在对象中最初确定无疑地遇到的东西，把关于对象的直接判断特别记录下来，并且在确知一个判断并不包含在另一个判断之中后，把它们像几何学的公理一样当做一切推理的基础置于前面。由此可以得出，在形而上学的考察中每时每刻都要特别记录下那些虽然很少、但却为人们确定无疑地知道的东西，尽管人们也可以试一试那些不确切的认识，以便看一看它们是否不能指示出确切的认识，以免把它们和前者混淆。我在此就不列举这种方法与其他理性方法所共有的行事规则了，而是仅仅着手借助例证来说明这种方法。
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中、并在那里获得了有益结果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一回事。在那里，人们应该借助可靠的经验，必要时借助几何学，来搜寻自然的某些现象所遵照的规则。尽管人们在物体中并没有洞悉这方面最重要的根据，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是按照这一规律起作用的。如果人们清楚地指出，它们是如何被包摄在这些详尽地证明了的规则之下的，也就解释了错综复杂的自然事件。在形而上学中也是一样，人们借助可靠的内在经验，即直接的明显的意识，搜寻无疑包含在某种普遍性质的概念之中的那些标志，尽管并不认识事物的全部本质，但人们仍然可以利用这些标志，从中推导出事物的许多东西。
例证形而上学在认识物体本性方面的惟一可靠的方法
为简要起见，我援引在第一个考察的第二节结尾时用寥寥数语作出的那个证明，以便在这里首先以每一个物体都必然是由一些简单的实体构成的这一命题为基础。即使我并没有发现一个物体是什么，但我却确定无疑地知道，它是由那些尽管不相互结合也依然存在的部分构成的。如果一个实体的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则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关于世界上的有形事物的抽象概念。然而，就连称这些事物为实体也是不必要的，只要能够以最大的确定性从中推理出一个物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就够了；对此，明显的解析是很容易的，但在这里却过于详尽了。现在，我可以借助几何学的可靠证明来阐释空间不是由简单的部分构成的，这方面的论据是众所周知的。按照这种说法，每一个物体的一定量的部分都是简单的，而它占有的空间的同等量的部分却都是复合的。由此可以得出，物体中的每一个简单的部分（元素）都占有一个空间。如果我问什么叫做占有一个空间，那么，我也就不管空间的本质，而是注意到，如果空间可以为每一个事物进入，而不是有某种东西在那里阻挡着，那么，人们充其量可以随意说某种东西在这个空间里，但决不能说这个空间被某种东西所占有。由此我认识到，如果某物在那里阻挡一个力求进入一个空间的运动物体，这个空间也就被某物占有了。但这种阻挡也就是不可入性。据此，物体是借助不可入性占有空间的。但是，不可入性是一种力，因为它表示一种阻挡，即与一个外部的力相反的行为。而属于一个物体的，必然也属于它的简单的部分。据此，任何一个物体的元素都借助不可入性的力充满了自己的空间。但除此之外我还要问：最初的元素之所以没有广延，究竟是否是因为每一个元素都在物体中充满了一个空间呢？在此，我可以提出一种直接确定无疑的解释，即凡是被设定为独立地（绝对地）充满一个空间的东西都是有广延的，就像每一个个别的物体一样，即使我想象除它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它还是充满一个空间。然而，如果我考察一个绝对简单的元素，那么，假如它是单独地（不与其他元素相联结）被设定的，就不可能在它里面有许多东西彼此外在，并且它绝对地占有一个空间。因此，它可以是没有广延的。但是，由于针对许多外部事物而运用的不可入性的力，是元素占有一个空间的原因，所以我看到，由此也许可以得出其外在行为中的多样性，但不能得出内在部分方面的多样性。因此，它之所以是没有广延的，乃是因为它在物体中（innexucumaliis，在与其他元素的联结中）占有一个空间。
我还想再用几句话来说明，当形而上学家信心十足地依照习惯从他们当做基础的解释中得出那些一旦定义给人假象就无可救药的结论时，他们的证明是多么地肤浅。众所周知，牛顿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比牛顿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断言物体即使互有间距也直接地（或者如他们所称通过空无一物的空间）相互吸引。此处且不谈这一无疑有许多根据的命题的正确性如何，但我可以断言，形而上学至少没有反对过这一命题。首先，假如物体彼此不接触就相互有间距。这毫无疑问是该词的含义。如果我现在问：我所理解的接触是什么？那么我就觉察到，不管定义如何，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从另一个物体的不可入性的阻挡出发来判断我接触的该物体的。因为我发觉，这个概念最初产生自这样一种感觉，即我借助眼睛的判断只能猜测一物质接触到另一物质，只有在觉察到不可入性的阻挡时才确定无疑地知道这一点。以这种方式，当我说一个物体直接对一个有间距的物体发生作用时，这无非是说它直接对该物体发生作用，但并不是借助不可入性。不过，这里根本不是忽略了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必须有人来阐释，要么不可入性是一个物体的惟一的力，要么一个物体若不同时借助不可入性就至少不能以另一种力直接发生作用。但是，由于这从未得到过证明，而且看起来也很难得到证明，所以，至少形而上学根本没有有力的根据来反驳远距离的直接吸引。不过，也要谈一下形而上学家们的论据。首先是定义：两个物体直接的彼此相遇就是接触。由此得出：如果两个物体彼此直接发生作用，则它们就相互接触。相互接触的事物就没有间距。因此，两个物体绝不是在有间距的情况下相互发生作用的，等等。定义造成了假象。并非每一种直接的相遇都是接触，而是只有借助不可入性的直接相遇才是接触，而所以其余的东西都是白费口舌。
我继续进行我的探讨。上述援引的例证说明，无论是在形而上学中还是在其他科学中，人们都可以在不对一个对象作出解释的情况下，确定无疑地说出它的许多东西。因为在这里既没有解释一个物体是什么，也没有解释空间是什么，尽管如此，关于这二者人们仍然有可靠的命题。我所注意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人们在形而上学中绝对必须以分析的方式行事，因为形而上学的任务事实上就是解析含糊不清的认识。如果把在所有学校里流行的哲学家们的行事方式与此加以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它是怎样地本末倒置！知性以自然的方式最终达到的最为抽象的概念在他们那里构成了开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头脑中装的是他们要刻意仿效的数学家的蓝图。因此，在形而上学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区别。在几何学和量的学说的其他知识中，人们是从较容易的事情开始，慢慢地上升到较困难的事情。而在形而上学中，却是以最困难的东西为开端的：以可能性和存在本身、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为开端的。这纯粹是些需要高度的抽象和注意力的概念，尤其是因为它们的符号在运用中经受了许多不知不觉的变异，它们的区别是不可忽视的。这里应该以综合的方式进行。因此，人们一开始就作出解释，并满怀信心地由此出发作出推理。具有这种情调的哲学家们相互祝福，希望从几何学家那里学会彻底地思考奥秘，但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几何学家们是通过复合来获得概念的，而哲学家们只有通过分解才能获得概念，这就完全改变了思维的方法。
与此相反，一旦哲学家们走上健康理性的自然道路，首先探索自己关于一个对象的抽象概念（例如空间和时间）确定无疑地知道的东西，而不是还提出解释的要求，如果他们仅仅从这些可靠的材料出发进行推论，如果他们在一个概念的任何变化了的运用中都注意到，概念自身不管其符号如何，是否还是同一个概念，在此是否已发生变化，那么，他们也许就不会兜售如此多的认识，但他们所阐释的认识也就会具有一种可靠的价值。至于后一种情况，我想再举一个例子。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以我们在熟睡时所能有的那些概念为模糊概念的例证，模糊的表象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表象。现在一些经验表明，我们即使在熟睡中也有表象，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表象，所以它们是模糊的。在这里，意识具有双重的含义。就一个表象来说，人们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表象，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曾有过这个表象。前一种情况表明了表象的模糊性，就像它在灵魂中那样；后一种情况无非是表明记不起这个表象了。现在，所援引的事例只不过使人认识到，可能有一些表象，人们在醒时记不起来了，但由此根本不能推论出，它们在睡着时未被清晰地意识到；就像索瓦格[3]先生关于倔强症患者的例子或者梦游症患者的共同行为中所显示的那样。然而，由于人们过于轻率地就进行推理，没有在事前通过对各种不同的事例的注意每次都赋予概念以其含义，因而在这一事例中漫不经心地错过了大自然的一个也许是很大的秘密，即也许在熟睡中灵魂还在执行它在理性思维方面的功能。因为除了在醒时记不起来之外，人们没有别的理由来反对这一点，而这样的理由又什么也不能证明。
在形而上学中以综合的方式行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分析帮助我们达到被清晰地和详尽地理解了的概念，综合就可以像在数学中那样把复合的认识置于最简单的认识之下。
注释：
[1]沃伯顿（WilliamWarburton），1698年生于纽瓦克，1779年卒于格罗斯特。参见《威廉·沃伯顿先生关于地震和火焰的批判性论文》，自英文翻译，18页以下，哥达，1755。——科学院版编者注
[2]见《忏悔录》，第Ⅺ卷，第14章。那段话是：“因此，时间是什么？如果没有人问我，我倒知道；如果有人问我而我想说明，我却不知道了；但我信心十足地说，我知道。”——科学院版编者注
[3]索瓦格（FrancoisBoissierdeSauvagesdelaCroix，1706—1767），医学家和解剖学家。参见《对发呆和梦游时的灵魂的考察》，载《汉堡杂志》，第Ⅶ卷，489~512页。——科学院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