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统一与历史观的变化
熟悉会麻醉想象。正因为每一个西方学童都知道大约四个半世纪之前西欧航海家们进行的航海大发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成年后的西方人就倾向于认为结果必然如此。所以，在我把自己介绍给西方公众时，我当仁不让地指出我们那些从事远洋航行的祖先的开拓造成了何等引人注目、何等革命性的影响。它带来的不亚于世界地图的完全改变——当然不是实际的地图，而是我们星球表面人类能够进入和居住的那一部分，希腊人曾经将此称为人类居住之地。
西方对人类环境造成的改变，这是我的第一个主题，但它引导出了另外两个主题。如此程度的外部改变通常会引发人们态度上的相应重新调整。另外很显然，当我们观看四周，我们会看到对于人类的大多数而言，这些西方航海大发现的影响——即使放在最短的历史时间刻度上，它们仍属晚近——事实上已在他们的历史观中带来了剧烈变化。这将是我的第二个主题。但它因展示了一个悖论又带来了第三个主题。我这里想到的人类大多数当然是指非西方部分，而这个悖论就是在今天我们西方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观仍然保持在达·伽马之前的民族。个人而言，我并不相信这种远古的西方传统历史观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不怀疑已经要轮到我们重新定向了。我想象，就我们而言，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一次重新定向。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像一个18世纪普鲁士的训练军士一样，等待历史拎着我们的后颈，把我们脑袋拧直呢？尽管我们的邻居们近来以这种令人不快的羞辱方式重新受到教育，但我们肯定应该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辩称受到了突袭。事实就面对面地盯着我们，通过运用我们的历史想象，我们或许可以预期这种义务教育已经在朝我们来的路上了。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克里安西斯恳求宙斯和命运的恩惠，以便跟随它们对他自己意愿的引导而不畏缩。他补充说，“如果我畏缩和叛变了，我反正还是得照样跟随”。
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提醒我们自己这幅地图的革命性改变。
大家知道，人类作为人，由于自己恰巧属于这一代的个人重要性，就随时随地都处在夸大这些当代事件的历史重要性的危险之中。同样，我也冒险猜测，当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用一种富有启发的遥远视野来观看时，我们现在所关心的这些当代事件就会如同历史地平线上的一座山峰般突出来。所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是指晚近这五六千年，人类在成为人至少60万年之后，在这一时代实现了一般程度的社会和道德成就，我们称之为“文明”。我把这幅地图中的晚近变化称为“当代”，是因为它发生于其中的这四五个世纪，对于我们的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现在向我们揭示的时间刻度而言，真的只是眼睛一眨。当我试图描绘晚近这数千年的事情对未来历史学家所呈现的景象时，我想到的不是目前而是生活在2万年或10万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这样想是因为相信我们现代西方科学家，他们说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8亿年左右，这个星球还将继续适于居住至少比这长一倍的时间（除非西方人早熟的技术技艺将这个故事截短）。
如果我对我们主题历史重要性的申说听上去过大的话，那就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变化在这幅地图中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件事。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其中第二个更为轰动。首先，从大约公元1500年起（用我们西方的地方纪元来计算），人类就聚集成为一个单一的遍及全世界的社会。从历史的黎明到大约那个时候之前，人的地球之家被分成了许多孤立的宅邸。从大约公元1500年起，人类就被带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在上帝的庇护下，人们行动起来完成了这一壮举。这里我们要讲到真正轰动之点了。这场人类事务的革命性改变可以是这张地图上多种多样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而实际上完成了这一行动的却是一个在所有这些地方社会中最不可能的候选者。
为了跳离我本人的西方立场，从一种较为偏离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问自己，当一些西方船员队伍开始从事那个统一世界的事业时，在那些值得注意的非西方人中，谁是可以想到的、位于最中心和最为聪明的观察者呢？我发现我找到的人是巴布尔皇帝。作为帖木儿这位特兰桑克塞尼[33]征服者的第五代子孙，巴布尔进行了最后的大陆征服行动尝试，即从某一大陆中心来统一世界。就在巴布尔这个时代——公元1483年至1530年，经由海路，哥伦布从西班牙到达了美洲，达·伽马从葡萄牙抵达了印度。巴布尔开始时是位于锡尔河上游流域的费尔干纳的国君。这是一个小国，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是“人类居住之地”的中心。在达·伽马经海路到达印度的二十一年之后，巴布尔从陆上侵入印度。巴布尔同时还是一位喜爱文学之人，他用自己突厥母语创作的精彩自传展示了一个具有杰出智慧和洞察力的灵魂。
巴布尔的征服范围是什么？费尔干纳以东包括了印度和中国，西边则延伸至巴布尔自己的遥远族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巴布尔在军事技术上向奥斯曼土耳其人学习，对他们在扩展伊斯兰教边界上的虔诚和勇猛表示钦佩。他将他们称为“罗姆的勇士”（the Ghazis of Rum），在原始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曾经大败的地方，这些快乐的勇士成功地为伊斯兰教征服了东正教的故乡。我想不起在巴布尔的回忆录中有什么地方提及西方基督教国家，在贝弗里奇夫人那本厚实的英文译本无所不包的地理索引中也没找到。当然，巴布尔知道法兰克人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伊斯兰教历史。如果他在什么地方提到了法兰克人，也只可能将他们描述为残忍而失意的异教徒，生活在亚洲大陆许多半岛中最西端的一个遥远角落。他还可能做这样的叙说：大约在他那个时代的400年之前，这些野蛮人做了一种恶魔的尝试，要冲出他们那狭窄而讨厌的角落，进入罗姆和伊斯兰地区这更辽阔也更富庶的地域。对于文明的命运而言，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但这些粗野的入侵者被萨拉丁的天才阻止，一种压倒性的道德失败更超过了他们的军事失败。罗姆的基督教徒们，面对两个未来主人选择其一时，选择了天神这一方，选择了“先知的头巾”而不是“教皇的头饰”，接受了奥斯曼和平的恩惠。
公元1498年，比公元1519年巴布尔自己首次降临印度要早二十一年，法兰克人的船来到了印度。它们看来逃过了巴布尔的注意——除非他的沉默不是用对这个事件的忽略来解释，而是用觉得这些水上吉卜赛人的漫游不值得一位历史学家关注来解释。那么，这位据说聪明的特兰桑克塞尼文人兼实干家就对葡萄牙人环游世界前往非洲的前兆闭目塞听了？他未能感知这些经营航海的法兰克人已经对伊斯兰教作侧翼包抄，断其后路了？是的，我相信巴布尔如果被告知他正在印度创建的这个帝国很快就会在他的子孙后代手里变为法兰克人的领地，他一定会大为震惊。他对他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之间，世界上将要到来的变化毫无所知。不过，我得承认，这并不有损巴布尔的智力，它只是我们时代世界史中那些重大事件之奇特的又一个显示而已。
从公元1500年起，“人类居住之地”的地图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在此之前，它还是由一个围绕着旧世界的从东北方日本群岛至西北方不列颠群岛的文明地带构成：日本、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斯兰地区、罗马东正教国和西方的另一个基督教国。尽管从北温带到赤道的这个地带在中间垂了下去，而且贯穿了各种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广阔区域，但这些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还是非常一致的。它们每一个都有大量的农民，其生活和劳作环境与6000到8000年前农业发明后不久他们的祖先基本相同；还有一小部分统治者，他们享有对权力、剩余财富、休闲、知识和技能的垄断，而这些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力量。在旧世界，这同一类型的文明还有较早的一两代，公元1500年时，它们中有一些还被人们所记得，而其他的（在被现代西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之前）则被忘记了。此时这一类型的文明有两个存在于新世界，但旧世界的那些同类文明不知道它们，它们彼此之间也几乎互不相识。旧世界存活的这些文明之间有联系，虽然并不那么紧密，或者感觉自己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在公元1500年之前，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是沿着两条不同的交流路线来建立和维持的。一条是海路，当今的西方人对它相当熟悉，就是“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从蒂尔伯里港口开往神户的那条线路。公元1500年时，甚至晚至我一位叔祖的年代（这是我童年的生动记忆）——他掌管着光荣的东印度公司那些客船中的一艘，在苏伊士运河开挖之前退休，但从未在一艘汽船上干过。这条水道穿越一连串内海，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被一段陆地运输所打断，在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还有一段也可选择的陆地运输。在地中海和这条海路的日本海域，交通常常很繁忙，从公元前120年左右起，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希腊水手开启了一波远洋航海热，他们发现了自己前往锡兰的路，朝东航行穿过印度尼西亚，直至带着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来到了复活节岛。然而，尽管这些前西方时代的航海家喜欢冒险又性情浪漫，但他们所开辟的这条水道作为文明之间的交流路线一直只有次要的重要性。另一条主要的路线是由草原和沙漠构成，从撒哈拉至蒙古，穿越着文明地带。
大草原曾是一个内陆海，它由于偶然的变故干涸了，对于人类的效用而言比起基督纪元15世纪结束之前的咸水之海来，它使得人们的交往更为便利。这种无水之海可以有它的旱船和无壁岸的港口。草原上的大帆船是骆驼，小帆船是马匹，草原港口就是“大篷车市镇”——那些休息的绿洲岛屿，在海岸边的终点，“沙漠”的沙浪显露出“商业区”：佩特拉（Petra）和帕尔迈拉（Palmyra），大马士革和乌尔（Ur），帖木儿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和中国长城关隘处的贸易集市。正是这些穿越草原的驼马，而不是那些穿越海洋的帆船，成为至为重要的沟通手段。在公元1500年之前，世界上那些分开的文明借此联结，维持着它们彼此之间很小程度的联系。
如同我们看到的，巴布尔的费尔干纳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中心点，土耳其人在他的时代是各个民族的中心家族。在我们这一代，一系列伟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推进西化者中最新的一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总统，出版了一部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世界史。对于恢复自己国人的士气，这是一个聪明办法，但更是真实历史直觉的出色壮举。因为，从基督纪元4世纪起把最后那些印欧语言前任赶出草原，直至7世纪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帖木儿土耳其王朝在它们各自的罗姆、伊朗和印度疆域崩溃，讲突厥语的那些民族实在是亚洲之拱的拱心石，达·伽马之前的文明地带就悬靠此拱。在这1200年中，那些分开的文明之间的陆地联结，是由土耳其草原国家所控制的。在达·伽马之前的世界，这是世界的中心位置，土耳其人由此骑马而出，东西南北征服四方，抵达了满洲和阿尔及利亚，到达了乌克兰和德干高原。
然而，现在我们要谈一场伟大的革命了，一场技术革命，西方以此获得好运，战胜了其他所有存活的文明，强制它们并入一个名副其实世界范围的单一社会之中。这场革命性的西方发明，就是以海洋来代替草原作为世界交流的主要媒介。首先是帆船对海洋的使用，然后是汽船，这使西方能够将整个已经居住和可以居住的世界，包括美洲在内，统一起来。巴布尔的费尔干纳曾经是一个由草原上驼马交通统一起来的世界的中心点，但就在巴布尔的有生之年，世界中心却突然来了个大跳跃。它从大陆的中心跳到了大陆极西边缘，在围绕塞维利亚和里斯本一阵徘徊之后，一度落在了伊丽莎白的英国。在我们自己这一代，我们又看到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中心再次从伦敦飞到了纽约。然而，这次转变到海洋那边一个更为偏离的位置，只是一种地方的变动，在跳跃的量级方面，无法与巴布尔时代从中亚的草原港口转变到大西洋的海洋港口相比。这种巨大的跳跃因交通手段的突然革命而出现。当航行海上的帆船取代了骆驼和马匹后，草原港口就没用了。现在，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航行海上的轮船又正在被飞机所取代，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世界中心是否可能再次跳跃，且如16世纪那般轰动。有着技术革命的动力，它至少会像16世纪达·伽马的轻快帆船取代了巴布尔的骏马一样翻天覆地。在我做结论之前，我还会论及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我们卷起巴布尔的陆地世界地图和打开从巴布尔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海洋世界地图之前，让我们先来逐个看看在巴布尔时代之前那些分离的人类文明，简要审视一下它们的历史观。
这些分离的文明在自己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结构中展现出来的一致性，也反映至它们的历史观。它们中每一个都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文明社会，其他的人类都是野蛮人、贱民或异教徒。因为持这样一种观点，所以很明显，达·伽马之前的六个文明至少有五个是错误的，而结局表明实际上它们没有一个是对的。一种谬误的所有变种都无疑同样虚假，但它们不一定都同样荒谬。一个共同的“神之选民”的神话的六个竞争而互不相容的版本，一个比一个更蔑视常识，我们对此考察一下，也是颇有教益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地球表面的这块地方是“天下”，处于帝国政府直接管辖之下的疆域是“中国”。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曾给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写信，建议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彼此之间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乾隆皇帝那封著名的回信，以从容的自信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此信全文见F.怀特爵士：《中国与外国》附录，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7年。）
如果这位蛮夷使节马戛尔尼爵士泄露他的君王主人有时会发疯，乾隆皇帝大概也不会吃惊。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心智健全的蛮夷幼君敢于大胆地以平等身份来向天子说话。尽管完全没有恶意，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列颠信函的起草者的口吻对乾隆及其随从而言显得十分粗暴。
乾隆征服了欧亚草原上最后的野性游牧民族，从而结束了过去3000年中编织人类历史的主要线索之一的“沙漠”与“商业区”之间的决斗，他本人以此创造了历史。“天子”实际上是独自完成了这个历史壮举。唯一能够宣称在这个荣誉中也有份的是莫斯科的恺撒。“南海蛮夷”（中国人这样称呼那些从这个方向被冲到了中国南方海岸的西方水上吉卜赛人）在这样一个稳定文明之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压根儿没份。但是，乾隆作为政治家和武士的个人成就对于“天子”之位光芒的扩散却没有增加多少。他统治的帝国是一个最古老、最成功和所有存活着的政治制度中最为仁慈的。它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在一片国际混乱之中——一些世袭封建贵族控制的地方性国家发动彼此间的持续战争而折磨人类，它给文明世界带来了一个文明的政府，它由竞争选拔出的文化程度很高的公务员管理。在中间这20个世纪中，这种精心安排的世界和平有时也会中断，但这些中断总是暂时的，在乾隆朝代结束时，“中国”最晚近的恢复已处在其全盛期。这个政治盒子保存了一种精神财富：一些哲学学派的发现，它们探讨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那些基本问题的所有可选择答案。“中国”的童年时期就显示出了它们天生的智力和政治才能，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它们的心胸开阔，能够接纳一种伟大的外来宗教——诞生于印度的大乘佛教——来满足它们世俗文明的一些精神需要，它们自己的资源或许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要。
以这样一种历史背景的力量，乾隆这样来答复乔治三世难道不对吗？是的，我的一些西方读者读到乾隆的答复会微笑。当然，他们微笑是因为他们知道结局。然而，这结局证明了什么呢？无疑，它证明了乾隆皇帝和他的那些顾问不知道“南海蛮夷”以物理科学新发现的实际应用而获得的压倒性物质力量。在马戛尔尼爵士出使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年富力强、在朝廷担任要职的中国文人能够活着看到大不列颠对中国开战，在大炮之下制定了与中国媾和的条件。然而，这个结局不也证明尽管乾隆落伍于不知晓“南海蛮夷”的军事水平，但他的不交往政策不正是聪明的吗？他的直觉警告他反对英国“奇珍异宝”的物品交易，而英国商人向朝廷臣民提供的一种非常奇异的物品就是鸦片。当朝廷如同一个值得尊敬的政府必然要做的那样禁止这种交易时，蛮夷使用他们无可怀疑的强大军事优势，按照英国的条件用海军军舰为英国贸易进入中国打开了入口。我知道，这是对“鸦片战争”过程的一种简单化，但本质上这是事实，对于这场国际罪行的犯罪者们来说，顶多只能说他们从那以后感到羞愧了。我希望，我清楚地记住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询问母亲“鸦片战争”的事，她告诉我这些事实时传递给我的那种弥补性的羞愧之感[34]。
历史的迷人声音，诱惑北京的“天子”去想象自己是首字母大写的“文明”本身的唯一代表；而这种诱惑之音在公元1500年也对俄罗斯的相应人物——莫斯科的恺撒——施了同样的诡计。他也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最后化身的统治者，这个帝国也曾有失败，但到那时为止都能够恢复过来。奥古斯都从位于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帝国辐射广泛的世界和平，由君士坦丁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第二罗马帝国再次建立起来；君士坦丁堡帝国在基督纪元的7世纪、11世纪和13世纪三次死而复生之后，最终在公元1453年被异教徒土耳其人攻陷，权杖传给了位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帝国，它的王国是不会终结的（所有虔诚的莫斯科人都必须相信）。出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世界力量的莫斯科继承者，也继承了罗马的希腊前辈的文化成就，好像这还不够，他还是上帝所选择的这个伟大的外来宗教信仰基督教——当年身为异教的希腊—罗马世界采用了它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缺陷——的护卫者。希腊、罗马和基督，以及通过基督成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所有这些的继承者！莫斯科大公国的这个头衔，在莫斯科人眼中，显得既是终极的，又是唯一的。
如果沙皇的这种自负传到中国天子的耳中，他可能会以一种宽大仁慈来对待。早在达·伽马对世界地图革命的大约1500年前，秦作为第一帝国就对大草原的无水之海进行了一次冒险的探索之旅，其触须的顶端触碰到了罗马第一帝国。这些中国沙漠水手慷慨地将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称为“大秦”——遥远西边的“伟大中国”。然而，“秦”和“大秦”却总是因中间那些邻居而隔绝，这些邻居对它们二者想要拥有自己的诉求提出挑战。比如，在印度人眼中，中国如此虔诚地从印度接受的佛教不过是一种脱离了印度教正统的可悲变形（幸好在老家被放弃了）。婆罗门才拥有着对正当仪式、启悟经文和正确神学的垄断。而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以及雅利安人圣地之外世界中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不可接触的被逐出者。印度的穆斯林征服者可以使用不可抵挡的物质力量，但他们不能将自己身份上的低贱洗刷干净。
就穆斯林而言，他们对印度人和基督徒的苛刻，就如同印度人对穆斯林和中国人的一样。在穆斯林看来，以色列的先知全都是对的，在神的最终使者穆罕默德之前，耶稣是神的最后和最伟大的预言者。穆斯林并不是与先知耶稣对立，而是与基督教会对立，基督教会以对异教希腊多神论和偶像崇拜的投降而迷惑了罗马。脱离这种对唯一真神之启示的可耻背叛，伊斯兰教就恢复了亚伯拉罕的纯洁宗教。一方面是基督徒的多神教，另一方面是印度教的多神教，在它们之间又显现了一神教的光芒，并且在伊斯兰教的生存中蕴含着世界的希望。
传统的伊斯兰教价值衡量在伟大的埃及历史学家阿尔伽巴尔提叙述1213年希而吉来所发生事情的结束之语中可以清楚看到：
这样，这一年就走到了它的结束。在这一年所发生的那些前所未有的事情中，最不祥的就是从埃及出发（至汉志那些圣城）的朝圣停止。他们不给卡尔拜圣帏了，他们不送钱袋了。这样的事在现代从未发生过，在巴努·奥斯曼的统治下从未发生过。[的确，]只有主来整顿一切了。[35]
这令人刺激的一年有什么？用我们西方的纪年法，与伊斯兰教纪年的这12个月相应的是公元1798年6月至1799年6月。你可以看到，这正是拿破仑突然来到埃及的那一年，我上面所引的话是阿尔伽巴尔提对这场极度引人注目的“世界之间战争”的最生动、最具洞察力之记述的曲终奏雅。我还记得，自己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人，第一次读到这些终场之语时，突然有一种渺小感。一个人读阿尔伽巴尔提是没法不严肃看待他的。排列迄今为止文明社会的领军史家，他无疑要进入候选者名单。我还要回到这段话上，去说服我的西方同伴，转变我们对此嘲笑的鄙俗倾向，继而嘲笑我们自己极不合理的狭隘地域思想。
现在，我们来看两个真正好笑的空想例子——一个地方文明想象自身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日本人事实上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众神所在”，因此是不可侵犯的（尽管以不幸的北方前辈“多毛的虾夷人”为牺牲，日本人侵犯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日本就是“中央之国”！凭什么？日本公元1500年时还是封建社会，处在一种黯淡的混乱状态之中，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以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这种混乱。那么早之前，中国就不靠外来帮助自己实现了这一点，而日本在得到几乎千年的由中国影响力而借给它的中国世俗文明和印度较高宗教的赐福之后，还是未能做到。这讽刺还能再大一点吗？为什么呢？是的，它觉得它可以，因为一种普遍谬误的西方变体显然愚弄了日本人。法兰克人在公元1500年时庄严断言，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的真正继承者不是那些罗马东正教国，而是它们的国家，分裂者不是西方而是正教教会！听法兰克神学家的讲话，你会觉得是四个东方教区而不是罗马教区让“和子说”[36]滑入其中而纂改了教义。聆听“德意志民族的罗马皇帝们”与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希腊和俄罗斯继承者的政治论战，你可能会觉得罗马帝国政府不是在那些拉丁省，而是在希腊和东方省灭亡，再也没有在基督之后的第五个世纪复活。在公元1500年，这种法兰克人要成为“上帝选民”的自负，其大胆已足以让任何知识健全态度公允的仲裁人倒吸一口凉气。然而，还有一个更为令人吃惊的事实值得记录下来。从那以后，四个半世纪——什么样的世界啊！——过去了，法兰克人今天仍然唱着那同一首老歌，只不过现在是自己独唱了，因为公元1500年时齐声哼唱谬误教义的文明合唱队中的其他声音，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在当年至今的这段时光中改变了它们的调子。
西方头脑陷入到古老的泥涂之中，而人类中非西方的大多数却在重新教育他们自己方面取得了成功，这本身当然不是天生更为聪明或具有美德的证明。智慧的开始是一种有益的震惊，非西方社会因西方文明的猛烈影响而得到一种巨大的改变。迄今为止，唯有西方逃脱了这种唐突的对待。直到现在，我们的地方文明还没有被自己发展的剧变所击碎，仍然沉浸在自鸣得意和懒散幻觉之中。我们的对手对此放纵，直到它们从这头无意中利人的西方公牛的尖角上获得了决定命运的教益。或早或晚，这种碰撞的反响肯定会反弹到西方自身，但目前而言，这位两面神还睡着——在海外它是一头四处猛冲的公牛，在自家则是一位孤独的睡美人。
其他文明领受到的震撼的确猛烈，足以唤醒以弗所长眠的七圣[37]。想象一下1842年英国的勒令对那些四十九年前亲身经历过乾隆皇帝处理马戛尔尼爵士来访的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冲击！再读一读阿尔伽巴尔提！限于篇幅，我只能够引用他对一件事的叙述，此事发生在伊斯兰教纪1213年8月的周五，25艘外国船突然出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口外。
城里的人在琢磨这些外国人来干吗呢？突然出现了一只小船，上面站有10人，他们上岸了……这些外国人说他们是英国人，还补充说他们是出来寻找一些法国人的，这些法国人带着一支很大的舰队去了一个不知道的目的地。他们说，他们担心这些法国人对埃及进行偷袭，因为他们知道埃及人不会反抗这些入侵者，或者是阻止他们登陆……这些外国人继续说，“我们只要让我们的船待在这片海里就足够了，这可以为了保卫这城市进行海岸巡逻。除了水和给养外，我们不会向你们要求任何东西，水和给养我们也保证付钱。”城市的要人们拒绝了，但……与这些英国人有了联系，于是对他们说：“这个国家属于苏丹，法国人或任何其他外国人在这里都无事可做，所以最好是离开我们。”听完这些话后，英国使者回到了他们的大船上，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去别的地方寻找他们的给养，“以便神能够完成他的判决中业已注定的工作”[38]。
当我们读时，会发现这些现代的“法兰克人的神圣任务”刺激了阿兹哈尔大学这位善于接受的博士来马上开始他自己的重新教育。在占领开罗后，法国人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筹划了一个包括实际演示的科学展览，我们这位历史学家就在观众之中。法国人明显误把穆斯林当成可以被猴戏打动的孩子，这其实表明了法国人自己幼稚，在对此进行了评说之后，阿尔伽巴尔提坦白地记录了他对法兰克人展示出来的科学成就的钦佩[39]。他注意到，在一场因法国人一开始就显露的专横行为而导致的反抗中，法国人对自己遭受的损失看来最在意的就是学者卡法雷利（Cafarelli）家中被毁的一些科学仪器[40]。然而，阿尔伽巴尔提对法国司法的敏感又超过了他对法国科学的兴趣。法国士兵因武力侵入民宅而被定罪，由拿破仑亲自下令处死[41]。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占领军司令克勒贝尔将军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暗杀，而暗杀者得到了确实公正的审判。这场审判赢得了阿尔伽巴尔提的热情钦佩，他还是那样坦白地记录了自己的看法：在相似的情况中，穆斯林达不到这样的道德高度。他对这场诉讼极感兴趣，急于保存对它的记录，于是在他的叙述中融入了这场审判的卷宗，并以法国军事法庭不完善的阿拉伯文逐字再现了这些文件[42]。
如果看到这位埃及穆斯林学者阿尔伽巴尔提如此迅速毫无芥蒂地从法国人这里学习那些远非易学易懂的东西，人们就会想到一系列推进西化的伟大奥斯曼土耳其政治家：卡瓦拉的穆罕默德·阿里，他是马其顿部队的指挥官，曾来到埃及看到了法国人在那里的所做之事，在拿破仑来了又走了之后他继续着他的革命性工作[43]时，阿尔伽巴尔提与穆罕默德·阿里真诚相处，如同与拿破仑或阿卜达拉·门努瓦相处一样。在这位历史学家的一个不幸时刻，这个独裁者听说了他在写史，对其内容进行调查。从那以后，阿尔伽巴尔提对穆罕默德·阿里行为的记录突然终止了。一个漆黑的夜晚（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教纪1237年斋月27日即公元1822年6月22日的晚上），他骑着自己的毛驴回家，我们这位诚实的被调查者“柔和而安静地消失了”。他对伊斯兰司法的悲观判断不幸而言中：苏丹塞利姆三世，在拿破仑于亚历山大港登陆的九年之前，他就在君士坦丁堡死去，他是一位尝试对奥斯曼军队进行西方化改造的先驱；继位的马哈苏丹茂德二世在耐心等待半生之后，执行了他的牺牲堂兄的政治遗嘱；最后也同样重要的一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总统，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了苏丹塞利姆在大约六代人之前开始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世俗革命。这些奥斯曼名字让人想起别的地方的类似人物：极端的西化推进者彼得大帝和他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执行人；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精明的设计者；孟加拉的调和论者拉姆·摩罕·罗伊，他将这个观点带入宗教领域，展现了对物质与精神的真正相对价值的典型的印度教感受——不管正统的印度教梵学家会如何愤怒地将这种异教首领的亵渎从他们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清白脚面上拂去。
在这些强大的“希律派”（Herodians）的启发或请求之下——这动力常常是说服和强制的相遇，来自所有那些曾是分隔社会——西方已经用自己的世界包络之网将它们席卷到一起——的年轻一代非西方人，已经在我们的时代实实在在地去西方读书了。他们在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第一手的西方课程。在伦敦大学的议厅，当我看着我那些听众的面孔，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他们代表中的一些人。所有这些非西方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对自身进行了重新教育，摆脱了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地方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反过来已经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疾病。不过，对于非西方人来说，即使是民族主义，至少也具有作为一种外来疾病的负面价值。它也将他们拉出了他们的祖先之壳。总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西方风暴震撼的在情感上很苦恼但在智力上受激励的经历，已经教育这些学习人文的非西方学生去认识（这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想象效果！），西方过去的历史并不仅仅是西方自己的狭隘关注，也是他们的过去历史！之所以也是他们的历史，是因为如同阿尔伽巴尔提所记录的那些在开罗私闯民宅而被拿破仑处死的法国士兵，西方也这样闯进了它那些没有防御的邻居们的生活之中，所以这些邻居必须熟悉西方历史，如果它们想学习如何在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我们西方人作为主体迫使它们成为成员的——中找到方位的话。
我们这一代的悖论在于：现在全世界都因我们西方提供的一种教育而受益，但西方自身除外（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今天的西方仍然以老旧的地方自我中心观点来看历史，而其他活跃的社会现在已经被迫超越这种观点了。不过，或早或晚，轮到西方的时候，它也注定要接受这种其他文明已从西方行动带来的世界统一所受过的重新教育。
正在到来的西方的精神和伦理革命，会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当我们前行时，由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道阻止我们预见未来的铁幕，我们可能就要从一些较古老的同时代者的历史中取一些照路的侧光了。由于那些剧中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了这整个故事。比如，希腊—罗马文明对它的那些邻居影响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我们追循那条穿越了十六个或十七个世纪的线索，从色诺芬那一万手持武器之同伴的撤退，到受到希腊启发的穆斯林科学和哲学在蒙古灾难之前的最后成就，我们就会看到军事、政治、经济、智力和艺术层面上似乎不可抵挡的希腊攻势被那些非希腊者的对策渐进地容纳、阻止和反击。在它们被攻击的所有这些层面上，东方人的反攻在整体上是成功的，但这在它的命运中起起伏伏，有时在它的结局上颇为讽刺。不过，有一点可谓希腊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是宗教。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反攻打回了老家，创造了历史。
这么一个除了当代之外在全部时段展开的故事，对于我们自己的前景有一种明显的定向，因为希腊人临时施加于世界的希腊文化有一个精神真空，犹如心脏上的一处空洞，而它晚近又在我们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文化中显露出来，西方文化以这种形式被“处理”而出口。从达·伽马时代起，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我们西方那些让世界震荡的祖先们做了一种勇敢的尝试，想在海外整体传播我们西方文化遗产，包括它的宗教核心和它的技术外壳。他们这样做无疑是受到了很好的启发，因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其中各部分都微妙地互相依赖着，想输出谷壳而没有里面的粮食，这种无用无异于发射原子的卫星电子不发射原子核。然而，大约在我们西方基督纪元的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发生了一件事，我敢预言，当我们这部地方史作为一个插曲放在人类普遍历史中来真实看待时，这件事将作为我们现代西方历史上那些划时代事件之一而浮现。这个异常之事是一双重事件，皇家学会的成功和耶稣会士的失败同时凸显出来。耶稣会士未能使印度人和中国人皈依西方基督教的罗马天主教形式。尽管他们发现了之所以如此的心理学上的原因，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当他们达到这个程度时，无论是教皇，还是天子，还是婆罗门都没有达到。就在那同一个时代，这些悲剧性受挫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西方国人——国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得到了一个有着危险的结论：一种宗教现在分裂，名称都引发争论，因此打了100年同族互杀而没有结果的战争，这是他们文化遗产中的一种不合时宜的因素。为什么不心照不宣地通过删去宗教本身而删去这些宗教战争呢？把精力集中在实际事务上的物理科学的应用上面，这种追求不会引发争论，而且必定有利可图。在西方前进道路上17世纪的转折影响重大，因为从那以后就如野火在世界各地燃烧的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个无缝之网的整体，它是废棉之火，外有技术镶边，里面的宗教核心却被撕掉了。当然，西方文明的“实用”模式是较容易拿来的，彼得大帝的天赋就显示于当西方商店的橱窗刚刚将此展出，他马上就扑过去抓住了。100年后，更为敏感也更注重精神的阿尔伽巴尔提则显示了更好的分辨能力。法国技术让他眼睛一亮，但他却坚持要等待一个迹象。对于他来说，如同他自己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的试金石并不是技术，而是司法正义。这位开罗学者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抓住了西方仍然在其自身中要以斗争来解决的那个东西。“尽管我……理解所有的神秘和所有的知识……但没有仁慈，我就什么也不是”[44]；“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当他的子孙请求一块面包，他却给他一块石头。或者说他请求一条鱼，他会给他一条蛇吗？”[45]
这就让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因阿尔伽巴尔提的话而引发的问题，这问题仍在等待我们回答。伊斯兰教纪1213年最为重要的事到底是哪一件？是拿破仑入侵埃及？还是从埃及至汉志那些圣城的朝圣的停止？
当然，伊斯兰教的朝圣习俗就本身而言，不过是一次兴奋的外在仪式；然而，作为一个象征，它却代表着一种将所有穆斯林联结在一起的兄弟精神。所以，朝圣减少之日，就是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之时，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已看到了这一点。阿尔伽巴尔提对这种危险很敏感，因为他重视精神财富，他那古老的宗教传递的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对伊斯兰教看重的是什么？在世界历史的一章，世界的主宰似乎可能落在了那些明显肤色较浅、种族意识强烈到声名狼藉、横越海洋的讲英语的民族手中，但没有伊斯兰教友爱的社会巩固，人类能行吗？然而，这样一种社会服务，尽管富有价值而且高贵，却不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如同阿尔伽巴尔提会很快向我们指出的那样，虽然他自己碰巧是其信仰中这种美德的活的体现。如同他的姓氏所记录的，阿尔伽巴尔提是一个“民族”的世袭宗主，这一“民族”是阿兹哈尔大学的构成成分，就如同同时代的巴黎大学一样。他的伽巴尔提民族是哪些人？他们是穿越阿比西尼亚的加拉人和索马里人，是哈姆虔信的乌黑肤色的孩子。你可能会感觉到我们主人公的姓和名十分相配：姓“阿尔伽巴尔提”是“阿比西尼亚”之义，名“阿卜杜拉赫曼”是“仁慈之主的仆人”之义。然而，这位仁慈上帝的崇拜者却要证明，如果朝圣只是一种超越不同肤色和阶级差异的友爱的象征，那么反过来，真正信仰者之间的这种团结就要转化为尘世间他们真正相信神之一致的行动。伊斯兰教对于人类的创造性礼物是一神论，我们无疑不敢把这个礼物抛弃。
又怎样看待“金字塔之战”呢？去年，我生平第二次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和平大会。一个周日上午，我坐在一个临时的木头台子上，观看法国人的“胜利游行”在我面前经过，西班牙人骑在跳跃的白马上，突尼斯轻步兵由一头受过训练打扮漂亮的稳重绵羊引领，凯旋门在行进道路的远方正面对着我。回望这座壮观的石工建筑，我的眼睛开始沿着它檐口下面的一排圆盾游走，每面圆盾上都有拿破仑获胜战役的名字。“或许是件好事。”当我的眼睛抵达檐角时，我发现自己在想，“这座纪念碑只是正方形的，而不是八边形的，如果它有更多空间的话，它最终就不得不出现色当战役[46]和法国战役[47]了”。然后，我的思绪又跳跃到其他国家荣耀之链上的那些讽刺性结局：一条德国荣耀之链，在法国战役的四年之后是德国战役；一条英国在印度的胜利之链，开始时是普提西和阿塞伊，而后是英国—锡克战争的痛苦战场中那些响亮的旁遮普地名。最终来看，这些西方国家的胜利等于什么呢？那些公元前3世纪时被秦始皇从地图上抹去的中国“战国”——它们当时也相当显赫，它们的国家胜利也同样归零了。虚空中的虚空！然而，伊斯兰教带着一个仍待实现的强大精神使命留存了下来。
所以，关于阿尔伽巴尔提主次观念的争论，谁笑到了最后呢？是阿尔伽巴尔提的西方读者还是阿尔伽巴尔提本人？
如果我们西方人如同克里安西斯那样，渴望使用自己的智力、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跟随宙斯和命运的召唤，而不是让这些可怕的神灵以羞辱的强制方式逼迫我们听话服从，那我们现在必须做什么呢？
首先，我建议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如同我们姊妹社会那些受过教育的代表在最近这几代人中一直在重新调整他们的历史观一样。我们这些非西方的同时代人，理解了一个事实：在因世界的晚近统一而来的结果之中，西方人的过去历史已经变成他们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我们而言，同样，我们这些精神上仍然麻木的西方人现在必须认识到：由于这同一场革命——毕竟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革命，我们邻居的过去也正在变成我们西方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在唤醒我们自己来做这种想象的努力中，我们远远不必从头开始。我们一直都认识并且公开承认我们对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的欠债。当然，它们都是已经灭绝的文明，而我们在向它们表达我们的敬意时总是设法不挪动我们传统的自我中心立场，因为在我们盲目的自我中心中，我们认为自己高尚的自我是这些“死去”文明“存在的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想象它们的活着和死去都是在为我们准备道路，如同基督一样，充当我们的施洗者约翰（我为这个亵渎神明的比较道歉，但它鲜明地显示出我们的历史观是何等肆无忌惮地扭曲了）。
我们近来也认识到了一些其他文明作为对我们自己过去所作贡献的重要性，它们不仅灭绝了，而且在我们发掘它们的残骸之前已被深埋湮没。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慷慨承认克里特、赫梯和苏美尔文明，因为它们的重新发现成为我们西方学者的炫耀之事，在我们的赞助之下，它们在历史的那个阶段重新出现。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较为困难的是去接受这样一个也同样明显的事实：我们那些喧闹的、有时是责骂的、活跃的同时代者——中国人和日本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以及我们那些基督东正教的兄长，他们的过去历史在未来世界将成为我们西方过去历史的一部分，未来世界将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非西方的，而是继承了所有的文化，我们西方人现在在一个坩埚中将它们融到了一起。当我们面对它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自己的后代不会像我们这样，仅仅成为西方的代表，他们会既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又是儒家和道家的继承人；既是第二以赛亚和耶稣基督，也是释迦牟尼的继承人；既是以利亚、以利沙、彼得和保罗，又是查拉图斯特拉和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既是克莱门特和奥利金，又是商羯罗和罗摩奴的继承人；既是我们的非洲奥古斯丁和我们的翁布里亚本尼迪克，又是东正教教会的卡帕多西亚创始者的继承人；既是波舒哀，又是伊本·赫勒敦的继承人；（如果在政治领域也这样展开的话）既是克伦威尔、华盛顿和马志尼，又是列宁、甘地和孙中山的继承人。
对历史观的重新调整，需要相应的历史研究方式的修正。如果我们能够重新体验古老的思考和情感的方式，那就让我们带着深切的谦卑承认吧，在天意之下，西方人要去取得的历史成就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人类，它是如此之巨大，我们自己的历史将会被其吞没。然而，通过创造历史，我们就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做什么，但我们已经抓住了提供给我们的机会。能够得到允许以超越自身来实现自身，这是上帝创造之物的荣耀特权。
所以，由此来看——由一种既谦卑又自豪的观点来看，那些刻写在六七个地方都城的凯旋门上或记录在一些朝生暮死的“列强”国家和城市档案中的我们西方社会局部利益的政治，并不是我们现代西方历史的主要线索。这主要线索甚至不是西方在世界上的扩张——如果我们坚持将这种扩张理解为西方社会自己的私人事业。这主要线索是一个借西方之手逐渐搭建的框架，在这个建构之中，所有曾经分离的社会都把自己合建为一。从一开始起，人类就被分开，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终于变得统一了。西方人亲手使这一团结成为可能，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就好像大卫为所罗门的利益而做的无私的工作一样；它是在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的，就像是使海底的珊瑚礁上升为水面上的环形礁时微生物所付出的劳动一样。不过，我们西方建造的这个结构，其材料却不像它那么耐久。它里面最明显的原料就是技术，而人不能单靠技术而活。到了成熟的时间，当由许多大厦构成的普遍之屋稳固坐落在自己的基础上，临时的西方技术性框架就被拆除了——我对此毫不怀疑，我相信这些基础最终将会显现稳固，因为它们有着宗教的深层基岩。
我们已经抵达了赫拉克勒斯之柱，是该收帆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对前面不是很清楚。在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一章历史，物质力量的地位此刻仍在从达·伽马之前的位置朝远方移动。它从离亚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一步之遥的，仿佛是从大陆上扔出的一颗小石子般的不列颠小岛出发，正在移向北美这个一箭之隔的较大的岛。然而，波塞冬三叉戟从伦敦朝纽约的这种转移，或许标志着我们当今相互沟通的海洋时代错位效果的顶点，因为我们现在已逐渐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人类交往的物质媒介在这个新时代既不是草原也不是大洋，而是天空。在一个空中时代，人类或许已经成功地摇动自己的翅膀，摆脱了有生以来的束缚，走向了地球表面——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的奇特布局。
在一个空中时代，人类事务的重心之地或许不由自然地形而由人之地形来决定，不由大洋与海洋、草原与沙漠、河流与山脉、通道与海峡的布局来决定，而由人口的数量、能源、能力、技能和性格的分布来决定。在这些人的因素中，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可能最终会超过它以往的影响而更起作用。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前达·伽马时代那些分离的文明由一个小而成熟的统治少数创建和享用，它依赖新石器时代的农人而生存，如同海中老人骑在水手辛巴达的背上。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是最后也是最强大的沉睡者，在他自己觉醒之前，西方就把它给惊醒了。
这个被动而勤奋的人类多数的觉醒是一件很慢的事。雅典和佛罗伦萨曾在这位睡者昏昏沉沉的眼前升起过短暂的烛光，但每次他都翻翻身又陷入了沉睡。这留待现代英国在足够大的规模上以充足的能量来城市化这些农人，并让这运动围绕着地球圆周动起来。农人并没有体贴地接受这种唤醒。即使是美洲，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的共和国中，并在魁北克省的处女地上扎下了新根，他也尽量保持原状。然而，他被唤醒的这个过程已经获得了动能，法国大革命把它带到了欧洲大陆，俄罗斯革命将它从一个海岸传播到另一个海岸，尽管如今在印度、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地区和东欧仍有大约15亿尚未觉醒的农人——大约是人类这一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的觉醒是早晚的事。到了那个时候，人口的数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到了那时，他们的强力拉动或许会把人类事务的中心从海岛中的一个最远点拉至处于欧洲和北美的世界人口的西极与处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人口的东极近乎等距离的某一地方。以此来看这是巴比伦附近的一个地方，它在穿越大陆与它的阿拉伯半岛、非洲半岛之间地峡的古代陆路上。这个中心还可能走得更远一点，进入大陆腹地的中国与俄罗斯（这是两个历史上的欧亚游牧者的驯服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以此来看是巴布尔的费尔干纳附近的某地，在那个熟悉的河间地带——印度、中国、伊朗、叙利亚和希腊的宗教与哲学的相遇之处与争论之地。
有一件事我们是颇有信心的：宗教有可能成为一个平台，这个正在到来的反向心运动将首先在这上面展示自己。这很可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修正我们传统的西方历史研究方式的进一步启示。如果我们的第一条训诫是要就西方在人类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就其本身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那我们的第二条训诫就是在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要放到从属位置，宗教历史放在首位。无论如何，宗教是人类的严肃之事。
附：关于鸦片在中英关系中所起作用的注解
前文主题所提及的那些条款，可能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这些事实基于，（i）J.A.威廉森和其他成员的《历史的共同错误》；（ii）J.普拉特爵士的《中国的战争与政治》；（iii）W.C.科斯廷的《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iv）H.B.莫尔斯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1834—1860的冲突时期》。这些作品的作者无一中国人，除第四本的作者是美国人，其余均是英国人。
1.抽鸦片烟是吸食这种毒品的最有害方式，这首先是由荷兰人（从爪哇）引入中国的。
2.抽鸦片烟成瘾在中国广泛传播，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比如超过了英属印度，英属印度是世界上主要——虽然从来不是唯一——的鸦片生产和输入中国的来源）。
3.公元1773年，在印度进行统治的英国政府对鸦片销售实行了垄断，1797年又对它的生产实行了垄断。
4.公元1800年，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种植罂粟和从国外进口鸦片（长期以来，抽鸦片烟在中国就是触犯刑律）。
5.公元1830年之前，英属印度政府的政策是以提高价格来限制鸦片在国内和国外的消费；1830年以后，它实施的就是与之相反的政策，通过降低价格来刺激消费，从而获取最大的税收。“这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大大增加走私鸦片进入中国的数量，二是增加印度政府积累的税收”（普提特）。
6.公元1907年之前，印度的英国政府不愿意因禁止将鸦片从印度出口到中国而付出税收上的牺牲（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税收从1820年至1843年的每年约为100万英镑上升为1910年至1911年的700万英镑以上）。
7.公元1800年至1858年期间——这一时期鸦片输入中国是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的最大份额是由英国船只承担的。
8.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英国国民从事鸦片走私贸易为非法，它不赞同中国政府的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不走私鸦片进入中国，如果违反者被抓住和定罪，就得接受中国当局的死刑惩罚。
9.（a）如果在中国民众中没有对于鸦片的强烈需求，鸦片走私贸易不可能赚钱；（b）即便英国和其他外国走私者没有积极的中国同伙的帮助，结果也会是如此。
10.在处理鸦片走私这个具体问题，以及更广泛的与西方商人做生意、与西方政府代表打交道方面，绝大部分中国官员愚蠢轻率，不能胜任，他们中有些人还腐败：
（a）他们视西方政府的代表为附属国国君的代理人，视西方商人为野蛮人；
（b）他们未能制止鸦片走私进入中国；
（c）他们中一些人纵容鸦片走私，分享其利。
11.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被议会中对华贸易的影响所阻，在公元1834年至1839年这个关键时期没有给他们的驻华商务监督以足够权威来监管英国国民。
12.西方人抱怨他们的合法贸易受到了令人厌烦的限制，他们受到了荒唐的个人羞辱，这种抱怨是正当的。
13.中国人抱怨（a）西方商人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大规模鸦片走私的厄运（公元1836年，走私鸦片进入中国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中国茶叶和丝绸合法出口的总价值）；（b）广州港内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水手酗酒、放荡和行凶，这种抱怨是正当的。
14.1839年，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以对广州西方商人的不流血抵制和封锁，成功地迫使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尔斯·义律与他合作，使英国商人交出了他们存放在中国土地或领海内的20283箱鸦片，价值超过1100万英镑。林钦差将这些没收的鸦片全部销毁，但未能终结鸦片走私。
15.此后，英国人开始有了敌意。首先是在1839年9月4日，英国人在九龙对拒绝允许购买食物补给进行了报复；然后在11月3日，在穿鼻洋，英国人因拒绝交出凶手——7月7日在九龙，想要得到烈酒的英国（也许还有美国）水手对中国平民进行了大肆攻击，中国人林维喜受伤致死——与中方交火。
注意：义律于7月10日就此事举行了一次司法调查，但未能确定凶手。
16.在得知钦差大臣林则徐采取的行动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采取措施派出了一支陆海军力量远征中国，但此时并没有得到敌意行为爆发的消息。
17.对于公元1839年至1842年与中国开战，英国政府受到了议会中的少数派和英国公众的反对与谴责。
18.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签字的和平条约中，英国强迫中国开放条约口岸和割让土地，但没有让鸦片走私合法化。
19.在英国政府的要求下，中国政府于1858年10月13日同意鸦片输入中国合法化，这是后者在第二次中英战争中失败以及阻止鸦片走私五十八年而未能成功之后。
20.中英之间鸦片问题最终的结束是：（a）1907年至1919年期间中国鸦片种植和印度输入中国鸦片的同步减少，后者依据的是中国政府与英属印度政府之间的协定；（b）公元1926年英属印度对鸦片出口的完全禁止。
注意：由于中国政局的混乱，罂粟种植后来在中国再次流行起来，随后是日本的侵略与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