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矮化
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之前，欧洲在世界上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过去1200年中在西欧发展的那种文明形式看来有可能在每个地方都获胜。
欧洲的优势由这样一个事实标示出来：此时还存在的八个大国中的五个，也就是说不列颠帝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它们的根基都在欧洲土壤之中。第六个——俄罗斯帝国，也处于欧洲半岛的直接大陆腹地，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它与欧洲结合到一起，这部分是由于农业俄罗斯与工业欧洲之间巨大贸易的增长（这种贸易的发展与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工业化同步）；部分是因为一些有着西方传统的欧洲文明的周边国家在政治上并入俄罗斯，比如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分也是由于俄罗斯人自己对西方技术、制度和观念的采用。剩下的另外两个大国——日本和美国，在地理上都不属于欧洲，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基本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演出，这个演出当时是在欧洲舞台上演的。然而，或许应该指出，如同俄罗斯，日本也是通过部分采用源于西欧的西方文明才得以上升进入大国之列的。至于美国，她是西欧的孩子，在1914年之前，她仍然在大量利用欧洲资本——以移民为形式的人力资本，以欧洲贷款支持的物品与服务为形式的物质资本，开发自己潜在的自然资源。
欧洲的世界优势是与西方文明的传播携手而行的。这两个运动相互补充，无法分辨谁是谁的原因或结果。很自然地，欧洲的优势促进了西方文明的传播，因为强大和高效者总是被弱小和低效者所模仿，这部分是因为需要，部分则来自钦佩（无论这种钦佩是否被公开承认）。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传播又让那些为其固有之物的民族在与那些西方文明为外来之物的民族竞争时有一种难以估计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到1914年之间，这个世界不仅在经济上被新的西方工业体系所征服，而且被那些发明了这个体系的西方国家所征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发明者所使用的武器突出地显示了其优势。1914年至1918年战争按照西方军事技术进行——西方军事技术当然是西方工业技术的应用，这个事实造成了德国超过俄罗斯的绝对军事优势，尽管当时德国的人力资源只是俄罗斯的一半。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如果不是西方而是中亚的战争技术处于支配地位，如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那么俄罗斯哥萨克骑兵就可能压倒普鲁士枪骑兵了。（这两种骑兵都有着中亚根源，这由它们的突厥名称显示出来：“奥格兰”在突厥语中表示“男孩”，“哈萨克”则是“挖掘者”的意思。）
1914年这宿命般一年的前夕，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的优势既是晚近的又是空前的。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前所未有：尽管欧洲文明之前的许多文明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其本土，但此前没有一个曾把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
在中世纪拜占庭发展起来的东正教文明，被俄罗斯人带到了太平洋地区，但是，就西向传播而言，它本身则在17世纪结束时屈从于西方影响。伊斯兰文明从中东朝中亚和中非，朝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和东印度群岛的太平洋海岸传播，但它没有在欧洲得到永久立足点，也从来没有越过大西洋进入新世界。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将它的政治支配延伸至罗马帝国时的西欧北部，它的艺术灵感则进入了印度和远东，希腊—罗马范式在这里激励了佛教艺术的发展。然而，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在这同一个星球表面共存了两个世纪，却极少有任何直接交往，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的确，这两个社会之间的接触如此微弱，它们透过一面黑暗模糊的镜子观看对方，如同神秘的幻境。换言之，希腊—罗马文明和远东文明在同一时代都在扩张充实自己的力量，但却没有相遇而碰撞。其他的古代文明也是如此。古印度将她的宗教、艺术、贸易和移民扩散至远东和东印度群岛，但从来没有渗透到西方。示拿土地的苏美尔人的文明将影响扩散至印度河流域、特兰斯卡斯皮亚、东南欧，然而，要想证明它一方面是早期中国文明之父，或另一方面是埃及文明之父，则难以成功。有些杰出而颇为好战的英国人类学家，他们主张所有已知文明——包括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都可以回溯到一个埃及起源。这些人类学家以我们西方文明现在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为类比来支撑他们的主题。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自己的文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扩大到了世界范围，那么为什么埃及文明数千年之前不能实现同样的扩展呢？这个主题很有意思，但却遇到了激烈的争论，并被视为不可证明。我们所能肯定的仅仅是，迄今为止唯一成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就是我们的文明。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件。今天我们容易忘记在最终成功之前西欧做过两次不成功的扩展尝试。
这两次尝试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中世纪时的地中海地区，对它最为通俗的称呼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就是试图把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强加给其他的民族，但却完全失败了。不过，在文化的这种冲突中，西欧人却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人那里受到了更深的影响，超过了他们所施加的。第二次尝试是我们这个纪元的16世纪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所为。这一次在新世界中——现代拉丁美洲社群生存于此——多少是成功的，但在其他的地方，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传播的西方文明在大约一个世纪的试验后被抛弃了。17世纪上半叶时，日本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驱逐，阿比西尼亚对葡萄人的驱逐，标志着这第二次尝试的失败。
第三次尝试在17世纪由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开始，这三个西欧国家是我们西方文明在1914年时享有的世界范围优势的主要创造者。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移民北美、南非和澳洲，建立了欧洲血统的新国家，它们以西方社会遗产开始生活，它们使得世界其他地方都进入了欧洲轨道。到1914年时，欧洲贸易网络和欧洲的交流手段已经扩散至世界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欧洲那些机械运动的装置——轮船、铁路和汽车，很快就渗透到每一个地方。在政治层面，欧洲国家不仅使新世界成为了殖民地，而且征服了印度和热带非洲。
然而，欧洲的政治优势尽管在表面上比它的经济优势强大，但实际上却更为不确定。海外那些子国已经坚定地走在了通向独立国家的道路上。美国和那些拉丁美洲共和国通过革命战争早已取得了它们的独立，那些自治的英国领地也以和平进化而处在创建自己国家的进程之中。在印度和热带非洲，欧洲控制少数作为漫游者和旅居者在那里生活的欧洲人维持的，他们不觉得自己能充分适应环境，能在热带养育自己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对热带的占有没有独立于欧洲的运作基础。最后，西欧文明对俄罗斯人、穆斯林、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和热带非洲人的文化影响是如此晚近的一种发酵，现在还不可能预测它是否会蒸发而没有持久效果，或者是把面团发成了酸的，或者是成功地发好了面团。
那么，作为一种非常粗略的轮廓，这就是1914年至1918年战争前夕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她享受着一种无可争辩的优势，她为自己建造起来的这种文明正处在扩散至世界范围的过程之中。然而，这一地位尽管辉煌，却并不仅仅是空前和晚近的，它还是不稳定的。它之所以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就在西方扩展正达到其高峰之时，西欧文明的基础却破碎了，由于欧洲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力量的出现和释放，它的根基松动了，这两种力量是工业主义和民主。它们被民族主义的公式带入了仅仅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均衡中。很明显，一个正在经历内在转变和外向扩展这双重拉力——二者都规模宏大——的欧洲，必然因浪费自己的各种资源，非生产性地花费自己的物质财富和人力，或者是耗尽自己的内外精力而受罚。如果说它对各种资源的总体掌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其他文明曾经有过的，那么这些资源对他们的需求来说，也是相对的。欧洲在1914年前夕的责任以及它的资产，都达到了一种空前的量级。即使是一次世界战争，欧洲也承受不起，当我们考量它在“二战”之后世界中的地位，并将此与它在1914年之前的地位相比，就会难以想象这种反差。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仍然是世界的中心；还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仍然为起源于西欧的西方文明所影响。然而，这两个仍然真实有效的判断的意义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如果不加说明的话，这样的判断就是误导。欧洲不再是一个能量和创造精神朝外辐射的中心，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欧洲的能量和创造精神聚合的中心。世界不再是一个上演欧洲活动、竞争的剧院，欧洲自身在充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后——这两次战争都是世界在欧洲土地上打仗，现在正处在第三次成为非欧洲力量冲突竞技场的危险之中。一个竞技场仍可以定义为中心和公共场所，但却很难说是一个荣耀和安全的地方。
的确，还可以说，我们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地方仍在发挥着影响。而且，如果单纯以定量方式来测度的话，它的影响还得到了加强。比如，在两次大战之前，那些新的旅行工具还只是少数富裕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才能享用。在战争中，这些工具不仅运送欧洲人和美国人，而且运送亚洲人和非洲人，他们在所到的世界各地战区里一起打仗，或者为后方干活。在最近这二十年或三十年中，新的机械通讯工具不仅为少数人所用，而且为社会中的大众群体所用。汽车已经去征服沙漠了，飞机又超过了汽车的速度；作为一种即时的长距离交流手段，无线电加强了电话和电报的瞬时通讯。不同于铁路和电报，汽车和收音机可以归个人私有和使用，这个特点极大地强化了它们作为交流媒介的功效。由于各个民族在两次大战中大规模的交融，由于战争之后这些新的机器对交流沟通的助力，所以我们就毫不吃惊地看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正更广、更深和更快地渗透到世界，超过了从前。
此刻，我们看到在我们记忆中似乎从手到脚都被儒家和伊斯兰教社会遗产所束缚的中国人和土耳其人不仅吸收西方的物质技术（工业体系及其所有产物），不仅吸收我们文化的外在之物（比如脱帽致敬和电影院之类的小把戏），而且采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西方的女性地位、西方的教育方式、西方的代议制政府机制。这样，在一场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整个印度世界、整个远东世界和整个热带非洲世界的运动中，土耳其人和中国人就是显著的参与者了。现在看来，在整个世界中一种激进的西方化似乎不可避免了。不知不觉地，我们对这个不同寻常过程的态度改变了。以前，它以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显然孤立的例子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曾将这个例子视为“夸耀”，这或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社会遗产中的某种异常性，使得它们的民族对西方化特别敏感；或者是由于彼得大帝、凯瑟琳、解放者亚历山大和日本一群年长政治家的个人天赋和力量，从1860年代以来，他们就有意将西方模式施加于他们的国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和俄罗斯已是一场正变得普遍的运动的先驱。随着西方人看到这个世界西方化的过程，看到它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获得动能，他们或许会以一种欣喜而惊呼：“如果欧洲真的失去了它的世界优势，只要整个世界正在变成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呢？欧洲会是人们永久的需要，请看看它的周围？”
然而，如果说这种惊喜心情的确曾有一刻充满欧洲人心头，也会很快被怀疑所驱散。西方文明从欧洲朝世界的传播在量上可能是一件大事，但它的质又如何呢？如果当下这个欧洲会从生命之书中被完全抹掉，那么西方文明能够在它现在被移植的异质环境中保持它的欧洲标准吗？如果欧洲被完全抹掉，西方文明还能不能生存？欧洲继续留存但失去了它原来的优势地位——这显然是它正面临的命运。那么，西方文明尽管免于灭绝，但能逃过退化吗？
当我们观看俄罗斯的现代历史——它是一个最有启发性的思考案例，更令人警觉的怀疑就会出现，因为俄罗斯的西化过程用了比别的地方更长的时间。比起在日本或中国，西欧的影响在俄罗斯要长两个世纪，比起在穆斯林和印度人中也要长一个世纪。所以，俄罗斯西方化趋势发展到现在的状况，就能够使我们通过类推来预测远东、伊斯兰、印度和非洲接下来几代在这条道路上的一种可能性。由俄罗斯揭示的这种可能性——当然这只是众多可能选择中的一种，对于西方人的预期来说，是令人不安的。
欧洲人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他们不需要因承认这一点而感到羞愧，因为每一个过去的文明都这样看自己和自己的遗产，当他们看着异教徒纷纷放弃他们自己的遗产，以便拿起欧洲的遗产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祝贺自己和他们的文化皈依者。“又一个罪人，”欧洲人虔诚地对自己重复说，“忏悔异教徒的那些肮脏把戏了，并开始知道真实的信仰了。”
现在，这种皈依的最早效果——至少是在那些两次大战之前就转换为西方文明的民族之中，看来是证实了这种虔诚和乐观的看法。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看来已经通过自己进行的巨大改革并未受损伤地走来；俄罗斯的情况则如超然的观察家在1815年，甚至迟至1914年所宣称的那样，它已经被彼得大帝放置在一条进步的道路上，尽管对它而言，这条道路比起日本来可能显得更长、更陡和更费力。一个公允的俄罗斯观察家，无论是在1815年还是1914年，都会承认，与一个本身就属于西方文明的欧洲国家相比，西方文明的标准在近来西方化的俄罗斯已是低了许多；不过，他也会辩护，尽管有这种落后，尽管有令人失望的频繁停止，在西方文明的进军中，俄罗斯还是在快速追赶欧洲领导者。“记住，”他会说，“在这个向前的进军中，欧洲的起步早了10个世纪，你得承认俄罗斯追赶欧洲的步伐是很值得称赞的。”
然而，关于今天的俄罗斯，这位头脑公允的观察家又会说什么呢？我并不建议考虑他脑中会掠过的道德评判，这与我的主题没有关系，但不管他的价值评判是什么，我想他很难避免做出下面两个事实判断：首先，如同彼得和亚历山大的福音书一样，列宁和斯大林的福音书也完全是从西方汲取灵感的；第二，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已经从正面变成了负面。第一代俄罗斯先知受一系列西方观念的启发，他们为我们西方文明的社会遗产所吸引；第二代俄罗斯先知则被另外一系列有着西方起源的观念所吸引，但这些观念却导致他们将西方视为一种末日启示的巴比伦。除非我们分别看到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反应和17世纪的彼得反应，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西方化对俄罗斯迄今为止的总体影响。这二者是一个过程中连续或许还是不可分割的阶段，两个不同文明的相遇奠定了这个过程。以此来看，我们就不会那么自鸣得意地看待西方化过程，反而会发现我们自己又想起了这个寓言：
这个不洁的灵魂从肉体中走出来，走过一些干燥之地，想找一个休息之处，却没有找到。他说：“我还是回我的家吧。”当他回来，他发现这个家已经被打扫和装饰过了。他还是进来，并带了七个比他更邪恶的灵魂，他们钻进来，住下来。此人现在的状态比从前更糟了。
由一种西方观点来看，最早拥有俄罗斯这个“不洁灵魂”的就是它的拜占庭社会遗产。当彼得大帝进行他对欧洲的朝圣，并将所罗门视作他的全部荣誉时，他就完全拜服了。的确，拜占庭风格没有走出俄罗斯，但它的确转入了地下，在十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民族走过了干燥之地，寻找休息之处却没有结果。无法忍受在一个被打扫和装饰了的房子里生存，他们把房门踹得大开，召唤所有的西方精灵进来，在此安顿。在跨进门槛时，这些精灵变成了七个魔鬼。
这个寓言的含义似乎是：一种社会遗产不容易被移植。文化精神是守护神——如家庭守护神拉列斯和家邦守护神珀那忒斯——的房子，它们居住在那里并与人类居住者和谐相处；但进入一所陌生人居住的房子，它们就变成了怨恨和毁灭的恶魔，因为这些陌生人自然不懂让这些新神精神愉悦的微妙仪式。只要耶和华的约柜[48]留存于以色列的耶和华选民之中，它就是他们的护身符；但当约柜被非利士人（Philistines）夺得，耶和华的手就重重落在约柜所在的每个城市，那些选民自身也感染了异教徒们因亵渎圣物而得的瘟疫。
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有可能变成世界支配力量，但在这个预期中欧洲会被废黜，欧洲人就不会感到多么安慰。他们对这种强大力量发生于欧洲这个事实的印象，可能比不上对另外一个同样鲜明之事实的印象那么深刻：在这种力量运行的一定阶段，它有可能会引起一场破坏性的反转。的确，这种具有影响全欧的毁灭性反冲落到欧洲自己身上，看来就是两次大战之后欧洲所处新地位面临的突出危险之一。为了评估欧洲现在面临的其他主要危险，我们必须将注意力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上转到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上。
1914年后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反转，标志着中心在欧洲的世界运动已经由离心性质变成了向心性质。美国是此前三个世纪中欧洲能量朝外辐射的一座纪念碑——它在1914年时也是这样。它超过1亿的人口是由欧洲的人力资源创造的，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数量曾经一直扩大，形成了一条陡峭上升的曲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才跌落。同样，美国广阔疆域——这可以与除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相比——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依赖于欧洲人力的流入，还依赖于欧洲物品的进口和欧洲服务的使用。以移民、物资和服务为形式的经济流通的正流，在1914年之前是由欧洲流入美国；以汇款和对以贷款供应的物资和服务的利息支付的负流，是由美国流入欧洲。作为两次大战的结果，这种流通的方向已经引人注目地反转过来了。
这些事实是如此众所周知和令人不快，是如此不断和如此深深地刺激着我们的意识，我几乎觉得自己应该就回顾这些东西向我的读者道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刻起，欧洲人前往美国的移民流就停止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它之前不仅欢迎欧洲移民，而且它那些雇主还到欧洲的公路上和乡村中去找人，动员他们到美国去——已经开始觉得欧洲移民并不是一种国家资产，而是一种国家危险了。在这个交易中，使优势平衡的是移民，而不是接收移民的那个国家。美国国内对待欧洲移民态度的这种重大改变，在1921年和1924年的两个限制法案中迅速得到了实际的体现。这对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那些晚近有着最多的移民被美国吸引而去的欧洲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十分深远。
看一看意大利这个典型例子。1914年进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人数为283738人，与之相比，按照1924年通过的法案，这一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宣布的每年意大利移民配额为3845人。于是，意大利移民潮就部分被挡住，部分从美国的空间——这个空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处在开发过程中的新世界——转移到法国的空间去了——这个空间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欧洲是一个因被弄成世界大战之战场而损毁的旧世界。18世纪时，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横越大西洋，在俄亥俄河岸和圣劳伦斯河岸为拥有北美大陆而战；到了20世纪，美国军队也越过大西洋，以便在欧洲前线决定世界的命运。在1914年之前，使美国肥沃的欧洲移民流一直在扩大；从1921年往后，这股移民流就有意被阻止；在两次大战之间，它被美国游客前往欧洲的没有经济效果的涓涓细流所替代。
当然，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游客前往欧洲的涓涓细流，尽管与此前从欧洲流向美国的移民洪流相比既小又不具生产性，但与有史以来其他任何非经济目的的旅行活动相比，却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能有财力来进行这种旅游交通，这个事实又把我带到了欧洲与美国关系反转中的第二点，这一点是如此显明，我简单一提即可，不必展开。几乎是一眨眼的时间，美国就从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他们对欧洲的纠缠有一种传统的厌恶，但由于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美国人还是不得不以赊账的方式为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来到欧洲寻找市场。然而，战前欧洲在美国的投资，两次战争之间美国在欧洲的投资，这二者却有着不幸的本质不同。在1914年之前，欧洲向美国的贷款是用于生产性支出。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向美国所借却导致了它自己的毁灭。今天，欧洲又在绝望地向美国借钱，这不是用来开发欧洲的新资源，而只是为了修补部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劫后残迹。
面对着自己与美国关系的这种痛苦反转，欧洲人很自然地询问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偶然的、仅仅是暂时的不幸，是两场异常大灾难的偶然后果，所以还可以扭转回来？或者说这有着更为悠久更为深层的原因，它的影响是难以抵消的？”我敢说，第二种可能性看来是这二者中更为可能的。尽管这两次战争促成了这种关系的反转，给这种反转一种革命性和引人注目的公开形式，但这样的反转在此前的局势中就有了内在之根，即使这些战争永远不打的话，它也会发生——尽管无疑会较为柔和、较为渐进。
为了支撑这个观点，我要提出两点以供考虑：首先，一个半世纪之前欧洲发明的而现在已传遍至世界的工业体系的性质；其次，一些较早的文明中心——比如中世纪时的意大利或古希腊——的命运，尽管不如现代欧洲传播自己的文明那样远且广，但它们也以超越自己边界来传播自己的文明而预告了现代欧洲。
我们首先来考察这个工业体系。它是在大不列颠发明的，正值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为英国生活稳固基础的时期。有一点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一个建立在大不列颠这样的地理规模之上，拥有凝聚性与团结性——这是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在18世纪末就在国家层面上给予大不列颠的——的共同体，是这种工业体系能够赢利运作的领土和人口的最小单元。我得说，工业制度从大不列颠朝欧洲大陆各地的传播，是导致德国和意大利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欧洲两个值得注意的领土与人口的政治团结，它们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世纪中完成的。1875年前后，欧洲似乎能够通过组织一些工业化的民主制民族国家形成均衡，大小如大不列颠、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单元存在于1871年至1914年。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家单元基础上的这种均衡期待，只是一种幻影。工业制度和民主才是基本力量。在1870年代，这二者仍处于幼年，我们尚不能预见它们最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能预测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中它们会采取哪一种。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断言的是，欧洲的民族国家——18世纪时法国和英国、19世纪时德国和意大利——所获得的那种规模，作为一个容纳这两种力量的容器，是太小太脆弱了。工业制度和民主的新酒灌入了旧瓶，但它们把旧瓶炸开，让其无法修复。
现在很难想象，这种工业体系最终的最小有效单元可以小于地球上整个可利用的表面和整个人类。同样，在工业运作朝世界范围扩展的支持下，在政治层面上，最小的单元也显示出一种规模扩大的趋势。经济领域内的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也有世界范围的政治组织的出现——联合国及其前身国联——与之并驾齐驱（在这种联系中，我还得说，联合国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尽管最不显眼，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然而，除了世界范围的联合国组织之外，我们在现在的政治地图上还看到了一些自治国家富有弹性的联合体如英联邦或泛美联盟，在这些联合体中，相当数量的民族国家聚集在一起。在这两个群体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政治实体，较之它们所属的那个群体，它们较小也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没有典型的欧洲民族国家如法国或意大利那样小。
这些超国家规模的非欧洲政治组织，发现了一种新的适应它们规模的政治形式，它们放弃了那种法国式的单一中心的组织，倾向于一种联邦制，这可以把多样和权力下放的优势与以统一联合行动完成整个联邦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到现在为止，具有这种新的类型和规模的唯一国家还是美国，它已经成年了，已经展示了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这种新型政治组织能够生成和释放什么样的经济力量和能量。然而，我们可以觉察到，在类似的联邦基础或相似的地理规模上组织或正在组织自己的众多青春期国家中，唯有美国是第一个达到成熟的。除了美国，这种类型的新兴非欧洲国家，绝大多数仍然缺乏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对充分行使它们的潜在力量至关重要。澳大利亚联邦和阿根廷联邦共和国缺乏人口，南非联邦缺乏人口且面对着远比美国难办的种族问题。其他的不是缺乏人口就是缺乏教育，或者是缺乏政治经验和稳定，要不就是好几样都缺乏，它们之中有一些无疑过于障碍重重，从而使它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现在尚不可能预测巴西合众国、墨西哥共和国、中华民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在形成之政体的未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命运也不能预测。然而，尽管海外这种类型和规模的未成熟的联邦国家有一些可能会半途而废，但极有可能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代中，在欧洲之外会有一些像美国那样类型和规模的联邦国家走向成熟，其数量至少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种类型和规模的欧洲民族国家一样多。这些非欧洲国家中，在量级上可以与整个欧洲一较高下的会不止一个。
所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就处在一个被海外世界所矮化的过程中，这个海外世界是它自己使之出现的。而对于欧洲的单个民族国家而言，又被海外新世界中的那些联邦国家所矮化。面对这种局势，欧洲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过去类推，或许可以对它的未来有所知晓。无论如何，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在规模上可能是空前的，但就性质而言却不是空前的，因为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都预告了它。这两个早期社会都分成了若干城邦。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比，这些城邦的比例并不比一个欧洲民族国家与今天世界的比例更小。这两个社会都创造了一种宏伟的文明，并且散发出一种强烈而指向明确的能量。尽管存在着内部的分裂，尽管它们那些城邦极力主张自己的特殊性并经常有同族相残的争斗，但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却都能够在它们的时代成功地建立起自己对周围异教徒们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这二者在自己的伟大时代，都对那句“家和方能万事兴”的格言提出了挑战。然而，它们后来的结局却悲剧性地证明了这句格言的正确性。
在这两个例子中，上帝选民都教导异教徒追随它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两个例子中，异教徒们都学习着去追随，但那是在一个大得多的物质规模上。希腊的那些城邦发现它们自己被马其顿王国、叙利亚王国和埃及王国、迦太基帝国和罗马共和国这些更大的国家所矮化。当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文明的扩展过去之后，它们就在地中海一带崛起，于是希腊马上就变成了这些新的希腊化国家的朝圣胜地、大学和战场。中世纪的意大利也是如此，而且它的故事更为贴切，因为阿尔卑斯山脉之外那些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传播而得以出现，并且从15世纪末之后矮化和支配了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城邦的新国家，正是那些欧洲民族国家如西班牙和法国，而这些国家现在又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美国所矮化。
当我们思考这些先例，有两个问题会自然涌出。首先，那些希腊和意大利的被动学生和笨拙模仿者，那些改变了信仰的异教徒，何以能够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更大规模上进行政治建构？他们的老师一再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却没有成功。第二，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怎么会一直解决不了政治团结的问题？这方面的持续失败将带来政治和经济衰败的惩罚，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非常明显了。公元前4、3、2世纪的希腊，基督纪元15、16、17世纪的意大利，每个人都在谴责古老的地方特殊性的持续，每个人都想克服它，但超越它的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直至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绝望地将自己放弃给看来已不可避免的厄运。为什么这些在其他领域仍然足智多谋、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这样一个领域就如此无能，即使具备自我保存的最高动机也无济于事？
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神殿外院的异教徒们之所以能够以超过希腊和意大利城邦的规模成功建构政治组织，这不是因为他们有超过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更大的政治能力或政治经验，相反，他们在这方面逊色得多；而是因为较之在一种文明中心的老国家，在其边缘的新国家中进行政治建构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较为容易，是因为这里压力较小，空间较大，没有老建筑碍事，建筑师不必因此而调整他的新设计。在世界边缘的这个新国家中，政治建筑师有一片自由的空间，却无需做什么保证。哪怕他是一个傻瓜，他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建造一些较宽敞较方便的东西，这就超过了他那些受过较好训练的、较有天赋的同事所能做的，因为这些人不得不在一座古城的拥挤中心，被那些过去的纪念碑所遮蔽的狭窄地方工作。这仅仅是地理情况上的优势，而不是本地建筑师的能力，新的大规模建筑可以在郊区建造，没法在市中心建造。不过，尽管这并不是市中心那些有天赋的居民们的错，但由此带给他们的后果并不因为这一点而有所缓解。
在尝试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时，我想自己已经表明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该问题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周围那些大规模国家的建构导致自己的城邦被矮化、自己的独立受到威胁时，仍然不能将他们的城邦匆匆拼凑到一起，将自己团结成为这种新规模的单一政治构造。对此的答案看来是：他们无法逃避他们自己伟大传统的拖累。在古希腊那个伟大时代——那个它创造出后来征服了世界的希腊文明时代，一个独立的雅典、一个独立的科林斯、一个独立的斯巴达，它们是这片政治风景中的杰出代表。想象这些伟大时代的伟大城邦——它们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者，在这个文明中一直伟大——的独立，竟然将会淡出这幅图景？这些城邦的独立有着与这个文明一样的根基，这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文明持续，它就根深蒂固。没有一个独立的雅典和一个独立的斯巴达，就不可能是一个希腊世界。另一方面，由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们在亚洲土地上建立的那些新的希腊城邦，却不珍爱独立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允许它们自己与其他城邦结合起来，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形成一个联邦组织。在拯救依赖于创新的那些时候，这些暴发户较之老贵族更容易获得拯救。
这些先例如何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个新时代中欧洲的前景——欧洲的矮化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新特征之一——产生影响，我将以对此的考察来结束本文。如同16世纪的意大利和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今天的欧洲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这三者都完全知道这危险是如何严峻，它们明白——至少是大体上明白——它们必须去做什么才能避开这种危险。从1914年以来，欧洲人已对欧洲联盟的问题考虑很多，尽管是国际法学家在前面呐喊，但工业界、金融界，甚至是外交界的行动者也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以弗里德里希·瑙曼在1915年出版的那本杰出的著作《中欧》作为一个出发点。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规模的欧洲政治单位将会很自然地首先出现在欧洲的中心，而这里的压力是最大的。在战争时期，由于两条战线上的军事作战和海上封锁，轴心国正常的生存压力会陡增。一位德国作者，脑中装有德国关税同盟的历史，其论述会自然地从一种超国家的关税同盟的观念写起，从这个起点去继续论述在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合作的方案。在两次大战之间，瑙曼的“中欧”概念被其他大陆国际法学家扩展为“泛欧”概念——一个普遍的欧洲联盟，它如同瑙曼的“中欧”一样，以关税同盟作为基础。这个“泛欧”的设计看来首先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展现的欧洲的细分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些独立的碎片，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相互隔离，它几乎无法继续忍受1919年至1920年和平进程为其划定的边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欧洲统一的运动又重新浮现，它现在得到了美国用马歇尔计划表达出来的强力鼓励。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这一边引发的热情和认真的反应，表明欧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危险，知道什么是适宜的防御措施，也的确想采取这些措施。然而，关键问题是：欧洲是否渴望保持或恢复几分它以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足以克服道路上各种障碍的强大力量？
最为明显的障碍或许就是下面这三个。首先，英联邦和苏联这两个超国家规模的政治组织，一半在欧洲，一半在欧洲之外，由此带来一些特殊问题。第二，工业体系扩大自己运作规模的持续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冲破了民族国家的束缚，在它迈向世界统一的进程中，还可能大大冲击甚至是最大的区域性联合。第三，欧洲传统的重负，它使得欧洲如果没有一个主权独立的英国或主权独立的法国，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很难去热爱或珍惜这个欧洲，甚至对此难以想象；如同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时一个雅典人和一个斯巴达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独立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希腊。这三个障碍中有任何一个可能被克服吗？
必须坦率承认，因苏联而出现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看来比在战前要更难跨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边界中，不同于原来的沙皇俄罗斯，苏联实际上是在欧洲之外，因为这一阶段它并未包括一些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边缘国家，这些国家使原来的沙皇俄罗斯进入到欧洲国家之列。作为1914年至1918年战争中德国人对沙皇俄罗斯的成功入侵，以及1917年俄罗斯两次革命的一种成果，这些西方的中间地带就与俄罗斯分离，像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等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入欧洲行列。然而，作为1939年至1945年战争的结果，情况出现了一种反转，很像是回到了1914年之前的状况。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作为苏联的构成共和国被俄罗斯重新吞并，而且不仅是芬兰和整个波兰（包括原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部分），还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带入苏联的影响范围，尽管它们在法律上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实际上是两次战争之间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省份现在都被苏联拿走了，作为对此的补偿，苏联把北尼斯河和奥德河以东的德国土地分配给了波兰。除此之外，再加上苏联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我们就看到苏联的西部边界现在已经延伸至欧洲中部、北部和南部，从波罗的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
苏联政府会允许战后欧洲的一半以类似一种泛欧联盟的方式与另一半联合起来吗？我们可以猜测，莫斯科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允许，这就是欧洲围绕俄罗斯核心，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组织自己的联盟。这样一种情况是西欧国家完全不愿意接受的。这就意味着，如果马歇尔计划的确导致欧洲出现联合，这个联合也很可能只限于苏联范围西部边界以西的那些国家。
然而，如果说欧洲联合的苏联障碍已经发展得较为强大，那么英国则很可能变得较容易克服了。欧洲联合的任何设想都会将英国置于一种两难困境。一种泛欧联盟，甚至是较小的西欧联盟，如果由英国的那些欧洲大陆邻居成功地建立起来，英国都很难忍受站在它的外面。然而，它也同样难以忍受进入一种欧洲联盟，而付出断开它与海外那些英语国家——美国和英联邦海外成员国——之关系的代价。不过，要求英国加入的这个欧洲联盟是由美国发起，目的在于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与美国之间更紧密关系的基础，英国的两难困境就不会出现了。事实上，正是马歇尔计划中那些让苏联不快的意图和设想，使得英国从窘迫中解脱出来。马歇尔计划的条款允许英国得到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它可以进入与自己那些欧洲大陆邻居的联合，但又不必危及已有的海外联盟的关系。如此条件的欧洲联盟，肯定能够得到英国的衷心支持。
不过，对于我们正在预测的这种众多力量的汇集，“联盟”是一个正确的名称吗？“划分”难道不是一个更确切的称呼？因为，如果在苏联的领导下东欧与苏联联合，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欧与美国联合，欧洲在这两个庞大的非欧洲强国之间划分，这就是欧洲人眼中这张新地图的最重要特征。我们事实上没有得出结论吗？通过克服一直祸害自己的不统一来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已经是欧洲力所不逮了。现在，欧洲传统的重负在这天平上已经轻如羽毛，因为欧洲的意愿不再能够决定欧洲的命运。它的未来趴伏在两个巨人的膝前，这两个巨人现在已使它黯然失色。
马歇尔计划还解除了我们前面所言欧洲联合之障碍中的另外一个。工业体系持续向世界范围扩展运作规模，这种趋势对仅为区域性的欧洲联合的前景很不利。马歇尔计划要结出果实，它对西欧国家的救助就靠将它们纳入一个围绕美国中心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将包括除苏联范围之外的整个世界，因为那些西欧国家将带来它们的非洲和亚洲领地及从属国，美国会带来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英联邦的海外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加入进来。在这样一种规模的经济运作里，一个欧洲联盟即使把整个欧洲都包括进来，也几乎是一个分量不重的经济单位，也就如同法国这种规模的民族国家或中世纪威尼斯这种规模的城邦。在这样一种经济视野中，当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来创建它之前，“泛欧”看似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如果得到一个进入几乎是世界范围联合的替代选择，西欧人也不必遗憾于“泛欧”的流产。如果欧洲曾有过的确凿无疑的世界优势被证明是一个注定要熄灭的历史的短暂好奇，马歇尔计划就至少给西欧一种安慰，可以看到它死去的霸权得到了基督教的葬礼。然而，安乐死既不是恢复也不是复活。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矮化已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