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

出生于1889年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以86岁的高龄于1975年10月辞世，留下《历史研究》、《文明经受考验》、《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代表作。不过，这位享誉一时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活着的时候，专业史学界对他的12册皇皇大著《历史研究》就有讥评，认为史实失误，史事误解，过于教条，而强调“史学升华入神学”更非史家之论。

然而，汤因比本人对此似有所自辩。他说自己不赞同那种“拉比显微镜般钻研圣书或经典”的方式，认为这种视野是将书视为一种自身封闭之物，一种静止和死亡之物，而不是视为一种材料追踪或人之行为的反射或残骸。在更为普遍或哲学的层面上，拉比的研习方式导致一个人将生活视为书；而希腊人的方式相反，不仅就书本身来研习，更把它们作为理解那些写作者生活的关键；对于他自己，书则是理解今天与未来的入口。

这本《文明经受考验》初版于1946年，重印于1949年。翻译时，常想起中国人熟知的那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汤因比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爬梳至1940年代后期的人类走向，更遥想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三五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评说今天的“文明相遇”。他们都想追求一种超越“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透视，找到历史之物在时空中的真正比例，在历时领域中找到坚固的共时之物，叩击波涛流逝之下的深层岩床，这大约也属于钱锺书所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

宇宙可以理解，而历史的可理解领域是文明层面，不同文明相遇导出又一种文明和较发达的宗教，但这并非史家追寻的终点，发达宗教的世俗史是天国生活的一个方面。这是汤因比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无论是从超越国家的文明角度，还是宗教上升的角度，汤因比的深层思考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与“可能”。

“历史的重演”是多少人的感叹，黑格尔慨言“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汤因比则以人类历史是一个人所不能看清的宏大计划之进行的立场来解说它的重演：“在以色列、犹太和伊朗先知们的视野中，历史不是循环，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它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狭窄舞台上的一个熟练向前执行的神圣计划，我们只能在匆匆一瞥中得到其吉光片羽的呈现。但在每个方面都超越了我们人类的视野和理解力。”“如果创造的每种新形式不博采众长，创造几乎不会有任何进步。一位创造者——人或神，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进行大胆而又多产的试验，用有效的手段来检索不可避免的错误，又怎样来证明他自己呢？”

黑格尔那句感叹悲哀于人的冥顽不灵，汤因比更看重天意之内的人之作为：“如果人类历史重复，这也与宇宙的普遍节奏相一致，但在宇宙范围内，这种重复模式的意义就是为了推进创造的工作。这样来看，历史的重复因素就将作为创造行动的自由手段被显示出来，而非暗示上帝和人是命运的奴隶”，“作者完全可以马上把话挑明。他在自己对人类生活之谜的解读中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他相信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希望，所以，有着上帝的保佑，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至少是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如此”。

说汤因比持有一种“文明史观”尚不够确切，他更强调的是文明的动态碰撞，尤其是碰撞产生的效应，他根本上的一种期待和乐观正基于此。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是文明史观，但汤因比发现自己可以继续深入：“在斯宾格勒看来，各个文明是一致不变地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内兴起、发展、衰落和沉没，但对此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认为种族和环境的解说角度都不令人信服，他自己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找到了启发：“上帝真诚地将他的创造成果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这样做是为了赢得一个创造新物的机会，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假定魔鬼并非总是战败。因此，如果挑战与回应的机制可以解释用其他思路难以解说和不可预知的文明之起源和发展，那么它也可以解释文明的崩溃和瓦解。”

这种史观强调文明相遇，挑战应战，创造新物，就势必带来历史展望的变化。各个文明的中心论，尤其是西方中心论，尽管有其出现的史实依据，但从历史发展逻辑上说，如果坚守就必显颟顸而终会被打破。汤因比谈到那些分离的文明社会如中国、俄罗斯、穆斯林国家、日本、法兰克，以及今天的西欧文明，“它们中每一个都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文明社会，其他的人类都是野蛮人、贱民或异教徒……一个共同的‘神之选民’的神话，这六个竞争而互不相容的版本，一个比一个更蔑视常识”。文明的相遇，尤其是因西欧文明扩张而大大促进和加速了的文明相遇，“其他活跃的社会现在已经被迫超越这种观点了。不过，或早或晚，轮到西方的时候，它也注定要接受其他文明已从西方行动带来的世界统一所受过的重新教育”。

汤因比在历史上看到，面对西方文明的来袭，一个处于防守的社会有两种反应。一派是“狂热派”，是那种避开不熟悉事物而进入熟悉事物的人。当他与一个战术高超、使用新式武器的陌生人作战，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他的反应就是极其规矩地使用自己的传统战术。另一派是“希律派”，这一派懂得抵御未知事物之危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掌握它的秘密。当他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武艺更高、武器更好的对手而处于窘境时，他的反应是放弃自己传统的兵法，去学习对手的战术和武器来与对手作战。汤因比指出，面对同一种挑战，“狂热派”的冲动是人本性的自发反应，“希律派”必须把智力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狂热派”冲动。能够转到“希律派”，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性格的标志。想一想，这都是求实而深刻的知人之言。他认为，在现代西方挑战过的所有非西方民族中，日本人也许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希律派”典型，埃及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也走了这条路。不言而喻，面对挑战，二者之中，“希律派”的回应要有效得多。

然而，站在不囿于任何强势文明而是展望文明相遇之产物的基本立场，汤因比深刻指出“西学为体”的一个根本缺陷：哪怕“希律派”的目标在最大的可能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文明的遗产又会得到什么增添呢？“希律派道路”是模仿性的，而非原创性的。即使它成功了，也只是简单地扩大了所模仿社会的千篇一律产物的数量而已，而不是释放人的精神中新的创造能量。

从公元1500年而后，西欧文明在文明相遇中就处于优势的扩张地位。可是，在19、20世纪之交达到高峰之后，却在四十年的时间内接连遭遇两场世界大战，继而又面临因美苏对峙而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汤因比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出席“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43年再次在英国外交部任职三年，1946年又以英国代表身份参加了“二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写作本书中这些文章时，汤因比有一种面对现实的紧迫感：“基督纪元1947年人类处于何处，这个问题无疑涉及世界各地的这整整一代人。”他以自己的历史参照认为，世界是否很快走向政治统一，这不是问题；这种快速的统一会有两种选择方式，究竟会是哪一种，这才是问题。建立一种合作性的世界政府，“在我们这一代中，我们自己对这种较为愉快的解决方案的追求已经坚决得多和自觉得多……在一片基本上为未知的土地上，我们开始了一种极为困难的政治开创性事业”，这最早的尝试是“国联”，接下来是联合国。

然而，汤因比更知道传统做法的顽固惯性：一轮轮持续战争打到最后，一个生存下来的大国用“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灭掉最后那个竞争者，用征服把和平加于世界。公元前1世纪时希腊—罗马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强行统一，公元前3世纪时远东世界也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式的秦国所统一。20世纪后半叶，美苏对峙，它们的军事实力使世界上所有其他力量相形见绌，作为它们母体的欧洲也被大大矮化，“除非我们充分考虑到那些‘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的不利现实情况，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成功避免它的”。

对于这种现实危险，汤因比深感忧虑。在《文明经受考验》一文中，他甚至预测，如果人类的未来是非常灾难性的，如果人类要经历使用原子弹杀人的疯狂，那么人类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藏族人、爱斯基摩人和中非黑人俾格米人（Negrito Pygmies）身上，因为这些民族尚能免于因人的愚蠢和邪恶而带来的危险。他未必能想到，1980年代结束时，也就是他出生一个世纪之后，冷战会以苏东剧变结束。如果他能看到或想到，他一定觉得自己所言世界统一之快还是保守了，因为10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实在不算什么。

翻译时，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汤因比屡屡强调地球上人类文明的6000年实在短暂，实在属于一瞬，所以真正的结果要放开眼界来看。“把我的世界称为‘现代’，把修昔底德的世界称为‘古代’，做这样一种年代注释并无意义。……我们称为‘文明’的这些人类社会从首次出现至今的这五六千年，与到现在为止的人类年龄、地球上的生命年龄、地球本身的年龄、我们这个太阳系的年龄、太阳系在其中仅为一粒尘埃的银河系年龄，或者是更广阔和古老得多的所有星辰宇宙的年龄相比，实在是极其短暂的一瞬。放在时间暂时性量级的这个序列中，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出现的文明（比如希腊—罗马），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出现的文明（比如古埃及），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出现的文明（比如我们自己的），就的确属于同时代了。”

所以，在汤因比这里，社会层面的严峻急迫又被一种宏观视野的达观所缓解：那些对上帝的性质和上帝与人的关系有纯洁和崇高信念的民族，“他们或许能够给人类一个新的开始。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会损失晚近这6000年到1万年的那些成就，但与人类业已存在的60万年到100万年相比，1万年又算什么呢？”核战争大灾难的极端可能性是消灭了整个人类，包括非洲黑人和所有人，就地球上的生命历史而言，即使是这种极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地球上的支配也就仅仅10万年，与生命在这个星球的表面业已存在的5亿年或8亿年相比，10万年又算什么呢？”

汤因比说，若干个世纪之后，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20世纪前半叶，用时间透视所给予的正确比例来看这一时期的活动与经历，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事件不是那些报纸头条，不是那些战争、革命、大屠杀、驱逐、饥荒、过剩、衰退或繁荣，“而是一些我们仅仅半意识之事……这些深层而缓慢的运动最终构成了历史，也是它们在回顾之时以其巨大而凸显出来，而那些轰动一时之事则在时间的透视中缩回到它们的真正比例”。

2047年的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重大事件，会认为是西方文明对其他社会的影响，“他们会说这种影响如此强大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改变了所有受影响者的生活——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影响着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行为、观点、感受和信仰，触碰着仅靠物质力量无法触碰的人们灵魂的和弦”。

“3047年的历史学家会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来说，他们可能对这个故事就知道得多了。他们会主要对巨大的反作用感兴趣，我们的西方文明已经被来自外部世界的反辐射影响改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到了公元4047年，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那个在今天显得巨大的差别，很可能就会显得不重要了。一个巨大的单一经验，它对整个人类是共同的。一个文明有自己的地方性社会遗产，这样的经验被它与其他文明的地方性遗产的碰撞击成了碎片，然后就找到了一种新的共同生活，它从这堆残骸中涌现出来。历史学家们可能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记起文明的先驱者在文明存在的前6000年左右时间内的地方性景观。”

“最后，公元5047年的历史学家会说，人类这种社会统一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也不在于战争领域和政治领域，而在于宗教领域。”

的确，要真正理解汤因比，宗教作为一个核心不可回避。在我看来，汤因比强调的并非盲目的僵硬信仰，比如他对天主教的弥撒和层级就感觉复杂，既承认这是它必穿戴的制度盔甲，但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使得它的精神分量降低了。他真正看重的是人类个体的精神提升。在社会层面，汤因比以外交实务者的亲身经历看到了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虽倡导努力但并不乐观；而在人的精神层面，他却不乏信念乃至于乐观，这就是以宗教为表征的个体的精神升华，使自我与终极存在合为一体。唯有这种每个人的精神提升，才是导致社会向上的唯一有效手段——虽然这并不是个体精神提升的目的。

“在一个神圣计划里，因文明失败所导致苦难而来的认知，会是进步的至高无上的手段。……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在运转的时候，都是对一种巨大的共同的人类进取的尝试，或者说，在它的运转停止之后来回顾它，它是一种巨大的共同的人类试验的独特例子。这种进取或试验是实施创造行为的一种努力。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上升至高于起码的人——也就是高于原始的人，朝向某种较高的精神生活。”

他认为，尽管有过一些单个的男人和女人实现了这种较高的精神，比如各个文明的那些圣人和贤哲，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人类社会实现了它，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文明社会。当汤因比强调尘世不过是天国的一个行省，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史学应该升华为神学时，他真正在意的是去关注这种个体精神升华的普遍化，也就是“历史对于灵魂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纯粹的现世观点”，即认为灵魂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包含在历史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个人完全就是他为其成员的那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个体存在是为了社会，而非社会存在是为了个体。所以，人类生活中有意义和重要之事就不是灵魂的精神发展，而是社群的社会发展”。纳粹德国的青年团领袖席拉赫曾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在每个德国人的心中建造一座伟大的德国圣坛”，这话说得何等理直气壮，但汤因比以此为反例，斩钉截铁地说：“崇拜一种朝生暮死、绝非完善、运作之中常常极为邪恶的人造制度，这一定是错的。”人拥有自我意识的个性，这使得他的心智高于集体无意识之流的水面，这意味着个体灵魂自己有一种与社会生活区分开来的真实生活。不过，汤因比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社会是人的目的、个人只是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手段为错误信念，但其中“又有着一种真理的因素，这个隐藏的真理就是人是社会生物。只有走出自身，进入与其他精神存在的联系之中，人才能实现自身本质的潜力”。

另一方面，他也不赞同“纯粹的来世观点”——灵魂存在的全部意义是在历史之外。在这个观点看来，这个世界整体上没有意义，而且邪恶。灵魂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就是忍受它，将自己与它分离开来，摆脱它。汤因比明确宣布，这无法与基督教对上帝性质的信念相容：上帝爱他的创造物，所以也就爱这个世界，因此道成肉身以使人的灵魂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得到救赎。很难想象一个爱的上帝创造有情众生的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仅仅是作为来世其他目的的手段。想到这种观点的不合宗教真义，他颇为愤慨：“更难想象上帝会有意用罪孽和苦难把他宣称创造的这片被遗弃的荒原填满，仿佛一个军队指挥官以冷血精神为他的军队创造了一个练习场，他占有或制造一片荒野，布上真地雷，埋上待炸的炮弹和手榴弹，喷洒毒气，以便训练他的士兵来应付这些定时炸弹，付出的是生命和肢体的惨烈代价。灵魂将它在这个世界上与其他灵魂的关系视为本身不重要，仅仅是达到它自身救赎的一种手段，这决不可能。”

回望6000年的人类文明，汤因比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这个世界能够有进步？就科技领域而言，社会进步的证据令人印象深刻，只要是人来支配自然界，每一件事都有巨大进步。然而，“人只是在与非人类的自然打交道时相对擅长。人拙于与自己和自己人类同伴身上的人性打交道，更不必说，人已被证明在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上做得更差。在智力和技术领域，人已经是一个耀眼的成功，在精神事物上，人是一个凄惨的失败；尘世人类生活的巨大悲剧就在于：人在自然事物和精神领域不同成就的鲜明差别至少到现在为止应该是颠倒过来的。人的生活的精神一面，对于人的幸福（哪怕是就他的物质幸福而言）要重要得多，远远超过了他对非人类自然的支配”。

汤因比无疑认为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在他那个时代是具有优势的，而且想让这种优势成为促进文明相遇而产生新物的引导与动力。然而，他“谦卑又自豪”地看到，刻在巴黎凯旋门上或记录在一些朝生暮死的“列强”国家和城市档案中的我们西方社会局部利益的政治，并不是我们现代西方历史的主要线索。这主要线索甚至不是西方在世界上的扩张。这主要线索是一个借西方之手逐渐搭建的框架，在这个建构之中，所有曾经分离的社会都把自己合建为一。它是在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的，就像是海底的珊瑚礁上升为水面上的环形礁时微生物所付出的劳动一样。不过，我们西方建造的这个结构，其材料却不像它那么耐久。它里面最明显的原料就是技术，而人不能单靠技术而活。到了成熟的时间，当由许多大厦构成的普遍之屋稳固坐落于自身那些基础上，临时的西方技术性框架拆除了——我对此毫不怀疑，我相信这些基础最终将会显现稳固，因为它们有着宗教的深层基岩。”

也译过一些东西了，译这本《文明经受考验》是最费劲的。老派学者（这个表述只有敬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辩证论说，语言丰赡，长句重叠，更有宗教情怀居高临下，时不时悲悯而嘲弄可怜的人类，译汤之难，屡屡感慨。只希望真正看懂，真正说明白，雅不敢言，求几分信达？请不以汤氏为落伍或愚昧的读者指教。

王毅

2015年5月

[1]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1页。

[2]汤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第937页。

[3]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2页。

[4]19世纪以来，西方十多个国家在雅典陆续设立了自己的雅典学院，作为本国古典学教学、研究与图书资料中心。最著名的有雅典美国学院、英国学院、法国学院。

[5]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6]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7]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8]迈克尔·朗：“汤因比的全球化与全球史”（Michael Lang，“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oynbee”），《世界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第747—783页。

[9]另有萨默维尔的缩编本，这部著作集收入的是萨默维尔的缩编本。

[10]阿伽门农（Agamemnon），希腊迈锡尼国王，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重要人物。——编者注

[11]萨谟奈（Samnium），罗马时代位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山岳地区。——编者注

[12]阿尔弗雷德（Alfred，849—899），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朝的国王，被后世尊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编者注

[13]圣比德（the Venerable Bede，675—735），英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编者注

[14]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公元前418？—前362），古希腊底比斯政治家，将军。——编者注

[15]菲洛皮门（Philopoemen，公元前253—前183），古希腊统帅和政治家。——编者注

[16]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1862—1933），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11年。——编者注

[17]原文为sub specie temporis。——编者注

[18]格兰德河（Rio Grande），是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界河。——编者注

[19]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代表作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等。——编者注

[20]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歌德《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编者注

[21]马里亚特船长（Captain Marryat，1792—1848），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小说家。——编者注

[22]亚伯拉罕（Abraham），基督教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据说是希伯来人的始祖。——编者注

[23]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对印度的风土人情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有相当透彻的了解。——编者注

[24]图坦卡蒙（Tut-ankh-Amen，公元前1341—前1323），古埃及法老，19岁暴亡，他的墓葬于1922年被发现并挖掘，震惊了西方世界。——编者注

[25]本书成于1948年。——编者注

[26]李将军（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联盟的总司令。——编者注

[27]格兰特将军（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后期联邦军总司令，第18任美国总统。——编者注

[28]拉比（Rabbi），有时也写为辣彼，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编者注

[29]屈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文坛的“桂冠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编者注

[30]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1930年被任命为英国第22届“桂冠诗人”。——编者注

[31]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公元前254？—前184），罗马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也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位戏剧作家。——编者注

[32]特伦斯（Terence，公元前195或前185—前159），罗马共和国的著名戏剧家。——编者注

[33]特兰桑克塞尼（Transoxanian），拉丁语，欧洲东方学界用此术语指代阿姆流和锡姆河流域之间的地区。——编者注

[34]这些事实的概要，见本文后面的注解。——作者注

[35]阿尔伽巴尔提的法文译本见巴黎勒鲁出版社。——作者注

[36]和子说（filioque），表示“圣灵是由天父和圣子而出”，这是罗马教廷的立场，君士坦丁堡教廷则认为圣灵是由天父而出，由此形成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大争议。——编者注

[37]以弗所长眠七圣（Ephesus Seven Sleepers），传说以弗所的七位圣人为躲避暴政于公元249—251年进入山洞沉睡，并于公元408—450年苏醒。后来他们再次在洞中安眠。——编者注

[38]法文译本，卷六，卷首。——作者注

[39]法文译本，卷六，75页，参照70—71页。——作者注

[40]同上书，66页。——作者注

[41]同上书，82—83页。——作者注

[42]法文译本，卷六，75页，参照223页，251页。——作者注

[43]在继续撰写关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作者注

[44]《圣经·哥林多前书》，xiii.2.——作者注

[45]《圣经·马太福音》，vii.9—10。——作者注

[46]色当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时期，结果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军队大败。——编者注

[47]法国战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从1942年5月10日开始进攻法国及低地国家，之后不到三个月，法国沦陷。——编者注

[48]约柜（Ark），又称法柜，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指放置了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柜。——编者注

[49]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全称国际联盟，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二战”结束后被联合国取代。——编者注

[50]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George Curtis，1872—1955），英国官员、作者，一手推动了英帝国联邦制的确立。——编者注

[51]布伦努斯之剑（Brennus’Sword），公元前5世纪，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攻陷洗劫了罗马，罗马人答应上缴赎金。在赎金过磅秤时，罗马人提出高卢人提供的磅秤不公平。高卢人领袖布伦努斯拔出宝剑扔在磅秤上，说了一句旷世名言：“战败的人活该倒霉。”——编者注

[52]达尔马提亚（Dalmatia），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附近1000多个小岛。——编者注

[53]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编者注

[54]瓦兰吉人（Varangians），公元8世纪时，迁入南俄草原的北欧诸民族。——编者注

[55]即君士坦丁十一世。——编者注

[56]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有金口之名的圣约翰与东罗马帝国皇后优多克修发生多次冲突，最后以圣人死于流放途中告终。——编者注

[57]公元8世纪末，圣西奥多因反对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六世抛弃妻子，迎娶情妇，被流放。——编者注

[58]1077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忏悔罪过”，三天三夜后，教皇才给予其原谅，史称“卡诺莎之辱”。——编者注

[59]公元13世纪，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矛盾已根深蒂固。英诺森四世上任之后，与皇帝腓特列二世的冲突逐渐难以调和，后者虽扬言要发兵罗马，废黜教宗，但直至去世一直未能找到反对英诺森四世的可靠同盟。——编者注

[60]马加比派（Maccabees），公元前2—前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教世袭祭司长家族，曾为保卫和恢复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作出贡献。——编者注

[61]巴麦尊（Lord Palmerston，1784—1865），英国首相，帝国主义者。——编者注

[62]即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年在位。其间，他编撰《查士丁尼法典》，主持修造索非亚大教堂，甚至几乎恢复了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编者注

[63]即查士丁尼一世之妻，狄奥多拉皇后。她出身微贱，但智慧过人。公元532年尼卡暴动中，她拒绝与皇帝逃命，因为她的坚定，暴乱终结，查士丁尼的政权得以保存。——编者注

[64]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Ernst Rosenberg，1893—1946），德国纳粹党政治哲学家，曾出版书籍《20世纪的神话》鼓吹纳粹主义。——编者注

[65]詹姆斯·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宗教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