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性中的固定成分

我们认为即便在人文社会领域，过去也可以为未来提供启示的一个原因在于：人性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固定成分。跟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会展现出自己独具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生命个体所属的物种。然而，我们已经发现，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通过一连串漫长的演变进化而来的；这说明生命的进化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物种而言，它所呈现的恒定特征都只是由我们选取的特定时间尺度制造出来的幻象。与人的一生相比，甚至同科学所研究的、世代累计起来的进化现象的时间长度总和相比，进化本身的时间跨度都要长得多。因此，人类观察者是无法全面观测到进化本身的。然而，我们知道的一点是，在整张生命进化时间表中，人类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在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天体宇宙的时间表中，人类出现以来的日子则显得更为短暂。如果说人类确实是“刚刚”（用比我们自己习惯采用的时间单位更为宏观的尺度来看的话的确如此）从某个前人类时代的物种演变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最终也会演变为某个后人类时期的新物种。事实上，当今的生物学家们已经暗示，即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未来的人类特征中也将会产生一些分化。人工制造的核裂变可能会自动改变人类的基因；而人类对这些技术的直接掌握也可以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基因。如果生物学家们确实掌握了这种力量，那将成为生命进化历程上的一个新转折点：一种现存物种破天荒地能够自觉地、有计划地以自身为基础创造一个新物种。这种引导我们自身进化方向的能力对人类前途的影响将比我们现已拥有的任何能力都更加巨大。例如，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原子能时代，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人性与诉诸暴力的举动绝缘。这种做法至少会部分地剥夺人类选择的充分自由。我们会把他们改造成更像天使或蚂蚁的样子。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我们自己的恶，而不至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似乎是我们为了走上生与善的道路而能作出的最佳选择。然而，很显然的是，跟其他力量一样，这种能力也是既可以为善，又能够作恶的；因此，我们掌握这种技术的前景也是非常可怕的。

可见，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性中明显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元素。然而，即便不能达到恒定不变的程度，这些元素也毕竟足够稳定，使得我们可以确信它们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通过我们对过去的知识去预测未来。

我们关于人类存在于地球表面的最古老证据是我们的这些祖先留下的、又被现代考古学家们所找到的物质遗存。这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最早证据是骨骼和石块。骨骼告诉我们，所有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是从前生活过的各种类人猿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这里研究的石块是经过人为加工（无论这种加工是多么粗糙）的，较自然状态更适宜作为工具的石器。当我们发现制造的工具同骨骼出现在一起，并且能够确认这些工具是由这个残留下骨骼的生物所制作、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生物属于人类，即便其骨骼表明它代表了一种与今人祖先不同的类人猿也没有关系。

早期的工具遗存比早期的人类骨骼化石数目更多，所蕴含的信息也更为丰富。人为加工过的工具与不经加工就被用作工具的自然物件不同。前者可以说明，其制造者和使用者是能够进行规划的；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这些生物已拥有意识和意志。事实上，在从古至今的整部人类历史中，制造工具的能力都是人类独具的一个特征；并且我们有理由猜想，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他们就会继续制造工具。迄今为止，人类在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最为辉煌的。人类是当之无愧的“劳动的人”。他一直顶着这个当之无愧的头衔，但他却未能配得上另外一个盲目自封的头衔——“智慧的人”。然而，尽管后一个头衔未必恰如其分，它却指出了千真万确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提醒我们，人类除了是一个“劳动者”，其本质还包含着另一方面，这后一方面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尽管人类的技术是他迄今为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但它并不是人性的精髓，甚至也不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本质要素。人性中的这些更为重要的元素是无法直接反映在考古记录中的；因为它们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考古学至多也只能间接证明这些人性精神特征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推断，倘若人类不具备这些精神特征，就不可能创造出以其使用的工具为证据的物质文化。物质材料证据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确实是可靠的；但它只能间接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还不是最重要的。

人性中独具的精神特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最重要特征；我们对此的认识并不来自任何出自人手的物质产品，而是来源于人同他人、自己和宇宙的终极精神真实性的精神遭遇。人与他人的互动包括两类：一个人可以遇到跟自己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并建立私人关系；他也可以通过视觉、口传或文字信息间接了解并“遭遇”其他仍然活着的、或业已去世的人。我们之所以能知道那些未曾谋面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至少在我们眼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过一些影响。这种间接联系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私交更为深刻和立竿见影。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给同时代数以万计的、从未见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都沉痛悼念他的逝世。然而，肯尼迪总统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在深刻性和有效性方面尚不能同佛陀、老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和甘地等人对后世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些高级宗教和哲学流派的创始人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尚未出世的人们。无数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些人对从未与他们谋面的人群的影响要超过任何同后者真正相处的人的作用。

人性独具的精神特征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尝试研究这一主题。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也很难得出不易之论；因为在人类的认识体系中，对人性本身的认识是最薄弱的；尽管对人性的系统研究于2500多年前已在印度与希腊世界同时开始，但它至今仍处于雏形阶段。

人性精神本质中的一个十分鲜明，但算不上独具的特征是其社会性。人类的祖先可能先成了社会性动物，随后才能进化成人；但人类并非地球上唯一的社会性动物。具有同样特征的还有一些哺乳动物（如狼）；更好的例子则是各种社会性昆虫，它们的社会组织像人类的一样复杂，并且出于某种原因，这些组织还比人类的更加高效。但人类在社会性基础上建立的文化上层建筑的确是人类独有的。社会性昆虫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对等的东西。因此，本章将会特别关注人类文化，但会将人的社会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存在。

人性所独具的首要特征是自觉意识，这包括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他对外部世界——包括其人类同胞和人类之外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自然世界——的意识。

自觉意识意味着进行选择的可能，同时也激发人类去作出选择。人类表达意志的自主能力——无论它是真实存在的，抑或不过是一个幻象——是人性的第二个独具的精神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人类辨别善恶的能力。这种区分暗含在他的选择能力中，因为人类所进行的每一个选择，或多或少地都是在生与死、善与恶之间作出的抉择。对善与恶的区分似乎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会去做的事情。事实上，这种辨别能力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共同特征。然而，在运用这种辨别能力来指导实际生活方面，不同文化的道德符码间却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早在人类学的系统研究诞生之前很久，伦理习俗领域的多样性已在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安排吃掉父亲尸体的印度臣民和火化父亲遗体的希腊臣民进行争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了。在大流士的这个例子中，正如大流士本人预料的那样，当每一方介绍自己处理父亲遗体的手段时，对方都会感到震惊。对于印度人而言，玷污圣火的做法就跟希腊人眼中同类相食的习俗一样可怕。希罗多德引述品达的名言表达了自己的总结性看法：“习俗是所有人的君主。”[11]但更为贴切的结论应当是：不同伦理规范的相对性都服从于支撑它们的同一个绝对信念——善与恶是可以并且应当被区分的。

人性中的第四种独特的精神成分是宗教。它与选择的意志一样，是对自觉意识带来的后果之一的某种精神回应。人一旦拥有了自觉意识，就必然会明白，他所认识的其实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本身是无法解释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的。它用人类生活的内在不和谐因素折磨着我们；这是十分痛苦且看似不合情理的。例如，死亡就同人类的理解与爱的能力不协调。人类头脑理解力的潜能似乎是无限的，但艺术永恒，人生苦短；最强健、最富洞察力的思想也会因死亡降临而瞬间终止。同样，人类灵魂互相关爱的能力似乎也是无限的，但这种爱越深，丧亲之痛就越难以忍受。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Video meliora proboque；deteriora se-quor[12]）。我经常要使用选择的自由去对抗我的自觉意识；因为罪恶并非上帝或自然强加给我的一种不和谐因素，它是我自己创造的缺陷。上述三点可能是人生中固有的三个最难以对付的不和谐因素。人们还可以想到许多别的方面。

所有这些不和谐的要素在可见宇宙部分之内都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但人类精神却不肯善罢甘休，并不认为人生中的这些痛苦真的无法解释，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和漫无目的的。它更能接受的办法是承认自己认识这些神秘问题能力的局限性。它会猜想：对可见宇宙部分的解释必然存在于整个宇宙的本质中，抑或存在于高于人类的某种精神存在里，这种精神存在位于宇宙幕后或宇宙之外，并且可能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精神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本身及人生中的遭遇都是神秘性的；对这一结论的情感反应是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感觉。我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是他在生活中接连遇到的、由他无法领会其本质与运作原理的力量所制造的各种情境的主宰。这种认识促使人去试图接触那些控制着自己的神秘力量。他的动机并不只是出于好奇——好奇心是人性的另一个独特成分。他之所以试图接触这些超自然力量，是希望能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与它们和谐相处；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认识到，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某种终极性的精神力量，无论它究竟为何物。

这种欲望在全人类中似乎都是普遍存在的，所有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宗教都在试图表达和满足这种欲望。然而，宗教与伦理相似的一点是：在该领域内，各种信条虽然都反映了同一种根本信念，进行着同一种努力，但它们的具体内容却是千差万别的。在人们的观念里，终极性的精神真实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也可能根植于人的灵魂、动物、树木、石块、山川或星体之内；它可以是非人的、人性的或超人的；它甚至可能是一种可悲的幻象（持这种观点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实际上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就不同信仰采纳的与终极性的精神实体（无论其实质为何）和谐相处的方法而言，既有佛教徒为摆脱“业”而实行的斋戒禁欲，甚至对自己肉体的消灭（涅槃），也有基督徒渴望在上帝（衪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是一个人格化了的形象）的“神视”中成其为不朽的努力。

至此，我们已考察过的四种人性固有成分的稳定性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反映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切人身上；其次，它们都为生活在各个时代、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恒定元素和永久性的生活方式。还有另外一类成分，它们本身是稳定的，但它们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变化的。

第二类成分中的一种是好奇心。它也是人类的独具特征之一。好奇心是一种为知识而求知，不考虑任何外在的“实用”目标的愿望。人类对天体、人心、宇宙背后的终极性精神存在都抱有好奇心；他也会好奇自己的灵魂在死后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他对进入他认识领域的一切事物好奇。好奇心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具有两种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都是推进社会、文化变革的动力。好奇心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且，尽管（或恰恰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实用性的，它有时反而可以孕育出人意料的“有用”成果。

如果一个人无法与他的同伴们进行交流的话，那么他的好奇心和在其驱使下取得的所有发现都会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泯灭。人类同若干其他物种一样，具有与同伴进行心灵感应式的交流的能力。然而，在人类社会中，由于语言的存在，这种官能在交往中只处于边缘地位。语言——这种更加有效的交流媒介是身处不同社会中的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也是人类的独特标志之一。但尽管我们掌握了语言，心灵感应同样也是人类进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并且，即便语言的应用会导致“第六感”的衰退，我们还是会觉得，如果语言离开了心灵感应的帮助，它就成了一件存在着缺陷的工具。然而，作为一种交流手段，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毕竟比心灵感应更为丰富。同心灵感应一样，语言可以用来交流情感；但它还可以传递思想。而心灵感应在这方面充其量只能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冲动正是思维的清晰性与客观性的破坏因素。人类之外的一些社会性动物可以用彼此间能够理解的叫声和动作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具备了语言的雏形。但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物种（甚至包括社会性昆虫）都没有真正发展出用声音和动作传递感觉、信息和愿望，以至于能够同我们所知的最粗糙的人类语言相媲美的非人类“语言”。

对语言的掌握使得人类拥有了一种全新的、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世代相传的能力。在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那里，心理与生理的特征都是通过具体的生育行为遗传下来的。但人类却能掌握另一种世代相传的手段，那就是广义上的教育。教育是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它由好奇心催生，通过语言进行传递——由父辈和同辈传给新一代人的过程。正如语言的雏形一样，教育的萌芽也存在于人类之外的一些动物的生活中；但在人的一生中，教育的有效性、广泛性和重要角色都使得它与其他动物那里的雏形“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在人类生活中，通过教育完成的世代延续使得生育遗传退居次要地位，正如语言将心灵感应边缘化一样。诚然，脱离了生育遗传带给我们的人性固定成分（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单凭教育是无法使人成其为人的。然而，我们人类的动物性已被一种丰富的社会传统遗产覆盖了，这种现象即便在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中也是存在的。

“后天养育”的重要性相对高于“先天基础”，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人类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同样也是在这个领域里，人类即便竭尽全力也无法阻止变革的发生。几乎所有人类以外的动物（如社会性昆虫）的行为都基于其与生俱来的心理—生理机制，因此只有基因突变（其中一些能够导致进化，另一些则不能）才能引起动物行为习惯的变化。但在人类社会中，成年的一代可以选择教给青年一代哪些传统，同时抛弃哪些传统；而年轻的一代人也可以选择（尽管其自由度具有一定局限性），究竟是接受还是抵制这种教育。事实上，从未有过哪一种社会文化传统能够避免在世代相传中发生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便前后两代人都希望能够原封不动地交接这种传统。例如，我们不可能将一种语言冻结在它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冻结的语言将会变成“死语言”，最终只能作为“古语”而得到保存；而活语言则会与之分道扬镳，世世代代演变下去，直至古语和市井语言之间不复可通。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因政府的命令而被冻结，无论这个政府的集权性与有效性有多么突出。在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试图让日本人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一成不变，在国内将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为定法维护起来，同时断绝了日本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几乎一切联系。然而，仅仅过了200余年，日本便经历了一场虽未流血、却不可阻止的经济与文化变革；并且西方的“危险思想”早在海军准将佩里的大炮迫使德川幕府向西方列强开放日本国门之前就已重新使日本人的思想活跃起来。这些例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文化遗产在持续传承过程中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变化。

然而，尽管受到这种限制，人类却既可以尽情地进行创新，同时又能够竭尽全力地墨守成规。因此，一种社会文化遗产会不断地面临着被人改造的危险。与内在的心理—生理结构相比，它的自由改变要容易得多。诚然，有害的癖好和风气（或已被发现的苗头）可以通过必要的文化道德教育而得到纠正。但与这种优势如影随形的弱点在于：与内在的天性不同，一种社会文化遗产可能会因人们无意或有意地放弃其精华部分而失传。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目睹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道德、宗教精华是如何被德国——一个在西方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家——政府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所抛弃的。希特勒上台时，德意志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已有1100年的历史，其作为罗马帝国领土的时间还要更为长久。自从改宗基督教以来，德意志人民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马丁·路德是德意志人；现代西方音乐是一门德意志元素占据主导的艺术。但纳粹分子却敌视德国的西方遗产并抛弃了它；并且，尽管有个别德国人为抵制德国这种回归前基督教时代偶像崇拜的历史倒退行为而殉难，大部分德国人却被动地顺从了纳粹政权，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积极地支持这个政府。现代西方历史中纳粹独裁这一插曲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应当随时保持警觉，竭尽全力去捍卫自身社会文化传统中受我们珍视的每一部分。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无需花费什么气力，文化传统也能够保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丧失这种传统。

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社会文化遗产正是史学所关注的领域。客观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变化的过程；主观意义上的“史学”则是对我们的处境如何与为何发生变化的研究。历史是时代精神在“轰鸣着的时代织布机”上为人类编织的一件“有生命的衣服”[13]。时间会有意无意地揭示人生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经历的变化。这股人世变幻的洪流在以往和未来的流向就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