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历史的进步

人类与生俱来的时间尺度是个体的人有意识的生命的平均长度。除了个别回忆片断外，人类的记忆是无法回溯到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年时期的；老年痴呆有时也会在一个人身体死亡之前就夺走其意识。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人类社会里，有意识生命的平均预期长度可能大致为40岁，也就是从5～45岁的时间段。对于在较高的技术与社会管理水平下生活的少数人而言，他们的平均寿命预期大概已延长了约50%，即从5岁一直延续到约65岁。然而，对于一些我们在好奇心驱使下着手研究的、我们的智力已足够理解的、宇宙范围内的宏观时间段来说，无论是60年还是40年，都是极小的计量单位。事实证明，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内要使用小至个体的人有意识生命的长度，大到天体宇宙运转的时间尺度的各种时间计量单位。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宇宙的时间尺度是怎样的。即使在宇宙究竟是有一个可以确定的起始点，还是无始无终地永恒存在着的这个问题上，当代不同学派的天文学家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争论。无论如何，我们已达成的共识是：地球是有一个起点的，并且与其他一些宇宙天体的悠久历史相比，地球的诞生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当前，一些天文学家们似乎认为，我们居住的星球已存在了30亿年。但如果他们在本书付梓出版前就大幅修改了这个临时假定的数值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各种生命形态进化的时间尺度当然要比作为生命居所的地球的年代尺度更为微观；并且在生物学体系下，目前的年代测定也比天文学体系中的更为明确。事实上，我们可以试着用下表来呈现这些信息：

唯一存活至今的人科物种——“智人”的诞生年代尚不清楚。我们无从判断“智人”是否在其现已发现的最早骨骼化石和工具残片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技术是与人类共同诞生的；生物进化的长河中孕育出人类之日，也正是技术的发展起步之时。无论如何，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较晚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上，它们已足够精确。下表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

我们还可以制作出下面这张宗教史上的演化年表：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列表显示人类政治组织发展历程中的诸阶段：

然而，当我们转而研究人类的艺术成就时（它毕竟是人类迄今为止取得成就中较为值得注意的部分），对这些成果的编年式排列就不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启示了。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岩洞壁画（那是现代考古学家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艺术品标本）的美学价值同宋代山水画或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画派的作品成就是不存在可比性的。每个伟大的艺术学派都有自身的绝对价值，因为它自身的风格特征是无可比拟的。对不同流派的艺术是不能进行高下评判的；如果我们想在一个虚拟的整体艺术概念中寻找每个艺术派别的特征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们能断言的只有：据我们目前所知，在自身长达近100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只是从1.5万年前才开始创作艺术品。然而，自现存最古老的艺术品诞生以来，时间的积累并未导致艺术水准的任何可辨识的稳步提高。伟大艺术流派兴起的时间顺序与它们各自取得的成就毫无关系。伟大的流派如绵延起伏的山头一样屹立着；它们彼此间可以直接对视，而无需在意年代次序的阻隔。将艺术成就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做法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它们的任何相关信息，也无助于我们对它们进行美学鉴赏。

在17世纪末的西方世界中围绕当时的西方文化与在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被复活和受到膜拜的希腊罗马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中，人们认识到了伟大艺术成就的绝对性和不可通约性。由于现代人在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占据的优势，“现代人”中的翘楚可以在这些方面胜过“古人”中的精英，而后者则只能甘拜下风。但在当时的一位法国诗人借此声称自己是同荷马、维吉尔同样伟大的诗人，以便进一步夸大现代人的胜利时，之前获胜的现代人就不敢再乘胜追击到这个地步了。无论当时的那位诗人提出的观点看似有多么合乎逻辑，它显然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胜利的现代人承认自己的这种看法并不适用于诗歌艺术领域，这说明他们还是具备基本常识的。他们等于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优秀诗歌的伟大是永恒性的，并不受到任何文化环境特定发展阶段的制约。这种规律确实适用于诗歌，因为它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

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上述四个不同领域中的大事年表，并就它们向自己追问两个问题：首先，在每个序列中，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的水准，可以作为各阶段成就价值评判的适宜标准呢？其次，如果某个序列中确实存在着这种与日俱增的水准的话，我们观察到的加速度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发展是随机的、匀速的，还是加速进行的呢？

政治的用途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远离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暴力，代之以法律和秩序缔造的和平与安全。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是我们借以判断政治体系价值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在各种政治模式中是鹤立鸡群的。它们最大程度地营造了内部的法治与秩序，同时又最少地使用了与其他政权进行战争的暴力手段。倘若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全人类居住的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权威并能够使之万古长存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完全实现建立政治制度的目的——因为它将给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根据同样的评价标准，区域性国家（以当前联合国的114个成员国为代表）在各种政治体制中则是最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更不要说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相比，区域性国家只能为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提供和平与安全；而即便是它们带给其公民的这一点点好处也是以它们同邻邦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战事为前提的，后者给本国和邻邦的公民同时带来了得不偿失的苦难。

与文明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相比，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以及更为古老的食物采集者部落都是为害较小的政治组织方式。诚然，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可取之处，而是由于它们诞生时的有利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因而算不得这些体制本身的贡献。这些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彼此交战的迫切愿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被无人居住的荒野隔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即便它们确实参与了战争，也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和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的足够产品剩余去支撑一场破坏力巨大的战事。尽管文明时代的区域性国家在建立内部法律和秩序的能力方面拥有种种优势，但原始社会组织相对缺乏进行破坏力量的弱点反而成了它们最大的幸运。

在社会组织出现最晚的游牧民族那里，他们的凶残与贡献都达到了极致。13世纪的蒙古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几乎同纳粹在当代西方世界里所推行的政策一样可怕。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承认，蒙古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并将它维持了百年之久；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这个国家是最接近于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国家的。

如果我们提出的这种新颖的、针对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在艺术领域中看到的情况一样，在政治领域中，年代的先后对于政治制度价值高低的评价也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与伟大的艺术流派不同，各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可以根据其相对价值排出三六九等的；但这种排名跟它们的年代早晚并无关系。位于排行榜首末两端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和区域性国家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当最古老的文明于公元前三四千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诞生时，我们看到的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一批区域性国家，跟今天国家林立的西方世界格局相同。此后不久，在第二古老的文明——埃及文明的历史中，我们则看到，在政治上，埃及社会正在被整合成最为古老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在苏美尔、埃及文明诞生以来的5000年文明史中，若干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和大批区域性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整部文明时代的政治史中，我们看不到通往世界性统一国家和永恒的法律、秩序的发展趋势。我们目睹的只有混乱的兴衰交替，其最终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

在宗教史领域，我们可以找到进步和加速的趋势。我们可以划分出宗教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崇拜非人类的自然世界的阶段，它兴起于人类仍旧完全依附于自然界的时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漫长的一个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继续崇拜自己已掌握的东西的；因此，当人类认识到自己已开始超越自然的时候，他对被征服的自然的崇拜就让位于对帮助他获得这场胜利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这种对集体的神化奴役着每个人，正如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国人民的遭遇和社会性昆虫集体生活中个体所扮演的自我牺牲角色所显示的那样。宗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高级宗教的产生，它们使个人摆脱了蚂蚁式的、对其所在的公民体的依附状态，使他能够同自然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背后的终极精神真实性进行直接交流。这种使人得到解放的视角激励了一些殉道者们宁死也要违抗人类世界中的权威，因为他们相信，服从这些权威的做法是同他们对神的义务格格不入的。

在宗教发展的诸阶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精神的进步；因为，即便我们拒绝承认对人的崇拜在精神境界上是比对自然的崇拜更高级的宗教形式，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两种形式在精神高度上都不及将人的灵魂导向至高的精神真实性的第三种形式。这些阶段也显露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肇始于约5000年前的文明诞生期。这在年代上要比我们关于自然崇拜存在的最早证据——旧石器时代前期的岩洞壁画要晚了至少1万年。这条证据只是推论性的而且说服力较弱；但我们其实可以设想，自然崇拜的历史其实不止1.5万年，而是长达近100万年，因为这种宗教形式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如果说对人的崇拜的出现晚于自然崇拜近100万年；而对终极精神真实性的崇拜或向往却在对人的崇拜诞生约2500年后就出现了的话，那么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加速发展的例子。

然而，在此之后，又过了2500年，各种高级宗教——其中最早的代表为先知时代的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却尚未被任何显然更为高级的宗教形式所取代。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至少当代基督教（它从17世纪后期起已开始在西方衰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后基督教时代意识形态的冲击，这方面的三个最重要的代表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而民族主义又是其中最为强势的。这些意识形态尽管形态各异，却都是对高级宗教似乎已经取而代之的、对人类权力崇拜的回归。事实证明，高级宗教仅仅迫使对人的崇拜转入地下，后者在高级宗教式微之际又卷土重来。在作者写作本书时，他还无法预见，传统高级宗教与后基督教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间的现实较量将会如何收场。

这些新兴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们在固有的、对人的崇拜基础上又补充了从基督教中吸收的狂热精神。这些意识形态的弱点在于：它们破坏了高级宗教所建立起来的、个体灵魂与至高宗教真实性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这些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为充满荆棘的人生旅途中的个人提供任何帮助；此外，上述三种意识形态里的至少两种都将个体灵魂重新置于集体的奴役之下，尽管高级宗教一度已使之得到解放。因此，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预期，高级宗教——可能并不是那些传统的古老信仰，而是业已抛弃其无关紧要的过时成分后的高级宗教信仰精髓——最终将压倒这些意识形态。未来是不确定的，当前的形势并不能确保传统宗教所代表的精神水平即将被超越；另一方面，现实倒是可以清楚地表明：在高级宗教诞生之际存在着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加速动力在公元7世纪（最后一个高级宗教——伊斯兰教诞生的时代）之后并没有维持下去。

当我们把目光从艺术、政治和宗教领域转移到技术发展和生命进化等领域的发展历程时，一切都变得清晰明确起来。根据其各自的评价标准来看，技术与生命进化的发展历程都表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进步性特征。它们在发展速度上也是日趋加快的。

在生命进化领域里，哺乳动物的进化反映了生命机体效率的提高；而在哺乳动物世界中，人类的进化又进一步地、更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种进步。加速发展的趋势同样明显。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从生命的原始形态进化到哺乳动物的时间至少用去了13.5亿年，甚至可能经历了长达23.75亿年的时间。但从最初的哺乳动物形态进化到人却至多只用了1.49亿年，或许仅有1.24亿年。此外，人类迄今为止可能只在地球上生存了不到100万年；这同1.49亿年和13.5亿年相比起来都极为短暂。宗教领域的年表表明，自高级宗教出现以来，人类在这方面的进步至少暂时出现了停顿，并且还在面对着倒退的可能；与此相反，生命进化领域的年表却既未显示发展中的停顿，也未显示其前进速率的放缓。

这一点是否说明，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不到（或许将远远少于）1.49亿年的时间内，人类就会被某种比自身更先进的新物种的进化所超越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人类和现今地球上其他物种差异性的分析结果。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人性中首要的独具特征就是自觉意识；随着自觉意识的形成，生命的心理与生理进化已超越了纯粹的生物学阶段，进入了“后生物学”阶段。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自觉意识已使他超越了所有现存物种；随着长期以来的积累，这种优势已变得足够明显，使得人类只要愿意，就可以通过杀死所有表现出可能形成新物种的生物变异特征的动物或人类个体，从而阻止地球上的生命进化过程。

在历史上，“生命的玩笑”[14]会引起人们迷信式的恐慌，从而驱使他们去无情地铲除这些不幸的生命。李维的罗马编年史记录了一些罗马宗教权威处死双性婴儿或长着两个头的牛犊的事件。在有些更为原始的社会中，双胞胎婴儿会被按照宗教习俗的规定处死。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生命进化似乎就只有在人类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同样，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人类似乎很快就将获得人为地控制与引导生命进化过程的能力；这样一来，他就无需等待自然提供的进化，后者即便在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也要比当前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突飞猛进着的人类科技进步缓慢得多。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就意味着生命进化的前景将取决于从“劳动的人”步入历史舞台之际开始的技术发展的未来状况。

在技术领域，进步和加速发展的现象都十分引人注目。在我们的时代，这两者都在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它们的活力是史无前例和十分惊人的。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向人类提出新挑战（可能是他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的一个元素。尽管技术本身是人制造出来的，它却正在挑战着人类通过继续运用自己的选择自由（那是人性独具的特征之一）来规划、引导和把握自己未来的能力。这种原本是人类发明出来以便为自己服务的无生命工具正在出现脱离其发明者控制的苗头。它正在试图将人类“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15]。

人类如何会因自己在某一活动领域所取得的成功而丧失了主动权呢？事实的情况是，当今技术爆炸式的加速发展正在令人担忧地加大着人类灵魂中意识与潜意识层面之间的鸿沟。当然，这道裂痕的历史是同自觉意识本身一样古老的；它是为生命进化过程中形成自觉意识，进而塑造出人性的飞跃性成就所付出的代价。

人的一个不便的令他感到痛苦的弱点在于：人是一个“二元复合体”[16]，必须在一定意义上坚持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自从我们的祖先变成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试图同时驾驭人类灵魂中的自觉意识和潜意识成分；而这两匹烈马——我们不妨姑且称之为“头脑”和“心灵”——总是以不同的节奏向不同的方向牵引，从而给它们的驭手带来了永无休止的烦恼和焦虑。头脑的节奏永远比心灵更快；但在人类业已经历过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这种频率的不一致性尚不至于使得驭手束手无策，因为头脑在开始的时候踌躇着不肯全速奔跑。在某个生物制作了最初的工具，从而成为人类之后，旧石器时代前期的技术水平在90多万年的时间里事实上一直裹足不前。直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候，技术发展的速度才足以让非专业的观众在一排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石制工具中辨认出进步的迹象。直到这个时候，头脑的同伴——心灵虽然前进得较为缓慢，却还不至于吃力到完全跟不上的程度。尽管从跟头脑一起拉车开始，心灵就一直面临着压力；但这种压力在开始阶段并未显著增加。令心灵所面临的困境变得无法忍受的是：头脑的速度不仅从一开始就快过自己，它又开始在一种似乎永不耗竭的能量驱动下不断提升自己的速度和加速度。相反，心灵的节奏不仅从一开始就相对缓慢，它似乎还受到自然的制约，无法突破自然的限度。在达到速度极限之前，人类灵魂中的感性的、非理性的潜意识层面还有能力（幸好它具备这方面的足够能力）去对付由不知疲倦的自觉意识和独立意志不停抛过来的革命性的技术与组织创新成果；只要潜意识尚能应对这些与人类生活状态格格不入的新现象的话，它就可以将这些现象转变为对社会传统文化的合理改革动力。但心灵加快节奏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而头脑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似乎永无止境；其结果是心灵与头脑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差距拉开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条日益加宽的裂痕使得形势变得日趋紧张，威胁着要让人类的精神陷于分裂。

我们只要关注一下，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处于上升期的文化是如何冲击它所遭遇的弱势和没落文化的，就可以预见当前这种似乎要征服人类的心灵灾难将会有多么严重。在居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屈从于强势文化要求的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以至于要为此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出色文化，它成功地依靠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应对了大洋洲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挑战。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特别适合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构成平衡、和谐的关系，当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在18世纪突然闯入此前一直风平浪静的大洋洲世界时，波利尼西亚人很难改变自己，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剧烈环境变化。这种经历是如此痛苦和令人绝望，以至于波利尼西亚人一度不愿再继续繁衍后代——尽管那是所有现存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尚处于狩猎和食物采集经济发展阶段的北美印第安人在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同样感到自己很难忍受农业生产方式下的种种束缚和单调生活，更不用说依靠工业机械进行谋生了。

关于外来文化的过度压力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的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自四福音书中描述的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团体的心理状态。该事例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同入侵的希腊文化相比，迦南地区的犹太文化并不原始或落后。然而，它们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由于两者精神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而当时的希腊文化又更为强势，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便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希腊文化在耶稣生活的年代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的影响一如当前西方文明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说全人类，而不是西方世界以外的主要民族，是因为当前技术飞速发展所导致的、程度和节奏方面的文化变迁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这场技术革命的缔造者——西方人也在他们亲手制作的、对心灵产生巨大冲击的工具作用下变得无法自已。

如果在我们当前面临的世界性心理危机中，“心灵”与“头脑”之间的张力达到了足以使心灵发生分裂的程度，那么随之而来的心理灾难恐怕要比应用对核裂变原理的科学发现所制造的核爆炸更加具有毁灭性。事实上，如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头脑和心灵真的因这种张力而走向分裂的话，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一场灭绝一切的世界性核战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近年来持续增强的张力在同人类灵魂共同产生后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一直是较弱的；尽管如此，它在历史上还是制造了许多道德灾难和物质破坏。事实上，它是人类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处理与自己及同伴间的关系中遭到失败的最主要因素。这种失败同人类运用技术（近代以来又辅之以对技术的系统探索与发现）处理自然关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构成了可悲的对比。头脑和心灵步调的不一致必然会引起麻烦；因为尽管人类的心理同时包含了自觉意识和潜意识这两种成分，它在控制自己面对的或刻意制造的种种局势时却必须保证两种意识一致行动。倘若头脑和心灵中的任何一个试图不顾对方而自行其是的话，另一个元素都有能力破坏它，从而使得人的全部心智陷于瘫痪状态。当我们把新酒倒进旧皮囊时，年深日久的皮革可能会丧失弹性。在新酒酵素的作用下，它也许就无法再进行伸展；在这种情况下，皮囊便会开裂，不适宜由它来承载的新酒便会因漏掉而损失殆尽。

在自己所掌管的科技领域，头脑可以用心灵无法比拟的速度大步前进。因此，头脑不断让心灵措手不及地遇到前者制造的全新局面。由于生活中的各方面是彼此间环环相扣的，为了维持其平衡、和谐状态，人类必须为了局部的一点变化而对全局作出调整。头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它实现了某种技术变革之后，头脑可以毫不费力地意识到，只有在社会文化领域也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保证这种技术革新可以造福人类，或至少不变成一场灾难。在社会领域和技术领域中，头脑几乎是同样睿智的；但与技术领域中的情况不同，在社会领域里，头脑只有说服心灵与自己配合（这在当下已成为它们共同得救的必要条件），才能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行动。头脑在处理科学与技术时则可以自由行动，因为此时它是在完全由自己掌管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也就成了人类心智活动中这一部分当仁不让的主宰。然而，在社会关系领域，心灵却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是因为，在心灵活动的这一方面，感觉比理性更为重要。因此，头脑必须说服心灵相信其确有必要，否则就无法让现存的社会状况适应自己发明出的新技术的要求。心灵有时确实会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假如心灵真的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话，那么人类根本就不会生存到今天了。不过，即便在心灵最终顺从头脑的革新要求的情况下，与难以割舍的感情的痛苦搏斗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必然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在心灵固执地按照老规矩自行其是的这段时间里，头脑制造的、带有革新意味的既成事实就可能会引发灾难。

在今天，心灵与头脑玩的这场危险游戏使得人类因两种晚近出现的革命性发明而陷于危险境地；这两项发明正是不安分的头脑不停地抛给心灵的新生事物中的一部分。今天，头脑已经驾驭了原子能，使之可以为我所用；它也在对公共健康状况的管理中应用了医药科学和商业管理模式。这些手段既可以用来救人行善，也可被用于杀人作恶。它并不一定要被用来作恶。例如，原子能既可被和平利用，也可被用来发动核战争。就其本身而言，科学和管理学在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应用所产生的效果完全是积极的。它已导致了死亡率的显著下降。然而，死亡率的下降和利用原子能进行战争的做法都会带来浩劫，除非在技术革命发生后，又有一场社会革命来配合它，而这正是困难所在。

头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变革是必要的。它清楚地看到，如果战争在原子能时代继续存在的话，对原子能的驾驭必然会带来新形式的和更加残酷的战争，正如此前的一切技术革新应用所造成的后果那样。因此，头脑也会看到，既然自己已将人类带入了原子能时代，战争就必须被消灭，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性的主权应被取消——因为战争是由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发动的，并且区域性国家们只要还保留着有资格发动战争的主权，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彼此交战。在原子能时代，只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世上所有区域性国家的世界性权威才可以垄断对核武器的占有，这样才可以禁止这些区域性国家拥有核武器。

对上述两种旧机制的废除和新机制的创设或许可以使人类免遭由核战争导致的种族灭绝。这是因为，如果所有核武器都被保存在一个世界性权威手里的话，核战争就不可能爆发，核武器也将被转化为维护、整顿世界秩序的一种终极性手段。但消灭战争的做法难道不会使维持世界性的原子能使用权威变得多余吗？头脑已认识到，答案将是否定的。它意识到，如果人类不将原子能用于战争而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话，他就会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将原子能广泛用于和平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利用的原子能可以帮助那些身处文明社会之中，却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直无权享受其带来的好处的普罗大众分享文明的物质效益（相应地也会分享其精神效益）。这将会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但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其相应的代价，驾驭原子能（无论是用于和平目的，还是战争目的）的代价便是有害核垃圾的制造。这种有害物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漂浮，毒害距排放地点数千英里之外的生灵。消除核污染的问题是无法在哪怕当今世界上124个区域性主权国家中最大的一个疆界范围内独立地得到解决的。它只能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解决；因此也只有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某个世界性权威才能采取这样的整治行动。

头脑同样看到，近年来死亡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人口爆炸；除非生育率也相应下降，这种局面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现代科学和现代管理方式分别在预防性药物生产和公共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已显著降低了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一现象同时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居于多数的相对落后国家中。这件事情本身是现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功德无量的一项成就。从前，有很多人虽然来到了世界上，却在成年之前就已夭亡，更不可能平安活到晚年；现在，这批人的数目已经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不断出生的婴儿数目——他们现在可以预期活得更为长久——却并未显著下降。因为死亡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简单的卫生、管理措施来实现，这些措施的受惠者即便没有积极地予以配合，至少总会默许它们的推行；但人们却无法依靠照搬这些手段，为适应死亡率下降的局面而去控制出生率。世人之所以会默许卫生、管理措施的实行，是因为他们完全能够认识到可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并且他们也无需改变自己的个人习惯就能够获得这些好处。相反，在当今世界上数以亿计的夫妇中，除非有几万对同时愿意节育，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实质性降低；而为了进行节育——它必须出于自愿，他们必须改变一种同人类先祖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的习惯。这是一种野兔式的习惯，即努力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因为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因种种意外而不幸夭折。

这种预期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人类认识到了自身境遇的这种变化，那么他的目标也就该作出相应的调整。父母生育孩子的目标不应再是达到最高值，而是应该争取达到最适值。也就是说，这个数值应当能使下一代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尽可能地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充分享受生活。在发达国家里，父母们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将之付诸实践；其结果是，在大多数此类国家中，人口变动现今已回到平衡状态。另一方面，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大多数人还并不认同这一点；即便有些人认识到了，他们在理解后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采取行动。头脑已经看到，既然任何一个物种都不能无限地增加其个体数目，当前世界人口的增长最终总会被某种力量所遏止。倘若我们不自觉地抢先动用计划生育手段来人道地控制人口的话，这种人口增长就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等古老的苦难所残酷地终止。头脑还预见到，这一过程会比死亡率下降的过程更为漫长。死亡率的突然降低令大多数人感到措手不及；可以想见，多数人都需要时间去接受应当生育最适数目，而非最多数目孩子的理念。我们尚无法判断，这种自我转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但我们却可以预见，在这一转变完成之前，世界人口的数量将会一路飙升；它在2000年的数值将会比1965年的基数增加2～3倍。

幸运的是，应用于食物生产的科学似乎也已能够提供超出当前人口所需2～3倍的口粮，并按照当前人类最富裕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标准来供养他们。科学可以补充土壤缺少的营养元素，从而提高其肥力；它可以通过灌溉淡化海水，让具备潜能的沙漠地区长出庄稼；此外，当尚未被建筑物占满的地球陆地表面已完全用于农业生产之后，科学也可以开始耕种海洋（这种做法已在日本沿海开始）。科学的确可以完成这些食物生产方面的成就；但它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必备条件是政治的，而不是科技方面的。地球表面的土地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而用于食物生产和分配，否则农业科学的潜力就无法得到发挥。这就需要我们取消124个区域性国家对食品政策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而把这些权力交给一个世界性的食品管理权威机构。该机构应与世界性的原子能管理权威组织一并设立，并且与后者一样，这个负责管理食品的机构也应被授予绝对权力。

头脑一眼就能看出所有这些情况。思维的速度总是很迅速的。头脑还知道，在这个科学应用与技术“零距离”接触的时代，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权威的工作效率是不会受到任何技术、组织方面的妨碍的。在1965年管理整个地球表面及大气层和全体人类的后勤保障任务要比在17世纪80年代管理美利坚合众国13州的领土、或在公元前5世纪管理阿提卡地区还要来得容易。在阿提卡境内，苏尼乌姆海角是距雅典政府所在地最远的地方，这个距离只有40英里；然而，由于一个普通雅典公民并没有任何比步行更迅捷的旅行手段，如果他住在苏尼乌姆的话，那么为了听到和看到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会场发表演说，这位公民就必须走上整整一天的路程。而在1965年，人们已经可以从远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某处出发，在当天赶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且，由于超音速飞机的发明已指日可待，我们可以预见，有朝一日，人们可以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出发，在当天抵达想去的任何一个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在1965年，希望能看见美国总统并听到他讲话的人们已无需亲自动身前往白宫附近。通过收音机和电视，他们可以坐在家中听到总统的声音，看到他的表情和手势。通过这些消除距离的交流手段，全世界的公众现在都能够熟悉当今世界每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品质。现在，一位著名领导人的选民已不再只是他自己的国民，而是整个世界。人们已经看到，当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后，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都感到自己蒙受了损失，仿佛他们真的亲眼见过肯尼迪一样。

有了这种可以顾及全世界的工具，如果头脑打算自行其是的话，它是能够在1965年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的。此时，一些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子公司、分工厂和区域性购买、营销机构网络的私有工商业集团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政府应当如何进行运作。这些集团确实可以自由行事，因为并没有什么受人重视的机构或根深蒂固的习惯从中作梗，阻止它们为实现其商业利益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确有必要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上进行活动，他们就可以不受妨碍地着手去建立必要的组织。在1965年，建立拥有足够力量的世界性政治权威的要求事实上还要更为强烈与迫切。随着核武器、有毒核废料、显著降低死亡率的公共健康措施的出现，能否建立这些权威已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然而，在这个领域里，把该理念转换为实践却成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在头脑说服心灵与自己合作之前，该任务根本是无法完成的；而这种合作就意味着头脑必须说服心灵放弃自己珍爱的国家主权和战争，以及其根深蒂固的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的习惯。

然而，在1965年，绝大多数人仍旧按照死亡率下降与核武器被发明之前的习惯生活着。

占世界人口2/3的穷人们继续尽可能多地生育后代，而不考虑他们的孩子们不再会像苍蝇一样轻易死去的、颠覆以往传统的新局面。在这些贫困国家中，人口的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通过将现代科学应用于技术所带来的产值增长几乎要被抵消，甚至可能反过来发生倒退。当这些民族迫切需要并且指望自己的生活水准能够有所提高的时候，他们却造成了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下降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本来就身处饥馑爆发的边缘。然而，迄今为止，残酷的现实并未促使他们放弃自己古老的习惯。

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与此相似。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地球上独立主权国家的数目已几乎翻了一番；而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中的新统治阶级代表们已用行动表明，他们虽然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却并没有摆脱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曾经依靠民族主义获得了力量，而他们自己正是受制于这种力量。他们一获得自由，马上就借机把这个西方的护身符据为己有。他们急切地想要借助于暴力来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正如其人民急切地想要繁衍后代一样。诚然，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是异族统治者的政治奴役必然会激起的反抗。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那些从未遭受过异族统治的和在不久之前的国际竞争中屡遭败绩的那些国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盛极一时的局面。

戴高乐总统试图复兴其祖国的辉煌历史；他似乎已忘记，这条追求光荣的道路曾经导致了1714年、1812年、1815年、1870年、1914年—1918年和1940年的一系列灾难。戴高乐并不害怕这些血的教训，而是让法国紧缩物质资源来制造核武器，其实际意义其实不过在于：一旦有朝一日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法国会被卷入一场无法挽回的终极性灾难。这种疯狂行为的动机是对荣耀的向往，后者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按照法国式的思维，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65年的法国人仍然能够感到自己在1940年蒙受的民族耻辱；而英国在1940年扮演的则是正面角色。于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不得不举出另一个理由。他坚持认为，英国必须保留其核武器（尽管其数目从军事角度看是微不足道的），以便保证英国能够在超级大国的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法国人的过度敏感相比，这种英国式的绅士架子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反社会政策。在原子能时代，任何增加拥有核武器国家数目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反社会行为；因为统一管理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将核武器的拥有权限定在事实上一直垄断着这种权力的两个超级核大国范围内。

苏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则表现出了与这种可怕武器的垄断者身份相称的责任感。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他们已不止一次在前原子能时代中可能已引发战争的情况下克制着没有参战。尽管如此，苏联战后的做法与法国如出一辙，其程度还要变本加厉。俄罗斯曾在一代人的光景里两度遭受了法国从未经历过的战争苦难，它现在却又同美国为了世界霸权而展开危险的搏斗。只要这场冷战还在进行，它就随时可能使全世界陷入核战争的灾难。而美国闯入国际竞争舞台、直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场景更是令人惊异。这与法国于北美的军事、政治力量在七年战争中被瓦解以来，美国人民曾努力实践的传统孤立原则大相径庭。当新一次世界大战的轮廓已依稀可辨时，美国人民坚定地拒绝重蹈自己被卷入一战的覆辙。如果在1939年，即华盛顿国会执行中立法案的那一年，有人向美国人民预言，美国不仅将成为二战的主角，还会于二战20年后发动一场殖民战争，以赢得在东南亚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位预言家一定会被当时在世的几乎每位美国人视为疯子。血肉横飞的欧洲的连绵战事乃是旧世界特有的痼疾之一；美利坚民族的祖先在抖落脚上的旧大陆尘土时正是要与这种顽疾一刀两断，让宽广的大西洋分隔旧世界与自己在大洋彼岸的全新尘世乐园。

美国人重返国际竞争舞台的现象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转折。但这与中国人民坚持两千余年的普世主义立场后又重拾民族主义大旗的做法相比，倒也算不得特别令人惊异、扼腕和不安。[17]在公元前220年之前的1000年内，华夏世界可能如同当时的希腊世界和1965年的西方及全世界一样，处于列国割据的分裂状态。跟同时代的希腊人的做法一样，华夏诸邦之间的征伐也是毁灭性的和手足相残式的。然而，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牢牢地记住了从这些共同经历的悲惨遭遇中汲取的教训。在旧大陆的两端，区域性国家间周而复始的破坏性战争最终都被一股席卷一切的力量终止了；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唯我独尊的胜利者消灭了一切对手并建立和平，从而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其臣民眼中的世界帝国——因为它囊括了处于当时人视野中的一切疆域。旧大陆东端的中华世界性帝国一度与西端的罗马帝国并立；但两个地区日后的历史演变却大相径庭。华夏地区的世界性帝国在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后，虽经历了几起几落，却坚持生存了下来。它几度走向分崩离析，但每次都会重新走向一统。它有时会遭到异族的蹂躏，但每次又都能摆脱它们的桎梏。它在公元1965年依旧存在着；如果统计学家们的预测准确的话，那么到了2000年，它的公民数目将占据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可见，在比它诞生更晚的罗马帝国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中华世界性帝国仍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

这个中华世界性帝国今天仍存在于世界版图之上，但近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取向却跟美国人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中国的这种大转折更令人感到不安。美国人放弃的孤立主义传统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而中国人放弃的普世主义立场却有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人其实并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古代传统。这本是对中国所经历的，始于中英“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在1931—1945年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军事行动中达到顶峰的百年屈辱的迫不得已的滞后的回应。直到1840年为止，在中国人民的印象中，中华就是文明开化世界的同义语。中国周边的其他民族都是向自己称臣纳贡的番邦；距离更加遥远的那些未知民族则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反复经历了在战争中向异族卑膝求和的屈辱后，中国人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可再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不闻不问而独立生活。他们在接二连三遭到外邦欺凌之后终于被迫认识到了这样一个血的事实：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并且还是较为弱小的一个。到了1965年，中国人已痛下决心，要向世人证明：尽管中国已不复是那个古老中华传统中的天下，它还是能够、并且必须要扮演一个与其辽阔领土、庞大人口和悠久历史相称的、不畏强敌的民族国家新角色。

事实上，1965年的中国便是1965年法国的放大版。跟法国一样，中国正在试图洗清近期遭到的耻辱；并且，跟法国一样，它也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自己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标志之一。两者的情绪是一样的，但中国制造的威胁却更加严重；因为倘若中国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技术精良的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它就有能力成为一支超越美苏联手实力的强大力量。更严重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宣称自己敢于参与一场核战争并战而胜之。毫无疑问，如果付诸实践的话，这种自负的夸耀必将被事实证明是谬误的。然而，如果这种夸口是发自内心的话，那么它将成为一切国际关系视野中人类前途所面临的最严峻（尽管未必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们看到，在原子能时代，人类不停地做着愚蠢与邪恶的事情；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究竟能否在头脑制造的、但心灵尚未准备好应对的新形势下生存下去。当我们回想起，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做着同样的蠢事和恶行，但却仍能生存至今的时候，那其实算不得一种安慰。因为人类所犯的罪过从未免于惩罚；并且犯罪所付出的代价也始终是死亡。但到了今天，人类已经步入原子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对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纵容的罪过的清算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种族灭绝。从本质上看，一种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并不增加人类固有的罪恶；但它可以大大增加这种罪行所酿成的实际恶果。那么，在原子能时代里，人类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人类究竟有多大把握能在技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全新的现实局面和他顽固坚持的、但在新形势下已危及自身生存的致命危险的传统习惯和制度之间的危急时滞中生存下来呢？

对于面临着原子能时代挑战的这一代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生而为人的既成事实面前，这个世代是无法宣称自己的前途已无可救药，从而推卸掉自己肩上的责任的。诚然，如果昆虫的行为习惯变得不适宜它们的生存的话，那么它们必然会灭绝。这是因为，与人类不同，它们行为的基础是其心理—生理机制。这种机制不会受到任何自觉行为的改变。与此相反，人类有能力、也有义务作出选择。现今的这一代人也不能放弃人类进行选择的权利；如果他们真的选择了死亡与罪行，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责任与原罪。因为只要这一代人基于道义考虑而放弃他们所珍视的国家主权与战争等制度以及他们不顾一切地生育后代的固有习惯，那么他们是有能力作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通往生命与善的选择的。

这种努力将是困难与痛苦的，但它毕竟还是在人性的道德力量所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它不会比中国人和美国人近年来试图与自己的传统政策决裂的努力更为困难。不幸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换来的转折性结果只是将自己导向了邪恶与死亡。但在当代社会中，确曾有过另一种更加鼓舞人心的、与政治传统的决裂方式。在原子能时代到来之前，圣雄甘地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在避免使用在过去被用来推动政治革命的暴力手段的前提下，人们仍有可能促成革命性的政治变革。如果人类将来真的能够避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话，那么，后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将甘地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救星。他将作为那一代人的先知而被后人铭记；而他所取得的成就则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在人类事务中，变革——其中也包括革命性的政治变革——是不可遏止的和无法消灭的。在原子能时代中，与此前的时代一样，变革注定是会不断出现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变革是生活方式的世代相袭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这是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遗传的，而是自觉地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但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不一定要通过暴力来完成，尽管我们所考察的根本性变革在历史上经常会引起流血牺牲。当被压迫的民族摆脱异族统治而赢得独立，当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挣脱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桎梏而获得解放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流血事件。然而，通过其创造性的非暴力不合作政治策略，甘地使得印度与英国可以不伤和气地和平分手；而马丁·路德·金也在领导美国的非洲裔居民向欧洲裔美国公民要求人权平等的斗争中自觉地应用着甘地的方法。这是一种同固有传统的全新决裂方式，它并不走向死亡和罪恶，而是走向生命与善。

通过一种相对更为平淡的方式，少数富裕人群也已证明，摒弃过度生育的古老习惯是可能的。在发达国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节育手段已将出生率降低到了与死亡率相等的水平。一些国家今天已取得的成就也会在明天或未来的某一天在其他国家中实现；因为少数富人用来控制人口上升趋势的这种选择能力本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人性独具特征。在人口控制方面，日本人民的经验是富于启示性和鼓舞人心的。在17世纪，当日本将自己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时，它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稳定自己的人口。到了19世纪，当日本重新打开国门的时候，它放弃了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措施；与此同时，死亡率则随着西药的传入而开始下降；其结果是日本的人口规模一路飙升。今天，日本已经成功地重新控制了自己的人口增长。当然，这个新的稳定数目较之100年前的数字要庞大得多；然而，在这个新的水平线上，日本在其历史上第二次完成了对人口过度增长的抑制。在20世纪，同17世纪的情况一样，这个意志是通过上百万日本夫妇的自觉选择而得到实现的。

那么，总的来说，人类当前面临的前景究竟如何呢？心灵似乎一直在让头脑在绝壁边缘不顾危险地起舞；但头脑似乎也能够说服心灵，从而使得人类在面临坠入万丈深渊和退回安全地带的无法逃避的、明确无误的、迫在眉睫的抉择关头时变换自己的姿势。尽管后退可能意味着人类必须放弃自己珍爱的制度和固有的习惯，但心灵或许也会不情愿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与自取灭亡相比，这些牺牲的害处毕竟要小些。也许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还会赞同为此而采取某些措施。如果这种推断不谬的话，我们就可以猜想，在每一次致命危机的紧要关头，人类总会避免作出走向死亡与罪恶的选择。我们可以预期，世界各民族将不会通过发动世界核战争或允许和平使用原子能产生的核废料污染土壤、空气和水来进行大规模的自我毁灭；人们将会同意把制造、使用原子能的权力从区域性国家政府那里移交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性权威手中。他们会在迟疑后才怏怏不乐地达成这个共识，因为在操作过程中，他们需要放弃国家主权和战争，两者都是人类心灵所珍视的东西。虽然有人会牢骚满腹、愤愤不平，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同意这样做，因为生存毕竟是首要利益。我们还可以猜测，根据同样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他们还会同意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属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各民族将不会坐视2/3的人类忍受饥饿，从而使自己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会同意让各自的民族国家政府把生产、分配食物的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比掌管原子能领域的机构更加新颖的世界权威。世人会同意设立一个世界性的食品管理权威，因为他们将会看到，为了科学按照1965年少数富人的营养标准去养活超过1965年世界总人数1～2倍的人口，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是一种无条件的政治要求。

在这场头脑与心灵的辩论和生与死的较量中，头脑最有力的论点是：保全人类自己是高于一切的准则，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但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践中，这种学院式的论证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因为心灵不会时时为理性的呼吁所动，哪怕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和要求人们马上付诸行动的。最终能够说服心灵赞同头脑理性但却具有颠覆性的计划，从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是自然根植于每个生物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冲动。任何一个生命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要使自己活着的时候所代表的物种永远繁衍下去。在心灵那里，物种自我繁衍的深层次要求高于个体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需要，当然也远远高于固守习俗与现有制度的要求。头脑可以通过提醒心灵注意我们在本章前面列出的那些年表，从而触及并利用心灵中的这一制动机关。

乍一看，这张列表似乎是头脑玩的一个可笑把戏，心灵会对此不屑一顾。头脑已通过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予以量化的做法，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技成就。头脑现在又想将人类生活领域中的事实量化；正如心灵所感到的那样，这等于是对这些事物本性的扭曲。头脑强加给心灵一串抽象数字的方式，难道不就是对心灵的一种过分挑衅吗？头脑的本意是要同心灵达成共识，但这样做的结果难道不是与心灵渐行渐远吗？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行为。但头脑还可以举出两个本书尚未提及的数字，它们是拥有很强的情感色彩的：其中之一是人类的生存年代；另一个是人类预期自己能够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如果它不进行自我毁灭的话——只有人类才有能力毁灭自身，因为它的能力已足以制服种种细菌病毒和狮虎猛兽）。

如果当代科学家们的测算大致准确的话，人类迄今为止已生存了近100万年，而地球还可以让人类继续舒适地居住20亿年。因此，人类可预期的生存期限要超过它已有的历史约2000倍。它近年来才开始真正奉行传说中的诫命：“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18]。人类从一开始就能够生养，但它只有掌握了足以降低其自然死亡率的医学技术之后，才有能力养育众多的后代和布满地面。这两个事实共同告诉我们：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个体尚未出世。50年以后，罗马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将死者称为大多数的说法[19]可能就不再符合实际了。2015年，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口数目可能会超过人类祖先数目的总和；即便那时地球已被占满，并且世界人口数目也成功地稳定了下来，在今后的20亿年中，将要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人口数目还是要超过之前的总人口至少6000万倍。

数目如此庞大的、尚未出世的人口是有资格对我们这些由于偶然机缘而活在当下、从而得以掌握后代人命运的少数人提出要求的。然而，这些尚未出生的后人自己无法提出要求；只有我们才能代替这些人向自己提出要求。因为只有我们这些继往开来、活在当下的人此刻才是人类物种的代表，才能承担起延续其香火的责任。这个要求是心灵和头脑都愿意倾听的。

对于头脑而言，该要求是一种典型的数学计算。如果碰巧活在当世的少数人决定剥夺大多数人类的生存权的话，那将是一种专横而狂妄的、滥用权力的可怕行为。如果当代人想要消灭全人类的话，那种做法将是无可挽回的和不能弥补的；这种做法没有得到认可，不在计划之内，因此是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行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20世纪的人类作出的一个价值判断，它只能代表当代人，代表不了任何其他人类，无论他们是已经死去，还是尚未出生。如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某个人深思熟虑后的判断的话，他可以在不太妨害左邻右舍的情况下，打开煤气灶后探进头去；或者也可按照罗马人的自杀方式，钻进热水浴室后割断自己的一根动脉。但他没有权利带着其他活着的和将要出生的人类一起走向灭亡。人类早已达成了共识，对人祭行为予以谴责；而毁灭世界的这种疯狂做法则是令乌尔第一王朝诸王、中国商代诸王、斯基泰部落领袖、阿兹特克祭司、亚述与蒙古将领和希特勒的暴行全都相形见绌的、最大规模的人祭。核武器制造的种族灭绝将是彻底的物种灭绝，打算尝试这种可憎暴行的任何念头都是有罪的。

这种罪恶思想的狂妄之处在于，它认为自己拥有人类从未有过的预见能力。让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公元4世纪末的罗马帝国。狂热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提奥多西一世滥用了罗马帝国政府的权力，禁止了除基督教外一切宗教的崇拜活动；尽管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范围内，自愿信仰基督教的人实际上是居于少数的。作为与之竞争帝位的对手，尤格尼乌斯则赋予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继续信奉祖先宗教的权利。尤格尼乌斯当时在与对手提奥多西的战争中处于下风；如果他输掉了这场战争，基督教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的强行控制就将成功建立起来，并且也不会再有什么指望能重新出现有利于宗教宽容的局面。历史事实是尤格尼乌斯确实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不妨在此插入一段历史小说。让我们假设，在公元394年，罗马内战中的交战双方已拥有核武器（我们只要发挥些许想象力，让科学发现及其技术应用的历史发展节奏加快一点，这种虚构就能合乎实际了）。让我们再假定，手中拥有这种可以导致种族灭绝武器的尤格尼乌斯认定，人类即便全部死亡，也比成为基督徒要好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基于这种个人见解，尤格尼乌斯决定将他同提奥多西之间的“传统”战争“升级”为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

在这里，我们假设公元394年的罗马统治者可以拥有当代核国家的领导人们拥有的可怕力量的想法是有意义的。这层意义在于：在经过了近16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回顾罗马世界被强制基督教化后产生的后果；而尤格尼乌斯没有且无法预见到他的世界的未来，就像我们自己也没有且无法预见到当前这个世界的未来一样。这个世界在近1600年前被迫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仍然一直生存到了今天，这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呢？通过从尤格尼乌斯的时代直至今日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果尤格尼乌斯的确拥有当代政治家们手中的毁灭性武器的话，他真的有资格毁灭世界并终结历史吗？

当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即世人宁可自己灭亡也不愿接受的那种意识形态确实是邪恶的，就像反基督教分子和其他异议分子眼中他们宁死也要反对的信仰一样。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即便基督教和其他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并非天然就是邪恶的，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哪怕它并非一无是处）强加给社会中的多数人的做法都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恶。借助于强制力量，基督教成功地控制了它所在的社会。提奥多西战胜尤格尼乌斯的一种长远影响在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治理下的基督徒都不可能放弃信仰基督教，甚至也不可能选择信仰一种被世俗和宗教权威视为异端的教派而不被处死。在基督教世界范围内，犹太教是唯一被容许存在的非基督教信仰；并且占多数的基督徒迫使占少数的犹太人为了忠于这种被容许存在的祖先宗教而遭受严厉处罚。此外，到了后来，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区也不再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徒们完全无视穆斯林和犹太人跟自己崇拜同一位神明的事实，最终强迫半岛上的犹太与穆斯林团体作出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就要被放逐出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这种通过强制力量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专制集权维持了1300年，从公元4世纪末一直存在到17世纪末。因此，基督教在西方的集权统治比希特勒为实现其集权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而许诺的“千年王国”还要长了3个世纪。宗教改革中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反而增加了这种罪恶。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基督徒们排斥的不再只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又加上了敌对宗派中的西方基督徒同胞。在西方，基督教集权统治下的“一千三百年王国”在天主教与新教势力之间的宗教战争中达到了残暴的极致。因此，它的统治十分漫长，其尾声则糟得不能再糟。但它的统治并不是永恒的。正因为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如此糟糕，它才激起了道义上的反抗，从而终结了西方的基督教集权专制时代。在西方世界里，到了17世纪末，由君士坦丁建立，而被提奥多西废止的宗教宽容机制已得到重建。尽管自那时以来已过去了3个多世纪，并且在这段时期内西方人又犯下了更多的罪行、做出了更多的蠢事（其中包括纳粹主义——人世间最大罪恶的出现），但迄今为止，极权主义还未能成功地控制整个西方社会。

西方长达1300年之久的基督教极权专制告诉我们，只要人类还愿意继续生存下去，它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然会比其社会文化遗产中的任何习俗与制度都生存得更为长久。人类的社会文化遗产并不像人类自身那样耐久；这一点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遗产并非人性的固有成分，而只是可以被其制造者任意修改的人工产品。换言之，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提奥多西对尤格尼乌斯的胜利使得西方的40个世代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但第41代人终于走出了隧道，重见光明。但这代人的40辈不幸祖先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在地球适宜人类居住的期限内一直生活下去（前提是地球不被彻底污染）的话，那么人类将总共拥有6000万个世代，而40代人只是其中的1/15000。那40代人确实承受了痛苦，但他们坚持活了下来，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物种生存。很显然，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尚未到达使得人生不堪忍受的程度。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现代世界里那些对基督教统治和极权统治心怀不满的人群中，很少有人会以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

这其中的道德启示显然在于：耐心是比暴躁更好的选择；与自杀相比，坚忍是对邪恶更好的回应。

奥德修斯劝说自己的心灵要忍耐的论据既适用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也适用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回忆一下你从前挺过来的那些苦难，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将帮助你鼓起勇气去通过当前面临的考验。[20]由于其坚忍，奥德修斯最终重返伊塔卡，并重新得到了他的妻子、儿子与王国。他通过展示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获得了“神样的”称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德修斯返乡记；如果我们的表现不像奥德修斯，而像埃阿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对尚未出世的无数代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