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裂社会结构的推进与阻碍因素

在前一章中，我们认为，在原子能时代的背景下，人类必须要在政治再统一和大范围的自我毁灭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如果这确实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选择的话，那么形势是非常明朗的。在目前的时代条件下，及时的政治再统一是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生；而持续的政治分裂局面则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死。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分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糟糕的，其本身一无是处。我们声称的不过是，在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窘迫状况下，分裂状态本身具有的任何优点都会被它带给人类的惩罚所抵消。这种惩罚是我们必须优先关注的，因为它意味着自我毁灭，并且是绝对的和无可挽回的。然而，随着人类处境的不断变化，供人类进行选择的天平两端的轻重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历史上确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分裂的好处显而易见，而它可能会导致的最坏结果却相对不那么严重，因此分裂便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有利局面——事实上，它一度被视为创造力与进步的主要源泉。

例如，在处于西方宗教战争时代和西方民族战争时代之间的18世纪欧洲，这种看法便居于主流。在西方历史的这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里战争的强度和破坏性极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战争既不是在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旗帜下进行的，又不是被民众的怒火所点燃的。战争从前曾是风行一时的、充满激情的宗教义务，现在却沦为了“国王之间的游戏”。尽管这种为玩乐而参战的行为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但它同时也可以确保这种战争不会像之前的宗教战争为人所诟病的那样野蛮，因为统治者是无法在其臣民并不真正关心的战争游戏中迫使他们牺牲大量的生命、财富与幸福生活的。这就是休谟、吉本赞美当时西方社会的政治分裂局面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观察者都对处于分裂状态的18世纪西方世界的活力与世界性宗教、国家统治下必然会出现的死气沉沉局面进行了比较；总的来说，两位作家都是毫无保留地拥护分裂局面的。

对于礼仪和知识的发展而言，多个独立邻邦通过通商和外交彼此往来的环境是最为理想的。各邻邦之间必然要展开的竞争显然可以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有限的领土范围可以限制权力与权威的过度膨胀……当各个邻邦间保持着频繁的艺术交流与商业往来时，彼此间的妒意将会使得它们积极地接受其竞争对手所采用的鉴赏与推理规则，并十分精细地关注每一件艺术品。流行观点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并不容易。当它同某个国家盛行的偏见无法兼容的时候，它的散布很可能就会在那里遇到阻碍。只有自然和理性（或至少那些与两者极其近似的动力）才能冲破一切障碍，使得绝大多数彼此争胜的民族都去尊重和欣赏这种思想。

希腊是一群小王国的集合，这些王国后来又迅速变成了共和国；并且，由于它们的近邻关系及共同语言、利益构成的纽带，它们彼此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学术交流关系……每个不甘于落在其他共和国后面的城邦都孕育了若干名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的竞争与辩论磨砺了人们的智慧；各种产品都被展示出来供人品评，争奇斗艳；当时的科学不但没有因为国家权威的有限而萎缩，反而创造了时至今日仍令我们啧啧称奇的伟大成就……

欧洲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希腊模型的放大版。

在罗马基督教会（或称天主教会）占领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垄断了当时的全部知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后，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消失了。所有学校里都只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这导致了各门知识的彻底堕落。然而，人类总算甩掉了这副枷锁，现在的情况几乎又变得与过去一样了……

中国似乎拥有着相当可观的礼仪与科学宝藏，我们本有理由指望，它在千百年的漫长历史中会孕育出比它实际上创造的东西更加精致完美的成果。但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那里的人们只使用一种语言，服从一部法律，认同一套礼仪。任何一位先师（例如孔子）的权威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帝国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去抵挡流俗见解的洪流；后人也不敢质疑祖先们一致认同的观点。这可能是科学在这个广袤帝国里发展缓慢的一个自然原因[26]。

罗马帝国牢固地建立在对其臣民单一的、绝对的联合之上。臣服的各民族丧失了独立的意愿、甚至是念头，接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但这种统一的代价是他们丧失了民族自由和尚武精神；被奴役的诸行省丧失了活力与主动性，只能仰仗受远方宫廷遥控的雇佣兵和官员们来保卫自己……现在，各国彼此间的恐惧与荣誉感限制了暴政的泛滥；各个共和国已建立了秩序，获得了安宁；国王们接受了自由的原则（或至少是崇尚节制的原则）；在普遍的时代风尚感化下，最糟糕的政体中也拥有了少许荣誉感和正义感。在和平年代里，彼此较劲的众多国家的相互模仿使得知识积累与工业生产得以加速发展；而在战争时期，欧洲人的实力则在暂时性的、无伤大局的较量中得到了检验[27]。

休谟和吉本在这些段落里指出的情况其实还存在着更多的佐证，其中一些是两位作家省略了的，另外一些例子则在当时已被人遗忘，还有待于考古学家们在未来把它们发掘出来。

他们还可以举出塔西佗对话中的例子，后者在谈到西塞罗时代到他生活的年代期间公共演说术的衰落时指出，帝国统治下生活的规范化和随之而来的枯燥是无法为演说家提供共和末期西塞罗身处其中的那种虽然污浊，但却激动人心的动荡环境的。休谟和吉本还会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共和国林立的局面是他们自己世界的另一个缩微版，那是古风、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复活。他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古典波斯诗歌是在阿拔斯帝国解体至萨法维帝国重新实现伊朗政治统一期间的500年里创作出来的。在此期间，伊朗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地方性国家，彼此之间分分合合。学者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分裂的伊朗尽管要付出生活动荡和财产损失的代价，但它和分裂的希腊、意大利一样，在艺术方面却是领先的。伊朗也确实在这种看似不利的局面下取得了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艺术家们可以在彼此竞争的、作为阿拔斯王朝政治继承者的小邦和作为萨法维王朝政治先驱的诸侯的地方性宫廷里找到慷慨的资助者和情投意合的同道。休谟和吉本还可以指出，这也是18世纪的西方世界取得卓越艺术成就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同时代人、现代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们当时正是在德意志小邦的宫廷里找到了自己的资助人。

近年来，我们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发掘成果使得我们可以为休谟的论点补上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注脚。在拥有众多彼此竞争的地方性城市国家的、十分活跃的苏美尔身上，休谟或许会辨认出希腊世界的前身。在由一个世界性国家建立了政治统一的、死气沉沉的埃及身上，休谟则会发现中国的前身（对他的研究而言，前者或许还是更加理想的标本）。中国在休谟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享有的政治统一局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至少五个半世纪内，中国同当时的希腊、中世纪的意大利和18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埃及的政治统一局面却几乎是与埃及文明同生共死的，中间只经历过两次短暂的中断。自然地，休谟所批评的、中国世界性国家所形成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统一局面在埃及世界性国家那里是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与埃及不同的是，根据休谟的观点，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历史上分裂阶段留下的遗产。中国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一段时期被中国人自己称为“战国时代”。与罗马帝国统一希腊世界之前的希腊史相似，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岁月。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和希腊，充满社会苦难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文化活力的时期。在统一的中国世界性国家建立后享受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只是战国时代百家流派中的一家；这些不同流派在此前虽然动荡，但能够刺激创造活力的时代中兴起，并在彼此竞争的地方诸侯宫廷里找到了赞助人，直至列国灭亡并被世界性国家取而代之。

事实上，总的来说，在多个小邦彼此相邻，但各自保持着独立并采用多少有所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交往确实是能够激发创造力的。旧大陆上最早发明农业、驯养牲畜的地区是亚洲西南部“肥沃的新月地带”，这一点恐怕并非出于偶然。在这一地区，当洪水时代结束后，人们来到当地的几块彼此相距不远，其居民可以轻松地穿越距离较短且易于通行的开阔草原地带进行交流的绿洲地区定居下来。继文明在伊拉克地区诞生之后，在人类历史的下一个篇章里，伊拉克境外第一个接受文明的地区是埃及，而世界上最后一块被文明占领的地区则是占非洲大陆面积2/3的南部内陆地区，这一现象同样也不是偶然的。文明之所以在5000年之后才到达这里，是由在近年来技术的飞速进步“消灭距离”之前将这块“黑色大陆”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的可怕地理障碍造成的。横亘在北非和中非之间的是由东起红海西岸，西至中大西洋东岸的沙漠和与之平行的南部高原、沼泽与森林带构成的双重障碍。诚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沿着海岸线的航海从两端绕过这道双重障碍。但如果进行远洋航行的舰只从印度洋或大西洋上来到了热带非洲大河的河口处的话，它会发现在大多数这样的河流中，靠近河口处的瀑布已将从入海处逆流而上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堵死了。这就是现代西方人为什么在沿着拉普拉塔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与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进入美洲内陆地区300余年后才得以进入非洲内陆地区的原因。这也可以说明热带非洲的土著居民们无法像埃及人早已做到的那样，通过建立自己的文明来预防西方人的入侵。除沙漠与森林构成的北部边界以外，热带非洲的地理环境也使得那里的各民族无法进行足以刺激创造力的交流，而正是这种交流孕育了伊拉克及其他地区的文明。

因此，休谟与吉本对分裂优点和统一的相对弱点的雄辩论述确有道理。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他们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然而，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的论文寻找更多的历史论据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篇论文的观点在两方面必须有所保留。他们应该会注意到，只有在其性质与本地文化发展水平差异不过分悬殊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生活方式的地区性聚落间的交流才能起到刺激创造性的效果。在差距确实极大的情况下，对文化上居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而言，这种相遇就不会刺激创造力；与此相反，这种接触反而会阻碍它的发展，甚至可能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他们还应当能够注意到，独立地区性聚落的相互交流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冲突的代价；只有在这种冲突维持在“适度（我们引用吉本的原话）”的范围内的时候，这种交流所产生的刺激效果才是有益的。倘若这种冲突变得十分暴烈的话，那么它的“不可捉摸”就不再是一种福音，而变成了祸害。这是因为，终止残暴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参与角逐者中的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通过政治统一的方式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建立和平。

休谟和吉本为何没有提及这两个显而易见且十分切题的要点呢？他们显然是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方文明对美洲土著和非洲黑奴（那里的西方定居者们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以便强迫他们到美洲的种植园里去进行劳动）的影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必然也知道，曾经富于创造力的希腊诸城邦最终由于陷入过于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无力自拔，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他们一定清楚，希腊人因这种无休止的战乱而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后来不得不为避免这种祸害而作出相对小一点的牺牲，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接受了罗马世界性国家带给它们的和平。如果休谟和吉本能够意识到（他们确实也已经意识到了）18世纪的西方世界与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之间的相似的话，那么他们为何不曾预见到，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也会像公元前431年的希腊历史那样，遇到一个可悲的转折点呢？

我们不应误解18世纪的欧洲作家们对分裂局面的辩护；我们应当意识到，只有在当时的时间、地点所造成的特定局势下，权衡利弊的结果才会倾向于分裂。这些作家的错误则在于，他们不假思索地断定，这些情形是正常的和永恒存在着的。与当时“在众多活跃竞争对手刺激下”出现的“知识与工业进步”相比，18世纪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适度而不致命的”竞争确实是一种低廉代价。但吉本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全书的主题。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实例表明，变化才是生活的本质。因此，即便相对而言较为有序有利的人类事务状况也不能排除有朝一日将会没落的可能性。

吉本活得足够长久，以至于他对18世纪西方文明成就的赞美以及他对未来乐观主义的态度受到了动摇。他活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并受到了这一可怕变局的震撼，因为他无法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与他的世界观（它在当时已根深蒂固）相调和。但在此之前，他已撰写了关于安东尼王朝时期希腊罗马世界——在吉本眼中，那是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对立面——“可怕革命”的历史，这场革命使得整个世界都被“野蛮与宗教的胜利”所征服了。吉本耗费一生精力写成的这部著作本身已使得他没有理由对法国大革命表示震惊。吉本对现实中发生的最重要公共事件的心理准备不足，构成了对休谟历史哲学的可靠性的挑战。

似乎在我们已知的、任何一个曾在政治上分裂为若干个独立区域性国家的社会的历史中，这种政治格局都是短命的。在任何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不可避免地都会变得越来越暴烈。到了那个时候，多元格局的破坏性后果就会压倒它刺激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到了最后，为这种创造力刺激所付出的代价已变得过于高昂，以至于这个社会不得不为了和平与秩序而走向政治统一。尽管统一也有自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划一、枯燥和麻木），但这个社会还是宁可选择统一的局面。这个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但它并没有分裂最终付出的代价那样高。因此之故，总的来说，饱受折磨的社会乐于放弃地区性国家享受的独立，因为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两种选择中，这一种的害处是相对较小的。

过去5000年的历史似乎表明，在文明时代，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分裂的和统一的社会政治结构哪个更好一些。由于分裂的模式必然只能是暂时性的，因此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统一应该在何时和通过哪种方式予以实现？

在埃及文明诞生之际，也就是区域性国家还无法发动剧烈战争的时期，埃及人已成功地用统一代替了多元。通过这项成就，埃及人得以免于像苏美尔人那样，在用统一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取代各地区性城市国家之前忍受那么多的苦难。但埃及人也为其政治上的成功付出了文化上的代价。在其历史早期，他们的文明在单一、死板和枯燥方面已达到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或华夏文明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即便在这些国家后来采用埃及式的统一政府模式达数百年之久后，其文化方面的情况也没有达到古埃及那样的程度。因此，问题在于，总体而言，在埃及和苏美尔的经历中哪一个是较为幸福的。

无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怎样的答案，似乎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埃及人的经历颇为特殊。当然它未必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河流域文化起初可能也建立过政治统一；而华夏文明也可能在中华世界步入“战国”这一政治分裂阶段之前，曾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出现过政治统一的局面。作为我们对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早期文化的唯一信息来源，考古证据是无法为我们回答这一政治问题的。然而，似乎我们在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看到的结果更为普遍；事实上，后者才是正常的发展过程。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最初的政治结构是多个彼此独立的小邦的集合；这些地区性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事愈演愈烈，最终——尽管这些战争在那时已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被其中之一在击败、征服了所有其他敌手后所建立的统一世界性国家所取代。

在旧大陆上，至少希腊历史和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是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原型的翻版。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的历史也重现了这一过程。它还在尚未终结的西方文明史上重复着。迄今为止，在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诞生后，我们所在的西方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陷于分裂的世界；同样，它也为其足以刺激文化发展的政治分裂付出了陷入残酷战乱的代价。16世纪、17世纪的宗教战争并不像18世纪西方的乐天派们天真地设想的那样，代表着公共罪恶的结束。后来的经历表明，宗教战争并不是最后的祸害，而且它还不是最糟糕的。吉本在有生之年目睹了，民主的驱动力是怎样投入1792年法国全民皆兵式的战争的。工业革命之后，技术驱动力也加入了战争。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战争破坏性的剧烈程度已随着核武器于1945年的制造和使用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就我们所知，这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根据之前文明中的多数先例判断，在西方历史中，政治分裂的代价将会变得越来越高昂；到了最后，无论我们有多么不情愿，都要被迫接受政治统一。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通过建立世界性国家来消灭战争之前就发明了核武器，我们当前面对的危急形势就将实现政治统一的手段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我们已必须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

已知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都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战事中的最后一击的产物。而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我们已步入原子能时代，作为大规模自相残杀的唯一替代品，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是不能再通过这种野蛮的、代价高昂的冲突方式建立的。在一场用核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中，传统的战争模式将不再会出现。这一次，所有的参战者都将会战败倒下；将不再会有哪个胜利者留下来清理战场。因此，在原子能时代，利用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传统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这一工具所完成的大规模杀戮必然是任何政策都会力图避免的。从现在起，世界性国家（哪怕仅仅是处理最紧迫的两大世界性问题的两个世界性权威机构）的建立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即在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认同的情况下进行。人们只能通过自我教育来克服由固有习惯和放弃熟悉制度的痛苦感所带来的、对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情感抵制；在原子能时代里，这种变革是无法通过暴力完成的。人们只能用手指耐心地解开这个高尔狄乌斯之结，而不能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挥剑将它斩断。那么我们要付出怎样的耐心呢？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必须克制的感情阻力究竟有多么强大？在引起这种抵制的各种感情中，最强烈的是民族主义情感。我们能有多大把握处理好民族问题，这取决于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能力；而为了理解民族主义，我们就必须关注它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