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1556—1558）

1556年9月28日，查理最后一次进入西班牙。在布尔戈斯（Burgos）以奖赏的方式遣散那些追随他的人员，并向他姐妹匈牙利的玛丽和弗朗西斯一世遗孀安丽诺哈告别。她们希望能分享他的修道院的退隐生活，但是恪于规定禁止她们这样做，她们就在距离她们兄弟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看来他们之间的手足情谊似乎颇深。查理在沿途备受各方礼遇之后，到达普拉森尼亚（Plasencia）山谷的胡安迪拉（Juandilla）村庄，该地在马德里西方约120英里之处。他在那里停留数月，等待工人们为他修建栖身之所，那是他下令在尤斯特修道院圣尤斯图斯（St.Justus）内建造的房屋，距村庄有6英里远。当他完成旅途最后一站时（1557年2月3日），他进驻的地点，不是修道院的斗室，而是一栋大厦，宽敞得不仅容得下他所带的50名贴身侍从，而且能住更多的人。僧侣们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位不寻常的贵宾居住在他们中间，但随即感到懊恼，因为他们发现这位贵宾无意分享他们的养生之道。他大吃大喝的情形依然如故——过分的纵食和豪饮。沙丁鱼煎蛋卷，埃斯特雷杜拉（Estremadura）腊肠、鳗鱼馅饼、腌松鸡、肥阉鸡和像流水一般多的烈酒和啤酒，统统消失在查理肥大的肚皮之内；他的医生被迫开出大量的旃那叶和大黄根，去排除他腹中的积食。

查理不背诵玫瑰经，也不读连祷文和诗篇，却以阅读他儿子的来信和去信指示他儿子处理国政来度他修道院的生活，此外不论在战争、神学和政府各方面，他都为他儿子提供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变成一个残酷的顽固老头，他建议采用残忍的刑罚来“铲除异端的根”，他懊悔不该在沃木斯放走路德。他下令不论任何妇女，若是进到距离修道院围墙二箭远的范围以内，就要笞以100鞭。他修改遗嘱，交代在他死后，要举行3万次弥撒来安慰他的灵魂。我们无法评论他在暮年的行为；许多因精神错乱而造成的污点，可能是得自他母亲血统的遗传。

1558年8月，他的痛风症发展到火热的程度。先转为间歇热，继之又猛烈上升，在他寿终之前（1558年9月21日）的一个月，他身心饱受疾病的折磨。1574年菲利普将他的遗体移葬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他们还为他建立一座庄严堂皇的纪念碑。

查理五世在他那时代的失败，最难令人忘怀，更由于他的德行，时常给人类带来不幸。意大利在饱受10年蹂躏之后，他才允许给以和平，他降服意大利同时将教皇政治带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花朵，也在他黑暗的统治之下枯萎了。他打败了弗朗西斯，并且俘虏了他，但是他却在马德里失去了与他缔结条约的机会，如此不但可保全一切颜面，而且也可挽救无数的生灵。由他曾经协助奥国在维也纳击败苏里曼，在地中海阻止了巴尔巴罗萨。他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但却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他失去了洛林，却降服了勃艮第。德国的诸王子挫败了他想建立中央集权的企图，以致从他的时代开始，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正在腐朽中的组织，等待拿破仑来宣布她的死亡。他失败于未能压服德国的新教教义，却在尼德兰获得成功，镇压了新教的兴起，不过却给他儿子之里下了失败的种子。他发现德国诸城市繁荣和自由，他就把它们放置在保守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使他们不愉快。当他到德国的时候，日耳曼无论在思想和精力方面，都生气勃勃，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但在他退位时，无论精神和智力，都困顿不堪，以至于使德国在两个世纪中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政策是造成意大利和德国式微的小原因，但在西班牙却是主要的原因，他的措施压制了地方自治的自由和人民的活力。为了亨利需要子嗣的缘故，他说服了凯瑟琳向亨利让步；为了天主教会，他拯救了英格兰；他迫使教皇克莱门特陷于招致毁灭的犹豫不决之境。

虽然这是我们看到他的错误和他们凶恶的罪行之后的观感，但我们的历史观能够宽恕他，因为他深深地受到他智力环境的限制，和当时严厉而错误的见解的影响。他在他同时代的人物当中，算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政治家，仅就胆识而言，他有勇气和当时的执政人物在广大的范围内，讨论最深奥的问题。他是一位大人物，但被他那时代许多困难的问题所贬低和困扰。

两个基本运动，在他长期统治的时代中，蓬勃地发展着。最基本的运动是民族主义，在统一的君主政体下滋长；但在他的王国内，他却没有分享到这份成果。最戏剧性的运动是宗教革命，它产生于国家领土的分裂和利益之中。德国北部和斯堪的那维亚接受路德主义；日耳曼南部、瑞士和低地，分裂为新教派和天主教派两大部分；苏格兰变成加尔文派的长老会；英格兰变成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或加尔文的清教徒派；爱尔兰、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忠于疏远的和精炼的教皇制度。各国虽然在这种双重运动的分裂之下，但在它们之间仍然产生一种微妙的统合：那就是各自尊大的独立国家，发现它们需要相互依赖，这是以前从未想到的；必须加强团结在一个经济网内，并且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形成相互关联的政治、战争、法律、文学和艺术。我们现代青年所看到的欧洲，就是如此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