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 - 杜继东译
版权信息
所属丛书：文明·秩序·边疆丛书
作者：［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004-7510-1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336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另外12位作者谨将此书献给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陞
总序
中国，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的曙光，跨过高山，越过大海，普照了东亚大地，催生了一个包括多个亚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这个文明，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全东亚的，是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在内的共同文化财产。她犹如同根芙蓉，花开数朵，各吐芬芳。
不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多少的不同，有多少的恩怨，他们依然被认为是生活在“远东”的，用汉字交流、用筷子吃饭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群。
与超越国家的东亚文明相对应的，是一个以册封—朝贡方式来维持内部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政治运行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体系。它与东亚文明，既血肉相连，又相对独立。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这个体系也宣告彻底瓦解。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携文化强势支配东亚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可以追忆而不可以追回的昨日世界！
而文明却是不朽的。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给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发明创造，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之后，依然生生不息，愈挫弥坚，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青春与活力。
近代，我们历经风雨、苦难、屈辱。现在，我们重新崛起！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我们要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在汲取其他文明营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挖掘传统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为构筑新时代国家间关系和世界秩序提供经验和借鉴。
当然，这审视，不是凄婉低回的告别挽歌，更不是繁华不再的无奈哀伤，而是重新出发的号角，是再创辉煌的进军令。
本丛书的宗旨是：
放眼东亚世界全局，重梳文明秩序边疆。
在一个需要走出传统国家意识的时代，在一个更多地需要地区协作和全人类面对共同难题的时代，未雨绸缪，立足于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温故知新，编辑出版有关东亚文明生成、亚文明间关系、内部运行机制、秩序观念和相互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反省精神，更为冷静、理性的学术努力，超越近代国家绝对化的藩篱，还原东亚文明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本丛书出版的目的与期望。
相信走过了超国家“天下”时代的中国，在新的超国家的全球化时代，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智慧。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一直试图诠释东亚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且有了不少的成果积累。但是，其中的不少人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下，不但把该研究放在欧美进步、东亚落后的窠臼里，而且认为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种种变化，也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已，故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解。这些不只是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也常常让人觉得背离了东亚文明的历史真实。
近些年来的研究，推出了“中国中心观”，试图找寻中国或者东亚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中国中心观”不是“中国正统观”，是强调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东亚文明只是一个区域性文明，一个仅仅限于东亚的“世界”体系。未来的全球化，不是古代东亚秩序体系的放大，更不会整合到中国的“天下”之中。
历史上，不只是中国的王朝喜欢自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诸如朝鲜、日本、越南的王朝或政权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抱有“小中华”意识，认为自己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亦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人类群体交流相对隔绝的时代和区域，这种“夜郎”现象都曾经存在过，只不过是“夜郎”大小的不同。而且，作为地区性中心，这种所谓的“自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上，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而且，不管是文化的边疆还是政治的边疆，也不全是被动的存在，其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更需要个案研究，我们期待大视角、全方位的创新研究成果问世。
本着“编委会从简，丛书质量从优”的原则，本丛书不另设编辑委员会，由三人合作编辑：
高士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问题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现任教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
曹宏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台湾史研究者，现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
三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都对东亚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原理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共同承担这套丛书的企划、编辑和出版。我们将首先推出比较有影响的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同时，也尽最大努力给国内研究者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与其他文明比较的著作也在欢迎之列，期望借此促成我们自己的文明研究学派和边疆研究学派诞生。
任重，道也远，我们愿与广大有志者一起，为提高东亚文明研究的学术水平而努力。
高士华谨识
2010年4月10日于日本仙台
序
本书的英文版是《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一种（第32辑），1968年由在美国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泰斗费正清教授，它是从1963年到1965年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的结晶，共收录了13篇各国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视角全面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周边关系，尝试从理念到实践，对古老的朝贡制度，进行详细的解剖。
不错，这是一本论文集，但它绝对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它的奠基性和经典性是不容质疑的。
它是英语出版界研究中国传统外交关系的代表作，也是到目前为止整个国际学界研究中国“世界秩序”的唯一专门研究论著。其参与者的水平，其研究的深度，其产生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1963年东亚研究会在费城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名为“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的分组讨论会，1965年美国历史学会在洛杉矶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也举行了“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分组讨论会，专门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
这两次学术讨论会，奠定了本书的学术基础。
不但如此，费正清还在1965年9月，邀请世界各地的有关学者，聚集到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讨论，全面地、系统地交换看法，做了许多比较研究，并就其中的一些术语和看法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学者们又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除此以外，著名蒙古问题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岩村忍，著名东南亚问题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山本达郎，著名中国和蒙古问题专家、利兹大学教授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都曾参加讨论会，也为本论文集的出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此，可以说，这本论文集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代表了那个时代该项研究的世界水平！
由于该书在史实的厘清和理论的建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再加上出版在美国，由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领衔推出，其影响超出了英语学界，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其史、论结合的扎实学风也受到了广泛好评。以费正清为首提出的对中国“世界秩序”的诠释，也成为整个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中，有关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朝贡制度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
该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以外，特别是外交界，也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外交理念和行动模式，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注目。费正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他曾经把自己有关该问题的论文和本书送给对美国和世界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基辛格，基辛格表示从中受益匪浅。
费正清是本书的主编，也是当时这项研究的中心人物。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都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他撰写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定下了本书的基调，对于“中国中心主义”的解说，理论假设，各篇论文的要点介绍，都出自他的手笔。另外他还撰写了《中国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部分，分析中国国际秩序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其中的学术观点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等著作里，虽然得到了发挥和展开，但核心部分并没有改变。
费正清在中国研究方面，不但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书籍，著作等身，也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生，作为学术企业家，更是大力推动美国乃至欧洲的中国学研究，组织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撰写书评，推动美国与欧洲和东亚的学术交流，本论文集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之一。
费正清教授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但他心里时常惦记的是现实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他不自命清高，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都大胆、公开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所以，在费正清发表学术成果和表达自己主张的同时，他对于中国世界秩序的解读，也通过这些活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但是，费正清的研究，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其“冲击—反应”模式，更是受到了来自东西方的批评，在“冲击—反应”模式中展开的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研究，是在他的主导或者影响下进行的，也自然受到了各种批评与挑战。不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世界秩序研究的新成果过于零散，影响也有限。所以，该书不论是对于学术史的研究，还是对于新视角下的中国世界秩序研究来说，都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杜继东同志是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他勤奋好学，对翻译工作一直很有兴趣，也出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译著，有的著作我以前也拜读过。鉴于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同时自己以前也多少接触过这位学术巨匠的论著，我总是抱着欣喜的心情看待费正清著作的翻译出版，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增加我们对这位美国中国学泰斗的了解，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对于中国世界秩序和外交思想的研究，有更好的认识和把握。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2010年2月2日
鸣谢
本书探讨的是一个模糊的、多文化的和涉及许多文献资料的主题，它是通过一系列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一，1963年东亚研究会在费城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名为“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的分组讨论会；第二，1965年美国历史学会在洛杉矶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名为“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分组讨论会。费正清、法夸尔、弗莱彻、曼考尔和卫思韩都参加了这两次分组讨论会。不过，收入本书的这些论文和专题研究多是1965年9月在恩迪科特厅召开的为期一周的会议上讨论过的。恩迪科特厅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戴德姆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不动产。来自数个国家的这些学者们长时间地、系统地交换看法，作了许多比较研究，并对若干术语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使学者们对一些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同时也激励他们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我们谨对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岩村忍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他曾一度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加入我们的行列，发挥了他原来作为蒙古研究专家的作用。会议报告起草人、衣阿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汉密尔顿为本书的明晰性和连贯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的责任编辑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女士把不同背景的研究成果整理得井井有条。此次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历时一年之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功不可没。
我们也要感谢目前在利兹大学执教的拉铁摩尔教授，他的专著《中国的内亚边疆》（1940年）极大地推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我们还要感谢东京大学的山本达郎教授，他是越南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两人都参加了1963年的分组讨论会。我们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他参加了1965年的分组讨论会。
这是第一篇一种初步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