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
王赓武[1]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人在蒙古人统治下遭受将近100年的屈辱和压迫后建立的。对北方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耻辱开始得更早，始于1126年女真人占领开封。但是，蒙元时期（1279—1368年）特别难以做出解释，因为这是整个中国首次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只要蒙古人仍在掌权，就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话语来解释这次征服行动，因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尚没有中原地区被全面包容在一个以外族人为基础的帝国中的先例。只有当蒙古人被打败和驱逐、中国复归中国人统治的前景日趋明朗时，才能对这次征服行动进行解释。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后称洪武皇帝）特别关心让北方的中国人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367年11月[2]，当他新近组建的讨伐蒙古人的军队仍在中原时，他就传谕华北的中国人，提及传统的天命观，其中有云：“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此谕继而解释说，上天已抛弃蒙古人，因为他们缺乏“德”，这比暴政更为严重。朱元璋接着指出，“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与第二年洪武登基后发布的一系列告示一样，此谕也是由他罗致到手下的儒士们起草的。[3]他们的方法是恪守传统，每个告示（正如上文所引11月份的谕示那样）都提及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及中国与异民族关系来说都正确的观点。新建立的大明朝廷认为有必要重申，儒家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并开始系统地这么做。每采取一项措施都要参考历史上的经典（特别是《尚书》、《左传》或《左氏春秋传》），也参照汉、唐极盛时期和北宋承平时期的制度和实践。[4]
不过，尽管明廷经常说明它与外国的关系建立在以往牢固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从官方认可或主持撰写的中国史籍可以看出，它的说法一直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以上文所引11月份的谕示为例，档案资料中清楚地表明，中华帝国经常没有做到“居内以制夷狄”，同样，夷狄也不是经常“居外以奉中国”。而且，归顺异族的中国文人和大臣常常让拓跋魏、沙陀突厥或女真金等征服华北的异族统治家族相信，他们建立的非汉族王朝确实统治了“天下”。至于说“宋亡”以后归顺蒙元之事，编撰《元史》的明朝文人也承认，大部分人在宋朝灭亡之前很长时间就被迫归顺了。归顺伴随着蒙古大军的胜利而来，与宋朝的生存或在传统历史解释中颇受重视的合法性问题（正统）毫不相关。最后应强调的是，蒙古人的武力和征服全世界的意志更多的是基于非凡的战斗力而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德”——换句话说，蒙古人的征服更多的是“人为”的结果。[5]
因此，在传统习俗和现实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鸿沟。这在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是按照早已被接受的朝贡体系发展的。在这个朝贡体系中有许多习惯性的东西：语言、礼仪、对事件的记载、儒教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等。但是似乎也有一些非常不相同的东西：侵略性、皇帝的个人喜好、专门把公平与武力结合起来的做法等。这篇短文无意对此予以证明。我相信，它确实揭示了一个事实。明初的几位皇帝声称他们根据历史经验复活了一种经典制度。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采取的主要态度好像是从中国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对待全体臣民的那些态度。我现在建议对中国的历史著作进行考察，以发现这些态度是什么，并简要地追溯它们是如何在帝制中国发展起来的。经典制度的核心是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历史的产物，经过一个漫长且持续不断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不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有时这显然是个神话，一个持续性的和安慰性的神话。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就是现实，一种培养出文化自豪感同时又叫做道德约束力的现实。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她所独有的与外国交往的体制。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中国人是怎样坚持其优越感的，那么他们发展出独特的对外关系体制的原因就不会这样令人瞩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