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优越感神话

司马迁曾目睹了与大汉帝国有关系的国家的出现，但是这些国家的地位以及与汉朝关系的性质尚待界定。他体察到了这些事实的意义，在书中为这些国家分配了6章的篇幅，其中5章写的是早就为中国人所知的地区，第6章写的是中亚新发现的国家。[9]在描写匈奴和位于中国南部、西南部以及满洲的一些国家的前5章中，他强调了它们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各朝的关系。他引用更早时期有关“贡”、“朝”、“献”和“服”的资料作为传统关系的基础，同时明确指出，秦始皇和汉武帝征服了他们能够征服的领土。把这些国家列为各类藩属（诸侯、外臣或者藩臣），让他们“归服”（表忠诚）和“奉诏”（接受诏令）都还远远不够。时人认为，有必要用武力征服他们，迫使他们投降（“举国降”），给他们委派官员（“置吏”），从而把他们并入中华帝国。[10]汉武帝统治时期尤其如此。如果人侵行动在一些地方迅速获得成功，司马迁就赞成汉朝所采取的政策。然而，如果征服行动失败了（如征服匈奴之役），他就引述文臣反对战争靡费的奏折，这些大臣认为匈奴太强大，其地荒僻，不值得征服。他还引述匈奴统治者（单于）与汉朝的往来信函，用以说明汉文帝的“和亲”政策和他提出的“共存”和“不侵略”（“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建议是明智的。司马迁不认为同时代的人是正确的——他们坚持要匈奴归服，充当“外臣”，也就是说，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面对战争。[11]

更难处理的是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问题。张骞曾建议与乌孙王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努力把其他国家变成“外臣”。然而，乌孙王臣服于匈奴，而一些更小的国家则臣服于乌孙。至于中国入侵之后的大宛（费尔干纳），它先是与中国结“盟”，后来把“人质”送往中国，最后则迫使中国人向其呈送礼物以维持秩序（“赂赐以镇抚之”）。维持与中亚各国的关系耗费甚大，司马迁显然不赞成这么做。[12]在中亚展示“威德”的花费似乎太大了。

司马迁对于中外关系的记述和评论似乎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在已知的世界里，各国之间存在多种类型的关系。大多数国家不仅与中国保持着某种不平等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不过，没有一个是真正稳定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平等的程度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而发生变化。只有汉文帝的“和亲”政策具有平等性，但在汉武帝时代被抛弃了。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应以什么为基础，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共识。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方能说明：许多中国人不相信此种关系能够持久，如果它仅仅建立在武力和实力的基础上。这种不确定性似乎已由历史事件、历史形势和秦、汉统一天下的新经验所造成。儒学家们没有料到，在经典著作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150年后，班固在其伟大的著作《汉书》中更清晰地勾勒了这幅画卷。匈奴帝国刚刚开始瓦解，单于就亲自前来朝拜“天子”，妨碍中国人形成优越观念的最后一个障碍似乎要消除了。但是，班固在记载匈奴来朝（入朝、朝献、奉献）的同时，也赞成下述观点：不应该把单于比作“诸侯”或藩属，而应把他当“客”来款待，他的地位应高于“诸侯”。关于单于出于策略考虑而来拜朝的记述，加强了“客”这个词中暗含的平等成分。单于来时已与其大臣们讨论过“强弱有时”的道理，现在轮到汉朝日益强盛而匈奴不得不纳贡以求生存了。[13]

班固承认，在确定中国在中外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时，汉匈关系给他造成的麻烦最大。他就此主题写了自己篇幅最长的评论（“赞”）。在此“赞”中，他令人信服地表述了他所认为的未来对外关系的基础。他批评了汉朝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论——到底应该采取和平政策（“和亲”）还是进攻政策（“征伐”）；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短视的，是随实力消长而变的。他甚至攻击董仲舒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不现实，除非匈奴人和中国人拥有同样的文化价值观。他继而说明，他非常赞赏这样一种政策：把匈奴当作“客”（客臣）对待，同时常备不懈，做好准备以应付他们的袭扰。在对汉朝的政策做出历史性判断后，他开始总结华夷关系的传统。他认为，由于夷狄问题自古就存在，所以应该按照古今都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及“五服”的概念，那是以外国与帝国疆域的距离为基础而划分的五种等级关系。他谈到把中国人（诸夏）视为“内”，把异民族（夷狄）视为“外”的传统做法，并指出这是由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正常的关系，也不应该对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应在这些夷狄接近中国边疆时设法控制他们，当他们离去时，保持警戒就可以了。班固最后暗示说，汉朝末期的几位皇帝对外国采取相对平和的政策，取得的成就颇为接近这种以中国优越论为基础的“内”、“外”分离的观点。[14]

班固是第一个努力构建帝国对外关系切实理论的人。他这样做，一则是参考了汉朝的历史事实，但更多的是重申了前帝制时期就存在的一些观念。他巧妙地证明，那些经典比喻符合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事实需要人们重新塑造神话。班固既记载匈奴使团携带贡品前来朝贡，又承认他们是“客”（客人），他以此创建了自己的编史方法。到这个阶段，所有外国使团都被记载为朝贡使团，自此以后，行政惯例和历史习俗都崇尚这种做法。中国人开始相信，朝贡关系是唯一的一种与他们对已知世界的看法不相冲突的正常关系。

班固逝世后的200多年间，这种理论没有受到历史事件的挑战。东汉末年，内乱惨烈，但秩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恢复，新的夷狄威胁被武力成功地化解，投降的部落民被安置在中国境内。直到公元4世纪，北部和西部边界的事态发展才从根本上改变了现状。华北受到异族的统治，华中和华南的中国统治者发动的每一次北伐都无功而返。公元5世纪的两位史学家在长江沿岸观察中外关系时，思考了中国人面临的两难处境。他们以这些思考闻名于世。他们就是范晔和沈约。他们两人都将发现班固的理论不符合当时的形势。

范晔撰写《后汉书》，因其史离当世较远，所以他比较容易完成任务。[15]但是，他表达了自己对汉朝外交政策的失望，且特别痛恨那些主张对匈奴人和西藏的羌人实施“内迁”政策的人。他在关于外国的六篇“论”和“赞”中，对那些主战（征伐）的人表示支持。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他在自己所著史书的一些篇章中，承认汉武帝的军事成就，承认他为中国带来了荣耀。他没有直接评论班固关于对外关系的观点，但他对华北的沦陷感到非常遗憾，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待之以“客”和“内”、“外”分离的好处。

范哗对中国与（南部和东部）蛮夷的关系同中国与羌人和匈奴人（在西部和北部）的关系做了区分。他强调说，后者需要用实力对付，汉帝国曾经拥有这种实力，但没有用好这种实力，或者说没有加以充分利用。由于中国是能够被打败的，所以他认为，防止中国遭受失败的唯一可靠的办法是在对外关系中经常保持强势。

沈约也有这样的情结，他承担了为刘宋（420—479年）王朝撰写正史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该王朝从未统治过北方，也没有从“索虏”（拓跋魏）手中夺回北方的希望。[16]绝望中的沈约指出，淮河沿岸的僵持局面与以前的历史学家提及的长城沿线的僵持局面颇为相似。他响应班固的观点，确认华夷之间界线分明，只不过其时界线已向南推移不少——在游牧民族控制的干旱平原与中国人的船只守卫的多水平原之间。沈约也注意到，陆地把西域诸国与中国分隔开，西洋各国则从海上寻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据他记载，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佛教国家遣使朝拜，是由于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佛教统治者。[17]贸易和共同的信仰已成为中外关系中的突出因素，这些现实不能视而不见。但是，他不能（也不希望）偏离已被人们接受的做法，即把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所有国家都描述为前来进贡的国家。主要由于他想用朝贡词语思考问题并使术语保持统一，他使用了暗示汉族优越性的官方语言，尽管它们没有太大的说服力。神话得以延续，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沈约或范晔对历史事实完全视而不见。班固的汉族优越论显然不足以调节拓跋魏与中国南方诸王朝之间的关系。不过，当外国统治者派遣使节和平地进行贸易时，这种优越论还是能够满足需要的。在这方面不涉及政治优越性问题，只有一个例外，即其他国家希望中国对其表示感谢而中国不得不表示感谢。只要有理由相信这或多或少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为继续使用正在形成中的对外关系语言提供了正当性。

虽然范哗和沈约都使用儒学词语著书立说，但他们所处的不是儒家正统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申儒家关于皇权统治学说的价值的，是统治华北的拓跋王朝的各位继承人。隋朝和唐朝皇帝成功地统一全国后，所有的官方史学家都被要求对数世纪的分裂进行解释。他们要论述下列问题：汉代的思想遗产是如何经受入侵和征服的；怎样造就伟大的帝王和出色的政府；中国应该怎样与外国打交道。史学家们认真阅读了《尚书》，一致认为出色的政府是通过“德”来证明的。他们继而说明，正是“德”这种东西，使帝国内外的人民真心臣服并接受了天子的统治。这种观点对儒士们而言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史学家们开始把“德”当成了帝制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

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魏征（580—643年），他撰文评论了隋代历史。[18]他得到了编撰《晋书》（晋代历史）定稿本的一批史学家的支持。[19]他们不关注和平与战争的战术性问题，也不讨论“内”、“外”分离的更为消极的观点。他们的长期史观得出的结论是，哪里有“德”（或道德），哪里就有能干、坚定和组织得当的政府，外国就会和平地前来朝拜。这个观点由非官方史学家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作者）做了简洁的表述：“有德则来，无道则去。”[20]

显然，这句话只是宣示了一种意识形态。实际政策则须由对于历史事实的更为现实的评估来决定。《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讨论了班固的观点，并谨慎地说明，他的解说只与汉朝相关。他指出，历史极富于变化，强弱的变换根本不可预知，故而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见机而作，相时而动”——这是对待外国的一种非常务实且灵活的政策。[21]

唐代早期的史学家生活在兴兵征伐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诸国的明智战役并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时期。对他们来说，“德”似乎就是实力的产物，也是发挥实力的一种功能。虽然他们无法预知唐朝将会持续近300年，但是他们可能相信，在最初50年里所展现出来的“德”会使唐王朝存在很长时间。事实上，唐朝的确气运长久，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撰写唐代历史（《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史学家们得出结论认为，唐朝的“德”确实光耀夺目。[22]虽然曾经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蛮夷也从未彻底平定，但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对外关系应该以中国的“德”为基础。当然，国力有“盛”“衰”更替，对“强”和“弱”的政策也因时而异，但是从根本上讲，政府“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23]在唐朝的“德”的余晖中，宋朝的官方史学家也看到，“德”是中国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以中国的“德”为基础的对外关系，是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欧阳修等极少数人心怀疑虑，但是人们可能认为他的观点仅适用于混乱的五代时期，而不适合普遍应用。[24]

在我看来，将被用于指导对外关系的一套儒家治国理论，在唐朝就被大胆地提出来，并被唐朝后来的历史所确认。宋朝的史学家总的来说也对此深信不疑，正如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儒士们确认，班固“内”、“外”分离的观点是对中国优越性的最佳表述一样。历史事实迫使人们以更容易令人接受的词汇来重新构建这个神话。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神话本身一成不变也是错误的。班固的神话在范晔和沈约看来已经可疑了，但是，儒家价值观在唐代的复兴为这个神话带来一种新的表述，一种更为自信、意义更为深远的表述。甚至在外国的成功入侵颠覆了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怀疑其优越性神话将超越现实之前，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灾难性的事情。

对中国人而言，在《新唐书》于1060年完成之后的220年间，一些灾难性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整个中国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史学家如何自圆其说，把蒙古的征服与原有的优越性神话调和起来，实属不易。他们这样做，确实有很大的难度。编撰前朝历史的正常工作推迟了将近70年。当编史工作最终完成时，宋、辽、金三个王朝注定都是“合法的”。[25]

但是，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关于宋辽之间、宋金之间以及三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将近三个世纪（960—1276年）紧张关系的记述，未就对外关系发表任何富有历史意义的评论。少数例外如下：介绍各国情况的一篇总论；《宋史》中对唐古特西夏的一则评论；《金史》中对西夏和朝鲜的评论。可以理解的是，史书中不可能对中国与蒙古的关系作任何评论，但是也未对宋朝与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国的关系作任何评论。在上述四则评论中，关于朝鲜的评论未述及中朝之间的关系，而关于西夏的评论则称赞了西夏统治者使该王朝延续258年的统治才能，以及他们吸收儒家文化的智慧。只有一则评论提到西夏并没有真正向任何一个帝国进贡，另有一则评论羞答答地暗示，1115年前契丹企图征服西夏的过程中“德”胜于“力”。[26]

蒙古人确立统治70年后，儒家史学家最终获准撰写历史，但他们似乎不愿意讨论对外关系的性质。不讨论是因为不愿意，而不是因为该主题没有什么可写的内容。此点在《元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明初的史学家发现，不评论蒙古帝国的任何事情可能更为明智一些。好像整个蒙古帝国的经历都无须做合理的阐释。遵守传统并撰写一部官方史书涵盖宋亡以后的历史就足够了。有意思的是，1644年中国将被第二次完全征服。当此事件发生以后，明代的历史必须有人撰写。人们对如何解释明代历史进行了争论，撰写工作因此被推迟（这次被推迟了95年），而且也没有评论对外关系，尽管《明史》其他大多数篇章中有“论”和“赞”。[27]

宋朝以后的历朝史书中都没有对于中外关系的评论，人们对此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过，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史学家们不得不做这样的省略。从司马迁到欧阳修的1100多年里，历代正史都对中外关系给予相当多的讨论。从这个事实来看，现实当中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给中国优越性神话造成了混乱，这个变化就是1279年蒙古人完全征服中原。史学家们曾经被迫曲解有关“合法性”的概念，以便接受辽王朝；通过把蒙古历史纳入中国历史的主流，他们成功地对此概念做了进一步曲解。对此加以评论是非常之难的，所以无人愿意尝试，特别是在下述情况下“德”的理论不能被用于解释宋朝何以被蒙古人打败；在元朝对外扩张和控制外国的过程中，“德”的作用从未得到体现。唐代鼓舞人心的“德”虽然激励过宋代的中国人，却不能提供一个能够充分评判宋元外交关系的框架。

当汉族建立的大明王朝于1368年以后再次统治中国时，当局需要确立新的评价体系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他们与北方的关系有别于他们与东南亚的关系。北方的异族王朝在936—1368年间曾先后入主中原，这改变了中国人对北方的态度，颠覆了中国与北方及西部各国之间的传统关系，总共达400年之久（对元朝来说，整个亚洲大陆只存在蒙古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没有发生类似的断裂。[28]我们应该研究南宋和蒙古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将其与明初的关系进行比较，借以观察在1279年前后的关键时期中外关系的实质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研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总结一下在历代史学家的评论中反映出来的关于中外关系的看法的主要变化。定下基调的人正是司马迁，他认为这个主题值得按照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传统价值观加以充分讨论。班固是更具进取心的儒士，他倾向于得出一些概括性结论，并提供一些指导性原则。但是，即使是他，也在探索一种更稳定的对外关系，他选择使用典故，表明他寻求的是权威而非对于哲学说教的重申。300年后，范晔和沈约表达了他们对普遍原则的怀疑。他们认为更需要的是实力和武力。隋代和唐代的统治者老练地使用武力，为帝国带来了权力和荣耀。唐代和宋代的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正是中国拥有的“德”，为中国带来了令人满意的对外关系。正是从此时开始，大宋帝国不得不面对女真人（后来是蒙古人）的实力给它造成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