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感神话的起源
在我看来似乎应当这样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傲慢自大。孔子之前和之后的史籍均表明，中国人的观念符合早期文明民族的普遍模式。所有认为只有本民族是文明民族的人都是如此，因为他们都认为邻近的民族比本民族落后。与其他文明民族接触后，他们往往会发现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有时候，这种观念会被历史事实所颠覆。在最早的中国哲学家眼里，这种观念历经商朝和周朝而不变。甚至在列国争霸时期，如战国时期，这些思想家和作者显然仍找不到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文明形式是最优越的。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后，或在文化的持续影响下，四面八方的“夷狄”要么被驱逐出中国领土，要么被同化为“新”中国人。哲学家们因此对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团结性有了更为教条主义的看法。与蛮、夷、戎、狄的接触更使他们坚信，中华文明是无与伦比和至高无上的。优越理论于焉而生，至周朝末期，这种理论似乎确实符合现实。我们可以说，一些异族人接受了这种优越感，例如：陕西的秦国和后来四川的巴、蜀；淮扬地区的吴国和越国；楚国在江西和湖南扩张的领土；河北北部、满洲西部和南部的燕国，这些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6]
在中华文明的这些形成时期，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哲学家们对文明的内涵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也激烈争论哪些方法是能够充分发展文明的最佳方法。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诸夏”（中国人）不同于“夷狄”（野蛮人），而且比他们更优越。不同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一些标准，但是，关于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异族人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通过武力或榜样进行征服或同化；可以把冥顽不化者驱逐出去；可以与愿意接受臣属地位的异族首领和统治者确立宗藩关系；还可以完全拒绝与夷狄打交道。中国的帝制政府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呢？正如儒家历史学家解释的那样，关于这个问题的更为清晰的观点，只有留待历史来告诉我们了。
第二点，虽然没有形成关于政策的共识，但是有关中外关系的词汇一直在发展中。其中一些词汇与描述“天子”与“诸侯”之间既存关系的词语相同，例如，“贡”、“献”和“朝”等词语。另外一些词汇被用来表示距离和间隔，如“荒服”（距离首都很远的地区）和“藩服”（最外围的地区）。[7]这些词汇在使用时缺乏一致性，也不代表实际的关系。它们也许更像比喻或神话，而非政治现实的描述。但是，很难以此证明这些神话完全不是从现实中演化而来或者不包含任何可信的成分。
秦国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中国统治者要面对许多外国国王。我们开始看到了关于这种关系的更为完整的记载。我们不用依靠哲学家来了解中国人对异民族的态度和判断。此时中国开始与各种各样的国家发展正式关系，其中的多数国家都比中国小。描述这些关系并对中国的立场做出评价的职责留给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及后来的史学家不得不检验已被人们接受的中国优越观。他们能够以后见之明判断皇帝和大臣的政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用更长远的观点来考察皇家政策背后的预设。通过间接方式——筛选史料和直接方式——在所著史书每一章节的末尾撰写评论（称为“论”和“赞”）[8]，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创造出了一套对外关系理论。这不仅是一套有助于解释过去的理论，而且是一套指导未来的理论。当我们研究这些史学家的著述、评论他们在维持帝制政府的连续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会很明显地体会到，他们是在煞费苦心地撰写关于对外关系的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大部分正史都对中外关系做了许多论述，而1297—1739年间撰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正史，则令人注目地把相关章节安排在“外国”项下，几乎未加任何评论。我将在下文中对其中一些史学家的著作加以初步研究，究明他们的评论是怎样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理论发展过程的线索的，并解释何以1279年以后的正史不书写评论之事揭示了神话与现实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