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张沛

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7-1991年)是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任美驻华新闻处处长(1945一1946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玉任(1959-1972年)，自1966年起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费氏虽非以"汉学家"名世，但他的影响却超过了-般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

《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在费氏中国问题研究专著中的地位，类似作者在其汉学家同侪中的地位。这部大书洋洋30余万言，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其吞吐涵纳端非大手笔莫办。

在这样一部由外因人撰写的通史史论巨著中，固然颇多"文化误读"或隔靴搔痒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晰认识。如费氏与李约瑟、黄仁宇师弟不谋而合，采用"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将中国封建社会切割为第-帝国(奏一汉)、第二帝国(隋一唐)及第三帝国(元一明一清)。这三大帝国时期与衔缓其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短期政权-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当然，这是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如宦官、外戚、党争)、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又如，作者在第八章第-节讨论明代社会与文化时，拈取"汉族文化中心主义"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起的"。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自信来自对自身的客观认识，而认识自身则无疑也需要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同时，"-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在半年的译书过程中，先后发生了李登挥发表"两国论"、"五˙八"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及法轮功的插曲。我们的祖国确实处于传统与变迁交汇的大潮中，中国必须也必将在这场百年阵痛中获得新生。国庆50周年时我曾作韵句八片云：

西洲已是几重寒，别样风光自在观。

赤县珊珊夔足一，黑名渐渐虎成三。

伤心岂为腰间紫，吮胆当期舌后甘。

翻覆百年局已新，应拈千禧一着先。

这几句话"寡平淡味"，不过倒也说出了译者译此书时的一番用心。

本书第-至十-章由张沛翻译，第十二章由张源翻译，第十三至十五章由顾思兼翻译，最后由张沛修润统稿。另外，在译校过程中还曾得到策划人及责编王立女士的协助，在此亦-并致谢。

译者限于识见，译文中之舛误当非少数，还请读者原谅，并望老师专家不吝赐教!

二00一年九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