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革命展望

我们观察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进程可以先从国际环境着眼。4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中国对苏联模式和领导方式的借用差不多延续了10年，这是不足为怪的。毛泽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他成长于斯的半殖民地中国看上去的确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有时，但其剥削工人的本质则始终不会改变。他认为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建立经济关系并不可靠，于是他要求中国自力更生以求经济自给，但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滞缓。

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呈现在中国面前。改革和经济现实主义大潮席卷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最终也都受到影响。而中国周边的东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现自治并发展起资本主义，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淮迅速得到提高。这难以用列宁的理论来解释。此外，马克思主义自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老生常淡。西欧、美国、日本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非共产主义的东亚国家也在紧随。所以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发展外贸和投资来搞活经济。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些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则崇尚实用。

另外一组因素也表明了中国发展变化的内部动力。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古今中外各方因素的重要性会因时因事而异。于是，在经济改革中，毛泽东所要求的地方经济自给不得不与全国统一规划的要求相妥协；中央控制不得不与市场力量并用；在计划经济边上不得不发展私人企业。在社会生活方面，妇女和青年人的解放受到旧观念和新情况的制约。工作单位与家庭争夺对个人的指导权，而集团的要求不得不与个人消费观竞争。在政治上也可见到同类旧价值与新实践的摩擦。考试制度的恢复加强了旧的施政观念，当权者可以再次利用豢养的人才进行统治。不通过群众运动和思想竞争，现代传媒和民主选举程序如何能使群众参与政治呢?邓小平改革的耐心和踏实作风使人想起旧时士大夫关心民生、解民忧患的治国传统，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但这将要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时在中国土地上成形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今后还会使我们为它的革新而惊喜。当然，明显的倒退也可能使我们惊骇。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是，科学枝术，相似的产品和机制，从食品、服装、住房、运输到满足人际交往的各类消费品，都无法消除中美两国在社会结构、政治史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差，两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传统上的差异如此巨大，要同化这两种文化是无法做到的。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