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党内会议上关于是否采用其他政策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旦确立，它的团结统一就开始受到决策压力的考验，而这一压力随着中共放弃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而逐渐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提出可能采取的政策。其中毛泽东持有一此观点，而刘少奇与邓小平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早年生涯使他养成一些独特气质，如独立思考和关心普通农民的疾苦等。20年代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懂得了军事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中，他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者。1935年后在他领导共产党的20年里，他的武装斗争方式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需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在决策方面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一种路线而反对另一种。
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两种对待革命的观点：一种把历史看成一出道德剧，革命即是道德改革；另外一种观点把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意义上的技术发展看做促使新的生产力产生新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研究这一对同源主题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对社会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追求，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看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要求。这后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是其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改变了，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改变。毛泽东所倡导的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人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从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背景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著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年12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合作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合作的基本纽带，而破裂过程也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不懂外语，在他接受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种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归化"变形"。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一边前进一边丰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产主义原理以适应具体国情。俄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声称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声明会采取一种渐进而有说服力的非暴力变革方式，与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激进暴力变革有所不同。
1956年苏联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使当时仍将"马恩列斯"并提的中国共产党大为尴尬。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观点的承认其实接受了中国成为亚洲榜样的要求，但这一让步也松动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根基。自此两党分歧逐渐加大。这时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权威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听命于一家之言，即使不发生破裂，中苏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期的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用来"赶超莫斯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尽管1957年时莫斯科曾保证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但援助中止了。1960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了中国。苏联国内产生了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9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模式如何应用到古世界人口2/3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去。1965年9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这种态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贡理论：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另lJ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林彪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为战"原则在某种程度卜是为了防止中国军方卷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越南战局，因为这会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运动偏离方向。1965年2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未果。ro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对其地位和安全极端敏感。上层守旧派日趋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层则因受压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旧政权后反会继承它的恶习，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产生的鸿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的纵容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官僚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斗志和动力的问题。党负责监督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纪。他们从非党员中独立出来，深人参与"党组织生活"：不断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下属的情况并想方设法在人事、安全和监察部门的秘密档案中留下一个好的纪录，因为不管是否在党内，一名干部的个人材料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他永远不会见到这份档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关于自己的个人履历、家庭出身、政治观点和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的个人陈述。可疑的个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如果遇到一场运动，有问题的个人当然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在思想上禁锢自己，共产党的制度则让他们在精神上恐吓自己。除了在运动中批判各类丑恶思想，党还不时地找出一批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当众游街，这让人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大，他们之中也难免有人被游街示众。这些公于付十｛'让人深刻体会到党的权威。动员一些自认为可能受到牵连的人严厉批判那些饱受游街示众之苦的同事，这也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牛争方式。〕其结果，"运动"这台制造社会变革的机器到了60年代开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卜部们学会了怎样不发表实际意见而顺利通过各种会议程式。他们学会了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后被好友出卖而受到批判。积极分子已经掌握如何驾驭运动，如何在动员期伪装出进步和热情，而到了巩固期则变得恰如其分地谨慎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个党组织已经学会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大潮下自保无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动员群众的能力。
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许多党员已经对毛泽东不切实际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冒进方法失去了信心：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也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狂热，认为这只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他们忙于解决上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于1962年底发动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们表现不够积极。毛泽东发起的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
建立于1955年的苏式职业军官队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些军官向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干预军事指挥做出了挑战，他们支持苏式军队的统一指挥原则。随着军队中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组织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但在1959年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被指责与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后，惟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林彪接替了他的职务。军队又吸收了很多新党员，连一级的党委重新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党员阶层这时在深人到连和班的军队基层建立了它的组织，党性教育和政治监督一起得到了推动。政治工作者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防止见解相似的持异议者结成私党。军队受到了彻底的党性教育，从而在1964年发动了一场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1965年秋天，军队支持毛泽东发动一场他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更准确地讲，这是一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
毛泽东的圣战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名义上从1叭涌年5月开始到1%9年4月结束，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与其说这是一项有控制的计划，不如看成是第二次革命。当毛泽东面对公开批评他的人，他发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和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相似，反对意见的普遍存在令人吃惊。但这一次反对意见出自党内。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在党外发动对他的支持。公共场所很快就充斥了群众集会、游行和把毛泽东比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展览。几百万青年由于极度乃至过度兴奋而极度疲惫，但不久就恢复了亢奋。在这些活动中最高领袖对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但与斯大林利用党组织秘密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清洗不同，毛泽东公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组织从外部对党进行清洗。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处决了几百万人，而支持毛泽东的人则依靠人民解放军，并使用公开侮辱的手段和使用殴打和监禁等手段对付反对派。
毛泽东的第一步是保证他对处在中心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所以首先冲击主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人和北京市委。他走出党组织的圈子，召集了一帮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充当"红卫兵"，并亲笔为他们题词，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希望他们"发动革命，学习革命"。另外，他在党组织之外还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其妻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1966年秋天，在军队的后勤支持下，1100多万"红卫兵"云集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尔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进行他们的长征―在公共场合他们武力冲击所有被认为是代表"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的人和事物。1967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发展革命，号召直接冲击党组织，像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样发动"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此时开始出版的上百万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给每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带来了可供参考的大量"语录"和用来表示忠诚的护身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大众传媒。党内实力人物逐个受到冲击，无法团结起来抗拒形势。结果，党组织彻底崩溃，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清洗。
为了取代旧的权力结构，毛泽东最终号召在各级政府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新鲜血液）、军人以及经过革命转化的党内老干部组成。党组织在各处艰难地反击，派出自己的"红卫兵"，一面表示忠于毛主席，一面又不断击败他领导的"红卫兵"。地方宗派逐渐开始"武斗"以致乱到了不得不时时动用军队于预以恢复秩序的地步。到上%8年1月，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核心。最后，对党组织的冲击使军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古据了政府要职并继续经常性地对知识分子和官员们进行打击。在这个疯狂年代里，大中学校已经停止招生好几年。知识分子和专家受到批判，学生则在宗派斗争中接受革命洗礼。1%8年秋天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包括前红卫兵战士在内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1肠9年4月召开的"九大"选出了以军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党章中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70年代，一些大学慢慢开始恢复招生，但其学生来源并非通过考试竞争选拔，而是由学员所在生产单位群众提名保送。因为竞争性考试仍然会产生一个知识特权阶层，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在中学毕业之后工作过两年才有资格被推选人学，大学毕业后还必须回到原单位工作。这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工人、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做法，由于学员在中小学校中基础打得不好、识字不够多而失败。知识的掌握不可能一娥而就。比较见成效的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础公共卫生培训以使他们能够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城市公务员则被派到"五o七干校"接受轮训，这种真正的农场锻炼在于体验农村体力劳动的艰辛并不断除去身上的剥削阶级残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体验农民靠土地吃饭的生活是一次很艰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并非像"大跃进"那样使经济建设陷于停止，但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确滞缓了经济的发展。如文革中各地区须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禁止农民经营鸡鸭词养等副业。
1971年9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据报道，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期整个军方势力抬头过程中扶摇直上的林彪死于发生在外蒙古的一起坠机事故。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得到披露，据说他有篡权的野心，甚至想刺杀毛泽东，当他的无耻阴谋败露后潜逃出境而折戟沉沙。不管这一离奇事件真相如何，紧接下来对林彪长期叛国罪行的及时揭露，看起来和以前受到批判的刘少奇叛变革命事件极为相似。这产生了又一个问题：如此罪恶昭彰的人何以登上这样的高位？在局外人眼中，对于政治失败者的道德低毁好像是儒家思想的一项奇怪遗产。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信仰再次受到打击。
林彪倒台之后，继续控制大众传媒鼓吹阶级斗争的毛派领导人和追随周恩来总理寻求有序经济发展的中共高层政府官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毛禅东继承人位置的斗争。周恩来在他1976年1月逝世之前使邓小平得以平反并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但是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后，接替他的邓小平在以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所谓"四人帮"的干预下再次被免职。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之后这群激进派思想家才最终垮台。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十年浩劫"。无知少年的肆意破坏、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机构成员的残酷打击以及使100多万人受到伤害的人身侵犯、监禁、拷打和折磨是一次空前的人性和文化灾难。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滥用暴力是一种偏执的极端主义行为，虽然它使城市精英得以体验农民生活并由此获得较为深入的认识，但这根本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损失。
中美关系正常化
当中国人民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时，美国人民也卷入了性质不同的另一个泥淖。这就是1%5年至1973年间的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付出了5.8万人死亡的代价。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与其他几个偶然因素一起促成了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邦交的戏剧化努力。首先，美国从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实现于缓和、谈判政策之后，而不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竞争的军事对抗时代实现的。此后美苏在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在1972年5月签订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框架内的裁军以及文化交流缓和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姿态。这反过来使得中美接触成为中美苏三角格局中极受欢迎的一角。
第二，美国把战争限制在越南南部，本不希望引起类似中国抗美援朝的局面。但是，随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却让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美帝国主义相对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只是一个"次要矛盾"。这一评估使北京对尼克松政府有步骤、有节制的恢复邦交努力做出了积极反应。
中美两国在持续22年的相互疏远之后取得这一突破是一个重大事件。1971年4月，北京出人意料地以"人民外交"的姿态，欢迎来访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后，尼克松总统突然于7月间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已先期秘密访问了北京。11月，台湾的"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四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上海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这一文件陈述了双方在儿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但都表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接触，为最终恢复关系正常化而努力。1973年5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初具大使馆规模的联络处，由双方各派大使领导各自机构的上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双边贸易开展起来，儿十个代表团不断来回互访（主要是科技领域的交流），仁千名华裔美国人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方面，政府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型规划，希望在政府控制下把美国人吸引到中国早已建好的面向世界各国游客的旅游渠道中去。这种吸引海外游客的旅游业不过是国内群众性活动的拓展。此前，中国国内代表团就已经被带去参观一些样板示范点，到山西的大寨生产队学习农业或赴东北的大庆油田学习工业。与美国的交往同样也被纳人了改造中国的进程：:
上海公报也确定了台湾的地位。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寻求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与之相应，美国同意减少在台湾的驻军并最终从台湾完全撤军二这份文件和双方所接受的"一个中国"概念隐含了美国的一个意图，即逐步撤回对台北的外交承认以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并最终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但是，鉴于这两个独立政权从1949年起就一直存在，并且均坚持"一个中国"（这一语气强硬的措辞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而非事实），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的次年后，美国方面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进展放慢。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牵制了政府的注意力，该事件于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时达到高潮。基辛格博士不断访问北京，1975年12月福特总统也来华访问，并重申恢复中美关系的政策不变。但是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仍都有各自的代表机构，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并不多见，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也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北京的继承人之争也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直到1978年底才全面获胜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美国公众情感上仍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邓小平地位刚刚稳定，卡特政府就于1979年元旦承认了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的中国政府，此时距其建立政权刚好30年。效法日本在1972年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继续保持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文化往来提供法律支持。美国撤回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原驻台美国领事馆更名为台湾美国学院，由外交部「了退休的前外交官在此任职。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华民族爱国人士的观点，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四面环海、有着自己政府和军队的台湾只是中国一个分离的省份。不过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它已答应逐步缩减援助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