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人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来自一个更加简单的时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粮食。除了饥荒和疫病，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统治阶级。极少数特权阶层利用其所受教育和拥有的社会关系古有土地并垄断官职。既然统治阶级通常在城市里向村庄发号施令，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将政权的影响深入到农村，并在那里发动革命。如果它的力量不能达到农村并改变它们，农民就会保留过去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如受过教育者可以统治别人等等），这样，古老的乡村今后依然有可能迎纳新的统治阶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希望通过改造人民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渐渐成为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阶级利益之间受到适度控制的一场斗争。

这场革命的一个特征是道德和政治的交融，以致每项政策的失误往往源自政策制定者思想道德仁的问题。》这从古代儒家的观念来解释，是行为方式为个人品德的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C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人民共和国及以往的儒教封建国家中同样可以实现，或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实现目标。它和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成为衡量思想道德的权威。正女11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互相渗透，意识形态也必须随着事态的发展转变它的职能：

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强调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譬如，在外部世界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有工业需求和农业需求的矛盾，个人思想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自由和纪律的矛盾，民主和集中的矛盾，不一而足。这些矛盾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面。一经发现就会导致斗争、不断分化，最后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体。这样，一场斗争引发下一场斗争而永无止境。毛泽东巧妙地称之为"继续革命"，认为它像生命一样没有穷尽。这和儒家"和"的理想有着极大的反差。

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控制

1953年，北京开始同时规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不断扩大的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实行工业化需要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集团进日主要物资，而这又需要用农产品支付。为了从农业经济中挤出更多的资源，政府只能成立真正的集体农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是厉行节约、阻止富农阶级死灰复燃的惟一稳妥方法。

集体化过程在最初阶段的进展比顶期要快。到1955年年中，50％的农业耕地和农户被编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花了数周时间到各地视察，了解地方上的民情，然后号召2,5亿农民以每50户为单位组成20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全国约100万个乡村中每村平均成立两个）。这项大胆的计划在热心的干部们推动下，发展速度再次超过了预期目标。据报道，到1956年，已有90％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很快又被要求再上一个新台阶，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个人份额（份额根据个人的贡献各不相同），建设社会化农业。与1929到19犯年间灾难性的苏联集体主义运动不一样，集体化在中国并没有直接导致农业的国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合作社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即由合作社买下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活动在全盛期显然产生了可观的成绩，因为当时几乎见不到有关反对集体化的现象。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只用了五年就完成了全过程，但中国农民除了信仰党中央和毛主席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和列宁从城市斗争起步不同，毛泽东在农村开创了他的革命事业，所以农村中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早就被清除殆尽了。

合作社继续发展，形成了完全的集体化农场。每个村庄都有一到两个农场。它们这时成了乡村生活的新热点，负责兴建地方公共事业和开展福利活动。这些事务在封建时代是乡绅阶层的职责。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贩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宏伟的计一划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各种疾病及水旱灾害将得到根治，山岭处处披上绿装，也无人会有失业之虞。对于刚刚读书识字的农家小孩来说，这一信心十足的预见固然令人兴奋，但对于怀疑者和持异议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起步，银行、工业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国有化转变。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牺牲前者的决定，在为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中已经很明显。这些目标直到1955年才公布：钢产量要翻两番，电力和水泥产量翻倍，但棉制品产量增长不到50%，粮食作物的增长目标也不超过20％。农民的产品被政府间接取走，也通过实物上缴和税收等形式被直接征收这正如在以往战争中中国重枪炮轻人力一样，在发展农业时中国也不得不强调发展资金需求少、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如防洪大坝和灌溉水渠等。饲养的猪既能提供食用肉类，也提供粪肥，但发展化肥产业则有可能受到限制。）同时，资金投人的重点是重工业生产二此时古据党中央主导地位的毛派分子们预言，人民群众将从思想上得到解放，因而像"生产竞赛"之类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在生产上一举实现"数量、速度、质量和节约"的高指标。这一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把约古中国国民生产总值30％的收入划归政府，其'1，大约有一半用于投资。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看「去快得惊人。1957年，中国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的铁路线已经扩展到外蒙古，并且穿越沙漠通到了新疆。这些铁路线的开通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打开厂亚洲腹地的大门并为大规模开发扫除了障碍。同时，它们加强了中国对重新获得的内蒙己，和新疆的控制，因而具有政治卜和战略上的意义。

知识分子和干部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员起包括只有10万人左右、从事专业技术和学术＿上〕作、"西化"较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协一个人。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已经从精神上改造了这个阶层，使它和自己结成一了联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新的党组织会窒息党的思想活力〔少于是1956年和1957年间共产党又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协调党的两个战略要素一一知识分子和于部的关系。，1956年5月，知识分J'．出身的党员上二部和政府官员中兴起一场提倡自由批评的运动，它的「｝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井下是提泪评论白由的号角。）批评不能越过内容的限度，即个人必须绝对忠于党的至高权威。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此时正值1956年10月爆发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对它镇压的余波未平之际。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如共产党政权与其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是非对坑性矛盾，是正常的并且可以协商解决的，如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在这个框架内，他希望在其"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健康而有节制的阶级斗争贯彻发展生产力的改策。和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证过程先是号召人们发表意见，然后针对意见讨论并解决问题。1957年党和政府不断邀请外界发表意见。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集权主义政体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的不满．）意见之多，言辞之激烈，震惊了党中央。这些意见受到严厉的压制。在运动中提出批评的人不久均被迫公开检讨，并互相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如何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组织。工农业生产双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可以见到新修的马路、工厂、城市、堤坝和新开的湖泊、山林，农作物也欣欣向荣。全国6.5亿人民动员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强度和合作规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党需要几百万积极分子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大多都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很可能有4/5的党员不到高中学历，刚从党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很容易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是通过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群众的工作。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但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聪明才智却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影响了干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和虚报产量的做法了。农业集体化在推行过程中其实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农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干部空头许诺的误导。

为避免"脱离群众",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纠正党员干部不良工作作风的思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的运动。1957年年中，这两项活动汇合成了一场"反右"洪流。"反右"运动最终发展成对中国大约50到75万本已很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打击。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灾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师、学生、城市干部与公务员遣送到农村，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以避免脱离群众，同时帮助农业生产。从此时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造成一系列灾难。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开会时，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有力地控制了经济，各级党委开始负责经济决策。形式主义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农业陷入了停滞的困境。1952年到1957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增加农业税收以发展工业的苏联模式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1958年做出"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它能推动现代工业和乡村农业这两个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联系的部门的发展。在农村往往动员群众以充分开发潜在的劳动力。首先，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涝灾害，开发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第三，就地取材，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党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在尽量不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增加外贸出口换取资金，也可以作为原料进一步投资于工业建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与劳动力的过剩，把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转变成经济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经开发的人力资源等观点付诸实践。由于经济学专家已经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下放的厄运，各地浮夸的"大跃进"目标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干部们在竞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简发展小型工业的著名例子是让每家农户在后院架起小锅炉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经济部门出现了规划、管理不断分散的倾向。中央统计局被分成小块，成了地区统计局。根据未受专业培训的地方积极分子所提供的统计报表，统计局宣布1958年一年中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领导层陶醉在自己做出的报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国外进行宣传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在1959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跃进"的后果一言难尽。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儿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土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二但这冒进的做法也造成了大量失误，许多新灌溉的土地出现了盐碱化现象，本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量人力则被自白浪费。

1958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这里一切都接受党的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大致等于先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饭。尽管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全部劳动力仍受到严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军队一样列队向新的生产指标发起冲击，而妇女们则代替了他们在农田里的位置。政府的浮夸风宣传，激起了不了解实情的农民的热情。党希望以此将农民改造为无产阶级，把他们和土地分离开来以建设新型的农业城市。由于拥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国农家千百年来的执著迫求，反对人民公社的农民自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不当而劳民伤财，破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场革命终于失败了。政府实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后生产力不断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劳动者按军队编制随意调动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58年12月，「扫共中央不得不把决策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一级。工资的发放也恢复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为标准的计酬方法。1960年，农业形势继续恶化，人民公社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平均大约40户人家一起劳动的生产小队成了基本农业单位，私人经营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复。1勿闭年之后苏联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生产停滞时期。印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苏联撤回援华技术人员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好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处于混乱状态。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前减少了大约1/3。人民普遍营养不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甚至更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人民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业生产也停滞不前。政府承认，10年来不受重视的农业现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了。总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不断鼓励50年代中国革命中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冒进"、"放卫星"的做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领导团体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能够解放中国劳动人民此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创造精神。他们相信，一旦党发出号召，群众就会纷纷响应。这种信念当时既未受到全盘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到了60年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和以前历代专制政权共存一样，但他们原来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上层领导集体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扩大。1959年年中，从"大跃进"灾难中觉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员批评了毛泽东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毛泽东挺了过来。他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远止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毛氏不得不从日常事务退了下来。国内的政策争论从此开始；不久，外交关系上的新情况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交政策

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这从它的汉语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国家是中央之国的"中国"。这些称谓显示了中国自给自足、不事扩张的传统。当然对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是例外。50年代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它囊括了藏族、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等40多个少数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拥有7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古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继承了一项思想传统，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才能遏止内战和外族入侵，并保证国家的和平昌盛。与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要求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台湾。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复台湾才能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国内革命造成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强硬态度。它强调普遍适用的名称，如"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做斗争的榜样。在这些话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得到了表述。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大哥"。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在50年代的外交战线上采用了和国内斗争中一样的软硬两手政策。

从1950年到1954年的第一阶段始自中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军事对抗。1950年6月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军队进攻韩国，这成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前所言，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支持联合国军队保卫韩国并恢复派驻海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后不久，中国军方干预朝鲜战争，进入西藏，并向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签订。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击溃后，法国于1954年7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在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防卫承诺。在冷战的阵地七，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寻求安全保障。1954年9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年10月）及台北(1954年12月）当局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年4月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年8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次谈判，之后于1958年到19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次会谈〔。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年8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3。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年8、9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年3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