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就1923年至1928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活动时期来说，台湾国民党的档案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以及武汉的联席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本丛书《革命文献》（第8卷至第12卷尤其与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由工作人员所撰写，是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府》。国史馆所出版的重要著作，如孙逸仙的两卷编年传记《国父年谱》；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的多卷文集《国父全书》（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文集）。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有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自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这份刊物中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北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时期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9]，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警察搜查苏俄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与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年至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为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边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的，然后每半年或每季度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领事官员的文电，对这段时期的论述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辑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很有价值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的当时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道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在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文集，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卷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的文件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言论和著作集很多：国民党方面，有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有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德拉·布兰特与许华茨、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中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以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当事人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开来的第七军，提供了北伐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很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中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兴味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其遗孀希达尔·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华团的了解和对俄国最近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的近著。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当时出版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因为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并因为其反对斯大林和反对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