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最近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使用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对于深入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利用的，并且还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从1924年至1931年，这份复印的月刊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用当时中国、西方和日本人的回忆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录索引》。许多重要的事实和未有任何变动的文字的文献，大致论述了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岑学吕（凤冈及门弟子）编纂的《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关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官员相信，所希望完成和实际完成的事情。现在尚存在有许多部和各种机构的公报，如1916年至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每季刊行《职员录》，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人们往往从因袭的观念出发，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成是中国的灾难，还有如本章所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各自行动的历史，都需要仔细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新的专著是梁肇庭著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梁著的参考书目所列出他查阅的，已刊和未刊的中国外交部文件。关于中国外交部中的中日关系档案，见郭廷以与J.W.莫利编纂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简明目录》，附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名人表。已刊和未刊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关于这三国外交资料的国别简要说明，见内森编的《现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材料介绍》；外交报告因包含有关中国政治的资料，自然是很重要的。

要了解北京的政治，需要在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有关的课题下功夫。从这点来说，我们对于从晚清开始，一直到国民政府及南京政府的前10年，及其后的宪政形式的争论，对其具体内容知之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知识性期刊，作深入研究。同时，张朋园著的《立宪派和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以及张玉法等人的著作，我们才能较多地知道宪政的基本理论基础，促进宪政力量的社会和政治性质。

金融和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课题。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简明而广泛，但其提供的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塔马格纳著《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是早期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有后继的专著来加以充实。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人的分析研究，对这个课题是重要的，其中有《支那金融情况》和香川峻一郎著《钱庄资本论（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研究，见于施坚雅等编《近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展示了一些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研究者来说，派系倾轧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内森著《北京政治》，对何谓派系倾轧与其如何进行，提供了分析。对20世纪的前10年和20年代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有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吴应銧著《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在1916—1939年生涯》；又见陈志让著《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主要说明派倾轧在近代中国为何如此严重，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人物传记。除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以外，还要特别提出日本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人物传记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