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袁世凯时期

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即中华民国开头的四年或五年，亦即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开始分开的时期，很少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将此段时间作为一个单元。有关的大部文集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的逊位而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党人1913年夏季二次革命的受挫，遂即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型文集，北京出版的8卷本《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编辑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为重要的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一些回忆文章延续到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是为20世纪前半期，尽管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仍然很少，但却为研究袁世凯时期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都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了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保持较早文集价值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有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并制定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当时的报纸和秘史的著作所左右。中心的话题，都是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军阀的丑闻秽史。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其6卷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了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对手的革命党人，对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得复杂化了，却并没有降低孙逸仙与之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袁世凯任总统时期的政策，但发现其政策有缺陷，并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袁世凯总统最根本的是缺乏支持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时期会有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意的机遇，因为其处于决策的地位，并留下很多记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比拟的书信集。张朋园已将其扩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都很有价值。外国顾问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之一的莫理循有关在此数年中的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理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集中于革命前的各个地区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计划，地方的农民斗争，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的《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于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2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西藏和英国关系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1904—1914年》，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此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之前，再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及其后的反袁运动，学者们对此久有兴趣，但却无全面论述。可能由于各个反袁运动的性质不尽相同，其中以云南的反袁运动最受注意，被视为是真正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改了把反袁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在由北京去云南之前，云南的年轻军官已有反袁的计划，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对护国运动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描述了从滇军的发展及其演变成军阀主义出现的背景。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其来源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