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父哲学时期

一、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不同

在论述希腊哲学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苏格拉底、斯多葛派、斐洛以及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里，已经遇到过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相近的思想倾向，而且这些思想也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了土壤。但是为了能够正确地评价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古典思想的相互渗透的意义和错综复杂性，我们必须事先简短地回顾一下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待上帝的观念、上帝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人与世界这些问题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对专一性的要求上。

1．上帝与人

我们在希腊哲学那里已经遇到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关于一个造物主的观念：赫拉克利特的神性的原始火；亚里士多德的以自身为原因的“第一推动者”；斯多葛派及其他思想家的泛神论，在他们那里，上帝和万有是同一的；最后还有普罗提诺的上帝观，即认为上帝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其他存在物只是上帝的余晖，是出自上帝的流射物。

与所有这些观念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能的造物主，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上帝之外的万物都是被创造的，人也是被造物。在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好像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我们在考察印度哲学时所看到的那样，在神与人之间划定出一条宽阔的鸿沟是闪米特人古老宗教信仰中所特有的，它来源于古犹太教。人以及所有被造物都只是通过上帝之手，并且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存在的。人作为上帝意志的产物，他的天职就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上帝会用神的语言给人以启示。因此，基督教宗教虔诚的最高美德和核心问题就是人对造物主的恭顺。最为卑劣的恶德就是亵渎神灵（Hybris），就是狂妄自大，就是人想与上帝平起平坐。这造成了衡量人类道德的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希腊人所赞美的道德不仅遭到了摒弃，而且还被认为是傲慢自大和“极端的恶德”。[1]此外，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非人格化的上帝，而是完全人格化的上帝。人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站在人格化的上帝面前。人在祈祷中与上帝交流。因此基督教赋予个体的灵魂以无上崇高的尊严。古希腊人对这个思想是陌生的。“对古典哲学来说，灵魂基本上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是一种自然因素，因此，把灵魂与有机生命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想而知，只要一谈起灵魂，他们始终会想到世界灵魂，而个体的灵魂只是世界灵魂的一部分。个体的灵魂孤独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并且感觉到上帝注视着自己的目光，这种思想根本来说并不是古希腊的。”[2]

基督教的上帝是仁慈的和拯救人类的上帝，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全新的。人就其本性来说是有罪的，并且他也是有死的。虽然人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恶，但是人却不能自我拯救。古希腊哲学家如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以及苏格拉底，都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幸福”，这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有害的尝试。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和上帝之子的结合，人才能获得拯救。为了达此目的，人必须战胜和克服掉他全部的罪恶的本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人的较低级的灵魂是非永生的，较高级的灵魂是永生的，并且是上帝的灵魂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的人会死亡和腐烂，只要他没有通过在基督中复活而获再生。倘若他获得了再生，那么他整个的人也就脱胎换骨了。“因此，如果有人成为基督，那么他就是一个新的被造物。”保罗说。[3]人通过基督的神恩而获再生，这个思想主要经由保罗之口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基督教的全部主要教义。[4]

2．人与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道德的基本要求正如基督所言：“爱邻人犹如爱自己。”[5]在基督教中，这个要求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是兄弟姐妹。基督教的这种崇高理想与古希腊斯多葛派的普遍仁爱的思想非常接近。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种族的特征。基督就曾经派他的门徒去向所有的人布道。基督教从一开始也不分任何社会等级，基督所关心的正是那些生活困苦的人，基督教的第一批信徒也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民众。基督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想革命，它的影响不久之后就扩及社会大厦的顶端。

3．人与世界

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并没有想过要脱离尘世而到另一个彼岸世界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他们思想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好地度过此生。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情况与此有所不同，但是基督教却与他们相去甚远。将人生的意义放到彼岸世界的（超验的）上帝那里，把获得拯救作为人生的目的，这势必会导致对尘世生活的贬抑，或者干脆逃避尘世生活，这与印度人的宗教观念有些类似。基督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战胜这个世界了。”[6][7]

人与尘世的当权者的关系也是完全以上帝的眼光来看的，人们应该臣服于它，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但是人的目的却被置于一个并非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里。作为神性的仁慈的自由行为，上帝化身为基督，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象征性的神话，它不像在其他同样宣扬拯救的理想的宗教那里一样，这个神话不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在随便某个时间里反复重演。因此，对基督徒来说，不管尘世的生活多么快乐和充满诱惑，在上帝的神圣计划中，人的尘世生活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并不存在像许多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种世界的永恒生成和毁灭，也不存在像印度人所认为的那种无休止的灵魂转世，人所拥有的只有此生此世，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这是上帝的神圣计划所决定的。因此，“基督教的思想对个体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因为它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因为在其中孕育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意义，因为它关涉到人类的救世主。虽然对基督徒来说，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他们的整个尘世，但是他们的时代意识却因此而极大地加强了”[8]。

4．基督教的专一性特点

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中，个人有一种毋庸置疑的、近乎天真的安全感，如我们在苏格拉底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希腊城邦逐步瓦解，希腊扩展为一个罗马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在其中，个人生活日益被公共事务所排挤，而且人们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宗教，因为它已经蜕变为一种神化帝王的国家崇拜，因此，人们产生了对一种更为个人化的宗教的强烈需求。除基督教之外，在古罗马晚期产生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大量的宗教崇拜也都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古代波斯的密特拉教[9]，古埃及的伊西斯崇拜[10]，阿窦尼崇拜[11]，以及其他许多宗教崇拜都在罗马盛行起来，并且随着罗马征服者的脚步一直流传到莱茵河地区和与不列颠接壤的地区。其中的某些宗教显露出了与基督教极其相似的特征。譬如密特拉教的宗教仪式中也有洗礼、坚信礼、圣餐和三位一体说，并且他们把12月25日作为日神的诞辰。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这些宗教形式而独占鳌头是有其原因的，特别是由于它从犹太教那里继承来的专一性。基督徒的宗教团体都感觉自己是新的选民，是新以色列，如圣经上所说，[12]是“上帝的选民，是君王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民族，是属于上帝的子民”[13]。

基督教传教的这种专一性的意识阻碍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混合（虽然曾经出现过某些混合的征兆），从而也避免了基督教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宗教的合并。这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规范的宗教传统的发展和组织严密的教会机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在早期教父哲学那里基督教与古典哲学的首次接触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学园派与教会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教父德尔图良写道，“基督徒和哲学家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在希腊人的信徒和上帝的信徒之间，在追求名声的人和追求生活的人之间，在言说者和行动者之间，在建设者和摧毁者之间，在真理的统领和囚徒之间难道有什么相似之处吗？”[14][15]保罗写道：“智者在哪里呢？学者在哪里呢？当代的哲学家在哪里呢？难道上帝没有使世人的智慧变成愚蠢吗？犹太人要求神迹作证据，希腊人则寻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冒犯，对异教徒来说是愚蠢的。但是对那些受到召唤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基督都是上帝的力量和智慧。”[16][17]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尖锐对立，而且事实上，在希腊和罗马后期的那种爱好文艺和理论、以和谐平衡和快乐的感官享受为人生要旨的思想，与最初的基督徒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对立，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作为一种新信仰的殉道者，满怀坚定的道德信念，摒弃一切世俗的东西，他们宣告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并且预言一个上帝之城即将降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种思想的对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的矛盾。最初的基督徒都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下层民众，他们对古典文化的认识都非常肤浅，他们不讲希腊语，除意大利人之外也不懂拉丁语。受过教育的人，如塔西陀或斯多葛主义的皇帝马克·奥勒留，对基督教学说都怀有一种深切的蔑视，在他们眼里，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向蛮族迷信的倒退。

基督教若想获得承认，它也必须赢得受教育阶层的支持。而若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基督徒就必须学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之交流，也就是要学习古典文化。首先从事这种事业的人被称为“护教者”，他们是捍卫基督教免遭有文化阶层的异教偏见攻击的人。他们自己也接受过哲学方面的教育，他们的著作是写给皇帝和当权者看的，目的是想证明基督教的道德优越性，或至少要证明基督教对国家秩序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还要证明基督教的神圣启示相对于其他所有的哲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一位重要的护教者就是殉教者查士丁，他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基督徒”，他出生于公元100年，作为他的信仰的殉道者，他于公元165年死于罗马。前述的德尔图良（160—220）把基督教的救世说与古希腊的尘世智慧尖锐地对立起来，他不仅有很高的哲学造诣，而且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雄辩家。他的文章是用一种精妙的拉丁风格写成的，既有插科打诨，也有辛辣的讽刺，他使基督教的拉丁语文学获得了进一步提高。“正因为它荒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句名言被认为是德尔图良说的，虽然我们在他保留下来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原始形式，不过它却真正反映了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即信仰真理不可能被理解，只能被信仰，人只有依赖灵魂感应才能把握真理。德尔图良坚信，信仰真理是更高的真理，因此他把哲学置于神学之下，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下，这也是此后的基督教哲学的特征。

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是由革利免（死于公元217年）和欧利根（184—254）做出的，公元2世纪和3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盛行讲授基督教教义的学校，他们在其中担任教师。他们不仅建立了作为科学的基督教神学，而且还对科学的等级作了划分，其中，神学处于最高地位。欧利根说：“如果那些智者们说几何学、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天文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18]故此，他要求神学家们要精心研读古代哲学著作并仔细地倾听其中的话语。在他自己的学说中，欧利根将基督教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这对基督教教会来说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他的主要著作《论基本原理》中，他将上帝与上帝之子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光之间的关系，光发自太阳又离不开太阳。上帝之子介于上帝和人之间，他是沟通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19]

在中世纪早期的一部伟大思想作品中，即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译本（Vulgata），在日益觉醒的基督教文学创作中，古典神话和圣经传说融合在了一起。

古典文化的形式对基督教作家的影响要大于其内容，耶柔米称赞西塞罗是修辞学之王，是拉丁语言的启示者。正是由于他们的修辞学重视古典文化的形式甚于其内容，对后来的文化发展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的结果是，除宗教作品之外，还产生了一批世俗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在宗教文化之外还形成了一种世俗的文化，他们以维吉尔、霍拉兹和西塞罗等人为榜样，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因此而大大丰富起来；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希腊的科学遗产在中世纪被忽视了。

三、基督教的内部危机

1．诺斯替派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基督教被迫自我保护起来，与此同时，基督教内部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也形成了许多思想运动，这些运动对基督教的统一和存续构成了威胁，一方面，他们试图从基督教本身的思想中寻找源泉，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把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因素融合到一起。在这些思想运动中，传布最广且对基督教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诺斯替派（在希腊语中意为“灵知”），这个教派是思想史上最为变化多端和最难以把握的现象之一。

诺斯替派的来源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在诺斯替派的思想中，基督教信仰与各种不同来源的思想成分混合在了一起——在此期间，基督教信仰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大厦，因此它还有一定的开放性。其中有来自古代东方的宗教观念，主要是来自波斯、叙利亚和犹太地区；其中有来自波希多尼（约公元前135—前51）的哲学思想，他是一位广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此外还有来自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斯多葛派的思想。

根据它们所吸收的各种外来成分的多少，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诺斯替派。以吸收犹太教思想为主的教派被称为犹太化诺斯替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巴昔里德（约公元125年）和瓦伦汀（约公元150年）。与它并驾齐驱的是另一个喜好异教思想的基督教化诺斯替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马吉安。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派，这个教派长期与主要教派并存。借此机会，我们应该说明一下，在基督教创立之初，在主张应该保持犹太割礼和摩西律法的所谓犹太基督徒，与力主摒弃这些习俗和律法的异教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对立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

这些诺斯替教派被基督教会斥责为异端邪说，它们遭到了最为尖锐的批判，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教父革利免和欧利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也属于诺斯替思想流派。

诺斯替派的基本思想和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各个不同的诺斯替派别进行详细的讨论，而是列举出它们的三种共同观点，这三个观点对他们都有代表性，这样我们对这个宗教运动的特征就会有个大致的印象。

神正论。诺斯替派思想家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神正论问题，也就是为上帝的存在作辩护并说明世界上的恶的起源与意义。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每一种宗教的基本问题。在基督教中，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创世主的观念是他们从犹太教那里吸收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世界看作是充满不幸和罪恶的地方，只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获得拯救。人们会问，完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呢？而我们却又需要上帝的拯救才能摆脱不幸。

伊壁鸠鲁派也曾经以类似的形式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也让莱布尼茨费了不少脑筋。当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时，六岁的歌德也曾经问过，上帝为何会听任这样的灾难发生，如他在《诗与真》的开头所描写的那样。

诺斯替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他们把创世的上帝和救世的上帝区别开来，但是这样就有了两个上帝：一个是至善的世界拯救者（Erloeser），另一个是偶尔怀有敌意的创世者（Demiugen），后者臣服于前者。马吉安把《旧约》中作为创世者的上帝与《新约》中的作为拯救者的上帝区别开来。

以认识为目的的诺斯替派。诺斯替派的上帝观念也造成了他们关于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拯救的特殊观念。人身上的罪恶看来并非他自己的过错，个人的灵魂只是一个战场，在那里，善与恶的原则会无休止地斗争下去。个人的灵魂会因此而丧失掉某些特殊的尊严。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要经过一番斗争而重获新生，摆脱掉“旧的亚当”而成为一个改过自新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要在自身之内观察和认识这充满世界的善与恶的斗争。[20]因此，在诺斯替派那里，认识逐渐上升到一种信仰的高度，这个教派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而且它也成为这整个思想运动的名称。诺斯替派信徒甚至也可以引用使徒保罗的话：“圣灵无所不知，它甚至知道上帝的深奥的秘密。”[21][22]

作为神秘教的诺斯替派。上帝的道成肉身以及在圣礼中神与人的合一，这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大秘密，而且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也渗入了越来越多的神秘主义思想。[23]神秘教（德语Myst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myein，意思是“闭上眼睛”）既否定感觉世界，也否定理智的逻辑，它所关注的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无意识的、心醉神迷或狂喜的人与神的神秘交感。诺斯替派所理解的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认识。

与其他神秘教形式一样，诺斯替派也以充满幻想的神话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思想流派都有些共同点，如普罗提诺提出的神的逐级“流溢”的观念，如神与人之间存在中介物的思想，如一切存在物向神的原始本源永恒复归的思想。

2．摩尼教派

摩尼教派与诺斯替派极为相近，甚至由于它断然拒绝犹太教而将异教的（即波斯和印度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结合到一起，它也被视为诺斯替派的异教流派。[24]摩尼教派是由波斯人摩尼（拉丁语为Manichaeus）创立的，他于公元215年出生在波斯王室里，他在印度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作为一个新教派的创立者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公元273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据摩尼遗留下来的微不足道的著作残简以及后来的一些记载得知，他从波斯宗教那里吸收了一些观念，认为亘古以来就有两个并存的世界，一个是光明的世界，它由神圣的光明之父主宰，另一个是黑暗的世界，它由黑暗之父及其恶魔主宰。在他看来，耶稣就是从光明世界下凡世间的人类拯救者。

摩尼教的伦理学要求严格的禁欲主义，类似佛教的苦行主义。其信徒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出来的“知者”，他们要严格地遵守那些戒律（不吃肉，不性交，不从事下等的手工劳动）；一类是纯粹的“听者”或崇拜者，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摩尼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摩尼教摒弃《旧约》，主张两个世界的二元学说，而且它关于人类获得拯救的思想也与基督教不同，在他们看来，拯救是可以靠自己来实现的。[25]摩尼教主要在东方和北非传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派别，它时而也对基督教构成威胁，为此基督教极力抵制它。摩尼教派的势力一直保持到中世纪。

3．阿里乌斯和阿塔纳修斯

基督教世界在第一个世纪里充满了众多的信仰之争，他们争论的首要问题就是基督的本性以及他与圣父的关系。阿里乌斯（死于公元336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老，他承袭了欧利根的思想，并且把他的论点发展到了一个极端，认为圣子与圣父在本性上是不同的，圣子从属于圣父，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阿塔纳修斯起初是主教的一名机要秘书，阿里乌斯被免职以后，他成了阿里乌斯的继任者，自己当上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他死于公元373年。他反对阿里乌斯的观点，认为圣子亘古以来就与其父亲本性一致。在康斯坦丁皇帝于公元325年召集的尼西亚公会上，这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阿塔纳修斯最终获胜。圣父与圣子的本性一致被确立为一种宗教教义。阿塔纳修斯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东部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倾向于阿里乌斯教派。日耳曼人几乎也都是阿里乌斯教派信徒。阿塔纳修斯仍然继续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斗争，他曾经多次遭到驱逐，后来又被召回。他死后，教会于325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本性一致被确定为一种牢固的教会原则，于是，三位一体的教义最终就确立了下来。公元六世纪，日耳曼人才放弃阿里乌斯教派而改信天主教。但是阿里乌斯的基本思想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四、教会统一性的巩固

在公元一世纪里，面对一切外部反抗和内部威胁，罗马教会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对外势力和内部统一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首先是得益于教会的两个基本支柱——等级森严的外在秩序和严格的内部戒律，藉此来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真理，从而避免受异端邪说的威胁而误入歧途。

教会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势力衰落和蛮族大举入侵的时期，教会几乎就是一个国中之国。他拥有自己的内部制度、自己的领导阶层、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原则。尤其是教会长老和主教，被看作是由基督自己确立的使徒，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人物身上闪耀着超自然的光环，拥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基督教会与这一时期其他所有宗教团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组织严密的教会制度，这使它与其他教派相比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26]

为维护教会的统一性，教父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取得最大成就者就是爱任纽（约公元140—202年）。他来自小亚细亚，后来成为加利安的主教。诺斯替派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也是他的著作《伪知识驳议》的主要内容。他对诺斯替派信徒提出批评，是因为他们妄自尊大地以为人能够通过“静观”而认识上帝。在他看来，上帝是不可认识的，对于上帝我们所知甚少，而且这很少的一点认识也只有通过“天启”才能获得。上帝通过良心的声音向异教徒显灵，通过律法和预言向犹太人显灵，通过基督向基督徒显灵，基督的思想表明了一种纯粹圣徒的传统。诺斯替派将造物主和救世主区分开来，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因而应该坚决予以驳斥。就如同他为了维护基督教思想的纯洁性而努力一样，他也全身心地致力于保持教会的一致性和罗马的统治地位，“整个教会，也就是世界各地的全部教民，必须聚集到一起，因为他们的根源是共同的，教会必须保持一致，这是因为在传布各地的教区中，来源于使徒的优秀传统必须保持下去”[27]。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德尔图良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为维护教会统一性而努力斗争的思想先驱，他之所以对非基督教哲学展开尖锐批判，是因为他认识到，非基督教哲学是滋生诺斯替派异端邪说的温床。

应该提到的第三位就是居普良（他是迦太基的主教，生于公元200年，于公元258年殉难）。在他的著作《论天主教会的统一性》以及他的大量书信中，他都坚决捍卫基督教的统一性。在他看来，天主教会是基督教统一性的体现，它是基督为所有信仰者创立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获得拯救的可能性。[28]

五、奥古斯丁

1．奥古斯丁的生平和著作

“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Fecisti nos ad Te et inquietum est cor nostrum，donec requiescat in Te）[29]在奥勒留·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es）的开篇就写着这一句无与伦比的话。在整个教父哲学时期，他是思想最深刻且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他以祈祷书的形式，用十三卷的篇幅叙述了他改信基督教之前的生平。他一直心神不安并坚持不懈地求索，有时也误入歧途，最后他在基督教中获得了他渴望的安宁。

奥古斯丁于公元354年出生在努米地安（位于今日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他的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教徒。他在塔加斯特度过了放荡不羁的青年时光，接触到西塞罗的著作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哲学和寻求真理。起初，他以为能够在摩尼教派的教义中找到真理，而且他也做了十年的摩尼教教徒。但是摩尼教的教义使他感到大为困惑，于是他就去了罗马，后来又前往米兰。在米兰，他重操旧业，仍然和先前在迦太基城一样做修辞学教师。在这里，他最初沉溺于哲学怀疑主义，读过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普罗提诺的著作之后，他又摆脱了怀疑主义。在他后期的基督教思想中，普罗提诺对他产生的影响仍然依稀可见。但是这仍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关于此，他后来说：“虽然柏拉图主义者见到了真理，但是他们只是从远处眺望着真理，因此他们发现不到那不可言说的通往真正幸福之路。”[30]

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真理，他于公元387年在米兰的大主教安布洛修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自那时起，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潜心于学习和沉思，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回到自己在北非的故乡。即使后来他（其实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了长老并最终成为北非希波的主教，他也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公元430年，汪达尔人围攻希波，奥古斯丁在战乱中死去。

奥古斯丁拿起笔来，满怀极大的热情与那些异端思想作斗争，因为他自己就曾经长时间地信仰那些异端思想，所以他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怀疑主义者和摩尼教徒等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他的主要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忏悔录》之外，还有《论意志自由》、《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其中《上帝之城》可以看作是他的真正代表作，这部作品写于413至426年间，写作这部作品的起因是，阿拉里克国王于公元410年率领哥特大军洗劫了罗马城，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罗马遭受这次灾难莫非是因为罗马人背弃了自己本民族的守护神转而皈依基督教所遭受的报应。在这部共有二十二卷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在前五卷里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驳斥，并且说，罗马之所以衰败是因为罗马人的自私自利和道德堕落。在接下来的五卷中，奥古斯丁讨论了异教的卑鄙无耻和古代哲学的欠缺。在其余的十二卷中，他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作为对照，上帝之城是由基督教会体现的。

奥古斯丁是继古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天才，在他的思想中，正在日益上升的基督教文化首次获得了高度的哲学表达。在五至六世纪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不渗透着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而且他的思想也是整个中世纪的重要的思想遗产。[31]“《上帝之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可以说，除柏拉图之外，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奥古斯丁的这部书那样对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32]

奥古斯丁在教父哲学中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由于他的著作，基督教教义的编写活动基本上趋于结束了，在他之后的数世纪里，再也没有产生多少富于创新性的思想，直到经院哲学出现之前，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基本上只是评论和维护奥古斯丁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篇简短的导论中，在论述早期教父哲学时，只给奥古斯丁之外的其他教父哲学家留出了很少的篇幅。

奥古斯丁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此后的整个中世纪早期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宗教领域之内以及它的两个核心问题上，即上帝和灵魂，而留给文艺和科学的地盘却少得可怜。因为对奥古斯丁来说，认识上帝和爱上帝，这是思想追求的唯一价值所在，死的知识和毫无用处的好奇心都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追求知识，或者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追求知识。“如果人只知道追求知识而不认识你（上帝），那他肯定不会幸福，但是如果他只认识你而不知道其他事物，他却能够获得幸福。如果有人两者兼备，即认识你也认识其他事物，那他也不会比只认识你自己更幸福。”[33]

2．奥古斯丁的哲学

据一位精熟于奥古斯丁哲学的人士的判断，奥古斯丁的哲学是非体系化的，贯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种基督教的基本情绪以及奥古斯丁的那种人格力量和一致性。当然他的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和广博的，而且也并非没有内在的张力。不过总体来看，他的写作风格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不管是他激情澎湃的自我忏悔，还是他论三位一体中所表达的那种宁静致远，不管是他质朴而深刻的对话，还是他辞藻华丽的赞美诗，以及他的上帝之城所表现出的那种庄严的客观性”[34]，其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奥古斯丁式的。我们在下面选择奥古斯丁的思想作陈述时也没有遵循系统的原则，而只是按照它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世界里出现的先后次序作论述。

灵魂的深度

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天性究竟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

瞧，我记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类的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像，如物质的一类；有的是真身，如文学艺术的一类；有的则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示着的，如内心的情感——即使内心已经不受情感的冲动，记忆却牢记着，因为内心的一切都留在记忆之中——我在其中驰骋飞翔，随你如何深入，总无止境：在一个法定死亡的活人身上，记忆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真是多么伟大！[35][36]

伟大的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也曾经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进行探索，但是奥古斯丁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他更喜欢内省和自我批判，把自己最内在的思想和感情显露出来，他对自己毫不留情，并且无所顾忌，在他的《忏悔录》，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给世人。这样一种坦诚和率真对古希腊人来说是陌生的，即便他们有这份坦诚和率真，他们通常也是借用神话的伪装或戴上一个假面具。[37]

奥古斯丁对人的内心不断地探索和挖掘，首次发现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那个神秘世界，后来的心理学称之为潜意识。譬如，他在考察人的记忆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忘记了某件事情时，我们想重新再找回它来，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它呢？我们要到记忆里去找它回来，它刚才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丢失的！如果我们又重新找到它，那么或许是另一件东西把它带回了的，或许是它自己回来的，这时我们会说：我找的就是它！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呢？我们完全忘记了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再找它回来了。不过我们的心灵所能够包含的内容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会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末，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在身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使我望洋兴叹，使我惊愕！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38][39]

“我思，故我在”

我们越探索自己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越认识到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们就越紧迫地需要一个牢固的基准点。在哪里能找到它呢？就和在他之前的印度人以及在他之后一千二百年的笛卡尔一样，奥古斯丁恰恰就是到自己的内心里去寻找它，也就是到不可靠的、不确定的和值得怀疑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找它。虽然我怀疑一切，但是我并不怀疑，我在怀疑，也就是说，我思想，因为我是一个思想的动物。因此，和笛卡尔一样，对奥古斯丁来说，思想的自我确定性就是他的坚定不移的出发点。

三位一体说

前述的一节离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思想只差一步之遥，他说：“为什么你总在外面找寻？回到你的内心去吧！因为真理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后来的神秘主义思想家也经常引用他的这句话。此外，奥古斯丁的这句话与印度思想也有某些相近之处，印度人认为，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思想的心灵的产物。有人也这样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但是基本来说，奥古斯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寻找的是“运动的原因，这个原因并不等同于人内心的力量，他寻找的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的回声，他寻找的是真理”[40]。他自己说：“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记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41][42]他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真理和光明，尽管这个上帝不能被我们所认识和理解，尽管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一切范畴都失去了效用，因为上帝无限大，无限好，无始无终。但是上帝会用神性的语言给我们以启示。

因此，奥古斯丁拒绝所有将世界看作是人的心灵的产物的哲学，他也拒绝所有试图通过人的沉思冥想而获得真理的做法。在他看来，不是认识制造了可认识的东西，而是存在一个现实，它独立于我们的思想之外。它就是上帝的秩序和现实。于是，关于上帝的本质，奥古斯丁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三位一体的学说。他摒弃了欧利根和阿里乌斯教派所认为的那种圣子低于圣父的三位一体说，而认为，“神圣实体”存在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者之内；而且在其中的每一个那里都是完整的存在。为了说明这个令人费解的教义，奥古斯丁用人的灵魂与它做类比：人的灵魂是由存在、生命和认识构成的（他也曾说过是由存在、知识和生命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实际上就是神秘的神的三位一体的一个象征；而且这已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因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模型造出来的。

创世与时间性

奥古斯丁的天才思想是围绕时间问题展开的。他坚持基督教的观念，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由此，在被造物的虚无和神圣存在之间便产生了一个鸿沟，在他那里最鲜明的表达就是，一方面是上帝的永恒性，另一方面是被造物的纯粹时间性。“主啊！你是永恒的，但是我却从半路跳入时间之中，我不知道时间是如何相互衔接的。我的思想，我的内心生活在纷乱中变得支离破碎，直到最后归依到你的怀中才得安宁”[43]。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考察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分析，在哲学史上（除印度哲学外），他对时间意识和时间经验所做的考察是前无古人的。他发现，时间与我们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时间来说，究竟什么是确实的呢？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只有当前也就是直接的现在才是确实的。过去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而未来则只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中。过去和未来都不是确实的。[44]这就是我们人类意识的局限性，它只能在先后连续的现象形式中把握存在物。在上帝的眼里，倏忽即逝的时间永远都是现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时日和时间都从上帝的手掌穿过。”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观点是何其相似。

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他认为，时间只能存在于世界的变化中；上帝不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创造了世界，毋宁说，时间和世界是同时诞生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时间和永恒区别开来，因为如果没有变化和变易，时间就不会存在，而在永恒中则不存在变化。显而易见，若没有生成和造物，那么时间根本就不会存在……毫无疑问，世界不是在时间之内被创造的，而是与时间一起被创造的。因为在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它总是在某个时间之前或之后发生的，所谓之后是指过去，所谓之前是指将来。在世界存在之前不可能有时间存在，因为若没有处于运动和变化状态的造物，时间就无所依托。毋宁说，时间和世界是共生共存的。”[45]

我们看到，为了以神学的形式表达某个思想，奥古斯丁可谓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语言，而在今天的自然科学中人们通常是用数学的形式表达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区别，我们会发现，奥古斯丁的思想与现代宇宙起源学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意志自由与预定论

人的意志自由是每一种哲学和每一种宗教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围绕这个问题人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僧侣伯拉纠代表着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生而自由，并且也没有原罪；人可以以基督为榜样，并遵从基督的教导，从而获得最大幸福。伯拉纠在东方教会中拥有大量追随者。但是反对他的人也有一大批，奥古斯丁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久也参与到那场激烈的辩论之中，并提出了他的影响深远的理论，即预定论（一切都是上帝预先规定了的）。

根据他的理论，亚当是第一个生而自由和没有原罪的人，本来他有机会遵从上帝的意志并能获得永生。亚当受到撒旦的诱惑，犯了罪，由于他犯了罪，所有的人也都背负上了原罪。因而人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本性有罪，他将在死亡中走向毁灭。但是仁慈的上帝会来拯救他，不过上帝不会拯救所有的人！上帝会有所选择，那些未被选择的人将被上帝抛弃。上帝的选择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的和神秘的意志”做出的，完全是依据上帝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说，若从人的角度看，上帝的选择就是专断的。根据上帝的永恒的意旨，一部分人会获得拯救升入天国，另一部分人则永远被罚入地狱，这是上帝预先规定好了的。[46]虽然这种学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它却令人费解。我们应考虑到人与生俱来的不同，印度人和柏拉图都曾试图把它解释为，灵魂在一种前世的因缘中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与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命运的主人。这种宿命论过于粗暴，因为它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陷入绝望的孤立无援的恐惧之中，而且它也与教会的意志和利益相违背，于是教会就对奥古斯丁的学说作了修改，他们在纯粹的伯拉纠主义和严格的预定论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是预先就决定人的命运，而是能够预知人的最终结局。由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把一切都解释为是上帝的意志所为，这样他就很难解释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恶。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恶才是合乎逻辑的。于是，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的某些地方解释说，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善的暂时缺席，这就像黑暗的存在是因为光明的暂时缺席一样。从另一方面说，奥古斯丁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才皈依基督教的，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是混乱的，被激情和感官欲望所驱使，而且他还曾经长时间地信奉摩尼教，认为亘古以来就存在一个相互对立的善与恶的王国，加之世间恶的势力又是如此之猖獗，这样一来他要么断然否定善的存在，要么就把恶的存在解释为善的暂时缺席。因此，在这个“神正论”问题上，奥古斯丁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

历史与上帝之城

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把自创世至今的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历史的终结描绘成是上帝的意志和神圣计划，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用歌德的话说，世界历史的真正主题就是有信仰与无信仰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也是奥古斯丁的基本观点。对于历史来说，上帝的人格化，上帝通过上帝之子而显身，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为最后的审判拉开了序幕，一部分人将得救，得救的人构成“上帝之城”，另一部分人将被罚入地狱，他们构成“尘世之城”，它最终将被上帝毁灭。“母教会”还不是上帝之城，因为在其中还有正义和非正义，不过它是上帝之城的一个不完善的摹本，并为上帝之城的完善做准备，它是上帝之城赖以产生的土壤。在这样一幅历史画卷中，教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基督徒的联盟，所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将要得救的人都将聚集于其中，教会以外的人不可能得救。因此，奥古斯丁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的教会之父。

六、奥古斯丁之外的教父哲学家

从奥古斯丁的时代至教父哲学结束这一段时期，欧洲的政治历史充满着野蛮人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人征服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的部族也占领了意大利、加利安、西班牙和北非，这样，在公元500年左右，罗马的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东罗马帝国这时基本上与西罗马帝国是分开的，但是除了日耳曼人的威胁，它还面临着波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阿拉伯人入侵的威胁。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教会的势力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教皇（如列奥一世和格利高里一世）强有力的政策的影响下，教会的外在形式得到了巩固，而教会的内在形式则通过寺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得到充实。自从努西亚的本笃于公元529年在卡西诺山上建立了修道院之后，寺院制度便迅速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特别是在英国和爱尔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全部古典拉丁语文献几乎都是由于寺院在这数世纪里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的。[47]

与奥古斯丁所参与的预定论之争的同时，还发生了所谓的两种本性之争，这场争论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即基督身上的神的本性是如何与人的本性结合到一起的，这场争论震动了整个教会。与这场神学之争相比，一个伪托狄奥尼修斯·阿里奥帕基塔的人于公元500年发表的著作在哲学史上则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位佚名作者选用的这个名字是基督生活时代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的名字，这个人叫狄奥尼索斯，是雅典的阿里奥帕格（这是一个古老的参议会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它以雅典城郊的一座山而命名）的成员。他之所以如此，目的是想给他的著作赋予一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这种伪托是极其成功的，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辨明了它的真伪。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有《论神圣名称》、《论天国等级》、《论教会等级》。这些著作之所以在哲学史上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人们能够从中看出，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又渗透进了基督教，而这时，即截至奥古斯丁时代，在教父的积极努力下，教会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它的内部也达成了统一。作者把神学作了划分，一种是积极的肯定的神学，一种是消极的否定的神学。肯定的神学以上帝为动力因，由万物的形式推导出上帝的属性。否定的神学以上帝为目的因，由万物的可见的象征意义上升到神学的目的，它通过一条神秘的道路达到与上帝的融合。其中，具有强烈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否定神学占有优先权。

早期教父哲学思想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尼萨的格里高利（死于394年）以及来自米兰的著名的安布洛修（死于397年），奥古斯丁曾经听过他的布道。此外还有马西亚诺·卡佩拉、卡西奥多以及本书第二部分的末尾提到的波依修斯，虽然他们并没有多少独创的思想，但是他们对于保存和传播古代遗留下的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约生活于公元600年[48]）、比德（约生活于公元700年[49]）和阿尔昆（约生活于公元800年[50]，他是卡尔大帝的老师）是以前面三位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的工作为中世纪后期的丰富的知识奠定了基础。大马士革的约翰[51]（生活于8世纪）也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整个教父时期的哲学都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并带有柏拉图哲学的特征，或更确切地说，是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时代在此之后才到来。

随着教父哲学时代的结束，即将到来的经院哲学也为自己准备好了概念上的工具，特别是通过奥古斯丁，教会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的主要因素是：三位一体的思想，即三个同等级的神圣人物的神秘统一的思想；创世的上帝和救世的上帝的统一的思想（与诺斯替派不同）；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存在鸿沟的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截然对立）；原罪的思想；把人类得救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思想（与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截然对立）；最后，教会成为人间的神圣真理的唯一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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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Aster, Ernst: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1932, S. 99-104.

[2] Ebda., S. 102.

[3] 2. Kor. 5, 16.

[4] Deussen, Geschichte Band II, 2. Abteilung, 1. Hälfte, S. 231.

[5] Ev. Matth. 22, 39. - Ev. Marc. 12, 31.

[6] Ev. Joh. 16, 33.

[7] 《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

[8] Jaspers, Karl: Die geistige Situationder Zeit, 1932, S. 7.

[9] 密特拉教流行于古罗马帝国时期，是一种秘传宗教。密特拉教约产生于公元前两千纪的上古印度和伊朗，后经美索不达米亚西传，于公元前67年传入罗马。

[10] 伊西斯是古代埃及最受崇拜的女神，流行的形象是一个哺乳圣婴的圣母，后被认为是基督教中童贞女玛丽亚和圣子基督的原型。

[11] 阿窦尼是腓尼基宗教的丰产神，腓尼基人信其为迦南繁殖女神的儿子和情夫，主要崇拜中心在腓尼基城邦比布鲁（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其神话后传入希腊罗马，成为女神阿芙洛狄德的爱侣。

[12] i. Petr. 2, 9.

[13] 《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

[14] Dawson, Christoph: Die Gestaltung des Abendlandes, deutsche Ausg., 1935,8.64/65.

[15] 参见《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360页。

[16] i. Kor. i, 20-27.

[17]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0—27节。

[18] Nach Dawson, Gestaltung, S. 66.

[19] Deussen, Gesch. II, 2, 2, S. 320.

[20] v. Aster, Gesch., S. 111.

[21] i. Kor. 2, 10.

[22]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

[23] v. Aster, Gesch., S. 104.

[24] Erdmann, Grundriß, S. 127.

[25] Deussen, Gesch. II, 2, 2, S. 314.

[26] Dawson, Gestaltung, S. 43, 48.

[27] Deussen, Geschichte II, 2, 2, S. 324.

[28] Ebda., S. 327.

[29]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页。

[30] Nach Dawson, S. 75.

[31] Dawson, Gestaltung, S. 74 ff.

[32] E. Norden. Nach Schmidt, Wörterbuch, S. 55.

[33] Nach Dawson, Gestaltung, S. 76.

[34] Bernhart, Joseph, Einleitung zu: Augustinus, Bekenntnisse und Gottesstaat, 15--19- Auflage, 1947, S. 14.

[35] Augustinus, Bekenntnisse, X. Buch, Kap. 17. Zit. nach der Ausgabe von Bernhart, S. 172 bis 173.

[36]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01页。

[37] Bernhart, Einleitung, S. 15.

[38] Augustinus, Bekenntnisse, X. Buch, 8. Kap. Zit. nach Bernhart, S. 164.

[3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4页。

[40] Bernhart, Einleitung, S. 18.

[41] S. Anm. 26.

[4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01页。

[43] Bernhart, Einleitung, S. 21.

[44] 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第二十节。他的原话是：“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

[45] Augustinus, Gottesstaat, XI. Buch, 6. Kap. Zit. nach Bernhart, S. 216 / 217.

[46] Deussen, Geschichte II, 2, 2, S. 346.

[47] Dawson, Gestaltung, S. 78.

[48] 据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伊西多尔死于636年。见该书第365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49] 比德生于673年，死于754年，英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366页译注。

[50] 阿尔昆生于735年，死于804年，英国神学家。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366页译注。

[51] 大马士革的约翰生于675年，死于749年，是东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