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二十世纪哲学思想主流
《滴画18号》（1942—1947，杰克逊·波洛克，现藏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
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争、迫害、颠覆、种族屠杀、原子弹、具有威胁性的人口膨胀以及环境污染，与此同时，科学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科学的繁荣不仅使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的增长，而且还强烈地动摇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
这样的论断可能使大部分读者首先想到物理学的进展。事实上，数学的发展为物理学的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十八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是富于创造性的数学家，他们的数学知识都领先于时代，而到了十九世纪，数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起来。黑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都不是数学家。十九世纪下半期数学领域内取得的丰硕成果，如俄国人罗巴契夫斯基、匈牙利人波尔耶、德国人高斯和黎曼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的理论以及高特洛普·弗雷格在逻辑学和数学方面的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根本就没有引起哲学家们的注意。在康德那里，基于欧几里得的传统的空间几何观念还是理所当然的，在现代几何学理论中，则被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当现代数学——尤其通过相对论——在物理学中得到实践应用之后，它才对哲学产生了影响。（其创始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预见，高斯是个例外，他预见到，我们观念中的先验空间与物理学中的空间是有区别的。）
现代物理学的转变主要是以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理论（1900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狭义相对论》，1916年《广义相对论》）为标志的。波动力学（德·布罗格里、薛定鄂、狄拉克）、量子力学（海森堡）和基本粒子物理学标志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必详尽深入地阐述这些理论的内容，我们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观的基本变化，这样读者就能够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
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和建基于其上的所有哲学的基础是：人们认为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单位是原子；人们接受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认为一切自然进程都是受一种严格的因果律决定的；人们认为物质是存在物的最后和最简单的要素，并且试图借此来解释一切现象。在世纪之交所有这些观念都被动摇了：
物质这个概念变得成了问题。自从物理学进入原子理论之后，人们就认识到，原子根本就不是物质的最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物质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为了解释这个复杂的结构，物理学不得不求助于一系列数学公式。“唯物主义”为宇宙整体提供一种简单的解释已变得再也不可能了。物质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释，因为物质的概念与能量融合到了一起，物质只是被看作能量的外在显象。
宇宙的基本粒子组成成分不能理解为纯粹的物体组成成分。在特定的观察条件下，电子在某个地方显示为点状结构，在另外的条件下则显示为在较大空间区域内向外延展的波状结构。
宏观物理学在表达其物理定理时可以把观察的主体忽略不计，微观物理学则不能这样。微观物理事件不是完全客观化的，每一个观察在这里都是对事件进程的一种侵犯。
因果律问题也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因果律在微观物理学范围内必须被统计概率所取代。
空间和时间对艾萨克·牛顿来说是一切事件的不可动摇的背景，自爱因斯坦和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年，数学家）以来这种观念就不再适用了，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一种四维的连续统一体。“同时”这个概念在宇宙范围的大尺度上变得毫无意义了。
天文学和已经变成精密科学的宇宙学——尤其自艾德文·哈勃（1889—1953）发现星系逃逸和宇宙膨胀以来（爱因斯坦等人已经以数学的形式对此加以证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过去最大胆的推想都难以想象到这样的变化。利用现代天文望远镜，特别是利用以哈勃命名的围绕地球旋转的哈勃天文望远镜，我们能够观察纵深达几十亿光年的宇宙空间并从而能够观察宇宙的过去。我们的银河系是由平均大小与我们的太阳相当的约两千亿颗星体组成的，而银河系又是几百万个类似的星系之一。宇宙的年龄被大约估计为150亿年左右。不过问题是，我们的宇宙观的改变是否引起了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
生物学逐渐占据了物理学的地位而成为一种主导科学，这不仅因为达尔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其观点遭到来自教会的强烈抵制——逐渐地被普遍接受，而且基因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也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关于人的观念，这种影响也仍然在持续着。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的《梦的解析》的发表（1899年）也对世纪之交的心理学产生了强烈地影响——这与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思想对物理学产生的影响类似。那时，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学先是通过弗洛伊德，尔后通过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而得以发展，瑞士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时至今日，弗洛伊德的理论仍然是引起争议的。但是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无意识世界及其在人类心灵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一重要事实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观、人类感情和人的形象，并且也对文学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语言科学或称语言学也从世纪之初开始——特别通过斐迪南·德·索绪尔（1857—1931）——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哲学面对语言学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而且事实上可以略带夸张地说，语言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哲学思考的主题，至少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是这样的。
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发现并行不悖，这是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结果。人类已经能够离开地球并且向我们的太阳系的遥远区域发射宇宙探测器。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的问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则高悬着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的生存危机，因为自从发现了铀的核裂变之后，人类发展并积存了大量的核武器。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危险。除此之外，今天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威胁，这是人口爆炸、原料和能源枯竭以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
哲学对这一切问题都展开了讨论。哲学尝试做出的回答则是五花八门，并且有些也是自相矛盾的。至少在如下一点上他们开始达成一致的意见：
杰出的思想家及其创建的学派和流派出现以后，哲学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各个流派的独立划分状态。在二十世纪里，源自实践的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之硕果累累，以至于单独的某个人若试图把他生活的时代全部包容进他的思想范围之内（如黑格尔那样）则必然是会失败的，除非他能够认识并领会所有这些成就，但是，由于现在可供使用的知识几乎不可能一览无遗，而且正在与日俱增，所以，单独的个人若想无所不知则是力所不及的，因此，团队协作以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当今以及未来的哲学几乎不可能再通过某个杰出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而划分为各个流派。某个主题或问题以及前沿科学知识所提出的任务将是今后哲学研究的重点，这一切必须通过哲学家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合作才能实现。就此而言，如今许多人所要求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哲学的科学化”将会逐渐变为现实。
在本书最后部分的章节划分中，我考虑到了上述的实际情况。在处理最后两章的第一章时，我仍然沿用通常的做法，按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同属一派的思想家群体划分章节。在处理第二章时，我是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包括哲学家和专业科学家——所研究的不同主题或问题范围划分章节的，我的叙述将不再依循年代顺序或学派，而是依循问题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