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康德主义
一、对康德的批判性思考
1．概论
经过将近六十年默默无闻的孤独的发展之后，那个来自柯尼斯堡的伟大的苏格兰人[1]于1781年用他的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震动了‘在独断主义中酣睡着的’世界。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批判哲学’一直保持着其那时就已取得的霸主地位……叔本华哲学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而名噪一时；1859年之后，进化论又独占鳌头，到了十九世纪末，尼采的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反偶像崇拜的独特思想占据了哲学的舞台。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思想活动，在这下面，康德主义的汹涌的浪潮仍然在不断地滚滚向前。[2]
称康德之后的哲学是纯粹表面的思想活动，这或许过于夸张了，不过上面的那段话也基本上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发展的大致方向。人们开始认识到，虽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体系构建者以及赫尔巴特、弗里斯、实证主义者、叔本华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但是这个基础也并不是那么牢固，哲学远远地偏离了康德的批判立场。
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康德哲学中关于自我的自发性思想，关于思维的创造性思想致使人们在实践经验过程中只看到了创造性的自我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在于我们的感官和内在于我们的感官的那个“既有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由自我创造的。与此相反，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则是只把握住了“既有的”现实世界而忽视了康德的超验论考察的结果。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将意志看作是我们的自我的最为内在的本质，并且以此类推用意志来解释整个既有的世界，在这里，叔本华利用了康德的物自体的概念，而且毫无疑问是滥用了它。
回归康德的运动是由三个人发起的，其中一位来自自然科学领域，他就是重要的自然科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茨（1821—1894），他特别强调，自然科学需要自己的基本概念。他认为康德哲学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1825—1875），他写有著名的《唯物论史》，这本书分两部分，分别讨论康德之前和康德之后的唯物主义。朗格试图证明，“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其上建立一种形而上学或认识事物的深层本质，那么唯物主义就是不合适的和力所不能及的。朗格指出，“物质”本身就是我们的理性的一个概念。最后一位是奥托·李普曼（1840—1912），他在其《康德及其追随者》（1865年）一书中呼吁人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他站在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上逐个地考察了康德之后出现的主要哲学思潮，在每一章的末尾，他都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
继这三个人之后，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里出现了康德主义的繁荣复兴，产生了卷帙浩繁的康德研究文献。虽然新康德主义不久便分裂为许多不同的“学派”，但是这个哲学运动还是有几个共同特征的：
（1）“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要超越康德”——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说的这一句话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没有人仅仅满足于把康德的学说重新搬出来或让他为自己说话，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都试图在某个方向上发展康德的思想。
（2）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物自体上，李普曼就认为，康德关于外在于时空的物自体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它是康德之后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和引起误解的主要根源。
（3）我们在叙述康德哲学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仅仅把康德看作是一位认识论理论家，那是不公平的。康德的主要愿望是成为一个实践家和伦理学家。许多新康德主义者的视野过于狭窄，他们的目光只盯在康德的认识论问题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康德的功绩。
2．马堡学派
面对新康德主义带来的那些无以数计的富有独创性的头脑及其著作，我们几乎都不可能逐一列举出来，当然就更不可能对他们各自的特殊功绩做出正确地判断。前面提到的三个人物主要是提出了回归康德的号召，他们并没有提出非常系统的思想。新康德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赫尔曼·柯亨（1842—1918），在他的三部著作《康德的经验理论》、《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中，柯亨首先考察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主要部分，然后他也与这三个主题相对应，分别用三部著作《纯粹认识的逻辑》、《纯粹意志的伦理学》和《纯粹感情的美学》发展了康德的思想。这种发展的基本倾向就是彻底地取消物自体。柯亨摒弃了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元论，他也摒弃了作为两种平等并列的认识形式的直观和思维的二元论。他认为直观也是一种思维的形式。不存在这样一种“既有的”原材料，每一种感觉和直觉也都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
认识是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的就是对对象世界的彻底的理性认识，因而也就是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的东西替代一切主观的东西。这也同样适用于伦理学，在人类的欲望和行为当中，也存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不断地克服主观自我，在一个完美的法治国家里不断地实现客观道德理性。柯亨也认识到，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是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纯粹客观的感觉的规律性。
后来被称为马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和在马堡生活并产生影响的柯亨是一脉相承的。保尔·纳托普（1854—1924）以他明晓易懂的阐述方式而成为马堡学派的真正代言人。纳托普的观点基本上和柯亨是一致的，他尤其承袭了康德的认识论，他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自然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基础。
这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性的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法哲学家鲁道夫·施达姆勒（1856—1938）对法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基础研究；其他人，如卡尔·弗棱岱尔（1860—1928）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基础研究。阿图尔·黎波特（1878—1946）认为对于这种基础研究来说批判哲学是非常必要的。如同有人会问“纯粹的自然科学等等如何是可能的呢？”这种问题一样，黎波特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批判哲学如何是可能的呢？”一位批评家就此问题写道：“这个‘批判哲学如何是可能的呢？’的问题又如何是可能的呢？”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兴趣要比科学家们的兴趣大。有人说，随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出现，新康德主义也就到了尾声；不过另一种说法也是对的：新康德主义是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而结束的，或者干脆说，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要么是已经去世，要么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诋毁，倘使他们1933年还有职位，也被从德国驱逐出去了。马堡学派的最后一位杰出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出生于1874年，是柯亨在马堡的学生，先后在柏林和汉堡任教授，被迫离开德国流亡，先是去牛津大学，后又去哥德堡大学，最后辗转来到纽约继续执教，并于1945年在那里去世。卡西尔的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和《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著作的特点是，书中充满大量的经过加工的历史数据，他的观察视角远远超出了专业哲学的范围，尤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卡西尔为其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即使是艰涩的思想他也能够用明晓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老师与康德的关系——从康德出发是为了超越康德——在某些方面和卡西尔自己与柯亨以及纳托普的关系是类似的。对他们来说，认识和科学认识在本质上是同义的。此外，卡西尔还对所谓的人文科学和文化学进行了研究；他也将语言、神话和宗教思想以及艺术直觉纳入哲学研究的范围，视其为与科学相对的另一种独立的世界。他最后在国外（部分用英语）发表的著作如《人论》和《国家的神话》尤其是这种情况。
卡西尔的思想是从新康德主义中发展而来的，其繁荣时期大约在1870至1930年间。他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是属于二十世纪，而且在本质特征上也是属于二十世纪的，卡西尔将他的批判工作的中心从意识和认识问题转移到了语言问题上，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通过瑞士人斐迪南特·德·索绪尔（1857—1913）的研究——才开始作为精密科学出现的语言学。
符号这个概念可被看作是卡西尔的中心概念。在卡西尔看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直接把握和重现真实的东西，我们始终需要一种象征或符号的体系作为中介。卡西尔的这个思想已非常接近现代符号学，其创立者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就是美国人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
在叙述二十世纪哲学之前，我事先在这里补充几句话用来解释符号学的含义。符号学这个词是从希腊语sema（符号）引申而来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符号学是一个一般的符号体系理论——所谓一般是指，这个理论不仅包括自然形成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体系），而且还包括人造语言（其中包括国际辅助语言如世界语等，还有出于科学研究目的而构造和通行的语言），此外还包括用于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图像符号（如交通标志、表意符号），艺术和宗教中的象征符号，最后还有动物王国里用于相互沟通的语言体系。
莫里斯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年）是以弗雷格和佩尔策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符号学所考虑的基本问题就是符号的特征，即其所代表的意义（如文字表示语音，乐谱表示音乐声调，绿灯表示“可以通行”）。符号，符号所代表的事物，还有使用符号者（既作为发送者又作为接收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三角关系”，在这些角点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研究符号（Symbol）与所指对象（Designat，Denotat）的关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用文字这种“语言符号”表达事物时，（口头或书面）语词与它们所指称的（现实的或思想的）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通过概念传达的。
著名的小说家翁贝托·艾柯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较为内行的读者会发现，他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许多涉及符号学的内容。
3．西南德意志学派
新康德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学派西南德意志学派从一开始就与马堡学派不同，这个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在海德堡，它的两个领袖人物就是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他是洛采的学生）和海因利希·李凯尔特（1863—1936年，他是文德尔班的学生）。如果说文德尔班是这个学派起决定作用的推动者，那么李凯尔特则是其体系的创立者。李凯尔特的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哲学体系》。这个学派的两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就像李凯尔特著作的题目所标明的那样，这个学派并不以纯粹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文科学以及如何独立地建立人文科学和正确地划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文德尔班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与此相反，人文科学研究特殊的、唯一的和个别的事物。在研究方法上它们之间也是不同的。
这个学派的另一个特征与他们的兴趣转向文化和文化学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文化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探索和描述特殊事物，那么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大量的个别现象中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如果不过分武断的话——也要遵循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依据也只能是对象的价值。价值这个概念被用于哲学是通过鲁道夫·赫尔曼·洛采（1817—1881）实现的，和古斯塔夫·提奥多·费希纳（1801—1887）一样，在转向哲学研究之前，洛采也是个自然科学家。从洛采开始，价值这个概念在哲学中占据了一个中心地位，它不仅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一切人类行为和认识的基础。有超验价值，它不是来源于人的既有经验，其中包含应当如此的成分，它是真理、道德和美的范畴中的理想原则。如果一个判断“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行为“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好的。这样的价值是超越时代的，它们不依赖任何既定的经验而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这样的价值既没有肉体的存在，也没有精神的存在——在精神行为中，我们只专注于那些既有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就是“价值”。
价值是通过人类精神的客体化而得以自我实现的：科学、国家、法律、艺术、宗教。李凯尔特将价值的范围进行了细致地划分，在他看来，逻辑学具有最高价值，其次是美学（美），神秘主义（神圣、万有），伦理学（善、德性、人的集体意识），性爱（幸福、爱的合一、献身精神）和宗教（神圣、虔诚）。
只有将这些价值综合在一起，才会有完美的人生。如果一个人只从中选取一种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看作是主导人生的唯一标准，那么他的世界观也只能是片面的。
试图将两个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学说综合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家就是布鲁诺·鲍赫（1877—1942）。
二、相近的思潮——俄国哲学一瞥
新康德主义作为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一方面是对唯心主义抽象思辨的反动，另一方面是对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反动。与此同时，新康德主义也是对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遍的“历史主义”倾向的表达。和那个时代的艺术中为了复兴过去时代的艺术风格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一样，在哲学领域，首先人们对哲学史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有库诺·菲舍尔（1824—1907）和约翰·爱德华·厄尔德曼（1805—1892），其次人们也热衷于复兴过去的思想体系，或者直接承袭这些思想体系。在这些尝试中，新康德主义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流派，除此之外，还有新费希特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弗利斯主义，以及扎根于天主教土壤中直接承袭1879年罗马教皇通谕的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除了在德国之外主要是在法国流传，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雷诺维叶（1815—1903）。在英国和意大利，出现了新唯心主义学派，除康德之外，他们主要承袭的是柏拉图和黑格尔。英国的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1846—1924）和伯纳德·鲍桑葵（1848—1923）；意大利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贝内蒂托·克罗齐（1866—1952），克罗齐的主要著作是《精神哲学》，他写的关于美学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也很有名。克罗齐是个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不仅研究哲学，而且在历史、艺术史、文学批评、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自1903年后，克罗齐就一直在他自己创办的刊物《批评》（La critica）上发表他的观点。他的哲学是对黑格尔思想、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其中黑格尔的思想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
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乔凡尼·金蒂雷（1875—1944）。在法国，可以与克罗齐比肩的影响较大的新唯心主义思想家是莱昂·布隆施韦克（1869—1944），他的重要著作有《判断的方式》、《精神生活导论》、《数学哲学的阶段》、《西方哲学中意识的进步》以及《理性与宗教》。
在这篇简要的述评中，我们还应该提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1853—1900），他是俄国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政权之外，他对俄国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德国，他以精湛的语言艺术和他的天才作品《反基督者的自白》而享誉天下；自1953年后，他的哲学著作出版了德文版的全集。索洛维耶夫的基督教哲学思想融合了形式上的西方思想和俄罗斯宗教信仰。
在提到俄国思想家的时候，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本书中很少涉及俄国的思想发展？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思想的发展历史不属于欧洲思想史的范围。毫无疑问，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内，俄国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俄国人也有突出的成就。但是，俄国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就逊色多了。虽然自彼得大帝（1627—1725）以后，俄国向欧洲敞开了大门，虽然重要的欧洲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都输入到俄国并产生了反响，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种来自俄国的思想反过来对中欧和西欧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外的情况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补充。
在西方，至少自康德以后，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大学教授，而俄国的大学——其整个教育体制都是如此——则是持续地受到国家的（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东正教教会的）监护，因此，独立的思想在这里不可能得以自由发展。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内，康德的著作都是禁书。独立的思想至多只能在文学或某些内部刊物中表达出来，所以，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及那些评论家关于人和世界的深刻思想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或报刊中才有表达的可能性。
十八世纪俄国的一位杰出思想家格利高尔·斯考沃拉达（1722—1794）精通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很快就与教会权威发生了冲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公开发表。曾经在莱比锡大学上学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拉迪契夫（1749—1802）也遭到俄国的驱逐，他甚至被那个所谓开明君主卡特琳娜二世判处了死刑（后又被赦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还有：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6），他是谢林的追随者，普希金的朋友，他于1836年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哲学通信》，他在其中批评了他家乡的思想贫瘠的状况。该刊物因而被查封，编辑遭流放，在沙皇的授意下，文章的作者恰达耶夫被宣称为精神病患者并被置于警察和医生的监控之下。
俄国作家的大量作品都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国外发表的，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些作者——要么是自愿，要么是被迫——都是在流亡中生活的。俄国沙皇统治时期是这样，到了共产主义专制时期也是如此。我们举十九世纪的两个例子：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他常常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米盖尔·巴枯宁（1814—1876），他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个社会革命家、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再举二十世纪的两个例子：洛斯基（1870—1965），他创立了自己的体系，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前面提到的索洛维耶夫的思想；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他是个“激进的贵族和浪漫主义者”，主要思考伦理学和哲学人类学问题。
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内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正统的共产主义占据主流。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企图都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大约自1960年开始，在消除斯大林影响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如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尼古拉·哈特曼、维特根斯坦和伯特兰·罗素的大量著作首次有了俄文译本。[3]
[1] Daß Kants Vorfahren aus Schottland stammten, wurde lange Zeit angenommen, zumal er selbst es glaubte. Belege dafür gibt es nicht.
[2] Durant, Denker, S. 241.
[3]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russische Geistesentwicklun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gibt Tomää G. Masaryk (später der erste Präsident der Tschechoslowakei) in seinem zweibändigen Werk: Die geistigen Strömungen in Rußland, 1913. — Die neuere Entwicklung schildert ausführlich (aberschwer lesbar) Wilhelm Goerdt: Russische Philosophie. Grundlagen, 2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