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哲学
一、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精神转折
尚在经院哲学后期就已经响起了向旧时代挑战的号角，这是经院哲学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转折即将来临的预兆。
后期经院哲学中已经显露出了重视个体的苗头，这预示着“个体”将要挣脱传统的束缚而获得“解放”，这是此后所有欧洲文化发展的基本因素，当然，它从此以后也造成了周而复始的社会和精神的混乱状态。后期经院哲学家开始要求对古代语言进行详细研究，这预示着人文主义运动的来临，这个运动使得欧洲的思想在许多领域内与其古典源头进行了一次崭新的亲密接触。罗吉尔·培根提出，科学和哲学必须建立在人直接观察自然和人的直接经验之上，而不要相信任何权威，这为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这部宏大的戏剧拉开了序幕。最后，虽然唯名论哲学——通过切断中世纪的信仰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打破了经院哲学在信仰与知识领域内的统一性，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为信仰、科学和哲学领域内巨大的新力量的释放和产生影响创造了条件。于是，这个过渡时期所显露出来的大部分特征就萌芽般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并且这也是此后整个欧洲思想的特征：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人格受到了较高的尊重；对古代经典的自由讨论，不用再去顾忌那些神学责任和目的；一种纯粹以理性和经验（Ratio und Empirie）为基础的科学；非宗教色彩的思想的世俗性。
上述特征存在于哲学自身内部，或至少存在于思想界。只有把目光投向哲学领域以及这一时期整个文化史的发展，我们才能对这种历史巨变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历史巨变瓦解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以及代表这一秩序之一部分的哲学，并且以某种新的东西取而代之。显而易见，要想正确地理解某个特定时代或某个特定思想家的哲学，我们就必须把它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的基本状况联系起来看才行，因为哲学思想并非诞生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如果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章节都对时代的历史背景做详细介绍，那么至少在哲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应该尝试去关注哲学与历史的整体联系。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从中世纪到所谓近代（这个概念只有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欧洲思想史的范围内才有其意义）的转变，每一个观察角度都为认识整个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视角，而且每个视角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要想“解释”或理解整个过程，单独叙述一个事件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将尝试通过列举五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对这个转折时期发展过程的丰富多彩的侧面做一概括的了解。
1．发明与发现
过渡时期（即十五和十六世纪）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两个世纪内完成的，并且也已开始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它们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首先就是指南针的发明，它使远洋航海成为可能，从而开辟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其次是火药的应用，它动摇了中世纪社会秩序中骑士阶层的统治地位，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最后是印刷术的问世，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过去使用的昂贵的羊皮纸越来越广泛地被廉价纸张所取代，这两方面的因素为正在开始的新思想运动得以产生剧烈而广泛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同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伦布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这条海路就是哥伦布本来想要寻找的。麦哲伦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这些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在地球上大部分区域内的扩张，此外，它还导致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向环大西洋的西欧附属国的转移，到了现代，这种转移则超出了这个范围。
2．新的自然知识
当无休止的研究欲望和基督教传教热情以及征服欲和贪婪驱使欧洲人向整个地球扩张的时候，他们的思想的触角同时也开始伸向宇宙空间的纵深处。中世纪的宇宙观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它是静止不动的，整个苍穹围绕着它旋转。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曾经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他的这一天才思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为了使实际的观察与他的那种假设相一致，他发展了一种极其不自然和近乎钻牛角尖的天文学思想体系。德国人尼古拉·哥白尼（生于1473年）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摧毁了阿里斯塔克斯的思想体系，并代之以一座脉络清晰、合乎逻辑的思想大厦。他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天体，并且它还围绕自己的轴自转。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是在他死的那一年（1543年）才发表的。
起初基督教会对哥白尼的思想并没有持否定的态度，可是哥白尼的两位伟大后继者和其思想的完成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两个教派的教会都认识到，他们的新思想对于传统宗教观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两位的生活因此充满了悲剧性的斗争。
其中第一位的名字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首先是与行星运行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了这个规律并用数学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此外，开普勒几乎在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开普勒并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我们只想强调他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开普勒深信，整个宇宙服从于一种统一的规律性。在《宇宙和谐》一书中，他特别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个信念成为他所有科学发现的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这个信念起源于他的一个愿望，即试图用精确的方法证明他关于宇宙和谐规律性的形而上学信念。他的第二个基本思想与第一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开普勒用如下句子表达了这一思想：“人的心灵能够清晰地洞察事物的量的关系，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认识这种量的关系。”开普勒由此首次说出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与古希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根本区别。开普勒认识到，希腊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试图用质的不同效力来解释自然。与希腊人不同，开普勒认为，自然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自然中的区别仅仅是量的差异。不过，把质的差异改为量的关系，这是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令人惊羡的成果的秘密。“Ubi material，ibi geometria”（哪里有物质，哪里就有数学），开普勒如是说，并因此首次表达出对后来的自然科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数学认识理念。
伽利略比开普勒更为坚定地表达和应用了一种纯粹量的、数学的和机械的自然科学原则。伽利略于1564年出生在比萨，众所周知，他由于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而被送上了宗教法庭，他们以酷刑相威胁，最后伽利略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天主教教会才能够公正地对待伽利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伽利略毕生的事业对后世产生影响。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是当今自然科学的真正鼻祖。除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发现和发明之外，他主要是为力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的自由落体实验，并由此而推导出了一般运动规律。以质为标准的、从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出发观察自然的旧方式，与伽利略的以量为标准去观察自然的新方式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区别，这种区别在自由落体实验中以特别明显的方式显露出来，伽利略从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出发去从事他的这个实验。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物体为什么会下落？他的回答大概是：因为物体就其“本性”来说是“重的”，而且它们会寻找它们（在宇宙中心的）“自然的位置”。伽利略提出的问题是：物体是如何下落的？为了确切地寻找答案，他（在思想中）把完整的下落过程分解为可测量的因素，如下落距离、下落时间、运动的阻力，等等，并且通过实验和测量来考察这些因素的量的关系。实验的结果表明，物体在无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均以同一速度自由下落，这是一个“自然定律”，也是一个数学公式，它不是“解释”这个过程的“本质”，而是精确地描述这个过程。
伽利略仅限于考察自然过程是如何发展的，而不考虑其本质和原因，毫无疑问，他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如后来的科学发展所显示的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放弃才使得人们掌握了大量精确的自然科学知识。
伽利略不仅成功地运用了这个自然知识的原则，还在理论上经过清晰的深思熟虑把它写进了他的著作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前面引述的开普勒名言中的意义：自然这部大书随时为我们打开着，为了能够阅读它，我们需要数学知识，因为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自然的进程是量的变化，因而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科学就必须设法使实验的秩序达到可测量的程度。
在伽利略的影响下，欧洲自然科学的进军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自然科学接管了科学王国的宝座，并且再也没有让出过它的王位。从此以后，没有一位哲学家会对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视若无睹，有人甚至说，伟大的科学研究者才是近代真正的哲学家。此外，至十八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
3．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
在哲学领域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但是自14世纪始，这种研究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研究的程度也更为深入。这一新的运动被称为人文主义，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准的纯粹“人性的”（humanen）理想，亦即一种非神学的文化理想，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主要有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薄伽丘（1313—1375）。后者的学术著作在今天远远不如他的中篇小说集《十日谈》那么有名，不过这部小说集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们将中世纪时几近散失的古典文献重新收集起来并对其加以研究。人文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影响了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受其影响的范围也从意大利迅速扩展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在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罗伊西林和乌尔里希·冯·胡顿。人文主义为哲学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它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以其真正的面貌获得复兴，这就是说，它不再受经院哲学的影响。这一系列尝试中最为重要的尝试就是从解释柏拉图的著作开始的，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东方比在西方更为活跃，来自东方的希腊神学家于1438年前往费拉拉参加宗教集会。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1453年），一股新的希腊学者流亡潮便开始涌入意大利。在第一批流亡者中就有乔治·格弥斯托士·柏莱图（约于136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1]），他是柏拉图的热情崇拜者，他的别名就是模仿柏拉图的名字。他的演讲感动了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使他们计划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这应该是古雅典学园的延续。这个学园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玛西留·费其诺（1433—1499），他以极其优美的文笔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
在此之前，洛伦佐·瓦拉（1406—1457）等人就已经致力于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他们在西塞罗身上看到了这种复兴的体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谓复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著作在经院哲学那里就一直没有受到过冷落。但是，由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坚持要精确地认识他的哲学著作，使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越来越感到困难，他们难以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保持一致。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人之永生这一问题上。当时有两个亚里士多德学派，一个是以皮特罗·彭波那齐（1462—1525）为首的亚历山大学派，一个是阿威罗伊学派。关于永生问题，这两个派别进行了尤为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的争论倒使得这个本来没有基督教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化了。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作为基督教信仰之基础，影响持续达数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去，而亚里士多德哲学从宝座上跌落下来的同时，也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衰落。
各种复兴古典的思想运动几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创造性的和预示未来的哲学思想，它们的功绩主要在于，使得人们在审视希腊和罗马哲学时能够不带任何成见，不戴上经院哲学的有色眼镜，并能从世俗的角度出发。古希腊罗马哲学就这样被介绍给了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数代人，在随后的时间里，正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推动，新的创造性思想才得以产生。人文主义主要是学者们的事情，而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意大利语为rinascimento，意即“复活”、“再生”，意思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而达到人性的再生）则影响到了所有的生活领域：科学、医学、技术、法学和商学，尤其是造型艺术，至少在意大利它影响了所有的大众阶层。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为人类奉献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自然科学家和重大发现者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柯勒乔、拉斐尔、提香，集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为一身的米开朗基罗；全能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诗人塔索和阿里奥斯特，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建筑家布拉曼特，法国有朗萨尔和拉伯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德国有丢勒、霍尔拜因、格拉纳赫、格律内瓦尔德、黎曼施奈德、布克迈尔、威特·施多斯，英国有马洛韦和莎士比亚，还有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和慈运理；此外在其他领域内还有大商业家族美第奇、福格尔和威尔塞；伟大的统治者弗朗茨一世、伊丽莎白一世、菲利普二世、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卡尔五世；最后还有战争豪杰——当然他们在此意义上并非创造性的人物——如西班牙的海外征服者（Conquistadoren）、意大利的雇佣兵（Condottieri）。
在这样一个文化异常繁荣，并且宗教、政治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的生活和思想背景。弗朗西斯·培根活动于英国宫廷，在那里同时也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乔丹诺·布鲁诺的人生命运可谓动荡不安，他被迫在整个欧洲颠沛流离。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政治漩涡中。
米歇尔·德·蒙田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他通常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范畴，而且他的思想也不成体系，但是他的散文——这一文学形式就溯源于他——足以证明他是一流的独立思想家。他出生于1533年，其父是个殷实的商人。经过多年的学习、远游和社会活动，他既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却甘愿隐居到位于城堡塔楼的著名书房里著书立说，在那里，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随笔集》和《旅行日记》中。他的文章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之子：他的心灵是完全世俗的，带有批判精神的，充满怀疑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因此他坚决地鄙视各种巫术迷信。在他的思想中，人居于中心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挣脱了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对未来满怀憧憬，为了认清自身之谜，他擦亮了双眼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如同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大画家的自画像，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的过程。今天的读者会觉得，那时的许多思想都具有令人惊讶的现代性，仿佛就是当代人说的话。蒙田曾经说过：“那些在天下大乱时拯救国家的人，通常也是制造社会混乱的人。”他对国家、政治、思想、知识、教育、德性以及勇敢的个性等进行了反思，但是他的反思总是回到一个主题上：生与死。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人的本质的前提及其组成部分，我们的此在是生与死的共同财产，人生的事业就是去构筑死亡——这些思想与当代哲学不无相似之处，即把此在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在蒙田那里，深刻的思想、尖锐的观察和优美的表达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阅读他的文章令人感到少有的愉快，这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必备的素养。即使在今天，对于了解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想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来说，他的著作在这方面仍然是浅显易懂和引人入胜的入门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田曾经对他的散文进行过反复修订和增补，直到158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完整版。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他最为重要的散文或许是那篇论述加泰隆人莱蒙特·德·萨本德的文章，蒙田早先曾经把他的文章翻译成法语。蒙田持一种纯粹怀疑主义的态度：以皮浪为首的怀疑主义思想家难道不比所有后来的思想家更聪明吗？至少他们心里清楚，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切的东西！譬如，哥白尼的新学说已经证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新学说将来不会重新被驳倒和超越呢？即便我们严格地局限于经验知识，可是谁又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我们的感觉器官呢？再譬如，感官能否告诉我们“热”这种现象的真正本性呢？哪个主管机关能够裁定，我们的“感官经验”是否可靠？理性吗？可是谁又能确定，理性就那么足可信赖？蒙田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对现有知识加以批判性思考和检验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
4．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者也已经认识到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文献中，特别是德语文献中——这些文献几乎完全没有世俗倾向，只有神学色彩——除了常常以讽刺形式出现的对教会机构的批评之外，他们还反复地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在不违背传统的条件下从内部对教会实施改革。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人文主义只能被一小部分人所了解，而大众的强烈的宗教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种需求在肤浅的宗教实践中以及在学者们的神学中也根本得不到满足。当一个能够体现这种需求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地表达这种需求的人出现时，这种需求便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马丁·路德（1483—1546）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且也没有体系化的思想，他是一个满怀宗教热情和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他首先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教会企图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代言人，他发现这种情况在赎罪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路德的行为的直接诱因。路德认为，能够领受上帝福音的并不是可见的教会，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不可见的教会（即全体教民）；他认为应该取消教会的上帝代言人的权利，把它还给普通教民，这就是说，他为个人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解放运动，它与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只是由于路德笃信宗教的个性，使他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那样欢呼雀跃，并离开他的宗教土壤。和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心里也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他感到个体的人在上帝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能，因此他强烈地渴望获得救赎。但是，路德并不仅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他在思想上还返回到奥古斯丁那里，并且发现，（如福音书中说得那样）只有在信仰中，在对《圣经》和对上帝的神圣启示的信仰中，才能找到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因此，路德的学说被称为新教学说。
“要倾听圣言。”对路德来说，天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与理性截然相反。他对理性大加责罚，称其为“淫荡的娼妓”。“如果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圣言，那么我就不再追问它如何就是真理，仅仅知道它是上帝之言就令我满足了。在神性的事情上，理性是全然盲目的。”路德对哲学的态度便由此而来，人们不应该把上帝之言与理性、神学以及哲学混为一谈，而应该非常明智地把它们截然分开。由此便产生了他对于在晚期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立场。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一文中，路德写道：“大学究为何物……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的，但是很少讲授《圣经》以及基督教信仰，只有盲目的异教大师亚里士多德独领风骚。我的建议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全部清理掉；此外，他的思想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为了研究它，人们耗费了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劳动和金钱，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那个该诅咒的、傲慢自大和滑稽可笑的异教徒用他的虚妄的言词迷惑和欺骗了这么多优秀的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极为痛心。这个可耻的家伙在他的书中说，人的灵魂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亡。即使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他，那也是徒劳的，其实我们的《圣经》对万事万物都作了详细的解释，而亚里士多德却嗅不到它的一点儿气息。即便如此，那个已经死去的异教徒仍然是阴魂不散，他仍然在阻挠和压制着《圣经》的传播。每当想起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无暇他顾，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恶魔在从中作怪。”
在路德那里，我们也同样看到对理性和信仰的粗暴反对，这与原始基督教信徒如德尔图良有些类似。但是，宗教改革也重复了原始基督教所走过的老路：他们不可能在最初否定哲学的地方停滞不前。一方面，有必要去迎合和赢得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新教教会中，人们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场所，特别是用于满足中学和大学的教学需要。墨兰顿（1497—1560）是路德的同行，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同时也是一位推崇伊拉斯谟的学者——路德在这方面也受其影响，他融新教精神与博学多识于一身。虽然墨兰顿也有出众的天赋，但是他不像路德那样热情洋溢，倒更像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学究。当有人让他“必须任意选择某个哲学家”时，除了选择那个被路德大肆贬损的统领天主教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当然，他选择的亚里士多德是经过人文主义批判、被净化和改良了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这却像是一场违背自然的婚姻，在其中，路德信仰所蕴含的许多原始力量和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被舍弃了，或者逐渐变得僵化了。在新教教义中，哲学重新成为神学的奴婢，不久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教义学，人们也可称之为新教经院哲学，它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为榜样，也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
路德原来那充满活力的信仰力量继续产生着影响，在与新教正统观念斗争的过程中，雅各布·波墨的新教神秘主义以及后来的虔信主义运动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复活了。
我们不能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欧洲的自由研究和哲学摆脱一切神学束缚开辟了道路。路德只是促进了对《圣经》的自由研究，除此之外他并不重视其他事物。他称哥白尼的理论“不过是一个企图让人改信天文学的傻瓜偶然产生的绝顶聪明的念头”。毋宁说，精神的解放主要是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某些批评家（如尼采）甚至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阻挠了欧洲精神正在日益走向解放的发展路程。
尽管如此，新教教义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打破了教会在中世纪所有精神生活领域内的统治，在表面上，它使教育机构从教会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并使其世俗化；在精神上，它为良心的自由提出了理论根据。如果没有路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康德哲学中关于独立道德人格的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德国思想史上其他许多重要事件也不可能发生，而且，虽然路德被公认为是哲学的死敌，但是对于哲学史来说，与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家乌尔里希·慈运理（1484—1531）和约翰内斯·加尔文（1509—1564）相比，路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路德也是德意志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最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天才，并且，由于他的伟大而质朴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行为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德国历史上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外在威胁的影响，天主教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作了内部清理和力量集中。伴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宗教改革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反击。在这一过程中，经院哲学又经历了一次最后的辉煌，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苏阿雷兹（1548—1617）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近代初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
欧洲各民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为所有这些精神变革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骑士阶层的权力之所以被削弱，不仅仅是由于火器的问世——其军事优越性因此而丧失，而且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城市的日益繁荣以及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阶级的日益上升。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就与东方建立了贸易联系，这尤其为意大利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带来不断增长的财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使得大量的贵重金属从美洲新大陆流入欧洲，从而使欧洲的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通经济开始取代中世纪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是新经济的支柱，他们发展为一个自由的和自信的社会阶层，对上与贵族和僧侣阶层划清了界限，对下则与大多失去自由的农民区别开来。尤其在意大利和西欧以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资产阶级的城市成为新的世俗文化的中心。决定精神生活的权力第一次从僧侣阶层的手中转移到了普通教徒的手中。
中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摇晃起来。此前，出身某个社会阶层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不可改变的个人命运，而如今，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日益增多的重要个人脱颖而出，不管是何出身，他们仅仅凭借聪明才智就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最为激烈的社会动荡之一是从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即农民（因为那时还没有产生真正值得注意的城市无产阶级）那里开始的。由于农民失去了自由，并且受贵族和僧侣地主的剥削，于是在十五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南部就已经爆发了农民起义。真正的农民起义浪潮是在1525年爆发的，正值德国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起义的农民提出了十二款要求，起初路德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并且他也曾经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随着事态的剧烈发展，路德彻底改变了态度，最后他赞成对那些“异端的和强盗式的乌合之众”进行血腥的镇压。除此之外，农民们也没有统一起来，他们幼稚地轻信了别人的许诺，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于是，他们在各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天才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以及许多人都被处决了。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农民的处境一直非常恶劣，当然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使宗教改革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
农民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诸侯，他们非常清楚应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因为统一的贸易和经济区域的形成对于国家中央集权是有利的。于是，诸侯专制制度成为继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的主要国家形式。
最后，欧洲各民族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是摧毁中世纪社会秩序的一股离心力量。首先，在英国和法国形成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要求完全的自主权，它们不再觉得自己应该臣服于一个欧洲帝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也诞生了。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越来越相互背离，这为精神领域内的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准备了相应的社会条件。
已经发生变化的欧洲状况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于是便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家理论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又是首先诞生在意大利。
马基雅维利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佛罗伦萨人，他心中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四分五裂的祖国能够繁荣富强，而且最好能够由他的故乡城市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对罗马教皇的统治也是恨之入骨，因为在他看来这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在他的著作里，特别是在《君主论》一书中，他构想出一种政治理论，认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就是国家的自我保存和强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一切时代和民族的经验告诉他（就这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了解的而言），确保成功的最后手段往往是欺骗、贿赂、欺诈、投降变节、背信弃义和强取豪夺。“人要么被阿谀奉承，要么就被踩在脚下，因为即使为了一点不公正之事他也会伺机报复。没有人还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进行报复，如果有人对他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那么他也没有机会再报仇雪恨了。”
马基雅维利清楚地了解人及其弱点，政治家必须学会利用人的弱点。政治家必须知道，人性本恶，而且大部分人是愚蠢的。他总是赞扬那种雷厉风行和无所顾忌的行为：“整体来说，我认为，无所顾忌要比谨小慎微好，勇猛果断要比犹豫不决好。幸福就像是个女人，你若想占有她，就得鞭打她。事实会告诉我们，幸福总是会委身于那些勇猛果断地攫取它的人。”对于公平，他的信任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清楚，若要解决纠纷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通过公平合理的途径，要么就诉诸武力。人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式，动物则采用第二种方式。因为第一种方式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有时就必须采用第二种方式。”特别是，国家之间是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的。道德和公正不适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能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
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马基雅维利，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并且也是后天培养的外交家，他有勇气向他自己和世人坦白了迄今为止一切时代的外交家只用他们的行为泄露出来的真理”。[2]
格劳秀斯
这一系列国家思想家的下一位就是荷兰法学家和神学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他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正好相反。他的重要著作有《自由的海洋》和《论战争法与和平法》。格劳秀斯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使他的观察方式与马基雅维利那种世俗的、玩世不恭的和冷漠无情的观察方式相去甚远。对他来说，法源自上帝的意志。格劳秀斯是荷兰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贸易非常繁荣，他们的商贸船只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因此，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当然也就是，保障他们的贸易免受战争和强盗的威胁，保障他们“在海上的自由”。
因此，在格劳秀斯看来，法律高于国家。除了天启的神的意志，还存在自然法，而人作为一种理性动物和社会动物，必须按照神的意志遵从这种自然法。自然法不仅约束着每个个人，它还约束着处于战争与和平状态的国家。后者（即国际法，jus gentium）恰恰是法律中最重要的部分，格劳秀斯著作中所讨论的主要也是国际法。因此他也被看作是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奠基人。
霍布斯
国家哲学思想在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那里达到了顶峰。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法和政治法要义》，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他的著名论文《论人性》；《哲学原理》由如下部分组成：论公民、论物体、论人；《论自由和必然性》；《利维坦》是论述国家的主要著作。
这些标题就已经表明，霍布斯不仅仅是一位国家哲学家，毋宁说，他把他的国家学说与一个完整的宇宙哲学体系结合到了一起，正因为此，我们在其他章节里还会简短地提到他。但是国家学说仍然是他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和影响最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只讨论他的国家思想。只有把霍布斯放到当时那个翻天覆地的革命背景下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在英国，在法国巴黎的流亡生活中，霍布斯亲历了当时的革命浪潮，最终他对革命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并希望树立起一种不可动摇的国家权威，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中就为这种国家权威做了辩护。
霍布斯比格劳秀斯更进了一步，他不再顾忌任何神学观念，并将它从伦理和政治理论中清除了出去。他只以经验为基础，他精熟伽利略用力学和数学解释自然的方法，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试图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历史和社会理论中去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无情地摒弃了意志自由。
在霍布斯眼里，人是利己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只关心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在人人为己的自然状态下，势必会产生“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不可能满足人与生俱来的对安全的需要。只有通过契约的形式，在国家之内建立一种超乎个人的权力机构，以此来限制个人意志的膨胀，人类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和安全保障，并为实际的道德实践提供可能性。于是，霍布斯就构想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充满着和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人的道德情操是高尚的。而在国家之间，作为原始状态的残余，战争依然会存在。
国家意志是由统治者或议会体现出来的，因国家形式不同而不同。国家意志必须是全能的，并且要高于法律之上。霍布斯为国家权力机构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而且他论述国家的著作《利维坦》就是以《圣经》中的庞然大物利维坦（Leviatan）为标题的。国家就是“尘世的上帝”。国家决定什么是合法：国家允许的就是合法的，国家禁止的就是不合法的；国家也决定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标准；国家也决定何为宗教：对霍布斯来说，区别宗教和迷信的标准就是，国家认可的就是宗教，国家不认可的就是迷信。霍布斯强调指出，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始状态，即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就是彻底地臣服于国家权力之下。
显而易见，霍布斯的观点与《圣经》中的描述是不一致的，因为霍布斯认为，道德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圣经》中则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伊甸园式的完美状态下，后来才变得道德堕落。霍布斯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观念也相去甚远，因为他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机构，是纯粹的人类发明，他拒绝并嘲笑那种为国家权力寻找宗教或形而上学根据的做法。因此，霍布斯大肆贬损经院哲学，而且他也被同时代人诬蔑为无神论者。
在中世纪，个人和国家都被放入一个神圣秩序的框架之内，而在霍布斯那里，我们会看到，随着中世纪观念的破灭，个人和世俗的国家都获得了“解放”。自此以后，西方政治史以及整个近代思想不得不面临的任务就是使两者达成一致。在这里，霍布斯完全站在了国家一边。他不能而且也不想看到，道德与国家设立的法律不相一致，而且还变得支离破碎。
作为国家专制主义的理论家，霍布斯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直到18世纪，欧洲的政治面貌都受到了国家专制主义的影响。
莫尔
显而易见，今日政治思想的大部分流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其代表人物，或至少有其思想先驱：在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在权力分配中受歧视的民族那里，肆无忌惮的权力思想占统治地位（如马基雅维利）；在生活基本获得了满足并从事贸易活动的民族那里，则要求一种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如格劳秀斯）；国家权力高于法律、道德、宗教和个人生活（如霍布斯）。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也并不缺少，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拉丁语为Morus，1478—1535）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一幅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画卷，这本书在外在形式上是富于诗意和充满大胆幻想的小说，而它的内容却毫无疑问是非常严肃的，作者的观点富于革命性。这幅理想中的画卷与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他要求停止对下层阶级的剥削，社会的每个人都参与劳动，共同从事生产活动，财富共享，养老有社会保障，人人都有权接受教育并分享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位最先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批评家的许多观点或许也表达了十九世纪一位富于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上帝啊，每想及此，我都觉得，如今的社会只是一种有钱人策划的阴谋，他们假借为大众谋利益的幌子，实则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确保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了能够用尽可能低的报酬去剥削穷人的劳动，这些富人绞尽脑汁，耍尽花招。富人们以社会全体——当然也包括穷人——的名义宣称这就是可恶的天命，并名之曰规律。”[3]
意大利人托马索·康帕内拉（1598—1639）在他的《太阳城》一书中也描述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画卷，在观念上，他与莫尔有些相近，而且也符合柏拉图的国家理想。
二、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
1．库萨的尼古拉
在这丰富多彩的思想发展的潮流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哲学家，下面我们将对其中最重要的四位哲学家做较为详细的考察。他们的著作一方面是一种精神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代思想发展的缩影。只有把他们联系起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之初，就已经产生了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位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以一种天才的预感在其著作中预先表达了文艺复兴的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才被一些伟大的自然研究者作为精确的理论表达出来，他们依据的是一些新的观察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近代思想发展的萌芽，因此，有人把他看作近代哲学的真正奠基者。这个人就是德国的尼古拉·克利普夫斯（Nikolaus Chrypffs，Chrypffs意为螃蟹），他来自摩泽尔河畔的库萨（如今的伯恩卡斯特尔·库萨，那里至今仍然保存着他于1447年创建的医院，这家医院还拥有一个小教堂和一个图书馆），因而人们称他库萨的尼古拉（拉丁语为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在一位贵族的资助下，他在意大利完成了学业。他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后来又成为牧师，这在当时对神职人员来说是合适的职业，也是上升到最高位置的唯一渠道。这位库萨人后来也的确成为一个身居要职的神职人员，教皇派他到君士坦丁堡做使节，目的是让他促成希腊与罗马教会的重新联合。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对于一个来自德国市民阶层的人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罕见的最高头衔。他成为布利克森的大主教。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库萨的尼古拉就开始计划写作他那部有名的著作《论有学识的无知》，这本书包含了他后来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萌芽。
库萨的尼古拉的许多性格特征都表明，他是已经开始的新时代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非常喜欢古旧手稿，这种爱好使他能够最终辨认出所谓的“君士坦丁的馈赠”是伪造的，据称这是一封君士坦丁大帝写给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的信，教会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世俗权力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他的兴趣广泛的求知欲，他的优雅的文风，他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爱好，他对个体的高度重视，这一切都是文艺复兴的特征。
在天文学方面，他也表达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宇宙没有中心，特别是，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地球也不是静止不动的。他否认天体的性质与地球和月亮的性质会有何不同。他解释说，宇宙是没有边界的。
库萨的尼古拉关于个性的本质和价值的思想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在他看来，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尤其是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对宇宙的反映，就像带有不同曲面的凹面镜，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宇宙。
关于宇宙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与和谐，库萨的尼古拉说，它们表明，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无计划的，而是遵循着一种数学原则。因此，为了认识宇宙，我们也必须运用同样的原则。库萨的尼古拉自己就经常使用数学概念并以此为对照。但是，他运用数学原则观察事物的方式和方法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极限观察——比如他认为，如果我们假设半径是无限的，那么圆弧与直线就是叠合的。在库萨的尼古拉之后，通过莱布尼茨、牛顿及其后继者创立的西方数学的特征，在这里就已经显露无遗：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渴望，追求无限，追求一种生气勃勃的观察方式，与古典时期那种静态的和界限分明的几何学截然不同。古希腊精神所追求的到处都是适度、节制和明晰，无限度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在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中，在他所预示的西方数学的发展中，以及在欧洲文化的所有其他领域内，却蕴含着一种欧洲人所特有的超越一切界限的追求无限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化差异，比如古希腊雕塑就与带有纵深透视法的西方油画明显不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数学观促使库萨的尼古拉将上帝的本质婉转地表达为绝对无限者，万物都被包括在其中。关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感性阶段，它首先将个别的孤立的印象混合到一起；理智阶段，它对感性印象进行整理和组合，对感性材料加以分析，因而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矛盾律的支配下，使对立物保持它们的区别；理性阶段，它将理智所区分开的东西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再综合到一起。在理性阶段，存在一种对立面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因此库萨的尼古拉说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他之前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在他之后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也认识到了这个真理。
上帝是我们思想的最高对象，上帝是绝对物，在上帝那里，一切对立都被扬弃了。上帝是极大也是极小，上帝作为一个“隐藏者”超越于一切对立之上，也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力。这一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者那里的“否定神学”非常相近，在埃克哈特大师那里，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思想，事实上，两者都对库萨的尼古拉产生了影响。因此，关于绝对物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一切思想的结果就是无知（ignorantia）。这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有学识的”和自觉的无知，一种docta ignorantia（有学识的无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自知自己无知”，真正的哲学最初——或许最终也——都不得不接受这个真理。
库萨的尼古拉拥有一颗包罗万象的心灵，在其中，政治家的远见、科学的教育、大胆的想象和深刻的宗教虔诚融为一体，他的精神是开阔和独立的，他努力使对立物在一个更高层面上达到统一，这一切也都表现在他对于教派和解与宗教和平所做出的努力上。在实践中，他曾试图将那时两个主要基督教分支即东西两个教派相互接近，并且也曾努力调和他们与胡斯教派之间的矛盾。在他的思想中，甚至还产生过让整个世界彼此宽容的理想，所有非基督教也不应被排除在外。比如，他就曾经研究过《古兰经》的思想，在另一本著作中，他按照上帝的命令让所有教派的智者会聚一堂，其中有希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在这个集会上，他们展开讨论并认为，大家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和崇拜同一个上帝，虽然世界文化各不相同，但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真理却是唯一的。
库萨的尼古拉是一位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布鲁诺身上，在莱布尼茨身上（他的单子论与库萨的尼古拉的学说极其相近），在康德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身上都有所体现。
2．乔丹诺·布鲁诺
1600年2月17日，人们在罗马的广场上堆起了一个木柴垛，有一个人被捆绑在柴垛上，然后人们点起了火。那个正在被烧死的人一声也没有吭。当有人把一个耶稣受难像举到他面前时，他轻蔑地背过脸去。这个被火烧死的人就是从前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乔丹诺·布鲁诺。
布鲁诺于1548年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取名菲利普，乔丹诺是他的教名，十五岁那年他就进了多明我修会。他无比热爱大自然，天性热情并向往世俗生活，他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也非常了解，总而言之，对世俗世界的研究最终使他离开了修会，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人生抉择。自那以后，他就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是去了日内瓦，然后又去法国，并在巴黎作讲座。之后他又到了英国，在牛津大学讲学。在伦敦，他在一个贵族朋友和赞助人的圈子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又回到巴黎，从那里又前往德国的大学城马堡、魏滕堡、布拉格、赫尔姆施达特，最终抵达法兰克福。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找到安宁，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获得足够的听众，没有人接受他在演讲和讲座中表达出的那些新观念，也几乎没有一个出版商敢于出版他的那些“异端邪说”。受一个威尼斯人之邀，他终于在阔别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威尼斯，邀请他的人向宗教裁判所告发了他，后来威尼斯人就按照罗马的要求把他押解至罗马。在地牢里被囚禁了七年之后，他最终被判火刑，或许更多是因为他的“巫术”而非因为他的哲学观点。
那些决意烧死布鲁诺的人相信，他们有责任保护宗教和道德不受最危险的敌人的侵害。他们认为布鲁诺及其思想具有威胁性，这一点并没有错，不过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当时的许多基本神学观念。作为一个立场坚定和忠于信念的历史人物，布鲁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的思想对历史产生影响也是无人能够阻止的，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至少近代之前的历史是如此，因为当代的统治者已经知道该如何更巧妙地压制思想自由。布鲁诺用他的母语意大利语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一》、《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灰堆上的华筵》、《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以及《论英雄热情》。
哥白尼引发了人类关于太阳系的观念革命，库萨的尼古拉事实上也已经首先认识到了哥白尼的观念，因此可以说，布鲁诺对哥白尼的思想并不陌生，而且他也自觉地接受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思想，但是他在思想上比哥白尼更进了一步，并且他的推测也被后来的科学研究证实了：哥白尼认识到，靠近我们周围的星体构成的星系都以太阳为中心而运动，在这个星系之外，由恒星组成的苍穹却是静止不动的。布鲁诺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任由思想驰骋，认为宇宙具有深不可测的无限性，宇宙中有无数个太阳，有无数个星星，有无数个宇宙体系，宇宙既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它永远在运动。布鲁诺关于宇宙无限的思想是从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中借用来的，布鲁诺说起尼古拉来也是满怀钦佩之情。不过，这种借用并不是纯粹的借用，布鲁诺的思想是经过合乎逻辑的思考而得出的，因此他的思想更具有深刻性和重要性。
布鲁诺不仅从他的精神先驱库萨的尼古拉那里承袭了一些思想，而且还从其他哲学家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营养。他的思想源泉一方面来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其中主要是来自卢克来修的教育诗，[4]这与他本人的诗人天性也相吻合，而他对经院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却持排斥态度；另一方面则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借此机会我们提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的名字：在德国主要有霍恩海姆的特奥弗拉斯特·波姆巴斯特·帕拉切尔斯（1493—1541）。他是个医生和自然哲学家，和布鲁诺一样，他的一生也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其结局却不像布鲁诺的那样悲惨。帕拉切尔斯把医疗学放到自然哲学的世界观的框架中加以考察，这为他在医学和化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思想和启发。帕拉切尔斯尤其对弗朗西斯·培根和雅各布·波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完全被认识到。和他并驾齐驱的是希洛尼莫·卡尔丹诺（1500—1576），可以称他是意大利的帕拉切尔斯。他也是一个医生和自然哲学家，和帕拉切尔斯一样，他也喜欢迫不及待地把正在酝酿中的思想说出来，只不过帕拉切尔斯首先更关注其思想的实用性，而卡尔丹诺则更对他的思想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感兴趣；帕拉切尔斯是个民间人物，他性格粗犷，富于斗争性，并且他只用德语写作，而卡尔丹诺则是一个文化贵族，他甚至试图禁止科学家使用大众语言讨论科学问题，并且希望让大众远离科学知识。紧随他们两位之后的是另外两位意大利人，他们是贝尔纳多·特勒肖（1508—1588）和弗朗切斯克·帕特里齐（1529—1591）。关于他们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述了，不过有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与教会的教义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帕拉切尔斯是路德的同时代人，也处于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激烈的挑战性，那几个意大利人在思想表达的方式上要比他委婉一些。
布鲁诺将能动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永恒性与他的宇宙无限性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宇宙是永恒的，因为在其中只有个体服从变易和消逝的规律，而作为整体的宇宙却是唯一的存在者，因此它是坚不可摧的。宇宙是个能动的统一体，因为整个宇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它被唯一的原则支配着，并运动着。“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它不生，因为没有别的存在是它能够希望和期待的，因为它占有全部存在。它不灭，因为没有别的事物是它能够变成的，因为它是任何事物。它不能缩小或扩大，因为它是无限的。既不能给它增添什么，也不能从它拿去什么。”[5]
布鲁诺将这种统辖一切并给万物赋予灵魂的原则称为上帝。上帝就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它既是最大，也是最小，它是无限的和不可分的。它融可能性与现实性于一体。这样一种上帝观念首先来源于库萨的尼古拉，并且与尼古拉的上帝观念也是相符合的，布鲁诺吸收了他的对立统一原则。如尼古拉的著作以及大部分神秘主义者的思想所显示的那样，这种上帝观念与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还是能够协调一致的。
但是，撇开创造的永恒性的思想不谈，在描述上帝同世界的关系时，布鲁诺所采用的方式与基督教的方式是不一致的。他否认上帝从外部主宰世界这一观点。他认为，上帝并非在世界之上或世界之外，上帝就在世界之内，作为一种能够给万物赋予生命的世界原则，上帝既活动于世界整体中，也活动于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中。“在恒定不变和坚强不屈的自然法则中，我们寻找上帝，内心中满怀敬畏之情。”这与康德在面对繁星满天的星空和人内心的道德律时所发出的感慨是何其相似啊！“我们寻找他，在太阳的光芒中，在我们大地母亲的怀里生发出的万物的美丽中，在他的本质的真正光辉里。望着那繁星满天的壮丽景象，我们活着，感觉着，思索着，我们赞美那至善至美的上帝。”整个宇宙都充满生机，这是上帝所赋予的，上帝只存在于宇宙之内，上帝不可能存在于宇宙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上帝和自然是一回事，这就是所谓的泛神论。
布鲁诺的思想与教会的观念，或者说与基督教的观念是相对立的，或许他自己对此也非常清楚。他曾经再三称自己的思想是古老的观念，即非基督教的观念。实际上，他的思想早已在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的头脑里酝酿着了，只是他们自己对此还没有清醒的意识，而布鲁诺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了营养，并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正因为此，布鲁诺拥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当然，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思想体系，而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激情书写出来的诗篇，他完全沉醉于反观内心的喜悦之中。在具有较少宗教倾向的思想界，以及在新教教派中，都没有布鲁诺的安身之处，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布鲁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受其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中，有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此外还有歌德和谢林。其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溯源于库萨的尼古拉，但他是从布鲁诺那里接受的。
3．弗朗西斯·培根
当思想的时代来临之时，那么，在世界各地，彼此隔绝的思想家会说出相同的真理，这样的事情在思想史上并不少见。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自然研究者正在为近代科学和哲学奠定基础，而在这时的英国，弗朗西斯·培根——与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同姓——也正在从事一种同样意义重大的尝试，他试图在一个经过改良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的全部知识，他基本上是处于与欧洲大陆的思想家相隔绝的状态之下，对那时的重大发现还几乎一无所知。
培根可谓生逢其时，因为那时英美之间的贸易异常繁荣，尤其在消灭的西班牙大型舰队之后（1588年），英国开始发展自己的海上霸权和海外殖民地。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英国经历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培根的一生特别有意思，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对哲学和政治活动负有同样的使命，关于此，他写道：“由于我相信我生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并且关心公共福利也是我的任务之一……于是我就自问，对人类来说什么是最有益的，大自然创造我是为了让我完成哪些任务。经过探询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比技术的发现和发展以及各种发明创造更为值得称赞的事情了，因为它们能够使人类走向更加文明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仅仅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他还能为人类攀登科学高峰点燃起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人类认识的每一个黑暗角落，那么这个人就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真正的开拓者，因为他为人类征服世界开辟了道路……但是我的出身、我所接受的教育表明，我将来不应该以哲学为职业，而应该投身政治；可以说，我从童年开始就已经被政治濡染了……我也相信，我对于祖国的义务也向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最终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如果我能够在国家中担任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我希望在工作中确保能够获得帮助和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动机，我便专心致志于政治了。”[6]
我们首先看一下培根的政治生涯。度过了一文不名的艰难的初始阶段之后，不知满足、雄心勃勃和追名逐利的培根可谓青云直上。这个于1561年出生的掌玺大臣的儿子，十四岁就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业，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进入了英国议会。他成功地战胜了宫廷里的各种明争暗斗，并成为最高检察官、大法官、掌玺大臣，还被国王封为维鲁拉姆男爵。他的个人兴趣在政治与科学和写作之间总是摇摆不定，他只能在处理完公众事务的间歇满足自己的写作爱好。
正当他的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可悲的变故却又使他跌入人生的低谷。1621年，培根被指控在许多案件中从诉讼当事人那里收受贿赂，虽然这种事情在当时也相当普遍，但是这个事件却断送了培根的政治前程。他被判入狱，并被课以罚金，不过，不久之后他又获赦免。此后，他隐居乡间，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著书立说。1626年，他在工作中死去。回顾自己失败的政治生涯，他感到心灰意冷：“身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奴仆，他是君主的奴仆、声誉的奴仆、事业的奴仆。因此，他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上升到高位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人们却宁愿吃许多苦然后去争取吃更多的苦；要想升到高位，有时则需要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而许多人就是通过卑污的手段才达到尊严的地位。其实那高位也并不安全，稍有不慎就会栽跟头，要么丢掉官职，要么至少名誉扫地。”[7]
与他的政治活动相比，培根的科学研究为他带来了更为持久的美誉。他的作家声誉是由其《论说文集》奠定的，在形式上他模仿了蒙田，而其文风之优美一点也不亚于后者。他的散文是世界文学中的永久财富，其形式简短精练，其内容丰富多彩，几乎涉及所有可能想到的对象：包括对人的认识和评价——当然他并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玩世不恭，不过他对于人类同样也持一种怀疑态度——包括论青年与老年，论婚姻，论爱情与友谊，论道德和政治等。
培根的主要科学著作最终并未完成。他的写作计划非常庞大，要真正实施这个计划单靠某个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这个人不像培根那样只是利用贫乏的闲暇时间，他肯定也是力不从心的。培根所期望的就是对科学实行全面的革新，即对所有科学及其每一个组成部分实施一次“伟大的复兴”。
他的工作计划是：第一，他要指出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第二，他要对科学及其任务进行重新划分；第三，他要引入一种解释自然的新方法；第四，他要分门别类地研究真正的自然科学；第五，他要描述未来科学研究的一系列发明和发现；第六，作为一种“哲学的实际应用”，他要勾画出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这个未来社会应该是由他倡导的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培根只完成了这项庞大计划的其中三个部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批判了当时的科学状况，为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对科学的未来作了展望；《新工具》（Novum Organon）——有意识地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对科学方法作了阐释；《新大西岛》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
1．“我的目的是，围绕知识的王国做一次巡游，并标记下那些尚未被勤勉的人类开垦过的处女地，我对那些荒芜的地方作详细标记的目的，无非就是想邀请人们集中力量前去垦荒。”[8]上面提到的培根的第一本著作就是这次巡游的纪录，它涉及医学、心理学（主要是应用心理学）、政治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领域，它对科学做了分类，与神学划清了界限，提出了许多建议，对科学停滞不前的状况进行了批判。培根认为，单靠科学本身还远远不够，此外还缺少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缺少一个科学研究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的任务应该是把许多国家的许多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收集到一起并做进一步的处理；第二个因素则更为重要，“如果目标尚不明确，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顺利完成”[9]。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个别科学的范围内，就不可能看清目标，这就如同我们要俯瞰平原，如果不登高那是办不到的。能够让我们高瞻远瞩的科学平台就是哲学，科学认识的目的及其普遍有效的方法都能在哲学里找到。
2．培根的第二部著作的任务就是指明科学方法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科学的进步及其实际应用，就是人类要征服自然。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自然，他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自然。但是人只有遵从自然，也就是遵从科学研究所得出的自然规律，他才能征服自然。
要想达到目的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为此必须经历以下两个步骤：首先，必须清除思想中的所有偏见以及各种传统的错误，其次，要认识并运用正确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培根对人类的错误和偏见及其根源作了分析之后，得出了他的“四假相说”，因为这个学说非常有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做较为详细的叙述。这四种假相分别是：
第一，“种族假相”（idola tribus）。“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因为认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乃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的，一切知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还是心灵的知觉，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的。人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浑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人的理智一旦接受了一种意见就把别的东西都拉来支持这种意见，或者使它们符合这种意见。虽然在另一方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有力量的相反的例证，但是对于这些例证它却加以忽视或轻视，或者用某种分别来把他们摆在一边而加以拒绝。”
第二，“洞穴假相”（idola specus）。培根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用以表示个人的假相。“因为每一个人（在一般人性所共有的错误之处）都有他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这是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者是由于他读书和他所崇拜的那些人的权威”，有多少个个人，就有可能有多少个个人假相。
第三，“市场假相”（idola fori）。“市场假相”是人们在彼此接触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是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人们是通过言谈而结合的；而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而确定的。因此如果语词选择得不好和不恰当，就会大大阻碍人的理解……语词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
第四，“剧场假相”（idola theatri）。“剧场假相”来源于哲学家们遗留下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因为照我的判断，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我所说的不只是现在的时髦体系，也不只是古代的学派和哲学：因为还有更多的同类戏剧可以编出来，并且以同样人为的方式表演出来。”
从人的头脑中清除这些假相只是培根著作的任务的消极部分，其积极的部分在于获得正确的科学方法。若想获得正确的科学方法并不能依靠传统或逻辑推导。如果仅仅依靠传统或逻辑推导，那么科学就会在原地打转，止步不前，如培根所说，“那就纯粹是老师和学生的一脉相承，而不会诞生真正的发现者”。只有依据经验，追问自然本身，亦即通过归纳法，才能确保获得科学成果。但是，人们也不能只是毫无计划地收集各种事实和观察结果，而必须有计划地、系统地进行。“真正的经验的方法则恰与此相反，它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来照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1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与近代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大致相同的：首先从假设出发；然后借助于符合目的的实验，收集相关的经验；得出结论并表达出一般原理，然后再用新的实验来检验这个原理的正确性，如此等等。
3．《新大西岛》的篇幅很短，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其中，培根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画卷，显然他从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神话般的岛国那里获得了灵感。据培根的观念，科学将在那个未来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统治国家的将不再是政治家，而是被挑出来的最杰出的科学家。在经济上，这个岛国是自给自足的；其对外贸易的对象不是黄金和货物，而是“进步之光”。每隔十二年，这个岛国将派遣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世界各地，他们要学习世界各国的语言，学习各个民族在科学和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然后再返回他们的故乡，在那里，他们将把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科学经验和成就应用到实践中去。基本来说，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仅在于，在培根那里，统治国家的不再是民众领袖和自私私利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饱学之士。
新近曾有人提出一种说法，认为莎士比亚名下的戏剧作品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培根，关于此事的争论至今尚未休止。不过，大部分培根研究者认为，这样一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可以对培根及其著作做如下批判性的评价：
培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打破了各种偏见并指出，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他与罗吉尔·培根是共同的。但是，如若把他看作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或许并不完全恰当，这不仅因为，培根对他那个时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视而不见，而且还因为，在实际应用他极力为之辩护的实验方法时，他所采用的方式却是极其不完善，或者说非常差劲。尤其是，培根所宣扬的归纳法与当今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并不完全一致。培根过分重视事实的收集和比较，却忽视了理论的意义，即忽视了演绎法，特别是他没有认识到数学的意义。他与数学好像毫无干系，他甚至还对数学家大肆责骂，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越来越以数量为出发点。培根自己好像也意识到，他的方法并不十全十美，他自我评价说，他所提出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获得解决。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解放者和推动者，是新时代的思想先驱之一，除此之外，培根的文笔之优美也是众所周知的。
4．雅各布·波墨
过渡时期的第四位亦即最后一位思想家与前述的三位思想家不同，他属于德国和欧洲精神中的另外一个思想流派。虽然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和培根这三人之间在一些思想细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们归到一种思想运动的行列里，并且把他们看作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在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方面，雅各布·波墨与前三位可以说不相上下，尽管如此，他却应该归入另外一个行列，属于这个行列的有埃克哈特大师、陶勒尔和路德。
尽管路德的人格看上去是那么的浑然一体，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他的人格显然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侧面：一方面，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信念坚定并蔑视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他年龄越大，就越笃信《圣经》，并成为一个教会上层人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传统，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僵化的教条。他人格中的后一种因素在官方的新教教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前一种因素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另外一些人继承并加以发展了，这些人被称为新教神秘主义者，他们游离于教会之外，并与教会发生了冲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斯帕尔·施温克菲尔德（1490—1561），他摒弃了路德的圣经信仰，只相信个人内心中所感悟到的上帝的启示；有塞巴斯蒂安·弗朗克（1499—1543），他除了是一位重要的神秘主义者之外，还是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奠基者；此外还有瓦伦汀·魏格尔（1533—1588），他是一个新教牧师，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只在一个狭小的朋友圈子里秘密传播。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伟大传统和路德信仰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活在这些人的思想之中。
在重要性上，雅各布·波墨要远远超过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物。波墨于1575年出生在格尔利茨附近，并于1624年在那里去世。波墨是个民间人物，他的职业和汉斯·萨克斯一样，也是个鞋匠。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来源于他多年四处漂泊的学徒生活。之后，作为一个独立门户的鞋匠和一家之长，他一直生活在格尔利茨。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而且在朋友们的再三催促之下，波墨终于首次把他的思想写了下来，书名为《曙光》，这本书的手抄本被人们相互传阅，不久便招致正统宗教人士尤其是本城神甫的憎恨，他在布道坛上大肆诅咒这个异教徒，并要求人们把波墨逐出这个城市。“再没有比这个鞋匠更恶毒的了……你快点儿离开这里吧，滚得越远越好，你这个亵渎神明的粗俗之人。”[11]他受到禁止写作的处罚，在很多年里他一直遵守着这条禁令，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为自己和家庭赢得安宁。后来，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重新拿起笔来，以很快的速度撰写出了一系列伟大的著作，其中有《论上帝的三个原则》和《伟大的神秘》（Mysterium magnum），结果遭到了更为激烈的攻击，特别是当其中的几本著作被印刷出版之后。波墨寻求并得到了德累斯顿诸侯的支持，返回格尔利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民间人物，波墨使用德语写作。为了找到恰当的词并把自己的内心感受正确地表达出来，波墨可谓绞尽脑汁。在这方面，他证明了自己是个语言创造者，由于他的努力，德语词汇更加丰富了，在这方面，他与埃克哈特大师有些相似，不过若与路德相比，他还差一些。由于波墨写作时并不使用哲学术语，这自然增加了人们理解他的著作的难度。
起初，波墨的思想与其他神秘主义者的思想并无不同，他也认为，上帝无处不在，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当你望着那幽深的星空和大地时，你是在望着你的上帝，你生活于其中，这同一个上帝也主宰着你，你的知觉也是上帝所赋予的，你是上帝的造物，并且也置身于其中，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我们绝非可以说，上帝的本质是某种遥不可及的东西，或他藏身于某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自然中的一切造物就是上帝本身。”[12]
但是接下来波墨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波墨思想的中心议题，即辨神论问题。如果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并来源于上帝，那么波墨强烈意识到的丑恶现实及其威力又是从何而来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教师应该知道，一切事物都存在于肯定与否定之中，这个真理是神圣的、真确的和世俗的，或者用什么别的词来形容。太一即完全肯定的力量，是生命，是上帝的真理，或者就是上帝本身。如果没有否定的力量，那么肯定的力量就不可能认清自身，它在其中既没有什么乐趣，也没有什么重要性或敏感性。否定是肯定的对立面，或真理的对立面，真理在否定的基础上彰显自身，在其中就是对立斗争。”[13]在这里，波墨宣布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寓于万物之中且无法去除的矛盾是宇宙的内在动力。“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敌手，不仅在人身上，而且在一切造物那里都是如此。”“在一切事物之中，都有有害的东西和恶毒的东西，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世界上既没有生命，也没有运动，也没有色彩、道德、厚薄或其他人类情感，果如是，世界将是一片死寂。”正如上面的引述中所显示的那样，波墨在此走出了大胆的却也合乎逻辑的一步，在他看来，在世界的神圣基础之内，恶就早已存在了。天堂和地狱都在上帝的手中。只有在人的灵魂中恶才获得其现实性，在善与恶的世界里，或用波墨的话说，“在愤怒与爱的世界里”，人的灵魂可以做出绝对自由的抉择。“因为每个人是自由的，他就像一个独立的神，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可能会在善与恶之间摇摆。”“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上帝对他来说也不是万能的，上帝对他也不能为所欲为。自由意志既没有什么起源，也没有什么理由，它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被造就出来的，它是来自神圣力量的独立自主的原始状态，它来自上帝的爱与愤怒。”[14]
所有神秘主义的本真的和最深刻的思想都已经在以上这些话中彰明较著了，从印度人到埃克哈特大师，这些思想被反复表达了出来：人类灵魂的神圣性，灵魂与上帝的完全一致。“灵魂的内在基础就是神性自然。”“灵魂是上帝之中心。”“因此灵魂是上帝独有的本质。”[15]
故而，在波墨看来，灵魂在神圣本原中的彻底安息就是其终极目的，亦即最终获得解脱。在人的灵魂未获解脱的状态下，他会被欲望困缚住，会屈从于他的欲望，“人不可能摆脱他的情感，他沉溺于自己的本性欲望之中，但是他又希望能够飘摇于最为纯净的寂静之中，因此他渴求他的欲望的寂灭，也就是让他的意志超越一切感官性和形象性而陷入永恒的本原意志之中——他最初就是从这种本原意志诞生而来的，他希望自己除了服从上帝的意志再也无所欲求，这样他就会达到‘一’的最深处”[16]。
在这里，我们从波墨那丰富有时又杂乱无章的思想中选取了能够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他那些完全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思想表达我们就略过了，事实上，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就是蕴含在其中的。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即他的思想是否产生自这种基督教传统，或者说，基督教传统是否只是为他的基本来说非基督教的泛神论哲学假借的“外衣”。
这个被称为“条顿哲学家”的沉静诚实的人，他的著作是典型德国式的，他的思想深奥，所用的语言极为独特，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或许仅仅局限于德国。事实并非如此，十八世纪法国的圣马丁就承袭了他的思想。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波墨刚刚去世不久，他的著作就被译成了俄语。他的思想对俄国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当代——在革命以后的俄国流亡者思想中，这种影响我们仍然能够看得出。在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也是波墨的热情读者，甚至有人猜测，牛顿的自然科学思想就是从波墨那里获得了灵感。在德国，莱布尼茨对波墨可谓推崇备至，德国浪漫派对他的著作更是情有独钟，黑格尔和谢林，特别是弗朗茨·巴德尔也非常珍视波墨的思想遗产。
5．结语
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只是到了下面一个历史时期——即从巴洛克至十九世纪——才真正产生出来，但是，除宗教改革家、自然研究者和地理发现者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人类历史打开了通往近代的大门。在德国，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艺术史、科学史和经济史学家，都把文艺复兴看作近代史的开端，并称赞文艺复兴是“第一次革命”（早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不过，（在我看来）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哲学的研究远远不及对经院哲学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对文艺复兴作较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把这种研究比作一种（中世纪炼金术）大作坊，在这里，人们不断地实验又不断地放弃——那么这种研究也可能会有助于激发新思想的产生，因为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几近于彻底变革的时代。
[1] 柏莱图，又译卜列东或普里索。据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柏莱图生于1355年，死于1450年。见该书第47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一版。
[2] Erdmann, Grundriß, S. 380.
[3] Morus, Utopia, zit. nach K. Kautsky: Thomas Morus und seine Utopie, Berlin 1947, S. 327
[4] Vgl. oben S. 223.
[5] Bruno, Über die Ursache usw.,
[6] Dialog, Eingang.
[7] Bacon, Vorrede zur »Erklärung der Natur«Bacon, Essay »Über hohe Stellungen«
[8] Bacon, Über den Wert und die Vermehrung der Wissenschaften II, i.
[9] Ebda., I, 81.
[10] Bacon, Novum Organon I, 82.
[11] Vgl. oben S. 251 (Arius).
[12] Böhme, Jakob, Werke (Gesamtausgabe, 2. Aufl., 1961) 2, 268 (Morgenröte, Kap. 23) und 6, 470 (Über die Beschaulichkeit).
[13] Böhme, Werke 6, 597 (Theosophische Fragen).
[14] Böhme, Werke 2, 201 (Morgenröte, Kap. 18) und 5,164 (Mysterium magnum).
[15] Böhme, Werke 4, 563 (Gnadenwahl) und 3, 27 (Von den drei Prinzi pien).
[16] Böhme, Werke 5, 703 (Mysterium magnum, An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