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的收入与税收
美国的税收制度如何再分配？对一些观察家来说，毫无疑问，美国的税收是高度累进的，因为你赚的钱越多，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你应纳的税也就越多。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值税，这是一项针对消费的征税，由于富人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穷人收入中很大比例用于消费，所以这就给穷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但在美国没有增值税，正如观察家们所言，因此低收入者一定缴纳相对较少的税收。根据这一观点，在收入金字塔顶端，联邦政府毫不犹豫地让富人通过缴纳累进所得税为国家支付账单。
但是，对于税收的累进性，许多人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税法和其他立法中的无数漏洞，特别是利息减免方面的漏洞，富人几乎是可以逃避纳税的。
谁是正确的呢？在我们能够就政策问题进行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之前，必须确定一些基本事实，那就是，谁真正支付了什么。不幸的是，那些负责向国会通报预算和经济问题的政府机构，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没有完全解决。它们公布联邦税收分配的信息，却没有考虑州和地方税收，而州和地方税收不仅占美国人所有纳税的三分之一，而且比联邦税收的累进性也要低得多。它们的统计数据没有提供有关超级富豪的具体信息，因此无法判断唐纳德·特朗普是亿万富翁中的一个特例，还是更普遍现象中的一个实例。
让我们试着拨开迷雾吧。
美国人的平均收入：75 000美元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如今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一个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的概念：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根据定义，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在某一年内获得的所有收入，而不论这种收入采用何种合法形式。这可能是最宽泛的收入概念了。特别是，这个数字比纳税申报表上的收入或家庭调查中的收入要更大一些。例如，它包括了公司所有利润，无论这些利润是否分配给股东。如同股息一样，未分配利润也是股东收入的一种形式，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收入在赚取的那一年被完全留存下来，并再投资于公司。国民收入还包括了所有附加福利，比如员工通过雇主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
国民收入与一个大家更为熟悉且在媒体上颇受关注的概念密切相关，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顾名思义，GDP是指一年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大萧条之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流行。此前，国民收入的概念更为盛行。然而，如今的总统和专家们喜欢评论的增长数据总是指GDP的增长。在美国，2019年成人人均GDP接近9万美元。也就是说，每个成年人平均生产价值9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为了得到国民收入的数据，我们需要对GDP进行两次调整。首先，需要减去资本折旧，也就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建筑物、机器和设备的价值损失，这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生产是“总值”的原因）。对于任何人而言，折旧并不对应任何收入：在支付员工工资、分配股息和投资新设备之前，企业必须首先更换破旧的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拖拉机年久失修，窗户必须修理等。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折旧数额很大，约占GDP的16%。事实上，折旧甚至比国民经济核算中计量的更大，因为生产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退化。从逻辑上讲，这些形式的折旧也应该从GDP中减去，尽管人们正在努力弥补经济统计中的这一缺陷，但目前还没有实现。
从GDP到国民收入（NI）的第二个调整是，加上美国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再减去美国支付给世界其他地区的支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资本市场被关闭期间，这些国际间的流动微不足道。如今，跨境支付的利息和股息相当可观。美国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将其GDP的3.5%支付给外国，而从其他国家获得相当于其GDP 5%的利息和股息。按净值计算，美国获得了更多。
扣除折旧，加上国外收入的净值后，2019年美国国民收入达到约18.5万亿美元，或者说居住在美国的2.45亿成年人（20岁及以上）的平均收入为75 000美元。无论是从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收入看，如社会保障福利和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支出，还是从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看，这75 000美元都是一样的。不管政府征税多少，它最终都会重新分配给有血有肉的个人，无论是以现金形式（例如社保福利），以服务形式（例如为你支付医疗费用），还是通过支付警察、士兵和其他公共部门员工的工资。幸运的是，政府没有破坏任何收入。在这方面，当然它也没有创造任何东西。
美国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18 500美元
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不到75 000美元，而有些人的收入要高得多。为了更详细地研究收入分配，有必要将人们分为四个群体：工薪阶层（处于收入分配底层50%的群体）、中产阶层（在工薪阶层之上的40%）、中上阶层（在中产阶层之上的9%）和富人（在所有其他三个群体之上的前1%）。虽然这些群体不是同质的，但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已经揭示了赤裸裸的不平等。
让我们从工薪阶层开始，他们是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1.22亿成年人。对他们来说，2019年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18 500美元。是的，你没看错：美国有一半的成年人依靠18 500美元的年收入生活。稍停一下，想想你工资支票的最上面一行，在扣除任何所得税之前有多少。我们期望，许多读者会立即意识到他们与另一半美国同胞之间的鸿沟。对于1.22亿成年人来说，市场每年带给他们的总收入是18 500美元，约占美国成人人均75 000美元收入的1/4。这个数字可能是最全面的估算，它是从可能最大口径的收入衡量标准，即国民收入开始的，然后没有任何遗漏地把这个总数分配给全部成年人口。例如，这18 500美元包括了员工立即支付给政府的钱（以工资税的形式），或他们的雇主立即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钱。
在收入金字塔再上一层40%的人（中产阶层）在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75 000美元，正好是全部成年人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个由近1亿成年人组成的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视为美国的代表。尽管我们都听说过美国中产阶层灭亡的末日故事，但现实情况更加微妙。平均年收入75 000美元的美国中产阶层，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阶层之一。而且，自1980年以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每年增长1.1%，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但也不容忽视。以1.1%的增长速度，他们的收入每70年就会翻一番：新一代人的收入是其祖父母的2倍。在美国经济中，异乎寻常的事实并不是中产阶层正在消亡，而是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多么微薄。
那些赚得比中产阶层还多的人怎么样呢？当我们观察收入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区分中上阶层（收入前10%中不包括前1%的群体）和富人（收入前1%的群体），因为这两个群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级别。当然，由2 200万成年人组成的中上阶层并不值得同情。他们拥有220 000美元的平均年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居住着宽敞的郊野别墅、孩子就读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拥有充裕的养老金和良好的医疗保险，根本不需要为生活而挣扎。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收入金字塔塔尖1%的美国人（240万最富有的美国人）存在着质的差别，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0万美元。
收入前1%的美国人的收益：等同于收入底层50%的美国人的损失
自从“我们是99%的人”这一口号出现以来，公众已经熟悉了富人与社会上其他人的财富差距。但是，这一看法值得重复，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于那些在收入分配顶端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飞涨，而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些人认为，成功富裕的专业人士（据说是收入前20%的群体）已经把其他群体甩在了后面。事实上，数据显示，美国社会的主要断层是在收入金字塔的更高层，即在前1%的富人和其他人之间。
或许没有什么比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更简洁地概括美国经济的蜕变了。1980年，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前1%的人群获得了略高于10%的国民收入，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大约为20%。但是，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前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几乎不到12%。换句话说，前1%群体的收入几乎是整个工薪阶层的2倍，但从人口统计看，工薪阶层的人数却是这1%群体的50倍以上。可以说，240万最富有的美国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增加，正相当于1亿多美国工薪阶层遭受的损失。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独一无二地见证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无疑是一种全球现象，但回顾过去40年，收入集中度上升的速度明显取决于你所关注的国家。例如，将美国与西欧进行比较。1980年的大西洋两岸，收入前1%群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同的，约为10%。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不平等程度的走势看起来大不相同。在西欧，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了2个百分点（而美国增加了10个百分点），如今达到12%。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从24%降至22%。放眼望去，在高收入的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不平等加剧程度比美国高。
图1.1 1978—2018年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国民收入中，前1%群体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78年以来，税前国民收入中前1%群体和后50%群体分别所占的收入份额。单位是指每个成年人的个人收入，已婚夫妇的收入平均分配到夫妻两人。数据显示，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1980年的约10%增加到今天的约20%。相反，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20%跌落到如今的12%。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每个人都缴税
既然对美国的收入分配有了很好的认识，那我们就可以转向税收了。2019年，美国居民向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收略高于美国国民收入的28%，相当于平均每个成年人20 000美元左右。当然，有些人缴纳的税收超过20 000美元，有些人则更低。但没有人零纳税。2012年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痛斥了47%的人没有对国库做出贡献，他称这些人是“只接受不给予的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很受欢迎，但其实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通过政府的各种形式（联邦、州、地方）共用其近1/3的资源。每位成年人都为这一努力做出了贡献。罗姆尼只是在暗示47%的人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在我们问“谁来缴税”时，还有许多其他税种需要考虑。
广义而言，美国的税收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可以分为四类：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es）、工资税（payroll taxes）、资本税（capital taxes）和消费税（consumption taxes）。每个税种都历史悠久，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
创设于1913年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最著名、规模最大的税种，约占总税收收入的1/3（在28%的国民收入中占比约为9%）。尽管联邦所得税应该以所有收入作为征税基数，既包括来自工作（工资）的收入，也包括拥有资本带来的收入（如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但是应纳税所得额低于国民收入总额。逃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差距：因为统计学家尝试还原美国人的真实收入，所以他们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包括了那些基于国税局随机审计数据得出的隐匿收入金额，使国民收入大于应纳税所得额。但是，应纳税所得额低于国民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形式的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特别是资本收入。
退休账户应得的股息和利息呢？免税。公司未分配利润呢？免税。通过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费呢？免税。房主向自己支付的隐性租金呢？同样免税。如今，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税基总额）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63%。其余大部分国民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尽管左派和右派政治家都普遍坚持，最好有一个宽泛的征税基础，也就是说，要从最大可能的资金池中征税，但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里，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基础已经缩小了。1980年，71%的国民收入被列入应纳税所得额。尽管不断地调用资源以实现征税“基础拓宽”，但山姆大叔可以用来征税的蛋糕越来越小。
2019年，适用于这一应纳税基数的税率范围是从基础的12 200美元收入适用0%的税率到超过510 300美元（已婚夫妇为612 350美元）的收入适用37%的税率。这使联邦所得税成为累进税。累进税的反面是累退的，也就是说，你挣得越多，你必须缴纳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就越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单一税率税（the flat tax），这是一种无论收入多少，每个人都缴纳相同税率的税。虽然是累进税，但如今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已经远低于其历史水平。自1913年创设联邦所得税以来，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57%（这一税率适用于最高税收等级群体，2019年为收入超过510 300美元的群体），比当前的37%高出20个百分点。
除了联邦所得税，美国7个州以外的所有州还征收自己的所得税。各州通常使用与联邦政府相同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定义；然后，采用自己的税率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3%。包括纽约在内的一些城市也有自己的所得税。总体来说，这些州和地方所得税收入合计占国民收入的2.5%，使个人所得税的总税收收入达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1.5%。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相应的税基下，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63%，所以美国的平均所得税税率仅略高于18%（11.5%除以63%）。
第二大税收来源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工资税，占国民收入的8%。这些税收是针对劳动所得征收的，也是从工薪阶层的工资中征收的“第一美元税收”（the very first dollar），税率为12.4%。2019年，征税的工资上限为每年132 900美元，相当于跻身最高工资收入5%的门槛。任何超过这个上限的收入都可以免税，导致社会保障工资税严重累退。为了资助联邦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另一项单独税收对所有收入按照2.9%的税率征收。50年前，所有这些工资税规模还很小，现在已经增长到几乎和联邦所得税一样大的规模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变化大大削弱了美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第三大税收来源是消费税：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销售税，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针对汽油、柴油、酒精、烟草等征收的产品税。许可税（如机动车许可证和对开采自然资源的征税）也属于这一类，还有贸易关税，也就是进口货物的销售税。总的来说，每个成年人的消费税平均为3 500美元。这相当于对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征收6%的税。销售税约占消费税总额的一半，而产品税和许可税占另一半。2019年，尽管在特朗普总统的大力推动下，进口税大幅增加，但仍只占一小部分，约为消费税总额的1/10。
最后也是最小的税收来源是资本税。在这一类别下，我们包括了公司所得税、住宅和商业不动产税，以及遗产税。其中，一些是对资本收入流征税（对公司利润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另一些是对资本资产征税（或者一年一度的不动产税，或者死亡或赠予时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予税）。资本税加起来略高于国民收入的4%。由于资本收入约占美国国民收入的30%，因此资本税相当于对资本收入平均征收大约13%的税（4%除以30%）。
只有人缴税
不管属于哪一个税种，所有税收都是由人缴纳的。如果“大公司”或“机器人”能为我们纳税，那就太好了，可惜那是不可能的。正如所有国民收入最终要归于血肉之躯一样，所有税收最终也要由真实的人来承担。例如，就像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被看成股东的收入（公司留存并立即再投资的收入）一样，公司税也是股东缴纳的税收：纳税减少了公司利润，从而减少了股东可以获得的股息或者用于再投资的利润。
虽然只有人来缴税，但有些缴税人可能生活在（非美国的）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其他国家支付税收也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可以尝试一下。然而，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例如一些小的石油生产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让外国人对本国税收做出很大贡献。以美国为例，其部分不动产税和公司税由外国人缴纳，例如，在洛杉矶拥有房地产的中国居民要向加利福尼亚州缴纳不动产税。同样，外国人持有美国公司近20%的股份，因此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国所有者征收的税。但是，非美国公民缴纳的美国税收总额是很小的，约占国民收入的1%。而且，这样的缴税是相互的。美国人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并且在伦敦和西班牙拥有房地产，所以他们也在国外缴纳公司税和不动产税，这与外国人在美国缴纳的税收大体相当。最终，美国政府征缴了国民收入的28%作为税收，美国人缴纳了其收入的28%作为税收。
为了弄清楚纳税额是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的，也就是说，哪个社会群体缴纳了什么税收，这就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约瑟夫·佩克曼（Joseph Pechman）对美国所有税收的分配做出了开创性的估算，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尝试效仿他，最后的估算停留在了1985年，当时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今天，而且税收结构也大不相同。
要搞清楚谁来纳税确实存在一些障碍，主要原因是虽然最终由人来纳税，但那些合法地将支票汇给国税局的实体不一定是纳税的人。例如，雇主支付了一半的联邦工资税，而员工支付了另一半。但是，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最终，所有工资税都是基于员工的劳动收入而征收的。这些税收在行政上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雇主支付，另一部分由员工支付；这种行政的划分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般来说，对劳动的征税（如工资税）由劳动者缴纳，对资本的征税（如公司税和不动产税）由相应资本资产的所有者缴纳，对消费的征税由消费者缴纳。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需要整理大量信息，但在概念上，将税收分配给实际纳税者就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今天谁缴纳政府税收的问题，不同于如果具体的税收更低或更高，明天经济会如何的问题，经济学家称之为“税负归宿”（tax incidence），相当令人困惑。例如，如果降低公司税率，会发生什么？原则上，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公司可能通过提高股息分配或股份回购大幅提高股东收入；可能提高员工工资；可能大幅降低所售产品的价格；可能扩大对工厂或研发的投资。
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基于潜在的改革背景讨论“税负归宿”的问题。同时，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谁缴纳现行税收，与想象如果这些税收发生变化，世界将会怎样，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明天公司税率降低，不管公司可能会怎么做，今天的公司税还是要由股东支付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累进的吗？
我们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解释了贡献于国民收入的所有税收和各种收入形式时，美国真的会使富人比穷人缴纳更多税收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计算了2018年，即特朗普总统税制改革的下一年，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s）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变化情况。我们把人们分为15个群体：最底层10%的群体（即税前收入最低的2 400万成年人），向上10%的一个群体，以此类推，直到达到最顶端10%的群体，再把最顶端的10%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群体，直到达到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的群体。（聚焦于金字塔顶端是有必要的，因为富人虽然数量很少，但其收入占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在潜在的税收收入中也占很大比例。）我们计算每个群体的纳税额，然后除以每个群体的税前收入。通过（计算）构建，2018年所有群体平均支付其收入的28%用于纳税，即美国的宏观经济税率（macroeconomic rate of taxation）。有趣的问题是，有效税率在整个分配中是如何变化的。例如，相对于其支付能力，超级富豪的贡献是否超过了最低工资的员工呢？
简言之，答案是：否。如今，除了那些几乎没有缴纳20%税率的超级富豪，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其收入的25%~ 30%作为税款注入国库。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纳税群体庞大的单一税率制，但在收入顶端，它却是累退的。有观点认为，美国即使没有像欧洲国家征收那么多的税收，至少美国是以累进的方式在征税，但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更准确地说，工薪阶层是收入分配中的最底层，占比为50%，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18 500美元，缴纳的税款约占其收入的25%。对于再上一层的中产阶层，其占比为40%，税率略有上升，而对于中上阶层，税率稳定在28%左右。然后，富人的税收会增加一点，但绝不会大幅超过28%的平均税率。最后，对于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而言，缴纳的税率却降到了23%。作为一个群体，尽管他们的个人情况不尽相同，但这个世界的特朗普们、扎克伯格们和巴菲特们缴纳的税率比教师和秘书们还要低。一个被许多人视为累进的税收制度，事实上，怎么会如此累退呢？
图1.2 美国的税收制度：一个纳税群体庞大的单一税制，在收入顶端变为累退制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2018年）
注：本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各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被包括在内。税收表示为税前收入的比例。P0 -10表示收入分配中底部的10%, P10 -20表示上一层的10%，依此类推。综合所有税种，美国的税收制度看起来像是跨越各收入群体的庞大的单一税率制，各收入群体的税率相似，但对于收入最顶端的群体，却是更低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为什么穷人缴税更多
让我们从收入阶梯的底部开始。尽管处于底部的那些美国人是最不幸、最弱势的，但是他们肩负着沉重的税收负担，这是如何造成的呢？主要是以下两个罪魁祸首。
首先是工资税。每一位处于收入底部10%的员工，不管他的工资多么微薄，都会立刻看到他的工资减少了15.3%:12.4%用于社会保障，2.9%用于医疗保险。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坍塌：2019年，按照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全职工作的员工年收入几乎不到15 000美元，仅为成年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5。1950年，同样最低工资员工的收入相当于平均国民收入的1/2以上。除了税前收入大幅减少之外，最低工资员工的工资税却在大幅上升，从1950年占收入的3%上升到今天的15%以上。
而其他国家则在一条相反的道路上行进：削减工资分配底部人群的工资税，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法国，最低工资增长速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2019年达到10欧元（每小时），相当于11.50美元（而美国为7.25美元）。同时，最低工资员工的工资税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50%以上削减到现在的20%以下，这些工资税为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在内的广泛的福利制度提供资金。
第二是消费税，这也是导致美国工薪阶层高税率的主要元凶。美国没有增值税，但有大量的销售税和产品税，像增值税一样，使价格更高。而且，还有一个转折点：与常规增值税相比，美国免除了对大多数服务的征税，而对富人而言，服务占据了其整体消费的很高比例。这一转折意味着穷人（对产品）的消费需要缴税，而富人（对服务）的消费基本上是免税的。美国没有增值税；却有穷人的增值税。
您喜欢欣赏歌剧吗？没有销售税。您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吗？没有销售税。您需要律师吗？没有销售税。但是，如果您开车、穿衣服或购买电器，就会一直被征收销售税。诚然，大多数州已经降低了食品杂货店的销售税率，这部分的消费占最贫困人群消费总额的15%左右。但这种慷慨很大程度上被极端累退地对燃油、酒精和烟草征收的产品税抵消。与销售税相比，产品税不取决于产品的购买价格，而只取决于消费量（葡萄酒按升计量，或啤酒按盎司计量）。因此，相对于普通饮料，在高档葡萄酒和啤酒上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
图1.3 美国的单一税制：按税种构成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2018年）
注：本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及其税种构成的情况。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被包括在内。税率表示税前收入的比例。由于消费税和工资税的累退性，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几乎与中产阶层和富人一样多。而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却比其他群体更少，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纳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现有的最佳估算显示，在美国，销售税和产品税加起来是极端累退的。这两个税种从最底层10%群体的收入中征收了10%作为税款，而在顶层征收的比例只有1%或2%。这种累退性主要源于一个事实：穷人消费了其所有的收入，而富人则会储蓄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且超级富豪几乎储蓄了其所有收入：尝试每年花费10亿美元）。但是，对服务的税收豁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批评欧洲式增值税的保守派认为，如果在美国实施服务税，这项税收将成为一台无法控制的印钞机，从而将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致他们不悦的原因鲜为人知：与目前陈旧的消费税不同，美国的增值税将会从富人的钱包里掏钱。
尽管销售税是地方税而不是联邦税，但对穷人而言，没有避税天堂：他们的税收负担在各州之间变化不大。尽管一些州征收更低的消费税，或者对杂货店的销售税降低更多，但总体而言，这些州的税收制度是压倒性的累退制。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联邦政府下的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实施累退性税收。在联邦政府层面实施累进税要容易得多，因为联邦机构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和资源，可操作性更强；而且，由于各州之间存在税收竞争，富人可以更容易地跨州转移，而不是跨越国界。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做的一样，在分析税负分配时忽视了州和地方税收，结果呈现了另一幅图景，误导了人们。
为什么富人缴税更少
从一开始，累进税就有一个核心目的：抵消消费税的累退性，从而使社会更容易接受税收。在美国，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1913年创设联邦所得税的第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为了抵消关税的累退影响，当时关税是联邦税收的唯一来源。另一个合理解释是为了抑制“镀金时代”不平等现象的高涨。
不幸的是，如今的所得税基本上未能实现这些目标，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他们纳税率低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看到的，只有63%的国民收入被纳入所得税的税基，许多形式的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受益于这些免税政策，但真正富有的人受益更多。对于富豪中的许多人来说，几乎所有收入都是免税的。想想看：马克·扎克伯格真实的经济收入是多少？他拥有脸书公司（Facebook）约20%的股份，2018年脸书公司盈利200亿美元。所以，那一年他的收入是200亿美元的20%,40亿美元。不过，脸书公司没有分配任何股息，因此这40亿美元根本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许多亿万富翁一样，目前扎克伯格个人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几乎为零。而且，只要他不出售股份，这一税率就将一直保持在几乎为零的水平。
理论上，扎克伯格需要缴纳的唯一一笔可观的税收应该是他在脸书公司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税份额。但现在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公司税几乎消失了。脸书公司从来没有在缴纳税收方面表现出色，多年来，它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已经逃避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税。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更详细地看到的，脸书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跨国公司。除避税外，2018年美国公司税的税率从35%大幅下调至21%。结果如何呢？2017—2018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下降了近一半。我们将详细回顾这一发展历程，但值得在这里记录其最直接的影响：低公司税意味着，那些收入主要来自持有公司股份的超级富豪现在真的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逃避纳税义务了。
富人纳税少的第三个原因是近些年联邦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联邦所得税已经从一个平等对待劳动和资本的综合性税种，转变为一个资本明显凌驾于劳动收入之上的税种。自2003年以来，股息已经从下降到最高20%的税率中获益。这一变化意味着，当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分配股息时，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公司所有者也只需要为这些股息缴纳最多20%的所得税。自2018年以来，医生、律师、顾问、风险资本家等获得的商业收入享受了20%的减免，因此商业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9.6%，而不是对工资收入征收的37%的税率。这是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带来的关键变化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似乎都反对这一改革，特朗普改革真是一个罕见的壮举啊！对于自雇者，减免是不可以的，例如一名成功的独自工作的顾问。但是，对于雇用许多员工或拥有足够多股本的企业产生的收入，减免是不受限制的。例如，相当方便的是，在纽约市拥有和出租摩天大楼的人。
工资是唯一没有从免除、扣减、降低税率或任何其他优惠中受益的收入类别。因此，对于任何收入水平来说，工薪阶层都要比从财产中获得收入的人承担更重的税负。更广义地说，对于相同收入的人来说，由于法律对收入的不同分类（而且经常是专横武断的），就会面临截然不同的税单。过去20年来的税收变化已经严重偏离了税收公正的核心原则：收入相同的人应该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收。情况已今非昔比。
破坏美国税收体系的危险因素很简单：资本收入在不同程度上正在变得免税。这一过程并不总是相同的：一些资本税的消亡速度比另一些要快。大型跨国公司利润承担的税负要比国内企业更少。股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承担更少的税负。根据其财富的属性，富人在不同程度上受益。迄今为止，那些主要收入来自持有大公司股份的超级富豪是最大的赢家。
财阀当政
如果税收制度是巨大的单一税率制，而且带有对超级富豪的优惠待遇，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呢？有几种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做任何夸大数字的事情（低估富人缴纳的税收）。如果真有什么的话，恰恰相反，我们对美国税收在高收入阶层累退程度的估算可能更趋于保守。我们给每家公司分配了相同的有效公司税率，尽管那些由富人控制的公司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逃避更多税收，例如，通过将他们更多的利润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如果这是真实的，我们将会高估亿万富豪们缴纳的税收。
我们还应该明确指出，美国整体税收制度的累进程度远低于其初始印象，当然美国也不是唯一如此的民主国家。开展彻底审慎的国际比较是困难的，其原因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但最好的证据表明，美国并不孤单：例如，法国的税收制度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比美国的更累进。
我们认为，美国税收缺乏累进性有三个原因。
首先，出于基本预算的考虑。即使人们只关注到收入阶梯最顶端的税收变为累退，但是金额还是很大的。目前，处于收入顶端0.001%的群体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25%。如果将他们的税率提高一倍至50%，每年将创造1 000多亿美元的税收，那么其他方面的每一件事情也就平等了。这足够使每个工薪阶层的税后收入每年增加800美元，例如，通过降低他们的工资税来增加收入。就美国而言，收入在顶端的极度集中，意味着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对政府的整体财政意义重大。
第二个原因相当简单，那就是公平（fairness）。富人们没有缴纳的税收，必须由我们其余的人负担。人们总是可能争辩，每个人都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市场收入；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富人，现在正从越来越不受约束的全球市场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我们并不同意这种有时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它是一种一致的世界观。然而，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亿万富翁应该比我们每个人缴纳更低的税收呢？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缴纳的税收却应该越来越少吗？有什么原则可以证明这种明显反常的情况是正当的呢？
但是，反对美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最根本原因可能是它助长了不平等的螺旋上升。正如我们看到的，顶端1%富豪的收入占比不断膨胀，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却已经崩塌。然而，税收制度不仅没有压制这种趋势，反而强化了趋势的蔓延。富人过去缴纳很多税款，现在却很少了。穷人过去缴纳的税款相对较少，而现在他们的税负却增加了。回首过去100年，2018年前400个最富有的美国人适用的税率首次低于工薪阶层（见图1.4）。
这看起来像是财阀当政的税收制度。顶端富豪的税率几乎不到20%，他们在积累财富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随着财富的积累，富人的权力也在不断积聚，包括他们为自身利益影响政策和政府的能力。
图1.4 美国亿万富翁现在缴纳比工薪阶层更低的税率
（平均税率：收入底层50%群体相对400个最富有的美国人）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60年以来收入底层50%群体和400个最富有美国人的平均税率。税率表示为税前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400个最富有美国人适用的税率远高于底层50%群体的税率。2018年，情况发生反转，底层50%群体的税率首次超过了400个最富有美国人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根深蒂固的财阀当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风险，但我们总是有可能摆脱的。我们可以猜想少数超级富豪是否拥有了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但这是无关紧要的。美国的制度如此强大，所以不可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和操控。从波士顿到洛杉矶，民主将会永远击败财阀当政。当然，民主在过去也已经战胜了财阀当政。民主在南方奴隶主的财阀当政中取得了胜利。民主击退了镀金时代新生实业家的财阀当政。
一个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另一个是通过税收革命取得了成功。
请参阅taxjusticenow.org上的在线附录，了解本章讨论的统计数据的完整详细信息。
参阅Barbier（2014）。
参阅Reeves（2017）。
参阅Alveredo et al. （2018）。所有数据都可以在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网站wid. world在线获取。
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内华达、南达科他、得克萨斯、华盛顿和怀俄明州。
2019年，关税有望达到750亿美元，是2017年380亿美元的两倍（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ct A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表3.2,2019 - Q1）。然而，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消费税总额超过了8 000亿美元（同上，表3.5,2017，除了财产税以外的生产和进口税总额）。
参阅US Treasury（2018）。
参阅Okner and Pechman（1974）。联邦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或税务联合委员会）和智库（如税收政策中心）提供了按收入群体划分的联邦税收分配的统计数据，但它们忽略了州和地方的税收。例如，参见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8）。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ITEP）已编制了近几年州和地方税收分配的估算（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18）。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对所有税收和本章给出的已更新的结果进行了分配，并改进了该研究。
参阅Saez and Zucman（2019），我们在其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人们不赚取劳动收入、资本利得或养老金收入，而只能获得转移支付的收入；他们用转移支付的收入支付消费税，如果用税前收入的比例表示，这将导致高税率。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将收入群体限制在税前收入超过联邦最低工资（7 250美元/年）一半的成年人。该群体的平均税率与宏观经济税率基本相同。
1950年，全年全职工作（50周× 40小时× 0.75美元）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0.75美元，即全年1 500美元。1950年，成人人均国民收入为2 660美元。
有关法国工资税的说明，请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2018）提供了最全面的州和地方税收累进性的估算。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是指美国内战结束后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历史，该阶段是美国对外扩张、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寡头垄断过渡，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大财团、大富豪不断涌现。——译者注
在国民账户中，2017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为2 850亿美元，2018年为1 580亿美元（US Bureau of Census, 2019，表3.2）。
企业所有人可扣除（最高不超过收入的20%）按其购买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的2.5%（不包括土地、无形资产和存货），且无须折旧。只要其资本回报率（企业所得与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低于12.5%，即2.5%/20%，扣减额是不受限制的。
参阅Landais、Piketty and Saez（2011）; Bozio et al.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