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欢迎来到百慕兰
2017年12月22日，华盛顿特区一个寒冷的冬日，税法签署仪式在室内举行。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号称“史上最大减税，最大改革”的《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s）。该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即使那些不同意这种乐观预测的人也认识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公司税已支离破碎。1995年至2017年，虽然联邦公司税税率保持在35%不变，公司利润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但公司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0%。大量利润被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美国公司在百慕大、爱尔兰和其他海外避税天堂累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利润。逃税市场充满了“创新”；税务当局被击垮。这是在为我们敲响警钟吗？
对美国大多数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来说，大幅降低公司税税率是正确的做法。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内曾主张将公司税税率降低到28%，制造商的税率则更低，降至25%。特朗普的改革并没有像里根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那样获得两党的热情支持：民主党议员认为21%的税率太低，反对该法案对个人所得税的修改，也没有投赞成票。但大多数立法者都认为降低公司税税率是可行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决策者是一致的。随着特朗普的法案获得通过，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誓言在2018年至2022年将公司税税率从33%削减至25%。英国走在了前面：在工党首相戈登·布朗的领导下，英国已于2008年开始大幅下调税率，并计划在2020年达到17%。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的布朗、马克龙和特朗普们意见是一致的。全球市场的赢家是流动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征太多税。其他国家正在降低税率，我们也必须大幅削减税率。谷歌公司已经将其知识产权和大部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了吗？我们必须给予公司税收优惠，使其知识产权回到美国。
这个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不断降低对主要赢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所有者）的税收，而对那些被它排除在外的工薪阶层家庭征缴更高的税收，那么全球化可能就没有未来。税收不公正和不平等将继续加剧。而且，其结局会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越来越多的选民会受骗，并相信全球化与公平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们将成为保护主义和仇外政治的牺牲品，这将最终摧毁全球化本身。
当大公司缴纳很多税收时
从20世纪初开征公司所得税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公司并没有逃避很多税收。这并非因为缺乏逃税的机会。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跨国公司税收的法律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有两个因素抑制了逃税行为。首先，正如他们对个人所做的那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继任者们采用积极的执法策略限制公司逃税，使逃税者感到羞耻，并呼吁道德。
但更重要的是，公司高管对其角色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在如今的美国，传统观点认为首席执行官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公司的股价。按照这种世界观，公司不过是一个投资者将资源集中在一起的财团。尽管一些公司领导人可能会哀叹被激进主义的股东束缚了手脚，但他们都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他们的责任。逃税无疑可以提高股东价值。缴税减少意味着税后利润增多，这些税后利润可以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或用于回购股票。
但是，股东为王的信条并不普遍，世界各地公司董事会组成的多样性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员工代表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在德国，大型公司的员工代表占一半。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员工代表不参加董事会，但人们也普遍认为，公司要对所有者以外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员工、客户、社区和政府。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公司高管并不认为逃税是他们的责任，也不会有太多的税收规划预算。50年前，通用电气虽然已经是一家遍布全球的企业集团，但并不像最近那样雇用了1 000名税务律师。
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6%，几乎相当于个人所得税！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富人的大部分纳税是公司税，因此在美国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夸大公司税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公司税收入居高不下，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恢复了超额利润税（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征税），税率在当时法定47%的基础上提高了30%;1950年至1953年，这一附加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当这一附加税废除后，公司税收入稳定在国民收入的4%~5%。
图4.1 公司税的慢性消亡
（联邦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3年以来，联邦公司税收入和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二战期间，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急剧增加。二战后，个人所得税收入保持稳定，约占国民收入的10%，而公司所得税收入则有所下降。2018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1%左右，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详情请见taxjusti cenow. org。
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公司税收入占国民收入4%~ 5%仍然远远高于今天的占比：在特朗普税制改革之后，联邦公司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几乎不到1%。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减少至原来的1/4。其间发生了什么？
利润转移的诞生
公司税的第一次衰退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通货膨胀加剧、公司利润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由于几乎没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公司利润丰厚。这种情况在1969年和1970年开始改变，当时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政府增加税收以弥补越南战争的财政预算赤字，美联储收紧利率以对抗通胀。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使70年代利率大幅提升，相应地，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由于利息可以免税，高额的利息支付降低了税基，从而减少了公司税收入。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叶，伴随这些宏观经济效应，公司税逃税行业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逃税行业也变得备受追捧。
对公司来说，采用什么方式逃税才能达到与风靡一时的高收入人群利用虚假合伙关系逃税的同等效果呢？那就是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金融公司。具体而言，一家美国公司可以在阿鲁巴岛（Aruba）、博奈尔岛（Bonaire）或库拉索岛（Curaçao）设立附属公司，然后，让这家附属公司以3%左右的市场利率从欧洲银行借款，并以8%左右的更高利率将资金借给美国母公司。这一策略有双重优势。离岸金融公司从5个点的息差中赚取收入。而且，由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没有所得税，所以这一收入是免税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母公司的收益：由于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公司所得税税基中扣除，因此支付给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附属公司的款项减少了对山姆大叔的应纳税款。与虚假合伙企业一样，这是一种严重的逃税行为，税务当局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叫停了这一行为。
要看到如火如荼的公司税逃税避税，我们必须等到90年代中期。避税和逃税并不是自生自发地勃兴起来的，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它们主要是由兜售逃税避税的贩子们推动的。逃税避税产业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运作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法律环境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一路绿灯。柏林墙刚刚倒塌，自由市场思想一路高歌猛进。20世纪80年代，被灌输了“股东为王”思想的新一代公司高管正在接管美国的跨国公司。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节税机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在海外的收入还不到15%。在税务当局看来，当你所有的客户都在美国的时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空壳公司会显得可疑。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外地区的公司收入份额激增，在21世纪的头10年达到30%左右。利润转移的热潮开始了。
以下是它的运行方式。
欢迎来到百慕兰
利润转移利用了管理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缺陷。这一法律制度是在20世纪20年代公司税实施后不久制定的，并基本保持不变。它包含了一个概念，即跨国公司的任何附属公司都应被视为单独的实体。出于税收目的，苹果爱尔兰公司必须被视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不同于苹果美国公司。苹果爱尔兰公司的任何利润必须在爱尔兰纳税，苹果美国公司的任何利润必须在美国纳税。
问题很简单：由于爱尔兰的公司税税率（根据法律为12.5%，实际上通常要低得多）低于美国的公司税税率（21%，不包括州公司税），苹果公司在爱尔兰将利润入账比在美国入账更有利，而且公司有充足的机会这样做。当然，某些规则限制了特定跨国集团子公司间的全球利润分配。理论上说，公司必须通过内部交换商品、服务和资产来确定利润的产生地，就好像它们的各个子公司是独立实体一样。每次交易中，子公司间必须以公允的市场价格交易商品、服务或资产，即所谓的公平计价原则。然而，实际上，由于避税行业的存在，跨国公司基本上可以自由决定自己使用的价格，因此自由决定在哪里登记利润。
20世纪90年代，避税行业开始说服跨国公司进行一些资产和服务的内部交换，而这些资产和服务的关键优点在于：没有市场价格。由于一些资产和服务，如品牌标识、商标和管理服务，没有可观察到的市场价值，因此无法执行公平计价原则。苹果品牌标识的价格是多少？这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这个标识从未在任何市场出售过。耐克标志性的品牌标识“swoosh”的价格是多少？谷歌公司的搜索和广告技术的价格是多少？由于这些品牌标识、商标和专利从未对外交易，所以公司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任意价格。
逃税行业兜售的产品是孤注一掷的（豪赌）：一笔创造性的集团内部交易，以及对交易收取经认证的“正确”的转让价格。在实践中，使用的转让价格通常服务于为最大化节省跨国集团的税收。提出并认证这些转让价格的会计师由跨国公司自己支付佣金。这一切的结果如何？由于以伪造价格进行的集团内部交易激增，高利润最终被入账在税率较低的子公司中，而在税率较高的地方则入账较低的利润。
为了了解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几个例子。
在2004年8月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前一年，谷歌于2003年将其搜索和广告技术出售给了在爱尔兰注册成立的子公司“谷歌控股”（Google Holdings），但因为爱尔兰法律允许注册在爱尔兰的公司不是本国的纳税人，只要该公司的中央管理机构不在爱尔兰，所以“谷歌控股”仍注册在爱尔兰，但将其中央管理机构转移至百慕大（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屿），之后，被爱尔兰认定为百慕大纳税人。此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并非公开信息。1909年美国公司所得税开征时，法律规定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必须公开，以防止逃税。但国会在1910年废除了强制性公开披露，自那以后，美国巨头企业的税务事项一直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人们很容易猜测，谷歌控股为收购谷歌技术付出的代价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价格高的话，2003年谷歌公司会在美国缴纳巨额税款。但根据2004年谷歌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年在全球交纳了2.41亿美元的税收。即使该公司的全部税单是由于将其无形资产出售给百慕大子公司（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谷歌公司会由于其他原因纳税），也意味着无形资产的销售价格低于7亿美元。对于一项自那时以来已创造了数百亿收入的资产来说，这个价格并不算高。仅一年时间，即2017年（数据可获得的最新一年），百慕大的谷歌控股就赚取了227亿美元的收入。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谷歌控股是谷歌公司一些最有价值技术的合法拥有者。谷歌控股授权谷歌公司在整个欧洲的子公司使用这些技术（在亚洲也采用类似的办法，用新加坡代替百慕大）。谷歌公司在德国或法国的子公司向谷歌控股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以获得所谓百慕大技术的使用权，从而降低了在德国和法国的税基，并将在百慕大的税基提高了同等数额。
百慕大的公司税税率是多少呢？是零！
欧洲的各个公司也采取同样的方法。2004年，在谷歌公司将其知识产权转让给百慕大公司几个月后，一家由瑞典人和丹麦人创办的公司Skype将其大部分网络电话（voice-over-IP）技术转移到一家注册于爱尔兰的子公司。在Skype公司的案例中，有趣之处在于，多亏了卢森堡泄密案（LuxLeaks, 2014年普华永道泄露的大量机密文件），我们知道了这笔交易的细节。根据普华永道的说法，这项颠覆电信市场的开创性技术到底值多少钱呢？总共值25 000欧元。2005年9月，在这笔交易发生几个月后，Skype公司被易贝（eBay）公司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谷歌公司和Skype公司几乎同时将其知识产权出售给注册于爱尔兰和百慕大某地的空壳公司，这并非巧合。大约在2003—2004年，在避税行业中这是一种可选择的逃税方式。与谷歌公司一样，Skype公司也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在上市或被另一家公司回购之前，要迅速行动。为什么？因为当市场给你的估值数十亿美元时，你很难假装你的核心技术几乎一文不值。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怎么说，公司逃税都是相当简单的。其核心是操纵公司集团内部商品（如iMacs）、服务（如美国公司从瑞士关联方购买“管理建议”）、资产（如谷歌公司将其搜索和广告技术出售给百慕大子公司），或贷款（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逃税热潮中发生的）交易价格。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在世界各地为这些项目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并且，它们都有同样的结果：账面利润最终被记录在雇用很少员工、使用很少资本的低税收地区的子公司。
40%的跨国公司利润被转移到避税天堂
幸亏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拥有一套完善的统计系统，使我们可以追踪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演变路径。美国公司被要求每年向美国经济分析局报告有关其业务的详细信息，特别是它们在世界各国的账面利润和纳税额。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尽管面临50%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但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离岸避税天堂。它们中的一些公司确实在瑞士设有办事处，或在加勒比小岛上设有控股公司，但总的来说，涉及的金额微乎其微：约95%的外国利润被入账在高税收地区，主要是加拿大、英国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末，受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避税的启发，利润转移开始加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公司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外国利润比例飙升至25%。不过，当时美国公司的大部分利润仍在美国。尽管它们将25%的外国利润转移到了避税天堂，但与它们的总收入（美国加外国）相比，涉及的金额仍然很小。最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避税热潮对美国巨头企业的全球税收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利润转移才真正变得显著起来。
如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赚取的不断上升的巨额利润中，有近60%是在低税收国家入账的。具体在哪里呢？主要在爱尔兰和百慕大。不幸的是，更精确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得知的：正如我们在谷歌公司（即现在的Alphabet）的案例中看到的，这两个岛屿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楚。而且，当我们研究利润转移的地理位置时，最好把它视为大西洋某处的一个国家，我们称之为百慕兰（Bermuland）。
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在百慕兰一个地方入账的利润要比在英国、日本、法国和墨西哥入账的利润总和还要多。在波多黎各，美国跨国公司也入账了大笔利润，适用于1.6%的有效税率。波多黎各不征收美国公司所得税，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雅培（Abbott）这类制药巨头和微软（Microsoft）这类科技公司等逃税者可选择的逃税目的地。接下来是荷兰、新加坡、开曼群岛和巴哈马，在这些地区，美国跨国公司入账的利润比在中国和墨西哥的都要多。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在这场逃税闹剧中最离谱的是，美国公司在2016年（可获得的最新一年数据）将超过20%的非美国利润计入了“无国籍实体”（stateless entities）中，即无处注册、无处征税的空壳公司。实际上，它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另一个星球上赚取1 000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跨国公司并不是唯一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的公司：欧洲和亚洲的公司也这样做。这种大范围的自由放任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所有国家都会互相窃取一些财政收入。美国公司夺取了欧洲和亚洲政府的税收收入，而欧洲和亚洲的公司则将这一好处回报给了山姆大叔。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所有跨国公司来自其注册地以外的利润，如苹果公司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利润，或者大众汽车在德国以外地区的利润，有40%在避税天堂入账。这相当于在美国、法国或巴西赚取的约8 000亿美元收入，最终在开曼群岛、卢森堡或新加坡入账纳税，税率通常在5%至10%之间。在这场所有跨国公司对所有国家的战争中，美国跨国公司似乎最大胆：它们每年不是转移40%（世界平均水平），而是转移60%的外国利润到离岸避税天堂。
经济中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都在从事这种利润转移。因为科技巨头公司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更容易转移到国外，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主要的罪魁祸首（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对它们征税的方法）。当然，硅谷的公司确实广泛利用了避税天堂。但是，在制药行业（辉瑞）、金融行业（花旗集团）、制造行业（耐克）、汽车行业（菲亚特）和奢侈品行业（开云Kering）中，逃税现象也普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得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适当建议，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无形资产（标识、专有技术、专利），并以任意价格出售给自己。同样，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从自己在低税收地区的子公司购买模糊的服务。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介绍的那样，这些问题有办法解决；但我们并没能实施这些办法。相比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对数字公司收入的征税，这些办法需要更全面的修正。
账面利润还是设备转移到避税天堂？
为了证明在避税天堂入账巨额利润是合理的，经常有人认为，这都是全球税收竞争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公司只是对税率差异做出反应，并在税率较低的地方重新安排活动。它们已将工厂迁至爱尔兰，研发团队迁至新加坡，银行办事处迁至开曼群岛乔治镇。全球化在起作用。
然而，数据并没有为这一观点提供太多支持。数据显示，大体上，过去几十年中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的是账面利润，而不是办公室、员工或工厂。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以外的1 700万名员工中，约有95%的人在税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工作，主要在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其中，不到100万人确实在避税天堂工作，主要在欧洲。例如，有12.5万人在爱尔兰工作。与爱尔兰约230万人的劳动力规模相比，这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为爱尔兰带来了真正的收益（远远超过税收收入）。但在相邻的英国，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人数只相当于在爱尔兰的1/15，因为自21世纪初以来，英国的公司税税率平均比爱尔兰高出两倍。
尽管有数十年的国际税收竞争，但没有证据表明生产已经大规模转移到了避税天堂。相反，美国公司已经扩大了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活动。它们的海外雇员超过1/3，约600万人在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工作。
当我们观察公司在哪里拥有有形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和办公楼）的情况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大多数资产并非位于税收较低的地方，而是位于员工所在地。美国公司在境外公司拥有的有形资产存量中，只有18%在低税收地区；其余82%都在高税收国家。对照我们之前的发现，美国公司近60%的海外利润被入账在避税天堂，我们的结论很清楚：迁移到避税天堂的不是生产，而是账面利润。
毫无疑问，当企业决定在哪里开展业务时，会考虑税收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甚至有证据表明，如今对税收的考量可能比几十年前更加重要。如图4.2所示，避税天堂的资本存量正在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跨国公司在低税收地区的雇员人数。这表明，为了节省税收，如今大公司可能比过去更愿意转移工厂和管理人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爱尔兰等某些避税天堂，低税率不仅在企业转移账面利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企业转移实际活动中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图4.2 账面利润正在转移到避税天堂；实际活动却很少如此
（美国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的外国利润、资本和工资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跨国公司自1965年以来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利润、拥有的有形资本和支付的员工工资的演变，表示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部外国（非美国）利润、资本和工资总额的比例。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外国利润份额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不到5%飙升至如今近60%，但员工和资本并没有同比例转移至避税天堂。详情请见taxjus ticenow. org。
即便如此，从现有数据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从全球角度看，资本向低税收地区的转移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普遍。所发生的并不是避税热潮，而是逃税瘟疫。一些著名的避税天堂，如百慕大、零税收的加勒比海岛屿，或马耳他，只会吸引账面利润，那里实质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相比那些流向备受珍视的避税岛的巨大利润，向爱尔兰等地（低税地区）流动的资本仍然很小。即使外国跨国公司在爱尔兰购买办公场所，那也可能只是一个合法性的幌子，意在掩盖人为转移到爱尔兰的利润，数据中有些看起来是有形资本的流动可能仅仅是为了粉饰。
如今，公司税的逃税者们利用J. P.摩根的回应为他们自己辩护：这是完全合法的；世界各地的公司都遵守法律；政府应该谴责那些不遵守税法的公司。苹果公司在爱尔兰交纳1%的有效税率，欧盟委员会命令苹果公司向都柏林偿还它逃避的数十亿美元税收？这太离谱了：“在爱尔兰和我们开展业务经营的每个国家，苹果公司都遵守法律，我们缴纳了所有我们应纳的税款。”耐克公司将数十亿美元的特许使用税转移到免税的百慕大空壳公司？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耐克公司完全遵守税收法规”。此外，全球政策制定者是有责任的：“我们鼓励经合组织（OECD）切实解决这些问题”，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达沃斯就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公司的逃税行为受到质疑时如是说。
这样的辩驳苍白无力，因为谷歌公司在百慕大没有实质性的经营发生，但入账了227亿美元的收入，这么做合乎情理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谷歌公司违反了实质课税原则。这种逃税行为之所以持续，是因为执行公司税的政治意愿已经有所弱化，并且跨国公司拥有的资源远远在国税局之上。但这并不能使这种活动合法化。
国家主权的商业化
如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避税手段一样，利润转移业务使税收筹划方案的供应商及其客户变得富有，但同时也使世界其他成员陷入贫困。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逃税市场与如今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市场有一个重要区别。除了逃税方案的供应商及其买家之外，另一方也从这种商业中获益，那就是低税收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出售一个关键要素，即它们自己的主权，如果没有这一必不可少的投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兜售的骗局将毫无用处。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避税天堂的政府就致力于从事一种新的商业活动。它们向跨国公司出售了一系列权利，包括自行决定其适用的税率、监管约束和法律义务。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苹果公司要求低税率，以便将其部分公司设在爱尔兰？都柏林感激不尽。Skype公司担心有一天税务局可能会质疑它向爱尔兰子公司出售知识产权的价格？完全不用担心，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以所谓高级定价协议（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s）的形式提供了安全保障，这种协议就是提前敲定跨国公司使用转让价格的合同。没有避税天堂政府的同谋，任何利润转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许多避税天堂的政府还夸耀其有高法定税率，但实际上，这些政府为它们试图取悦的公司提供了更低的税率，并为这些公司提供一系列方案，以规避任何其他地方实施的法律和法规。
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国家主权的商业化本身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有一些非货币性的好处，例如，卢森堡在大公司的金融交易中扮演着超出其国家地位的角色，因此在欧盟内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最重要的是，对从事这种商业的国家来说，有着真金白银的现实回报。即使对吸引来的巨额账面利润实施低微的有效税率，避税天堂也能产生巨额财政收入。哪个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臭名昭著的避税天堂，马耳他。第二呢？卢森堡。然后就是中国香港、塞浦路斯和爱尔兰。我们发现2017年，排名垫底的是美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当年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接近或超过30%。相较于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税率，那些实施低有效税率（5%到10%之间）的避税天堂征收的税收要多得多（就其经济规模而言），税率越低，税收越高！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弗曲线”逻辑的一个醒目实例，拉弗曲线是由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并因其命名的。从这个观点看，大幅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即使是零税率，乍一看可能太低了，但也能为小国家带来大笔收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政府收取固定费用，它们用零税率吸引了数十万空壳公司的创立，为它们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
避税天堂的繁荣和供给学派预言家预测的繁荣之间有一个小区别。在阿瑟·拉弗的世界里，当税收低的时候，人们工作更多，企业投资更广泛，创新者更能不断创新，而且全球GDP也会上升。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马耳他、卢森堡或塞浦路斯获得的任何一美元财政收入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并不会使世界更富裕的零和利润转移。当百慕大向大公司提供定制的税收漏洞时，当爱尔兰向苹果公司提供甜美的税收协议时，当卢森堡税务局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携手合作时，它们窃取了其他国家的税收，使全球GDP保持不变。这是彻彻底底的零和盗窃。
阻止逃税车轮前行的微弱力量
我们的意图不是妖魔化这个或那个国家，也不是假装如果一些无赖国家停止其财政倾销，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大多数国家已经屈服于出售部分主权的诱惑，希望能吸引一些经济活动、一点税收，而不管它们能够获取什么样的蛋糕。一些国家在这条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典型的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它们更有利可图。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一体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出现新的经济强国，相比整个地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变小。变身为避税天堂的诱惑无处不在。
在限制国家主权商业化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尝试。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经合组织于2016年启动的倡议，名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为BEPS。这是阻挡庞大的避税车轮前行的协调性尝试。它使企业更难操纵转让价格；它定义了一些有害的税收做法，鼓励各国放弃这些做法；它尝试修正各国税法的不一致之处，并迫使某些避税天堂放弃其最恶劣的避税方案。
然而，数据表明，BEPS和其他努力大多没有成功。如图4.2所示，美国公司在低税率地区入账的利润份额逐年增长。对于非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说，证据更不全面，因为现有数据涵盖的年份较少，但趋势似乎是相同的。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不成功呢？BEPS这一倡议并没有攻击到避税核反应堆的核心。公司仍然被认为应该在内部交易商品、服务和资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在制造没有市场价格的交易。转让定价的会计师仍然有动机取悦其客户，并认证任何使客户税单最小化的安排都是正确的。当我们需要“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忙于完善托勒密的天堂模型。
税收竞争的胜利
目前，国际协调合作的努力最终遇到了更深层次的制约：在税率协调方面缺乏认真努力的尝试。如今，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利润转移应该受到打击，但只要各国照章办事，税收竞争就不应受到谴责。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家公司在美国生产专利并将其转移到免税的百慕大，那就糟糕了。但正如今天所做的那样，如果该公司在爱尔兰生产专利，如果都柏林按6.25%的税率对其专利产生的利润征税，那就没问题了。如果明天税率是1%，那也未尝不可。只要这些专利是在爱尔兰，由在爱尔兰办事处工作的当地工程师产生，任何税率都是可以接受的。BEPS允许各个国家对源自专利的收入提供合法税收减免，即所谓的“专利盒”（patent box）制度。除爱尔兰外，英国提供10%的税率，美国在2018年税收改革以后提供13.125%的税率。下面举几个例子。
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被允许讨论如何改进税基的定义，而不是讨论税率。除了各国税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之外，国际合作还是存在的。经合组织希望通过它的努力，利润转移将很快消失：公司将在其实际经营的国家纳税，公平公正。但问题是，按什么税率征税呢？尽管BEPS最终成功地遏制了利润转移，但由于缺乏对税率本身的任何协调，总会有一些国家通过下调税率获利。降低公司税税率可能比幕后交易更透明，比提供量身定制的税收漏洞更直接，比对异常的集团内部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诚实。但是，它有着相同的含义：减少大公司及其股东的纳税义务。
其核心是，大幅降低税率只是国家主权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对于那些实施这种做法的小国家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它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相对于促进纯粹的账面利润转移而言，它甚至可以增加就业和工资。但如同其他形式的国家主权商业化一样，这些收益是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避税天堂向大公司提供的税收优惠增加了其他人的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负外部性”。它们助长了税收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这样一个世界：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大多数国家被迫采用非常低的税率，这要比它们原本民主选择的税率低得多。当前国际合作形式背后的根本问题是：这些合作并没有解决税收竞争的非民主力量，而事实上使之合法化了。
确实，自BEPS项目启动以来，税收竞争加剧了，而且全球公司税税率的逐底竞争也在加速。自2013年以来，日本将税率从40%下调至31%;美国从35%下调至21%;意大利从31%下调至24%;匈牙利从19%下调至9%;许多东欧国家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985年至2018年，全球平均法定公司税税率从49%降至24%，降幅超过一半，这或许是全球税收政策最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在21世纪中叶之前，全球平均公司税税率将达到0%。
参阅Zucman（2014）。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s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7）。
在美国，从一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员工代表计划和由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会在公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工会就工作场所发生的诸多问题与管理层协商（例如，参见Wartzman, 2017）。
参阅Wright and Zucman（2018）。
参阅Zucman（2014）。
参见网址https:// www. sec. gov/ Arachives/ edgar/ data/ 1288776/000119312 504143377/ d424b4. htm。
Drucker（2010）, Kleinbard（2011），第707—714页。爱尔兰已承诺2020年前逐步取消一家公司在爱尔兰注册但在百慕大纳税的规定。
参阅Bowers（2014）。
参阅Wright and Zucman（2018）。
参阅US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Country - by - Country Report（Form 8975）（2018, Tax Year 2016，表1A）。
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 Clausing（2016,2019）。
例如，Phillips et al. （2017）估算了在《减税和就业法案》（the Tax Cut and Jobs Act）实施前夕，财富500强企业在海外持有多少利润。
例如，参阅Hodge（2018）。
同样的事实，特别是对于从事研发工作的员工来说，他们中的95%都在高税收国家工作。
参阅Cook（2016）。
参阅Wearden and Elliott（2018）。
关于国家主权商业化的概念，参阅Palan（2002）。
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