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税收不公正的螺旋上升

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可能会对极端的财政倾销形式（如百慕大的零税率）感到惋惜，但他们普遍认为，公司税下降未必是坏事。毕竟，减税意味着公司可以将更多利润用于投资。企业投资是增长的引擎：企业扩张支持就业和工资，并最终使员工受益。降低对资本征税可以使工薪阶层受益。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富人缴纳更高的税，最终会伤害到我们其他人吗？反过来，大幅削减对资本的征税是否会提升投资和工资呢？

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陷入了空洞且毫无事实根据的意识形态的装腔作势之中。不乏预言家预测源于自由资本的奇迹，只要“税负”再下降一点，他们就会给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测。当税后利润被允许增加时，这些先知就会猜测投资激增和工资提升。让我们尽力说明是否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劳动和资本：所有收入的来源

要了解政府对资本征税时会发生什么，我们首先必须准确定义“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在征缴任何税收之前，国家的所有收入都是由员工或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因为我们生产的一切都需要劳动和资本（机器、土地、建筑物、专利和其他资本资产）。在一些经济部门，如餐馆，生产主要使用劳动，经济学家说，这类部门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他经济部门，如能源，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时，资本可以独自产出（房屋产出“住房服务”，而不需要我们人类的帮助）。有时，劳动可以独自产出（例如，碧昂斯在公共场所举办一场无乐器伴奏音乐会）。有时，资本是有形的（房子、机器等），有时是无形的（专利、算法等）。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生产的一切以及由此获得的任何收入都源于劳动、资本，或劳动与资本的组合。

劳动所得是付给员工的，相当于工资、薪金和就业附加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福利。资本收入是资本所有者独立于任何工作努力而获得的，包括公司所有者赚取的利润（无论是以股息支付还是再投资）、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支付给房东的租金等。按照惯例，我们将私人律师和医生等自雇者赚取的“混合收入”的30%计入资本收入项下，70%计入劳动所得项下（原因是30/70为经济学家在企业部门观察到的资本/劳动比例）。

根据定义，不属于劳动所得的每一美元，就属于资本收入，反之亦然。这样说并不是在判断员工和资本所有者是否应该分得属于他们的蛋糕：经济学家和公众普遍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因素。为了观察劳动和资本的这一事实，我们只需要描述经济如何运行。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根据其官方账目，2018年苹果公司生产了价值约8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扣除苹果公司为生产iPhone、iMac和其他产品而购买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在850亿美元中，它向员工支付了约150亿美元，这是劳动所得。剩下的700亿美元回报给苹果公司的所有者和债权人，这是资本收入。这些资本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股息，一部分用于支付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的利息，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同样，部分劳动所得支付给了苹果公司的高管，部分支付给初级工程师，部分支付给苹果商店的销售人员。劳动有多种形式，资本也有多种形式，包括许多不同的社会实体、法律安排和权力关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观察到，劳动所得的比重波动不大，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5%，剩余75%是劳动所得。众所周知，凯恩斯将这种稳定描述为“一个奇迹”。然而，这种奇迹并不是永久的。从1980年到2018年，美国的劳动所得份额从75%下降到70%（而资本收入份额从25%上升到30%）。在过去20年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成年人平均劳动所得几乎停滞不前，平均每年增长0.4%，而受科技、制药和金融领域企业巨擘利润暴涨的推动，成年人平均资本收入每年增长1.6%。资本收入高歌猛进，劳动所得却裹足不前。

对资本征税越来越少，对劳动征税越来越多

正如所有形式的收入都源于劳动和资本一样，所有税收要么归于劳动，要么归于资本。在选择对这两种生产要素分别征收多少税时，需要权衡。因为资本是有用的，我们并不想对它征税太多，以免降低经济生产能力。但减少对资本征税意味着劳动必须承担更重的税负，特别是在一个工资水平裹足不前的世界里，对那些没有继承财产可积累财富的人来说，更加举步维艰。

当今的美国如何分摊税负呢？回答这个问题最全面的方法是对比三种税率的演变。第一个是平均宏观经济税率，即纳税总额除以国民收入。第二个是资本收入的平均税率，即公司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与股息、利息和其他形式资本收入对应的所得税合计得出的资本税总和除以经济中的资本收入总流量。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劳动收入的平均税率，类似地定义为劳动税总额与劳动收入总额的比率。从这三种税率的演变中，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

过去几十年来，与其他富裕国家稳定的税收相比，美国的税收有所下降。今天的宏观经济税率显著低于20世纪末。直到最近，随着2018年的减税，这一趋势才真相大白：从短期看，税收收入随着经济扩张而上升，随着经济衰退而下降，而这些商业周期效应会掩盖宏观经济税率下降的趋势线。但现在看，宏观经济税率的中期趋势已经明朗。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整体税率达到了31.5%左右的峰值。2019年，经过9年的经济增长，并且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美国整体税率几乎低了4个百分点，约为28%。鉴于税收在经济衰退期间通常会下降几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税收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将达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过去20年中，税收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发展。无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或是任何其他保守党领袖，都没有人能实现最近特朗普税制改革的如此壮举。在里根执政期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上下波动，没有明显趋势。在英国，铁娘子1990年离开唐宁街时的税收比她1979年入主唐宁街的时候更高。在这两个实例中，富人的税收都下降了。但是，其余人口的税收却有所上升，而税收总额基本保持不变。过去20年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税收持续大幅下降的第一例。

在美国，宏观经济税率的下降全部源于对资本征税的崩塌（见图5.1）。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对资本征税的平均税率为36%。在特朗普税制改革之后，这一比例几乎不到26%。

图5.1 资本税的崩塌

（在美国，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宏观经济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5年以来，在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总收入上宏观经济税率的变化。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合计就是国民总收入。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包括在内，并分配给资本或劳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资本收入征税的税率远高于对劳动所得的税率，但这个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2018年，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税率首次高于对资本收入的征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除了财产税基本保持稳定外，所有资本税都是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正如我们看到的，公司税已经崩塌。股息税已经减半，最高税率从克林顿执政时期的39.6%下降到如今的20%。遗产税产生的税收收入减少至原来的1/4，从20世纪90年代末占国民收入的0.4%降到如今的0.1%。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劳动和资本之间税收平衡的变化更为显著。从17世纪马萨诸塞州的财富税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50%的公司所得税有效税率，资本税对美国国库的贡献非常重要。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资本税的平均税率超过40%，而对劳动征税的平均税率略低于25%。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以来，资本税的平均税率已经下调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工资税高涨的推动下，对劳动的征税上涨了十多个百分点。对于兴旺发达的资本所有者来说，税收制度已经给予了他们更多。而对于那些工资停滞不前的员工而言，税收制度向他们索取了更多。2018年，美国现代史上首次对资本征税低于对劳动征税。

医疗保险：一项巨大而隐秘的劳动税

这些数字甚至也严重低估了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员工的税收优势。因为这些统计数据只考虑了公共而非私人的强制性征税。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被包括在内，但向非政府部门缴纳的并没有考虑在内。除了名义上的税收，最突出的是员工通过雇主向保险公司支付的医疗保险。因为美国的医疗服务费用过高（由于标准医疗程序的价格比其他富裕国家高得多）,这种隐性劳动税是巨大的。如今，雇主为员工提供的平均缴费每年超过了13 000美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数字直线上升。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隐性税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是如何为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美国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享受公共保险计划[分别为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这是由税收（工资税和政府一般收入）提供资金的。其余的人口必须寻求私营公司的保险；在此情况下，保险不是由税收资助的。实际上，人们通常通过雇主购买私人保险，而不是单独支付。自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颁布以来，保险已成为强制性要求：为那些不在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范围内的人提供私人保险计划是法定的。保守派并不喜欢这项义务，且一直试图削弱它，但即使他们成功了，情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无论保险费是支付给公共垄断机构（政府），还是支付给私人垄断机构（声名狼藉且毫无竞争力的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体系）,几乎毫无差别。这两种支付方式都降低了员工的实际工资；尽管总是有可能逃税或拒绝向保险公司付费，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会遵守。

这两种医疗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总税收占GDP比例的影响。更多地依赖私人保险公司导致了官方宏观经济税率的降低。这种特殊功能在美国尤为明显，但也存在于瑞士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依靠强制或准强制的私人医疗保险（由工会、雇主或非营利组织管理）提供医疗保障。如同美国一样，这些国家都自夸其税收占GDP比例远远低于医疗保险全部或主要由税收提供资助的国家（如英国、瑞典和法国）。但这种吹嘘毫无意义。

为了提供更准确和更具国际可比性的图景，图5.2将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强制性保费视为税收。仅这些隐性税收就占到2019年国民收入的6%,相当于全部联邦所得税的1/3！这些强制性保费将宏观经济税率从国民收入的28%提高到34%，与加拿大和新西兰相当，略低于英国和西班牙。根据定义，由于这些隐性税收只对劳动征收，因此劳动税率甚至会更加大幅跳升，从29%激增至37%。有了这种扩展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更有意义的）税收观，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劳动和资本的税率趋同。自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2018年税制改革以后，对资本征税要远低于对劳动征税。

图5.2 对劳动征税的增长

（在美国，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宏观经济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5年以来关于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宏观经济税率的演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合计即为国民总收入。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包括在内，并分配给资本收入或劳动所得。该图还将一系列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加到劳动税中。医疗保险费用现在对劳动造成了巨大且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2018年，如果包括医疗保险在内，劳动税的税率约为40%，远高于资本税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从这个更宽泛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美国并不是一个特别低税收的国家，至少我们曾经做过苹果公司对苹果公司（apples-to-apples）的国际间的同类比较。在包含了强制性私人医疗保险后，美国宏观经济税率（34%）仍然低于法国（52%）。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国几乎所有对养老金的贡献（占国民收入的16.5%）也被看成税收，而在美国，只有对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贡献（占国民收入的4.5%）算是税收。最后，基本的事实是，美国人在缴纳了税款、医疗保险（私人化的税收）和养老金之后，平均保持了与欧洲同胞相同的税前收入比例；主要区别在于，欧洲人随后缴纳了更高的消费税（在法国，是国民收入的13%，而在美国是5%）。而且，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资助政府和医疗支出的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在劳动身上。

资本的最优税率：0%

我们应该担心降低对资本征税和随之而来的提高对劳动征税吗？毫无疑问，这个过程是一台强大的不平等引擎。无论何时何地，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劳动所得。如今在美国，对收入分配金字塔底部90%的人来说，85%的税前收入来自劳动所得，而资本收入仅贡献了15%。对富人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对收入分配顶端1%的人来说，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资本收入，前0.1%的人超过2/3的收入源于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恒定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直至达到顶端，100%的收入都源于资本。当政府降低对资本收入征税时，他们几乎总是在为富人减税。

对资本征税的减少意味着，从资本中获得大部分收入的富人可以机械地积累更多财富。这会带来滚雪球效应：财富产生收入，当对资本收入征税较低时，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储蓄；这种储蓄增加了现有财富，进而产生更多收入，依此类推循环往复。这种滚雪球效应大大促进了美国财富集中度的飙升。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8年，顶端1%群体的财富份额从22%猛增至37%。相反，底层90%群体的财富份额从40%下降到27%（见图5.3）。自1980年以来，顶端1%群体和底层90%群体交换了他们在整个财富蛋糕中的份额：底层90%的人失去了什么，顶端1%的人就得到了什么。

图5.3 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在美国私人财富总额中，收入前1%和后90%群体分别所占份额）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最富有的1%和最贫穷的90%的成年人拥有家庭总财富份额的演变。财富包括家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所有私人资产（包括住房、养老金和所有金融资产），扣除所有债务。已婚夫妇的财富平均分配。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前1%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20%增至近40%。与此同时，后90%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已从40%暴跌至25%左右。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然而，如果我们赞同某些经济理论，我们应该为这种发展态势感到高兴。因为资本税的暴跌使我们更接近普通员工的长远利益。根据这些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资本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对公司利润、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租金、住宅地产、商业地产、个人财富、工业地产和遗产的所有税收都应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收入或消费征收更高的税收。从字面上看，这种逻辑会推导出异乎寻常的政策建议：世界上的比尔·盖茨们应该完全免税，并且，政府应该通过对秘书和退休人员征收更多的税来弥补税收损失。这一举措甚至会让那些根本没有财富、完全没有资本收入的社会中最贫穷成员受益，至少从长远看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将会看到自己的税前收入增加了。

这听起来也许仅仅是象牙塔的猜想，但现在你需要意识到这就是传授给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生的经典理论，也是华盛顿特区政策讨论的权威基准。当然，在基本理论上有许多变体，根据这些变体，高于零的税率是可取的。但这些理论改进往往会在政策讨论中迷失方向。当我们询问美国税法专家是否应该对资本征税时，你会惊讶（这是我们的经验）于有如此多的人会断言“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不应该对资本征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个大国削减了所有的资本税，而且实际上很少有人主张立即废除对资本的所有征税。但是，一种观念占据了主流，那就是对资本征税特别有害。

这种信念从何而来？本质上，是有一种观点在作祟。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供给（人们每年的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加上从国外吸引的资本净流量）对税后回报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从长远看，资本供给是如此敏感，以至于甚至很少的税收也不可避免地会毁掉大量的资本存量。由于资本是有用的，它可以使员工更具生产力，所以对资本征税最终将损害员工工资。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对资本的征税被完全转嫁给劳动。从这个世界观看，公司税被认为特别有可能转嫁给员工。被征税的公司和工厂会迁往国外；企业将停止购买固定资产，耗尽资本存量，并降低工资。在这样的分析中，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公司税的税负归宿在劳动上。

税负归宿是任何税收政策分析的关键部分，因此让我们仔细探讨一下这个概念，以理解资本征税的反对者所持论点的价值。如果大幅削减公司税会怎样？股息和股份回购可能会飙升，并提高股东收入。但企业也可能购买更多的机器和设备，使员工生产效率更高，从而工资也会更高。或者他们可以降低所售产品的价格，实际上既有利于劳动也有利于资本（直至这两种形式的收入最终都被消耗掉）。对税收变化影响经济行为、经济产出水平和收入在人口中分布的各种方式进行追踪，可以说明税负归宿。

在这一领域中，经济研究的主要结果是直观的：最没有弹性的生产要素承受了税收负担，而最具弹性的生产要素则逃避了税收负担。具体来说，如果资本是非常有弹性的，也就是说，每当资本被征税时，储蓄和投资都会暴跌，那么劳动就要承担对资本征税的负担。但是，正如对资本的征税可以转嫁给劳动，对劳动的征税也可以转嫁给资本。如果劳动有很强的弹性，也就是说，当提高对人们收入的征税时，他们就会大幅减少工作，那么对劳动征税就可以转移到对资本征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了对工资的征税如何转嫁给资本，这是对税负归宿所做的最古老、最著名的分析之一。如果农民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他们获得的只不过是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那么对他们的工资征税就会使他们挨饿。在这种情况下，对贫穷农民征收的工资税将转给更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因为那些土地所有者将被迫增加工资，以维持其劳动力的生存。

税负归宿归根结底是一个简单的实证问题，即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如何？特别是，当对资本征税上升时，资本存量会消失吗？如果会消失的话，那么对资本征税的确是有害的，而且，大幅削减公司税可能符合员工的长期利益。

关于对资本征税和资本积累的长期视角

根据大多数评论家的说法，资本的极高弹性是一种自然规律，与地球引力一样确定。但是，这种信念和其他来自基本经济理论的贸然预测（例如，最低工资一定会摧毁就业）一样，需要现实的检验。尽管有许多方法可用来开展这种检验，但一个合理的起点是比较投资率与资本税的长期演变。从历史上看，当对资本征税更高时，美国的投资是否大幅下降？如果是的话，这将意味着对资本征税减少了资本存量，最终导致员工贫困。

但答案是否定的。鉴于20世纪初的储蓄和投资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些数据与对资本收入征税的平均税率进行比较。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对资本征税居高不下的时期，储蓄和投资也都处于历史高位，平均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不管人们用什么方法衡量资本积累，例如私人储蓄（个人和公司的储蓄）、国民储蓄（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储蓄）或国内投资（国民储蓄减去外国净储蓄，实际上，因为大多数时候外国净储蓄很小，所以国内投资接近国民储蓄），这都是真实的。没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对资本征税的税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一直在增加。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后，国民储蓄率逐渐下降，直至接近0%。富人的储蓄率保持稳定，但处于底层的99%人口（和政府）的储蓄率暴跌。这与“零资本税”理论得出其强有力的政策建议必须依据的假设恰恰相反。

图5.4 对资本征税和资本积累

（美国宏观经济资本税率相对于储蓄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对资本收入征税的宏观经济税率（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总额占资本收入总额的比例）、私人储蓄率（家庭储蓄加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和国民储蓄率（私人储蓄加政府储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的演变。从1940年到1980年，美国实现了对资本征税的税率和储蓄率双高。自1980年以来，对资本征税的税率下降，储蓄率也下降。在宏观经济数据中，对资本征税似乎并没有减少储蓄。详情请见taxjusti cenow. org。

在过去一百年里，对资本征税与资本积累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1980年以前，尽管对资本的征税有很大变化，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率在国民收入的10%左右波动。主要例外情况发生在大萧条时期，那时在大规模失业和实际收入空前下降的背景下储蓄暴跌；还有在二战时期，由于消费实施配给制储蓄上升。除了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美国的储蓄没有任何趋势性表现。法国、德国和英国也有类似规律，这三个国家的储蓄数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除世界大战外，这些经济体的私人储蓄率也在国民收入的10%左右波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本征税的平均税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19世纪的不到5%到二战后几十年超过50%。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对资本征税没有经济成本。它表明，由于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不大，从长期看，对资本的征税是由资本所有者承担的，而不是由劳动承担的。因为当对资本征税较高时，资本存量并没有变得更低（而且因此工资也并没有变得更低），所以对资本征税的税负归宿直接落在了资本之上。因为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资本，而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劳动，对资本征税主要伤害的是富人，而不是工薪阶层。当然，储蓄决策并非对税收完全不敏感。如果对资本按100%征税，那么经济中的财富可能会少得多。但对于大范围的资本税后回报（如20世纪的情况，回报率在2%~ 5%），现有经验证据表明，这些影响很小。

什么促进了资本积累：是监管而不是税收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对资本征税时，资本积累的反应似乎相对较小？简言之，在影响财富积累的众多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对资本征税只是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这些力量中更重要的是影响私人储蓄行为的法律法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从资产端看，财富主要包括住房和退休储蓄，从负债端看，主要包括抵押贷款、消费信贷和学生贷款。公共政策直接影响了这些资产和负债的每一种形式。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向员工提供受资助的养老金。联邦政府发起了30年期的抵押贷款，为一生中的储蓄提供了有效工具，因为现在偿还你的抵押贷款债务和积累房屋净值，就是储蓄。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支持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减少，学生贷款激增。放松金融监管使人们更容易负债，例如通过再融资促进抵押贷款债务的永久展期，或通过增加消费信贷的供给。

这或许是行为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主要经验教训。行为经济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致力于采用对人类行为更现实的观点，而不是采取标准的超级理性的经济模型：当涉及对储蓄率的影响时，非税收政策淹没了税收激励。以默认选项为例，当401（k）退休储蓄账户是提供给新员工的默认选择时（在这种情况下，80%的可能性选择加入），相比于他们必须自愿选择时（20%的可能性选择加入），在默认选项情况下新员工加入401（k）退休储蓄账户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401（k）退休储蓄账户是美国目前最主要的退休储蓄形式。默认选项不仅会提高退休储蓄，还会提高员工的整体储蓄率：存入退休储蓄账户的资金并不会挤占其他形式的财富积累（如偿还住房债务）。相反，传统税收激励被认为会提升退休储蓄，即投资收益免税，但其实传统税收激励鼓励了人们将资金从非退休投资转移到免税的退休储蓄账户，而储蓄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可见，与税收激励相比，默认选项等简单的“助推”措施对财富积累的实际影响要大得多。

这并不是说对资本征税没有效果。资本并不具有很强的弹性，但它可以被掩盖。富人可以把财富隐藏在海外。跨国公司可以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人们可以将投资转入免税账户。由于逃税服务的对象是富人，资本收入主要由富人获得，所以当逃税行业不受控制时，逃避资本税的机会就会多如牛毛。但是，这些逃税行为都不会影响人们拥有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真实财富积累。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是的，资本可以对税收做出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是利用无数种方式转移账面利润，而不是因为不管何时对储蓄增税，人们今天就开始消费更多。这种逃税反应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政府做出的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逃税已经很广泛，因为各国政府一直容忍逃税行为，但此前逃税的情况微乎其微。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公司利润的征税，这是一种被广泛认为最具弹性的资本收入形式。公司应对国际税率差异的主要方式不是把工厂搬到低税收地区，而是把账面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利润转移掩盖了真实的资本流动。更一般地说，大量证据表明，公司税率影响各个领域的行为。当公司税率上升时，商业交易不太可能被注册成公司，而更可能选择不受公司税约束的其他组织形式，如合伙企业。当利息可以免税时，公司也倾向于借更多的钱。如果获得临时投资税收抵免，公司就会加速其投资计划。然而，这些选择都不会改变公司的长期资本存量，包括建筑物、机器和设备。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对公司利润的减税将会增加员工的工资。

与许多空想家希望你相信的相反，经济学并没有“证明”员工会“承担”公司所得税的负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世界的工会都会祈求政府削减公司所得税。现实世界中，认为普通员工而非富裕股东遭受高额公司税之苦的最强烈支持者是富裕的股东。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每人身价约500亿美元）支持的游说团体花费2 000万美元说服选民，特朗普总统对公司减税是有利于工资的。同样，经济学也没有证明对劳动征税是由资本承担的。从长期看，对资本征税很大程度上由资本承担，对劳动征税很大程度上由劳动承担。穷人并没有遭受向富人征税之苦，也没有任何富人遭受向穷人征税之难。

走向累进所得税的终结

没有证据表明，对资本征税少，对劳动征税多，是有益的，但确实是有实际成本的。它不仅破坏了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增大了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风险，而且使全球化变成了为主要赢家减税的代名词。但是，这也为潜在而致命的避税方式打开了大门：将劳动所得转化为资本收入。对资本征税的低税率鼓励富人将其适用高税率的工资重新归类为资本收入。两种收入形式之间的税率差距越大，转化收入的动机就越大。随着这种转化的发生，一个大问题产生了：个人所得税行将消亡，而这是现代税收制度中主要的累进组成部分。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转化收入是不可能的。教师、职员、大多数其他员工永远无法假装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股息。但对富人而言，转化收入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实践中，这是通过注册公司实现的。

以约翰为例，他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年薪100万美元，但一般个人支出仅为40万美元。想象一下2050年，在一个税收竞争最终消除了公司税的世界里，约翰会怎么做呢？他会创建自己的公司，约翰有限责任公司（John LLC），该公司会支付给他40万美元作为股息，以满足购买食物、西装、假期等需求，并会储蓄剩余的60万美元。尽管约翰挣了100万美元，但他只需缴纳40万美元部分的个人所得税。其余部分不征税：他的储蓄是免税的。所得税也将是一种简单的消费税。

当公司税率低时，任何数量的富人都可以变形为公司，并从中受益。律师、医生、建筑师和其他个体经营者都可以选择作为公司经营。金融资产所有者也可以将其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转移到控股公司。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可以决定大幅削减他们的工资，以使他们的更多收入留在公司里。即使高薪员工，如软件工程师、财务分析师、专栏作家，也可以成为独立承包商、公司，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的劳动向谷歌公司、花旗集团或《华盛顿邮报》开出账单。

富人的公司化是有威胁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征收累进所得税的国家都要征收公司税。公司税是一种保护措施：它防止富人把他们的收入伪装成公司所得来逃避税务人员的稽查。这并不是它唯一的作用；例如，公司税还确保公司为其受益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防止逃税一直是其主要理由，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同时产生的原因。就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O形环一样，如果公司税失灵，整个累进所得税体系就会崩塌。

一旦每个富人都成为公司，不仅累进所得税会消亡（现在它仅仅是消费税了），而且逃避这一残存的消费税也充满无限可能。怎么做呢？在公司内部消费。约翰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向约翰支付（应税）股息，而是会支付他的餐费、服装费、假期费和其他个人费用。这就是逃税，简单明了：可免税的公司支出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不包括个人消费支出。但是，当每个人都是一家公司，而且是一家假冒的公司时，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其单一所有者负责，执行这些规则和监督公司就变得不可能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不用看别的，看看今天的智利就可以了，那里绝大多数富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公司，并且经常通过向公司收取个人费用来逃税。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显现：随着2018年美国公司税税率大幅下调至21%，并且公司税在全球也出现类似趋势，对富人而言，注册公司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能够节省其相当一部分收入，那么现在麻烦些变身为一家公司也是值得的，因为所有未消费的收入只需按21%的税率纳税。

这是无聊的幻想吗？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收入转移的例子。有记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情况只有一个区别：直到最近，各国政府都在小心翼翼地限制劳动税和对富人征收的资本税税率之间的差异。差异确实存在，但通常也就是几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对资本征税的崩塌，我们正在进入无法无天的领域。

如果你震惊于20世纪80年代的避税手段，沮丧于美国巨头公司疯狂的利润转移，那么请屏住呼吸，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税收不公正的第三个阶段。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积极的变化很可能会及时到来。但就常规情形看，新一轮逃税浪潮即将爆发。随着全球税收竞争的加剧，和各国推动公司税税率的下降，下一场灾难的发生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雇者的收入是混合的，因为它在概念上既对应于他们工作的报酬（治疗病人或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又对应于他们的资本（医疗器械、无形资产，如律师事务所的品牌价值）。将70%的自雇收入归属于劳动多少有些武断，但由于大多数员工是赚取工资的个人（不是自雇者），改变这一假设基本上无关紧要。

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中，总人工成本不单独列报（而是与“销售商品成本”项下的其他成本合并）。然而，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在2018年有大约132000名全职员工，而且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新的规则，强制要求披露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员工工资中位数的比例，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员工的工资中位数是55000美元（不包括医疗保险等附加福利）。我们假设员工平均工资为95000美元，加上20000美元的医疗和退休福利，总劳动报酬约为150亿美元。我们将这一数额加在苹果公司2018年10- K报表第38页报告的709亿美元“营业收入”上，得出我们对苹果公司增加值（850亿美元）的估算。

参阅Piketty and Zucman（2014），其中系统分析了各国宏观经济层面的资本收入与劳动所得的份额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为了完整起见，我们也按照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销售税分配给劳动收入和资本利得。这就确保了平均宏观经济税率等于资本和劳动税率之和，并按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权计算。

根据恺撒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2014年，在美国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的费用（平均1 119美元）是澳大利亚这类国家（215美元）的5倍。阑尾切除手术的费用为15930美元，相当于收入分配底层50%美国人全年的税前收入（参阅Kamal and Cox, 2018）。

2018年恺撒家族基金会的雇主医疗福利调查（Kaiser Fmaily Foundation Employer Health Benefits Survey）;也可参阅Kaiser/ HRT Survey，涉及雇主资助的医疗福利，统计数据覆盖了1999年至2017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员工福利调查显示，2017年，58%的员工获得了医疗福利（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Compensation Survey, 2018，表9）。2017年，美国有1.505亿全职和兼职员工（参阅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9，表6.4 D），因此有8 730万人参加了医疗保险，每位参保员工的平均费用为12000美元。2017年，雇主资助的保险费总成本为1.044万亿美元（U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9，国民医疗支出账户的表05-06）。假设从2017年到2019年，医疗费用名义增长率为4%，那么2019年，每位员工的医疗费用为13000美元。

参阅Dafny（2010）。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c、2019c）。

雇主资助福利的保险费总成本相当于2017年国民收入的6.2%（16.756万亿美元国民收入中的1.044万亿美元，参阅U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9，国民医疗支出账户的表05 -0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9，表1.12）。由于医疗服务费用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2019年相应的数字也会略高于6.2%。

关于各国的宏观经济税率，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c）。

参阅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

关于资本税、资本回报率和长期财富不平等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参见Piketty（2014）。

根据所得税申报表中申报的资本收入估算最高财富份额。参阅SaezandZucman（2016），以及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更新的数据序列。

这些零资本税的结论被称为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定理（Atkinson-Stiglitz theorem，参阅Arkinson and Stiglitz, 1976）和查姆利-贾德结论（the Chamley - Judd result，参阅Chamley、1986; Judd, 1985）。然而，这些结果依赖于非常强大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在更现实的情况下，资本税实际上是可取的（例如，参阅Piketty and Saez, 2013; Saez and Stantcheva,2018）。

参阅Piketty and Zucman（2014）。

参阅Saez and Zucman（2016），其中详细描述了20世纪收入最底层90%群体的储蓄和财富变化。

两本广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概述了行为经济学的文献，并总结了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Thaler and Sunstein（2008）和Thaler（2015）。

这一结果最初是由Madrian and Shea（2001）得到的，许多后续研究中也得出了这一结果（例如，参见Beshears et al. ,2009）。

参阅Chetty et al. （2014）。

这一点很明显，例如，在丹麦，1997年废除了累进财富税，但是财富不平等并没有加剧，因为养老金制度变化带来的中产阶层储蓄增加抵消了富人的储蓄率提高。参阅Jakobsen et al. （2018）。

关于实证文献的综述，参见De Mooij and Ederveen（2003）。

参阅McCormick（2018）。

参阅Agostini et al. （2018）。

以色列的情况，参阅Romanov（2006）。瑞典的情况，参阅Edmark and Gordon（2013）。挪威的情况，参阅Alstadsæter（2010）。芬兰的情况，参阅Pirttilä and Selin（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