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教授
如果不是「合并」，维特根斯坦还会不会回到剑桥，这没法说。不过，他到学术界外找一个位置的努力，顶多算得上没结果。虽然有时谈到自己要到「普通」人中间找工作一就像鼓励斯金纳和赫特做的那样——但他似乎没怎么努力进行此事。虽然他抱着更大的诚意实施到俄国工作和/或接受医生训练的计划，但计划从未转化为坚定且不含糊的意图。他也许继续努力寻找写完他的书所需的心灵的宁静和专注，也许和德鲁利一起呆在都柏林，也许到挪威独居。但他的三四百镑的积蓄维持不了一生。最后他必须找到一个有薪水的职业。也就是说，照他1930年对摩尔的说法，必须找到他生产的产品对之有用的人。而不可避免地，最需要这种产品的地方是学术界，尤其是剑桥。因此他完全可能在某个时候申请教职。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不是「合并」，这事不会早在1938年4月就发生。
这不只因为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急于回到教学，还因为他有点担心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关系。如他在纽约的日记说明的，他对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存在的肉欲深感担忧，他忧虑这种性欲是否——至少在他这方面——与真爱相容。他情愿在远处爱着弗朗西斯，远离性「敏感」的诱惑。可是现在，由于害怕彻底失去弗朗西斯，他回到了剑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定地进入了那种诱惑的领地。
一回来他就搬进了弗朗西斯位于伊斯特路杂货店楼上的寓所里；一年多里，他们就像弗朗西斯一直希望的那样过着情侣生活。他们在维特根斯坦工作上的合作者时期早已结束。维特根斯坦上课和继续写书，弗朗西斯在工厂工作。这一时期没留下弗朗西斯写的信，维特根斯坦的加密日记里也没有相关的札记，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关系如何或为何恶化。我们知道的只是1939年时这段关系已然恶化了，在随后的两年里，维持这段关系的只是弗朗西斯忠贞不渝的——甚或纠缠不休的——爱。看上去，维特根斯坦对弗朗西斯的爱并未——也许不可能——在他曾渴望和恐惧过的身体亲密中存活下来。
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的学生里找到了新一代的「弟子」。为了把班级限制到他感觉舒服的小规模，他没有照常规在剑桥大学记录表（Cambridge University Recorder）上公布他的课。他请约翰·维兹德姆、摩尔和布雷斯韦特通知他们认为会对这门课感兴趣的学生。只有约10个学生来听课。选出的这一班人里有洛什·里斯、约里克·斯麦瑟斯、詹姆士·泰勒、凯什米·路易和西奥多·瑞德帕斯。这个班足够小，他们都能切近地熟悉维特根斯坦，不过里斯、泰勒和斯麦瑟斯成了这一时期特别亲密的朋友。
课是在泰勒的屋子里上的。所有出版了的回忆录里几乎都没提到泰勒，他是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到剑桥跟着G. E. 摩尔学习，通过摩尔成了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战后他得到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哲学讲师职位，但在到岗的路上，在布里斯班的一次酒馆斗殴中身亡。斯麦瑟斯是那种神秘人物：出版物里反复提到他，但关于他的事始终说得很少。他是维特根斯坦的虔诚弟子，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分子：从未当职业哲学家，但也从未停止严肃和深刻地思考哲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余生里他都是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离开剑桥后他当了牛津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成了莫里斯·德鲁利的病人。1981年他在悲惨的境地中去世。看到这样的人，我们想起了这一事实：最强烈地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人没有进入学术圈——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想起了德鲁利、斯金纳和赫特，还有斯麦瑟斯）。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一个重大方面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引发的大量学术文献里。这几个人里唯一出版过东西的是莫里斯·德鲁利，二手文献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论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的文集《语词的危险》）Danger of words），但就其态度和关切而言，这本书却比几乎任何别的二手文本更具备真正的维特根斯坦风格。
医生训练最后一年的假期德鲁利设法来听了一次维特根斯坦的新课程。在这次课上，维特根斯坦要求一个学生停止作笔记：
如果你把这些随兴的论述记下来，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们当作我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出版。我不希望那种事发生。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想法来了，我就自由地谈，但这一切都需要许多进一步的思考和更好的表述。
幸运的是这一要求未受理睬，这些课的笔记确实出版了。[217]
这些讲座在维特根斯坦的文集里是独特的。单说其主题就足矣：它们关心的不是数学或一般哲学，而是美和宗教信仰。这差别不像乍看那么根本，原因是，讨论这些主题时维特根斯坦带进了许多他在别的上下文里用过的相同例子——康托尔的对角线证明，弗洛伊德对原因和理由的混淆，等等——结果，他对（例如）美的讨论和他对数学哲学或心理学哲学的讨论看上去并无太多不同。这些讲座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调子。正因为他随兴地、无防备地说话，就他在哲学上的目标，这目标如何联系到他个人的世界观，这些讲座提供了一种最不含糊的表述。它们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靶子不只是——像他在《蓝皮书》里说的——哲学家「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时造成的危害；更一般地，他的靶子是科学崇拜和科学方法对我们整个文化的糟糕影响。美和宗教信仰是两个例子——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当然是至关紧要的例子——科学方法不适合思想和生活的这类领域，若尽力使科学方法适合之，结果就是歪曲、肤浅和混乱。
维特根斯坦告诉听众，他在做的是「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思考风格」。他说，他是在「宣传」一种思考风格，反对另一种。「我真的厌恶另一种。」他补充道。「另一种」是指科学崇拜，因此，在讲座里他花了点时间痛骂了他眼里的这种崇拜的强大和破坏性的传道形式——当时的科学著作，例如琼斯的《神秘的宇宙》：
琼斯写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我憎恨它，称它是误导的。就说书名……我会说，「神秘的宇宙」这个书名包含了一种偶像崇拜，这个偶像是科学和科学家。
讨论美学时，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对这一名下的哲学学科作出贡献。可能有这么一种学科，这想法本身就是「另一种」风格的一个后果，也许是一个症状。他在做的是，努力从那门学科里、特别是从「可能有一种美的科学」的观念里营救出艺术欣赏的问题：
你也许认为，美学是一门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的科学——这荒谬得几乎不成话。我想它还应当包括这个问题：哪种咖啡味道好。
里斯问起维特根斯坦的衰败「理论」时（指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例子，里面谈到德国音乐传统的衰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词的反应是痛恨：「你认为我有一个理论？你认为我是在说衰败是什么？我做的是描述名为衰败的不同事物。」
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回答传统的美学问题（「美是什么？」等等），而是给出一连串例子，从而表明艺术欣赏不在于——读了一点美学哲学讨论的人可能会这么想——站在一幅画前说「那是美的。」欣赏有着眼花繚乱的多种形式，随文化而不同；在非常多的时候，欣赏不在于说任何话。欣赏是显出的：通过行动（和通过言辞一样频繁），通过厌恶或满足的特定手势，通过读一首诗或演奏一段音乐的方式，通过读或听那一段的次数和方式。这不同的欣赏形式并无一个共同的东西，不能通过分离出那么个东西来回答「艺术欣赏是什么？」这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家族相似」把它们联结起来。因此：
欣赏在于什么，描述这一点不只是困难的，还是不可能的。
要描述欣赏在于什么，就必须描述全部境况。
最重要的是，寻求回答美之理解的「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时，我们不是在寻找一种因果解释。没有美的科学，也不能把其他科学（如物理学）或某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如心理学）的成果应用到这些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从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引了两种解释，分别例示了他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还原性描述和另一种他努力倡导的「思考风格」。
第一个例子来自《梦的解析》，讲的是弗洛伊德解释病人对他描述的一个甜梦（pretty dream）。复述这个梦时，弗洛伊德大写了某些词，指示出——仿佛点着头眨着眼——性影射：
她从高处落下……她手里抓着一根大树枝；实际上它像一裸树，覆盖着红色花簇……然后，摔下来之后，她看见一个男仆在修剪一棵类似的树，修剪的意思是说，他在用一块木头拉顺一些从树上垂下的像苔藓一样的厚厚的毛簇。
诸如此类。在梦里，女人后来遇到几个拿起树枝扔到路上的人，树枝在那条路上四散躺着（LAY）[218]。她问自己可不可以也拿一根——弗洛伊德解释说，那指她可不可以「pull one down」，即自慰（德语里的短语「to pull one down」相当于英语里的「to toss oneself off」）[219]。弗洛伊德加上：「梦得到解释后，做梦者完全失去了对这个甜梦的欢喜。」
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反应是说弗洛伊德欺骗了病人：「我愿对那病人说：『那个梦由于这些联想而不美了吗？它是美的。它为什么不该是呢？』」弗洛伊德把这个梦里的甜美元素还原为淫秽的影射，这一还原具有某种吸引力、某种魅力；但这么说是错误的：弗洛伊德表明了那个梦其实是关于什么的。维特根斯坦拿它跟这话比较：「如果我们把瑞德帕斯[220]煮沸到200摄氏度，水蒸气蒸发后只留下一些灰烬，诸如此类。这就是瑞德帕斯其实是的一切。」他说，这种说法或许具有某种吸引力，「但至少它也是误导的」。
维特根斯坦赞许地提到的弗洛伊德的解释，是《玩笑及其同无意识的关系》里包含的那种。维特根斯坦并未给出例子，但也许我们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矣。在此书的开头部分，弗洛伊德讨论了海涅《游记》里的一个笑话。海涅的一个人物——一个谦卑的彩票代理人——夸耀自己和罗特希尔德男爵的关系：「He 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 quite familionairely」[221]。弗洛伊德主张，这话之所以好笑，不只因为是对这想法的机灵简写：罗特希尔德像对待同道一样对待那人，很亲切，就像百万富翁的做派；还因为它说出了一个受到压抑的附带想法：受到富人的屈尊对待，这里头实际上有一点令人很不愉快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问，如果我们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我们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它不是因果的，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你说：「是的，那是对的。」弗洛伊德把那笑话转化为一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承认这形式表达了领着我们从笑话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念头链。对于一个正确解释的一种全新叙述。不是一种符合经验的叙述，而是一种得到认可的叙述。
他强调，对这种形式的解释而言，这一点是根本的：「你得给出得到认可的解释。这是那解释的全部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在美学里要求的那种解释：不是为某物之美、或我们视某物为美确立了一个原因的解释，而是这样的解释：显示出我们此前未想到的联系，从而显示出它什么地方美——例如，显示出人们为什么正确地把某一段音乐或某个剧、某首诗等等视为一部大作。
在讲座上，维特根斯坦从自己的经验里找了几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开始理解一部艺术作品之伟大时发生了什么。他说，自己曾读了18世纪诗人弗里德里希·克罗普斯托克的作品，最初未能在里面看出什么。随后他认识到，读这位诗人时要非常规地重读格律：
以这种新方式读他的诗时，我说：「啊哈，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了。」发生了什么？我已读过这种东西，感到一定程度的厌烦，但以这特别的方式深切地读时我笑了，说：「这是庄重的，等等。但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重要的事实是我一次次地读。读这些诗时，我做出（可称为赞许的）手势和表情。但重要的是我完全不同地、更深切地读那些诗，并对别人说：「看！应该这样读它们。」
他本可能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泰戈尔的《暗室的国王》。维特根斯坦最初在1921年读了这部剧的德语本（原文是用孟加拉语写的），此时泰戈尔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名气和流行正处于高峰。当时他写信对伊格尔曼说，尽管这出剧包含了很大的智慧，但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没被打动：
我觉得，仿佛那一切智慧出自冰柜；假如我了解到，他之获得那一切智慧都是通过二手的读和听（正如我们许多人获得基督智慧的知识那样），而非凭借他自己的真正感觉，我将不会为此而吃惊。也许我不理解他的调子；对我来说，它听上去不像是一个被真理占据的人的调子。（例如像易卜生的调子。）不过，可能是翻译在这儿留下了一条我不能逾越的鸿沟。我带着兴趣通读了，但未被抓住。这似乎不是个好迹象。因为这个主题是有可能抓住我的——或我已变得如此麻木，不再有什么能感动我了吗？无疑这是一种可能。
——再说一次，我丝毫没感觉到这儿在发生一场戏剧。我只是抽象地理解这个寓言。
此后不过几个月，他写信对亨泽尔说自己在重读泰戈尔，「这一次多了不少乐趣」。「我现在相信，」他告诉亨泽尔，「这里头确实有很棒的东西。」然后《暗室的国王》成了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他习惯送给或借给朋友的书之一。大约在美学讲座时期，他和约里克·斯麦瑟斯一起重读了这出剧，这回读的是泰戈尔自己翻译的英译本。看上去，翻译又一次留下了一道鸿沟；为了克服之——仿佛是为了解冻文本——斯麦瑟斯和维特根斯坦着手译出自己的译文。在斯麦瑟斯的文稿里找到了一份这出剧第二幕的他俩版本的打字稿，标题是：
《暗室的国王》，罗宾德拉纳·泰戈作[原文如此][222]，由L·维特根斯坦和约里克·斯麦瑟斯把罗宾德拉纳·泰戈的英语译为L. 维特根斯坦和约里克·斯麦瑟斯用的英语。
斯麦瑟斯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几乎每一项责难，涉及的都是把泰戈尔老派的「诗意」措辞替换为现代的惯用词和短语。于是，泰戈尔用「室（chamber）」的地方，他们用「房间（room）」（除了标题）；泰戈尔写：「他不缺乏房间（he has no dearth of rooms）」，他们则写：「他不缺房间（he』s not short of rooms）」，诸如此类。
这出剧是一个宗教觉醒的寓言，呼应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在这个主题上的许多思想。标题中的国王从未被臣民看见过，某些臣民怀疑他不存在，另一些相信他太丑了不敢露面。还有一些人——如女仆苏朗嘎玛——对国王如此虔诚和崇拜，不要求见他；他们知道他是一种他之外的有死之人无法比拟的存在。国王接近和在场时，只有这些在对主人的臣服中彻底克服了自己骄傲的人才能有所感觉。这出剧关注的是国王的妻子苏达莎娜的觉醒——或可说是她的低头和顺服。她最初现身时是个骄傲的皇后，为丈夫的残忍而哀叹——她只能在一个永远保持黑暗的房间里与他相会。她渴望看见他，渴望知道他是不是英俊，出于这渴望她爱上了另一个国王；她在外面的世界里遇见了那个国王，错把他当成自己的丈夫。直到这个错误把她带进完全的绝望，直到感觉到彻底的羞辱和堕落，她才与真正的丈夫和解，此时她以全然的卑恭屈身于他之前。也就是说，唯有苏达莎娜皇后降到仆人苏朗嘎玛的级别上时，她才被照亮。这出剧结束在这里：她认识到真正有价值的一切都是国王赠予她的，她现在能对自己说：「来吧，现在跟着我来，到外面来——到光之中！」
维特根斯坦和斯麦瑟斯翻译的那部分剧本是苏朗嘎玛和苏达莎娜的一段对话；仆人试图向皇后解释，自己是如何变得对国王如此彻底虔诚的——尽管她从未见过国王，尽管国王把她父亲逐出王国时她极为痛苦。皇后问，国王放逐她父亲时，苏朗嘎玛难道没觉得受到了严酷的压迫吗？「那令我发狂，」仆人回答：
我在通向崩溃和毁灭的路上：当那条路对我关闭时，我似乎被丢弃了，毫无支撑，没有帮助或庇护。我像笼中的野兽一样咆哮和狂暴——在我无力的怒火中，我想把每个人都撕成碎片。
「但你是如何变得对做了这一切的国王那般虔诚的呢？」苏达莎娜问。这种感情变化是在何时发生的？「我无法告诉你，」她回答：
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就那么来了：我的一切反抗明白了自身的失败，然后我的全部本性以谦卑的顺从拜倒在尘土里。然后我看见……我看见他的美和他的恐怖同样无与伦比。我得救了，我被拯救了。
若把维特根斯坦对泰戈尔的翻译跟他论宗教信仰的讲座连起来读，将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在他翻译的段落里，泰戈尔说出了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宗教理想。即，像苏朗嘎玛一样，维特根斯坦不想看见上帝，或为他的存在找到理据。他认为，如果他能克服自己——如果有一天他的全部本性「以谦卑的顺从拜倒在尘土里」——那么上帝将（仿佛是）降临到他身上；那时他将得救。
在论宗教信仰的讲座里，他只专注于这信念的前一部分——否认必须有宗教信仰的理据。这些讲座否定科学模式的思考与宗教信仰的相关性，这一点上和美学讲座一致。也可将其视作他对德鲁利说的这句话的细化：「罗素和教区牧师们在互相争论时造成了无限的危害，无限的危害。」为什么在同一项谴责中让罗素和教区牧师成对出现？因为两者都助长了这个观念：宗教信仰若要是可靠的，就必须有哲学的辩护。因为未发现教义的证据，无神论者嘲笑宗教，信徒则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两者都遭了「另一种」——对科学思考风格的偶像崇拜——的害。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并不类似，不该凭借同样的证据标准接受之或拒斥之。
维特根斯坦坚称，能使人变得具有宗教性的经验，完全不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的经验，或通过收集数据进行推断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某人梦见了最后审判，就说自己现在知道了最后审判是怎么回事：
设想有人说：「这是个糟糕的证据。」我会说：「如果你想把它跟明天会下雨的证据比较，那么它根本不是证据。」他则会把事情说得像是：通过拉伸概念，可以称之为证据。但把它当证据实在太荒谬。但是现在，我是不是准备说：「就算说得温和点，你也是把你的信仰建立在极度微薄的证据上？」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梦当作证据——测算其有效性，仿佛我在测算气象事件的证据的有效性？
如果你把它跟我们在科学里称为证据的任何东西相比，那么，若有人谨慎地论证：「唔，我做了这个梦……因此……最后审判。」你不可能认可，你会说：「若这是个失误，那么它大得离谱了。」如果你突然在黑板上写数字，说「现在我要做加法」，又说「2加21是13」，等等。我会说：「这根本不是失误。」
我们是如何接受或拒绝宗教信仰的？关于上帝的存在、最后审判、灵魂不朽等等这样的东西，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维特根斯坦在讲座里并未下定论：
设想有人说：「你相信什么，维特根斯坦？你是个怀疑论者吗？你知不知道自己死后是否还存在？」我真的会——这是个事实——说「我没法说。我不知道」，因为若我说「我不停止存在」等话，我将不清楚我在说什么。
不过，根据他在别处写下的论述（例如此前引用过的、他在前往卑尔根的船上写下的话），显然他认为，如果他能信仰上帝和复活——如果他甚至能给予那种信仰的表述一点意义——那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任何证据，而是因为他得到了救赎。
这儿还是有一个持久和恼人的疑惑：维特根斯坦期待或希望这一救赎如何到来——或者说，救赎的到来是掌握在他的还是上帝的手里。
在这一核心问题上，《暗室的国王》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含糊其词。苏达莎娜得救之后对国王说：「你不是美的，我的主——什么也不能与你相比！」对此国王回答：「能与我相比的东西在你自己之中。」「若是这样，」苏达莎娜说，「那么什么也不能与那相比」：
你的爱住在我之中——那爱映照出了你，你看到你的脸映在我之中：这儿什么都不是我的，全是你的。
可在这出剧的其他地方，支起镜子的是国王。我们读到，有人认为国王是丑陋的，因为他们用自己看到的在国王那儿照出的自己的影像来塑造国王。人们想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什么也不能与之相比的东西」是否在我们之内？为了看见它我们需要做什么——擦亮自我这面镜子以便能映照出它，还是睁开眼睛看镜子、在镜像中看见它在我们之中？也许我们在这儿撞到了有意义语言的界限，超出了排中律和矛盾律的应用范围。[223]「它」也许既在又不在我们之内，为了找到它，我们必须既在我们之内寻觅，也认识到我们对于自己之外的某种东西、某种力量的依赖。
也许，这两者——让「它」映照在我们之中，或在我们的镜像里找到它——的差别没有看上去那么大。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除去弄模糊镜像的污垢。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辛苦劳作：擦掉最轻微的斑点，决心不放过最小的不端行为。例如，1938年10月他写信给乔治·汤姆森的岳母，真诚地为一次完全不重要的犯错而道歉：
亲爱的斯图尔特夫人：
我必须为我今天在佩特小姐办公室对你说的一句假话而道歉。我说我最近在伯明翰见过汤姆森夫人，今晚回家后我才想到这根本不是事实。几星期前我住在伯明翰的巴赫金家里，我试过去见汤姆森夫人，我们通了一次电话；但我没见到她。今天下午同你说话时我脑子里想的是，汤姆森夫人去伯明翰之前我曾在你的房子里见过她。请原谅我的愚蠢。
你诚挚的，L·维特根斯坦在卸除自己的骄傲、由此寻求救赎的背景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占据的位置有趣地摇摆不定。一方面，无疑在他的哲学工作里贯注了引导那一寻求的同一种态度。另一方面，他的哲学工作本身是他的骄傲的最大来源。虽然反复努力驱除工作上的任何骄傲，「为了上帝的荣耀」（用他的话说）而写作，而不是出于虚荣而写作，但我们一次次地发现，他身上的罗素称之为「魔鬼的骄傲」的东西最多地出现在他的哲学工作上。
1938年夏天，他着手准备出版一份基于他在挪威的工作的打字稿。《哲学研究》的最早版本正是这份打字稿。「由于不止一个原因，」他在前言里写道：
我在这里发表的东西会和当今别人所写的东西有交会之处——如果我这些札记没有印记足以标明它们是属于我的——那我也就不再坚持我对它们的所有权。
可是，它们的所有权是他的，这一点对他的重要性甚为巨大，他之所以现在打算付印，正是因为卡尔纳普、布雷斯韦特、魏斯曼、安布罗斯和其他人曾发表过源于它们的思想。在一篇后来写的前言里，他坦承：
我违乎所愿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过授课、打印稿和讨论得到传布的过程中，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
但是，如果骄傲催生了他的出版愿望，那么骄傲也阻止了他这么做。9月份此书交给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同意出版一个德英对照本。然而，约一个月后，出版社得知维特根斯坦现在不确定要不要出版他的书，于是这一计划暂且搁置了。
维特根斯坦的疑虑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此书处理数学哲学的后半部分日益不满。另一理由涉及他的著作的翻译问题。
在摩尔的推荐下，维特根斯坦请洛什·里斯翻译。这是一项可畏的任务——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德语难懂[在（例如）康德的德语难懂的意义上]，而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具有独特罕见的品质：既口语化，又煞费苦心地精确。
1938年的米迦勒节学期，里斯一直在苦苦作这项翻译。这段时间他定期见维特根斯坦，讨论翻译引起的问题。1939年1月他不得不离开剑桥去趟美国，就把自己工作的打字稿留给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对于其他人表述他思想的尝试从来都不容易满意，但这次眼前的东西把他吓坏了。
此时，他的著作得有一个得体的英译本，这件事在他的出版计划之外有了另一种重要性。G. E. 摩尔辞职后哲学教授的位置空缺了，他已决定申请哲学教授的职位；他想递交自己的书的部分译文，用以支持自己的申请。无论如何他相信自己不会当选，部分因为另一申请人是约翰·维兹德姆，他觉得维兹德姆肯定会得到那个职位，部分因为选举人之一是牛津的R. G. 柯林伍德，此人肯定不赞赏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过，选举人里还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可弥补这两个不利之处。维特根斯坦急匆匆地试图及时改进里斯的译文，以便凯恩斯能通读英译本。「不用说，整件事是荒唐的，」他写信给摩尔，「就是翻译得很好，他也搞不清首尾。」
无论有没有凯恩斯的支持，也不管译文的质量如何，维特根斯坦都很可能被授予教授席位。到1939年，他已被视为他的时代的首要哲学天才。「拒绝给维特根斯坦这个教授席位，」C. D. 布洛德说，「就像拒绝给爱因斯坦物理教授席位。」布洛德自己不很赞赏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2月11日维特根斯坦正式当选为教授。不可避免地，这既是一个流露骄傲的时刻，又是一个谴责骄傲的时刻。「得到教授之职是很讨人喜欢的，等等，」他写信给埃克尔斯，「但若得到开关闸口门的工作，那对我好得多。我的地位没有带给我任何快感（除了我的虚荣和愚蠢有时获得的快感）。」这件事又有助于他申请英国公民身份，1939年6月2日他得到了自己的英国护照。无论英国政府的政策在接收奥地利犹太人的问题上如何狭溢，他们很难拒绝给予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公民身份。
在维特根斯坦的著述的出版事务上，比翻译问题更严重的是他不满意自己的数学哲学写作。1939年的三个学期里他用一个系列讲座专论此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主题与上一年的美学和宗教信仰的讲座是类似的，只是此时，在互相争论中造成无限危害的是罗素和逻辑学家，要从哲学理论家手里拯救出来的是数学。实际上，这些讲座的策略已在此前的美学讲座里宣布过了；当时，在讨论康托尔的对角线证明时，他表达了自己对之的厌恶；他还表达了这个观点：引起人们的兴趣的只是这类证明的「魅力」（这话大概是指，得知能证明存在无限数目的不同超穷基数时的人迷）。「我将，」他说，「用我最大的力量表明这种魅力的影响，表明『数学』的观念的影响」：
身为数学……它看上去无可争议，而这一点甚至给了它更大的魅力。如果我们解释这一表达的周边环境，我们就看到本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件事。我可以如此这般地谈论，令它对许多人失去其魅力，对我则肯定失去其魅力。
于是，目标是如此这般地重新诠释数学——重新描述它，从而令康托尔的证明似乎揭示了的数学王国不再呈现为一个等待数学家去发现的迷人世界，而是呈现为哲学迷惑的一个沼泽、一种困境。数学家希尔伯特曾说：「没人能把我们逐出康托尔创造的天堂。」「我愿说」，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我不会梦想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天堂我将做很不同的事：我将努力向你表明那不是一个天堂——于是你将自愿离开。我将说，「欢迎你到这里；不妨四处看看。」
论数学的讲座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对科学偶像崇拜的一般性攻击的一部分。实际上，他觉得这一具体战役是这斗争的最重要部分。他曾写道，「没有一个宗教教派在这一点上——其中对形而上学表述的误用要为如此多的罪恶负责——比得了数学。」数学的形而上学散发的「魅力」甚至比琼斯的《神秘的宇宙》这样的书散发的魅力更强，甚至对科学的偶像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科学的偶像化是我们文化的衰落的最重要症状，甚至可能是其助因。
所以他的任务是摧毁那种形而上学。这些讲座的一个特征是，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时，他并未如先前做过的那样用任何技术上的辨析讨论数学本身。例如，他没有像1932—1933年做过的那样，朗读哈代的教科书《纯数学教程》里的选段；也没有像《哲学语法》里做过的那样，用严格和详细的分析来考察具体的证明（如司寇伦对结合律的证明）。技术细节被完全回避了。比如，讨论罗素悖论时，他的做法从数学的角度看异常粗糙：
拿罗素的矛盾来说。有一些概念我们称之为谓词——「人」、「椅子」和「狼」是谓词，但「杰克」和「约翰」则不是。一些谓词对自身适用，另一些则不。比如「椅子」不是一张椅子，「狼」不是一头狼，但「谓词」是一个谓词。你会说这是胡话。在一个意义上它的确是。
我认为，这种辨析的缺乏带有一种宣传的目的。他在讨论数理逻辑问题时使用非正式、日常的语言，以及把用于提出那些问题的话语简单地斥为「胡话」，这些做法都是一种解毒剂；解毒的对象是：倾倒于那些问题之「魅力」的人（例如也包括1911年的他自己）在讨论它们时的严肃和热诚。此外，技术细节对于他想提出的问题也是不相干的。「我要讨论的一切困惑，」他在第一堂课上说，「例子都可取自最初等的数学——6岁到15岁学的计算，或很容易学会的东西，如康托尔的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听众里有这么个人，他是维特根斯坦正在攻击的观点的一个最有资格的代表，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位最伟大数学家：阿兰·图灵。1939年的复活节学期，图灵也在教一门名为「数学基础」的课程。这课和维特根斯坦的课决然不同。图灵的课是对数理逻辑学科的一个介绍，带着学生一一学习从严格的逻辑公理系统出发证明数学定理的技术。为了防止有人以为自己的讲座跟那种意义上的「数学基础」有任何关系，维特根斯坦声明：
另一种想法可能是，我将教授一个名为「数学基础」的具体数学分支。是有这么一个分支，它由《数学原理》等处理。我不是要教这个。我对之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我只熟悉《数学原理》的第一卷。
他没有提到，曾有一时他自己和罗素都认为他要负责重写《数学原理》的章节。他此刻的这门课只在这一意义上与那一数学分支相干：试图破坏其存在的理据——试图表明：「所谓基础性的数学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基础，就像画上的石头不是画上的塔楼的支撑。」
这些讲座经常演变成维特根斯坦和图灵的对话，前者攻击数理逻辑的重要性，后者则辩护。确实，图灵的在场对讨论的主旨如此要紧——图灵说某一次课自己来不了时，维特根斯坦告诉班上，那么那次课只好「算是注解性的」。
维特根斯坦的手法不是重新解释某一具体的证明，而是如此这般地重新描述整个数学，使数理逻辑呈现为他相信是它之所是的哲学错乱，彻底消解掉数学之为一门发现关于数学对象（数、集合等等）的事实的科学的图画。他说，「我将一次次地努力表明，人们称为数学发现的东西，称之为数学发明好得多。」照他的看法，没有任何东西等着数学家去发现。数学里的证明不确立结论为真；而是规定了某些符号的意义。因此，数学的「无情」不是源于关于数学真理的特定知识，而源于这一事实：数学命题是语法的。例如，否认2加2等于4，不是跟一个人们普遍持有的对某一事实问题的观点不一致；而是显出了对相关语词的意义的无知。维特根斯坦大概觉得，如果能说服图灵用这种眼光看数学，那么他就能说服任何人。
但图灵不会被说服。对于他，就像对于罗素和大部分职业哲学家，数学之美、之「魅力」，正在于它有能力在一个否则不确定的世界里提供无懈可击的真理。（「不容争辩，汝之名是数学！」W. V. 蒯因曾如是说。）维特根斯坦在某一点上问图灵是否理解自己的话时，图灵回答：「我理解，但我不同意那只是给予语词新意义的问题。」对此，维特根斯坦——有点古怪地——评论道：
图灵不反对我说的任何东西。他同意每一个词。他反对那个他觉得伏于其下的观念。他觉得我们在破坏数学，把布尔什维克引入数学。但根本不是。
在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方法的观念里，这一点是重要的：自己和图灵不能有观点上的分歧。在他的哲学里他不提出任何论题，所以，怎么可能有什么东西不被同意呢？有一次图灵说了这话：「我看到了你的要点（point）」，维特根斯坦强烈地回应：「我没有任何要点。」如果图灵倾向于反对维特根斯坦说的话，那只可能是因为他正以一种跟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词——那只能是给予语词意义的问题。或者不如说，那只能是图灵不理解维特根斯坦对某些语词的使用的问题。例如，图灵倾向于说数学里可以有实验一我们能用物理学实验的精神从事数学研究：「我们不知道这结果会如何，但让我们来看看……」对于维特根斯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数学和物理学之间的这整个类比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他正努力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困惑之源。但若他不用一个自己的观点反对图灵的观点，他要怎么说清这一点呢？他得：）a）让图灵承认他俩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实验」这个词；（b）让图灵看到，在那个意义上数学家不作实验。
图灵认为他和我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验」这个词。但我想表明那是错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我能说清我的意思，那么图灵将不再说我们在数学里做实验。如果我能按其正确秩序安排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事情就将清楚：图灵和我不是在不同地使用「实验」这个词。
你会说：「怎么可能有一个如此难以消除的误解呢？」
可以用教育的差异给出部分解释。
也可以用这一事实解释：图灵拒绝离开他的数学家天堂，或他疑心维特根斯坦持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说这儿有观点上的实质差别，不能解释这种误解。「显然，」他在班上说，「全部要点是我绝没有一个观点。」
但维特根斯坦很显然确实有很强的观点——而且是与大多数职业数学家对自己学科持有的观念相异的观点。他觉得图灵疑心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数学」，这是在暗指弗兰克·拉姆塞1925年的文章「数学基础」。在那篇文章里拉姆塞谈到从布劳威尔和魏尔的「布尔什维克威胁」那儿拯救数学，那两人在否定排中律时认为某些传统分析里的标准证明不合法。不过，图灵肯定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极端得多的一种。毕竟，维特根斯坦挑战的不是排中律，而是矛盾律。
数学基础的所有传统思想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都同意，如果系统里有一个隐藏的矛盾，那么它将因为不一致而遭拒斥。实际上，为数学提供可靠逻辑基础的出发点就是传统上理解的微积分明显不一致。
维特根斯坦在讲座里嘲笑了这种对「隐藏矛盾」的关切，而图灵正是对此发出了他最顽强和生猛的异见。维特根斯坦提议考虑说谎者悖论的例子：
这是很古怪的，即有人竟会为此困惑——比你以为的异常得多：人类竟会为此担忧。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说「我正在说谎」，我们说由此推出他不是在说谎，由此又得出他正在说谎，依此类推。唔，那又如何？你可以如此这般继续下去直到面红耳赤。为什么不？那无所谓。
图灵努力说明，在这类悖论里，令人困惑的是「通常人们把矛盾当作做错了什么事的标准。但在这一情形下，人们找不到任何做错了的事」。是的，维特根斯坦回答，因为没有做错任何事：「人们会说，『这只能由一种类型论来解释。』但那儿需要得到解释的东西是什么？」
图灵明显想要解释，不仅想解释它为什么令人困惑，还想解释它为什么是要紧的。他提出，包含矛盾的系统的真正危害「不会到来，除非它有一种应用，那时一座桥会倒掉，等等」。下一次课上他回到了这一论争，几乎整堂课，两人都在争辩对「隐藏的矛盾」的发现有多重要：
图灵：除非你知道你的演算里没有隐藏的矛盾，否则你不能放心地应用它。
维特根斯坦：在我看来这儿有一个巨大的错误。你的演算给出某种结果，而你想桥不倒塌。我愿说，事情只能以两种方式出错：要么桥倒了，要么你在计算时犯了个错误——例如乘法做错了。但你似乎认为能有第三种错误：演算是错的。
图灵：不。我反对的是桥倒塌。
维特根斯坦：但你怎么知道它会倒？那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吗？也可以是这样：有人用掷筛子的办法来计算桥梁，而桥却永远不倒。
图灵：如果有人拿来弗雷格的符号系统，把在这系统中做乘法的技术教给某人，那么通过使用罗素悖论，那人可以做出一个错误的乘法。
维特根斯坦：那将是在做我们不会称为做乘法的事。你给他一条乘法规则，走了某一步时，他可以按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来做，其中一种领着他全做错了。
「你似乎在说，」图灵想到，「如果运用一点常识人们就不会陷入麻烦。」「不，」维特根斯坦吼道，「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他的要点乃是，一个矛盾不能把人引进歧途，因为它根本不引向任何地方。不能用一个矛盾作错误的计算，因为简简单单就是不能用它来计算。用矛盾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对之苦苦思索而浪费时间。
又过了两次课后图灵不再来了，无疑他相信，如果维特根斯坦不承认矛盾是数学系统的致命缺陷，那么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讨论基础。确实，图灵这么做需要一定的勇气：作为维特根斯坦攻击的一切的唯一代表上这门课，周围环绕着维特根斯坦的侍从，还不得不用他不熟悉的方式讨论问题。安德鲁·霍奇斯写了一本出色的图灵传记，他惊讶于（在他看来的）图灵在这些讨论里的不自信；他给出了一个例子：尽管他俩对数学中「规则」的本性作了很长的讨论，但图灵从未用图灵机的形式给出一个定义。但图灵肯定意识到了，维特根斯坦会把这样的定义斥为不相干；讨论是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攻击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定义，而恰是提出这类定义的动机。
除了阿列斯特·沃森，以及其他可能的例外，很可能许多听讲座的人并未完全领会维特根斯坦和图灵争论的问题是什么，也未完全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多么根本地与此前在数学哲学上说过或写过的任何东西相决裂。大体上，他们对维特根斯坦比对数学更感兴趣。就说诺尔曼·马尔科姆，他曾说，虽然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在做某种重要的事」，但「几乎完全没理解这些讲座」——直到10年后重新研究自己的笔记。
马尔科姆当时是哈佛的博士生，1938年的米迦勒节学期到剑桥跟摩尔学习，维特根斯坦的个性魅力很快迷倒了他。正是在他的回忆录里，那种个性得到了最难忘的和（照许多认识维特根斯坦的人的看法）最准确的描述。马尔科姆的友善和对人的理解令维特根斯坦生出了好感，他在剑桥的短暂逗留期间，两人成了密友。回到美国后马尔科姆成了一个维特根斯坦珍视的通信者，此外，英格兰读不到美国杂志的时期，他是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刊物「史特里特和史密斯」《侦探故事杂志》的一个宝贵供给者。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坚持要「史特里特和史密斯」是个谜——他确实这么坚持；马尔科姆寄来其他牌子的杂志时，维特根斯坦温和地责怪他，问为什么不只寄「好的、旧的、经受过考验的东西」，想搞点新名堂？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很难把「史特里特和史密斯」与其更知名的竞争者《黑面具》[224]区分开来。两者都发表「硬派」（hard-boiled）侦探故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作者写的，最著名的作者是：卡罗尔·约翰·戴利、诺伯特·戴维斯、康奈尔·伍尔里奇和厄里·斯坦利·加德纳。雷蒙德·钱德勒只在「史特里特和史密斯」上发表过一个故事，那是个较不知名的故事，题为「山中无罪恶」[225]；达希尔·哈米特此时已完全停止为「浆纸杂志」写作。
至少在一个方面，硬派侦探小说的气质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气质相合：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贬低「逻辑科学」的重要性；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科学」的例子是《数学原理》；对硬派侦探小说来说，例子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不是那种演绎式的、推导式的小说里的侦探，」瑞斯·威廉姆斯在一则典型的「史特里特和史密斯」故事里解释说：
我是努力工作、埋头苦干型的人，能在看见一个破绽时认出它，如果要用枪，我能在那一分、那一秒乃至那一刹那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迅速、射击迅速的诚实家伙跟电影里的牛仔有着明显的相似，而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电影流派是西部片，这很可能并非巧合。不过，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的趣味延伸到了音乐剧。他告诉马尔科姆，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卡门·米兰达和贝蒂·哈顿。在被自己的讲座弄得疲惫和厌烦之后他总是去看一部「片子」，陪他的是马尔科姆、斯麦瑟斯或在班上的其他朋友。他总是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在那儿他能完全沉浸在影像里。他对马尔科姆说，这种体验「像一次淋浴」——冲洗掉他对讲座的考虑。
当时的惯例是影片结束时演奏国歌，此时观众要起立，恭敬地肃立。维特根斯坦无法遵行这个仪式，在它开始之前就冲出电影院。他还发现自己受不了通常在影片之间放映的新闻片。随着与德国的战争迫近，新闻片愈来愈爱国和好战，维特根斯坦的火气更大了。他的文件里留有一份写给新闻片制作者的信的草稿，里面指控他们是「戈培尔的好学生」。正是在此时，他在吉尔伯特·帕蒂森对战争的态度里觉察到某种他眼中的好战主义，于是他和帕蒂森的友谊在持续了10年之后结束了。他和诺尔曼·马尔科姆的友谊受到了类似问题的威胁。他俩路过一个报摊，报摊的牌子上写着德国政府指控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会吃惊。马尔科姆提出异议。他说，这种行为和英国的「民族性格」不相容，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回答这个「粗劣的」议论：
……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一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1940年2月马尔科姆回美国之前这一裂缝弥合了，但维特根斯坦一度停掉了这个习惯：在讲座前和马尔科姆一起散步。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英国正在鼓动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德感情，对此维特根斯坦有理由警惕。1939年9月3日，即宣战的那一天，他和斯金纳在威尔士；他们去看德鲁利，住在庞特普里德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早晨，他被要求到当地警察局报备，他的德国名字引起了旅馆女经理的疑心。此时他已是英国公民，也顺利证明了这一点，但正如他对斯金纳和德鲁利说的，他将来得非常小心。
战争的头两年里维特根斯坦被迫留在剑桥当教师，尽管他很费了一番劲，想另找一个与抗战相关的工作，比如加入救护队。1937年9月，当工作做得不顺时，他敦促自己做点别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该如何找到做点不同的事的力量，」他问，「除了被强迫，像在一场战争里那样？」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发现战争远没有强迫自己做别的事，而是阻止他做别的事。他的德国名字和奥地利背景关闭了他做点「有用的」事的门。一方面，他继续授课，继续写他的书的后半部分；另一方面他渴望离开剑桥，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我觉得如果留在剑桥我会慢慢死掉，」他告诉约翰·赖尔，「我宁可找个快速死掉的机会。」
他试图劝阻马尔科姆从事学术职业（他认定斯麦瑟斯反正永远得不到学术职位——他「太严肃」），但不成功。马尔科姆不能改做某种体力工作吗？比如说在牧场或农场？马尔科姆拒绝。他回到哈佛，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取得了教职。维特根斯坦在多封信里重复自己的警告。他祝贺马尔科姆获得博士头衔，敦促马尔科姆好好利用之，别欺骗自己或欺骗学生：「因为，除非我错得离谱，那正是人们期望你做的事。」他祝马尔科姆在学术岗位上好运，并再次强调，唆使马尔科姆欺骗自己的诱惑将是压倒性的：「只有凭着一个奇迹，你才能在哲学教学里做出得体的事。」
战争爆发时斯金纳在剑桥器械公司的学徒期已结束了，他似乎作出了重返理论工作的努力。在一封落款日为1939年10月11日、从利兹发出的信里，他提到想和他过去的数学导师厄塞尔合写一本书（想来是本数学教科书）。这个计划大概被放弃了（起码我没找到出版过这么一本书的痕迹）。斯金纳在那封信里说，现在他找这种工作很困难，并提到他也许很快回剑桥找工作。他还间接提到自已和维特根斯坦之间有某种裂痕——他们关系里的一个问题；对此，他很典型地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
我竟给了你写你觉得我在远离你的理由，为此我感觉很不快乐。我的行为方式可能令我们之间的东西松动，这是件可怕的事。
如果我们的关系出任何事，对我都将是个灾难。请原谅我做的事。
他没说自己做了什么，无疑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正在失去维特根斯坦的爱。回剑桥后他和维特根斯坦分开住——斯金纳住在伊斯特路，维特根斯坦则住在他喜欢的惠韦尔庭院的住所里。
斯金纳死后，维特根斯坦为自己在斯金纳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对之不忠而反复责难自己。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这一内疚牵涉到维特根斯坦对斯金纳的一个名为基斯·柯克的年轻工人阶级同事的感情。1939年，当时19岁的柯克和斯金纳一起当学徒工，他向斯金纳问起他们用的器械里的某些数学和机械问题，于是他们成了朋友。斯金纳太沉默寡言，当不了称职的老师，就把柯克介绍给了维特根斯坦；从那时起，维特根斯坦定期给柯克上物理、数学和机械课，帮忙对付他当时在为之准备的「城市行业协会」[226]的职业考试。
对柯克来说，这个剑桥教授的授课只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极为讨喜的受益之源，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然而，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曰记，维特根斯坦对这段关系的想法似乎比一般人料想的更多：
一周见K一次或两次；但怀疑这关系是否正确。愿它是真正好的[1940年6月13日]
整天尽想着我和柯克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很不诚恳和无益。如果我把那些想法写下来，人们将看到它们多么低级和不诚实——多么不得体[1940年10月7日]
整个1940年，以及1941年的上半年，柯克定期到维特根斯坦三一学院的屋子上免费课程。维特根斯坦教的时候不用教科书；他问柯克一系列问题，迫使柯克从最初的原理出发想透问题。于是一次课可能是这样开始的：维特根斯坦问柯克水沸腾时发生了什么——气泡是什么？它们为什么浮出水面？依此类推。因此，柯克从这些课里学到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思考能力；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课一样，他们427经常长时间地沉默。不过，据柯克说，他一直记得从这些课里学到的东西，维特根斯坦传授给他的思考风格对他有持久的益处。
柯克一点儿也不曾想过，在维特根斯坦对他的感情里，还有什么东西异于有益的教师对学生的感情。课后，他偶尔陪斯金纳和维特根斯坦到本地电影院看一部西部片，但除了这个，授课时间之外他很少见维特根斯坦。
1941年，战争部派柯克到博内茅斯做航空研究部里的工作，于是课程结束了。这一变动终止了他的「城市行业协会」学习，但没有立即终止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维特根斯坦尽其所能保持联络。有一次他曾到博内茅斯看柯克过得如何，柯克回剑桥时，维特根斯坦必定安排见面。
在后来的一次探望中，维特根斯坦极度发狂地找到柯克，告诉他，弗朗西斯得了脊髓灰质炎，病得厉害，已经住院。几天后，1941年10月11日，弗朗西斯死了。
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反应是一种细腻的克制。在向朋友们通报弗朗西斯死讯的信里，他写出了一种宁静尊严的语调。例如，他对赫特写道：
我亲爱的罗兰德[227]：
我不得不告诉你很可怕的消息。
弗朗西斯4天前病倒了，脊髓灰质炎，昨天早晨死了。他的死没有任何痛苦或挣扎，完全平和。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他过了我知道的任何人有过的最快乐的一生，他也有最平和的死。
愿你有好的和仁慈的念想。
一如既往的
路德维希
但葬礼时他的克制不再。斯金纳的姐姐说他在仪式上的举动像一头「受惊的野兽」，她回忆说，葬礼后他不肯进屋，和三一学院的助教伯纳比博士一起绕着莱奇沃思走，看上去「很疯狂」。无论如何，他在斯金纳的家里并未受到无保留的欢迎。斯金纳的家人一直不信任维特根斯坦对他们的羸弱男孩的影响，他母亲相信，弗朗西斯在剑桥器械公司的工作加速了他的死，在葬礼上她拒绝跟维特根斯坦说话。
但是，维特根斯坦对弗朗西斯的内疚完全无涉于自己对弗朗西斯的影响。这种内疚牵涉到更多的内在问题——即弗朗西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他的感情。1941年12月28日，他写道：
常常想弗朗西斯，但一直只是在为我的无情而懊悔；而不是感恩。他的生和死似乎只是在控诉我，因为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很频繁地无情，而且在心里对他不忠。如果他不是这样无止尽地温顺和真实，我本会对他完全无情。
这段话之后，他立刻谈起自己对柯克的感情：「我经常见基斯，我不知道这事的真正意义。活该的失望，焦虑，担忧，没能力安定在一个生活模式里。」大约7年之后，1948年7月，他写道：「常常想最后一次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那天；我对待他时的可憎嘴脸……我看不出，此生我怎么能挣脱这罪恶感。」
维特根斯坦对柯克的醉心——实际上从未说出、未获认可、未得回报——是他的一个特质的最纯粹例子；那正是他以前对品生特和玛格丽特的爱的特质；即对他人感情的某种冷漠。品生特和玛格丽特——当然还有柯克——都不爱他，但似乎并未影响他对他们的爱。实际上，也许他因此更容易给出他的爱，因为这样的关系能在他自己感情的美好孤立中安全进行。他后期的许多工作是为了反对曾一度吸引他的哲学唯我论（他说他的后期工作是一种向苍蝇示出飞离捕蝇瓶之路的努力）；这种哲学唯我论有其对应之物：他的罗曼蒂克爱恋照之而行的情感唯我论。在弗朗西斯那里这种孤立遇到了威胁；面对这一威胁，维特根斯坦退缩了，就像叔本华寓言里的豪猪，退缩进体表的尖刺之后。[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