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证实主义阶段」
1929年末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与玛格丽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没多久，玛格丽特宣布不再想亲吻他；这时维特根斯坦本该觉察到一种暗示：玛格丽特对于他俩的关系有一点矛盾心理，对于嫁给他心怀疑虑。她解释说，她对他的感觉不是适宜亲吻的那种。维特根斯坦没抓住这暗示。在日记本里，他没有停下来想想她的感觉，而是耽于自己的感觉。他承认自己觉得这事痛苦，但同时并不为此感到不快乐。因为，真正说来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精神状态，而非肉体欲望的满足。「如果精神不抛弃我，那么实际发生的任何事就都不是肮脏和卑下的。」「不过，」他又说，「如果不想摔下去，我就必须使劲掂着脚尖站立。」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臝得她，而是战胜自己的欲望。「我是一头野兽，而且还不为此而不快乐」，他在圣诞节那天写道。「我面临着变得更加肤浅的危险。愿上帝阻止这个！」
他生出了写一部自传的念头，视之为避免——也许是揭露——这一倾向的一种手段。这儿，又一次地一切都取决于精神。12月28日他写道：
写出关于自己的真相的精神具有最多种多样的形式；从最得体的到最不得体的。相应地，写出它是很值得做的或者很错误的。确实，在能够写出的真正自传当中具有最高到最低的一切等级。例如，我不能在一个比我生存的层面更高的层面上写我的自传。仅仅写出自传，我并不就必然提高了自己；我那么做，甚至可能使自己比起初更肮脏。内心的某种东西鼓动我写自传；事实上，我愿意有一天把自己的生活清楚地铺展开，以便把它清楚地摆在我、也摆在其他人面前。无论如何，与其说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接受拷问，不如说是为了得到清晰和真相。
随后的两三年，他继续写下一些笔记，尝试揭露有关自己的「赤裸裸的真相」，思索值得去写的自传的性质，但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
几乎可以肯定，与他可能写的自传更为相似的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而非（例如）罗素的《自传》。也就是说，其写作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行动。他认为，《忏悔录》可能是「曾写出的最严肃的书」。他尤其喜爱引用第一卷的一个段落：「但悲哀降临到对你保持沉默的人身上！因为最有语言天赋的人也找不到言辞描述你」[164]，但维特根斯坦跟德鲁利谈这段话时喜欢把它改成：「而悲哀落到对你什么也不说的人身上，正因为喋喋不休的人说了许多胡话。」
与魏斯曼和石里克讨论时，他甚至把这段话翻译得更自由：「什么，你这个猪猡，你不想说胡话！去说胡话吧，不要紧r就算这些自由的翻译未能说出奥古斯丁想说的意思，但肯定说出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应当终止喋喋不休的人说的胡话，但那不意味着自己应当拒绝说胡话。一如既往地，一切取决于行事的精神。
他对魏斯曼和石里克重申了自己的伦理讲座的大体思路：伦理学是一种说出不能说的东西的努力，一种对语言界限的冲撞。「我认为，终止一切伦理的空话是绝对重要的——直觉知识是否存在，价值是否存在，善是否可定义。」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看到，说胡话的倾向指示着某种东西。他说，他能想像海德格尔——例如——想用畏和存在说什么（在这种句子里：「这样一种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65]），他也同情克尔凯郭尔说的「理性受到自身的悖论激情的激励时，冲撞上去的这未知之物」。[166]
圣奥古斯丁、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人们想不到，在跟维也纳小组的谈话里能听到有人提及这些名字——除了当辱骂的对象。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常常用海德格尔的著作举例，说明他们称为形而上学胡话的东西——他们打算判定为哲学废料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时，维也纳小组已成了一个自觉聚拢的小组；把他们联合到一起的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姿态，他们搞出了一个类似宣言的东西，这一姿态便是宣言的基础；宣言出版时用的标题是Die 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这本书的准备和出版也是为了向公认的小组首领石里克致敬，那一年，为了跟维也纳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石里克拒绝了一个柏林的工作机会。听到这个计划，维特根斯坦写信向魏斯曼表达自己的异议：
正因为石里克不是普通人，人们应该为了他而谨慎行事，不要因为他们的「好意」让自负把他和他领导的维也纳学派弄到荒谬的地步。我说「自负」的意思是指任何自满的姿态。「拒斥形而上学！」仿佛那是什么新东西！维也纳学派获得的成就，应该显示出来，而不是说说的……大师应该因其著作而得名。
除了勾勒出小组学说的主旨，宣言还通报魏斯曼将出一本题为《逻辑、语言、哲学》（Logik, Sprache, Philosophie）的书，那时他们说这书是对《逻辑哲学论》思想的一种介绍。尽管对宣言抱有疑虑，维特根斯坦还是同意合作写这本书；他定期与魏斯曼会面，解释自己的想法。
讨论在石里克的家里进行。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说的话作了相当完整的记录，部分是为了他计划写的书，部分是为了使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维特根斯坦不肯见他们）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最新思想。于是，在哲学会议等场合，那些成员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建立起了一种声誉：奥地利哲学辩论中的一个有影响但有点影影绰绰的贡献者。某些奥地利哲学家甚至猜测，这个常常听说但从未见过的「维特根斯坦博士」不过是石里克凭空捏造的产物：一个虚构的实为小组拜符的神话人物。
1929年，石里克和魏斯曼——更不用说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未察觉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正在多么快和多么彻底地脱离《逻辑哲学论》。随后几年里魏斯曼的书的构思被迫经历了根本改变：起初打算讲解《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然后，先是变为概述维特根斯坦对那些思想的修正，最后变为陈述维特根斯坦的全新思想。这本书获得其最终样貌时，维特根斯坦却取消了合作；它从未出版。[167]
圣诞假期跟石里克和魏斯曼讨论时，维特根斯坦勾勒了写出《逻辑哲学论》后自己观点的几种改变。他向他们解释，他相信《逻辑哲学论》对基本命题的阐述是错误的，必须丢掉——要一起丢掉的还有他对逻辑推导的早期观点：
……那时我认为一切推导都基于重言式的形式。那时我没有看到推导也有这种形式：这人身高两米，因此他不是身高三米。
「我的构想的错误，」他告诉他们，「是我相信，不用考虑命题的内部联系就能确定逻辑常项的句法。」然而，他现在认识到逻辑常项的规则只构成了「一种那时我还毫无认识的、更全面的句法」的一部分。他现在的哲学任务在于描述这一更复杂的句法，弄清楚「内在联系」在推导中的作用。
至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他那时的想法则流动不居，每一周、甚至每一天都有变化。那些谈话的一个特点是，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很频繁地以这样的话开头：「我过去相信……」「我必须纠正我的解释……」「我过去以这种方式提出这问题是错的……」这指的不是他在《逻辑哲学论》里采取的立场，而是他在那一年、也许在那一周的较早时候表述的观点。
他举了这「句法」及其建立的内在联系的一个例子；设想有人说：「这儿有一个圆。它长三厘米，宽两厘米。」他说，我们对此只能回答：「是吗！那么你的圆是指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用语词「圆」指的东西，排除了一个长大于宽的圆的可能性。这些规则是由句法提供的，或者，维特根斯坦也说，是由我们语言的「语法」提供的；在这个例子里，「语法」在「某种东西是圆」和「这东西只有一个半径」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
几何词汇的句法先天地（a priori）禁止了这种圆的存在，就像我们的颜色词的句法排除了同时是红色和蓝色的东西的可能性。由于这些不同的语法建立的内在联系，我们就能作出《逻辑哲学论》的重言式分析未能捕捉到的那些推导，因为每一种语法构成了一个系统：
我曾写过[TLP2. 1512]，「一个命题像尺子一样对准了实在……」现在我更愿说，一个命题系统像尺于一样对准了实在。我这话的意思如下。如果我用一把尺子对准一个空间物体，那么同时，我就把所有的刻度线都对准了它。
若我们量出一个物体长10英寸，我们就能立刻推导出它不是长11英寸，等等。
在描述这些命题系统的句法时，维特根斯坦正近乎——照拉姆塞的说法——勾勒出某些「空间、时间和物质的必然性质」。那么，他是在某种意义上做物理学吗？他回答，不，物理学关心的是确定事态的真或假；他关心的是区分意义和无意义。「这个圆长三厘米，宽两厘米」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他关心的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性质，不是物理研究的问题，而是——照他此时喜欢的说法——一种现象学分析。「物理学，」他说，「不产生一种对现象学事态之结构的描述。在现象学里，问题总是关乎可能性、即意义，而非关乎真假。」
在石里克听来，这种说法带有一种不舒服的康德式声调。听起来几乎像是，维特根斯坦正在尝试按《纯粹理性批判》的调子描述「表象结构」的一般和必然的特性，而且正走在通往胡塞尔的路上。心里想着胡塞尔的现象学，他问维特根斯坦：「对于一个相信现象学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我们能给出什么回答呢？」对此维特根斯坦谜一般地回答：「我将回答，确实可能造出某些句子，但我无法将其与一个思想联系起来。」[168]在一段此时写的论述里他表达的更清楚一点：他的这个观点——确实有无法用重言式替换的语法规则（例如算术等式）——「解释了——我相信——康德坚称7+5=12不是分析命题而是先天综合命题时想说的意思」换句话说，他的回答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他的考察显示了康德和康德主义者试图说的东西。
虽然维特根斯坦的新思索里的康德式口吻令石里克和（从而）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感到不安，但他们对之的注意相对来说很少。跟他们的思考中的经验主义主旨更为相宜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这些谈话里表述的另一点。这就是：如果一个命题有意义，如果它有所说，那么我们必须知道这命题为真时的某些情况。因此，我们必须具备某些确立命题之真假的方法。维也纳小组称之为「维特根斯坦的证实原则」，小组成员如此热情地接纳了它，乃至于从此它就被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本质。在英语世界里，A. J. 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对之作出了最著名和最响亮的陈述（这书名受到了魏斯曼的《逻辑、语言、哲学》的启发——若「启发」一词恰当的话）；此书出版于1936年，是艾耶尔在维也纳列席了数次小组聚会后写出的。
这一原则被表达在这个口号里：命题的意义是其证实方式；对此，维特根斯坦向石里克和魏斯曼解释如下：
如果我说，例如，「那边的橱柜上有一本书」，我如何着手证实它呢？若我扫它一眼t或者我从不同侧面看它，或者我用手拿起它、触摸它、打开它、翻阅书页，等等，这是否充分呢？这儿有两种观念。其中一种说，不管我如何着手，我将永不能完全证实这个命题。仿佛是说，一个命题总是留着一个开着的后门。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永不能肯定我们没有弄错。
另一种观念，即我愿持有的观念，说，「不，如果我永不能完全证实一个命题的意义，那么我也就不能用这个命题意谓任何东西。那么这命题就不能表示任何东西，无论是什么。」
为了确定命题的意义，我就得知道一种很特定的做法：知道何时这命题算被证实了。
后来，维特根斯坦否认自己曾打算把这一原则当作一种意义理论的基础，并拉开自己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这一原则的教条式应用的距离。他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说：
有一时我常说，为了弄清一个句子是如何使用的，这是一个好路子：问自已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试图证实那祥一个断言？」但那只是弄清语词或句子之使用的诸多方法的一种。例如，另一个对自己常常很有用的问题是：「这个词是如何学会的？」「我们如何着手教一个孩子用这个词？」但有些人把这个寻求证实的提议弄成一个教条——仿怫我在发展一种意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初，当G. F. 斯陶特问他对证实的看法时，维特根斯坦讲了如下的比喻；看上去其中的要点是，发现没有证实某个句子的任何方法，是认识到了关乎这个句子的某种重要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这个句子里没有任何可理解的东西：
想像有一个镇子，里面的警察需要得到每个居民的信息，例如，年龄，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保存着一份这种信息的记录，它有某种用处。有时警察询问一个居民时，发现此人不做任何工作。警察把这事记在记录里，因为这也是有关此人的一条有用信息！
不过，尽管他后来作了这些否认，整个20世纪30年代——在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谈话里，在一份对魏斯曼口述的「论题」里，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我们能找到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原则的某些表述，其说法怎么看都跟维也纳小组和艾耶尔的说法一样教条：「命题的意义是证实它的方式」，「一个命题是如何得到证实的，就是它说的东西……证实不是真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命题的意义」，诸如此类。看起来，我们可以谈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证实主义阶段」。但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拉开证实原则和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距离，并把证实原则放在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的」或「语法的」考察的更康德式的框架里。
1930年新年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发现弗兰克，拉姆塞病得很重。拉姆塞患了严重的黄疸病，住进了盖斯医院，准备做一次手术查明病因。手术后他的情况变得危急，事情很明显：他要死了。拉姆塞的一位密友弗朗西丝·帕特里齐说，弗兰克·拉姆塞去世的前一晚她去病房看望，吃惊地发现维特根斯坦坐在与病房相通的一个小房间里，离弗兰克的床几英尺远：
在一种轻微的、几乎诙谐的语气里，维特根斯坦的友善及他个人的悲伤显现出来，我自己觉得这种语气不舒服。弗兰克做了又一次手术，尚未完全苏醒；莱迪丝还没吃晚饭，于是我们三人动身找吃的，最后在餐台找到了香肠卷和雪利酒。然后维特根斯坦走了，莱迪丝和我回到了火炉边。
拉姆塞死于第二天（1月19日）凌晨3点。他26岁。
接着的那天，维特根斯坦上了他的第一堂课。上学期末，理查德•布雷斯韦特代表道德科学教研组邀请他开一门课。布雷斯韦特问他这课的名称该叫什么。沉默很久之后维特根斯坦回答：「课的主题将是哲学。课的名称除了哲学还能叫什么呢。」在维特根斯坦未来的教学生涯中，这课就一直列在这一独特的一般性名称下。
1930年的四月斋学期，他每星期在艺术学院的教室上一小时课；后来，课后还到克莱尔学院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两个小时的讨论，房间属于那位探险家R. E. 普里斯特利（即后来的雷蒙德·普里斯特利爵士）[169]。再后来，他彻底摒弃了教室的形式，课和讨论都在普里斯特利的寓所进行，直到1931年他自己有了三一学院的一套寓所。
人们经常提到他的讲课风格，他的风格似乎与其他大学讲师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他讲课没有稿子，常常就像是站在听众面前出声地思考。偶尔他停下来，说「稍等，让我想一想！」，坐下来几分钟，盯着自己翘起的手。有时，某个特别勇敢的听课者提出一个问题，于是随着对那问题的回应，课又进行了下去。他常咒骂自己的愚蠢，说：「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或猛地大喊：「这难得像地狱！」上这课的大约十五人，多数是本科生，但也包括一些教师，最引人注目的是G. E. 摩尔；摩尔坐在屋黾唯一的扶手椅上（其他人坐折叠帆布椅），抽着烟斗，作大量笔记。维特根斯坦热情饱满和节奏错落的授课给听过他课的所有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I. A. 理查兹（他和C. K. 奥格登合写了《意义的意义》）在他的诗「走失的诗人」[170]里作了生动描述：
在非课之课上，我听见你和他的声音
帆布椅散落在四处，歪歪扭扭
摩尔蜷在扶手椅里记下一切
每个灵魂都渴望你的每个词
你憔悴的美，很少人消受得了很久
嘴唇轻蔑，宽眼睛闪着嘲讽的光
拧紧的眉毛，古板的微笑，生于悲痛的
离尘绝世的献身于你的责任
见到你受的折磨，被你的魔力捕获
听课者看着你，屏息凝神
等待言辞现身——你哑口无言
为了隐匿的囚徒，苦恼、无助
再拨拨火！打开窗！
关掉窗！——耐心的踱步无效
天花板上亦不见启示的踪影
猛冲回去搅动一块碳
「哦真清楚！绝对清楚！」
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漫向整所学校
我们举起铅笔：「哦，我是个该死的笨蛋！
天杀的笨蛋！」——好吧，不论谁更像笨蛋
大师并非不擅教学：入定的眉眼
盯着他，如珍珠般闪光
心随他跳动。但——想来一场火灾吗？
给他提词！下一个抛砖的是谁？
再打开窗，再弄弄火，
（别管炭火了，它早灭了！）
巨大的平静；一个句子起头了；
呻吟停止，笔声沙沙。合唱再度响起。
理查兹的标题是恰当的；维特根斯坦的授课风格——实际上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与他的主题古怪地错位，仿佛一个诗人游荡到对意义理论和数学基础的分析里。他自己曾写道：「我想，我的这话概括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真的应该写成诗作。」
在课上，维特根斯坦这样勾勒自己的哲学观念：「努力摆脱一种具体困惑」，即「对语言的困惑」。它运用的方法是说清我们语言语法的特性：语法告诉我们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它「让我们处理语言而不是别的；它确定自由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颜色八面体[171]是语法的一个例子，因为颜色八面体告诉我们，虽然可以谈论带绿色的蓝色，但不能谈论带绿色的红色。因此它指涉的不是真理，而是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几何也是语法的一部分。「语法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在解释自己的「语法建立『内在关系』」这个观点时，维特根斯坦明确把它跟——奥格登和理査兹在《意义的意义》里、罗素在《心的分析》里采纳的——意义的因果论作了对照。因果关系是外在的。例如，按罗素的观点，使用语词的目的是引起某种感情和（或）心像，「若一个语词以预想的方式对一般的听者施加了作用」时，它就被正确使用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对因果的谈论错失了要点。他在笔记里用如下比喻归谬罗素的解释：「如果我要吃一个苹果，有人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使我的食欲消失了，那么我原本想要的就是这一拳。」
学期末时又有了这个问题：如何为维特根斯坦提供工作的必要资金。三一学院去年夏天给的津贴就要花完了；续发这一津贴是否值得？对此学院委员会明显有疑问。因此，3月9日，摩尔写信到罗素在彼得斯菲尔德的学校，问他是否愿看看维特根斯坦正做的工作，并向学院报告其价值：
……除非委员会真给他津贴，似乎没有别的办法确保他得到足够的收入继续工作：我担心他们不大可能这么做，除非他们得到这一学科的专家给出的有利报告；而你当然是写这么一份报告的最胜任的人。
正如摩尔预料的，罗素不很热情。「我看不出我怎么能拒绝，」他回答：
同时，既然这涉及与他辩论，你正确地指出这事需要大量工作。我没见过比在论辩中不費同他更累人的事情。
随后的那个周末维特根斯坦到比肯山学校见罗素，努力说明自己正做的工作。「当然在两天里我们说不了太多，」维特根斯坦写信给摩尔，「但他似乎理解了一点。」他计划复活节假期后再去见罗素，交出一份自己回剑桥以来所做工作的大纲。于是，在维也纳的复活节假期，维特根斯坦做了这么一项工作：向打字员口述从他的手稿里挑出来的论述。「这是一个有点恐怖的活儿，我觉得做这事很惨」，他向摩尔抱怨。
这个活儿的成果是那份如今以《哲学评论》之名出版的打字稿。通常把它视作一项「过渡性的」工作——过渡性指在《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也许它是唯——项能不致混淆地如此称呼的工作。它确实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里的那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力求用康德式的「现象学分析」方案——也就是他在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讨论里勾勒的方案——取代《逻辑哲学论》的意义理论。我们将看到，这个方案很快被抛弃了——一起抛弃的还有对「证实原则是意义的标准」的坚持。事实就是这样，《哲学评论》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实证主义的，同时也是最现象学的。《哲学评论》想用维也纳小组采用的工具达成的目标，与维也纳小组自己的目标截然相反。
4月末从维也纳回来后，维特根斯坦去了趟罗素在康沃尔的家，把稿子拿给他看。在罗素这方面，这时候并不方便。他的妻子多拉有了7个月的身孕，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美国记者格里芬·巴里），他的女儿凯特患了水痘；他的儿子约翰染上了麻疹。他的婚姻在彼此的不忠里走向破裂，他拼命辛苦工作，写通俗的报刊文章，写讲稿和炮制赚钱的书，以负担他极耗钱财的教育改革试验。此时他身上的压力如此之大，比肯山学校的同事们真认为他快精神错乱了。
维特根斯坦在这样不安的环境里呆了一天半；之后，身陷麻烦的罗素在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相当不耐烦地尝试概括维特根斯坦的工作：
不幸的是，我病了，因而无法以我希望的速度弄明白它。不过，我认为，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对他在做什么有了相当不错的理解。他在独特的意义上使用『空间」和「语法」，这些词多少是互相联系着的。他主张，如果说「这是红的」是有意义的，那么说「这是响亮的」就不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颜色的「空间」和另一个声音的「空间」。看上去这些「空间」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先天给出的. 即便也许不完全是那样，至少也是某种差别不很大的东西。弄混「空间」导致语法错误。然后他就无限性写了许多话，这些话始终有变成布劳威尔的说法的危险；每当这一危险变得明显时，就必须骤然刹住。他的理论肯定是重要的，肯定是非常原创性的。它们是不是对，我不知道：我衷心地希望不是，因为它们把数学和逻辑弄得几乎不可思议地困难。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封信是否可能满足委员会的要求？」他请求摩尔，「我这么问的原因是，我此刻有太多事情要做，而详尽地读维特根斯坦的东西所牵扯的精力几乎超出了我能面对的。不过，如果你认为那真是必要的，我将继续进行此事。」摩尔不觉得那是必要的，虽然——对罗素是不幸的——他不认为这封信能当给委员会的报告。于是罗素f新写了信，用他的话说，新的信用了「委员会能够看懂的更庄重的语言」；然后，这封信成了对维特根斯坦工作的报告，而维特根斯坦正当地获得了100镑的津贴。「我发觉，只有健康状况良好时我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罗素对摩尔解释道，「此刻我的状况不是那样。」
罗素此时有那么一长串麻烦，因此，他把考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这件辛苦事应对到这么好的程度，颇令人惊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对罗素的困境的严厉批评者。他憎恨罗素的通俗作品：《征服幸福》是「催吐剂」；《我相信什么》「绝对不是一种『无害的东西』」。在剑桥的一次讨论时，有人想维护罗素对（在《婚姻和道德》中表述的）婚姻、性和「自由的爱」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回答：
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去过了最糟糕的地方，那我无权评判他. 但如果他告诉我，使得他能够去那儿的是他较高的智慧，那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4月25日，回到剑桥的那天，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更克制的爱情生活的进展状况：
复活节假期后回到了剑桥。在维也纳经常和玛格丽特在一起。复活节的礼拜天和她在新森林犁地人街。有三个小时，我们互相吻了很多回，那非常好。
复活节学期后，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跟家人和玛格丽特一起过夏大。他住在霍赫海特的家族产业里，似不是住大房子；他更喜欢樵夫的小屋，那儿有他的工作所需的平和、安静和无碍的环境。他收到三一学院的支持他度过夏天的50镑津贴；不过他写信对摩尔说：「我的生活现在非常经济，事实上，只要我在这儿，就不可能花任何钱。」这时期的工作中他很少允许自己休息，一种休息是写废话给吉尔伯特·帕蒂森：
亲爱的吉尔（老畜生），
你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当然你有；否则你就只是一个有着老鼠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的流浪者。你不满足于呆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想要生活之外的更多东西。为了你自己的和依靠（或将依靠）你的人的利益，你配得上一个更好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你也许会问，我怎么能把自己抬高到钱拿少了的人的行列之外？？为了思考这些和其他问题，我退回到上述地址之所在，一个离维也纳约三小时路程的乡村。我购买了一个新的大写作本，其商标巳装入信封，我正在做大量工作。我还装入一张我最近拍的照片。我的头顶裁掉了，我做哲学不需要它。我发现，佩尔曼式记忆法[172]是组织思想的最有用的方法。靠着那些小灰本子，就有可能「卡片式地索引」[173]我的头脑。
夏季初，维特根斯坦去石里克在维也纳的家中跟石里克和魏斯曼见面，主要是为了准备一个魏斯曼要作的演讲；魏斯曼要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于柯尼斯堡举行的「精确科学的知识理论」会议上作这个演讲，题为「数学的本性：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它是一个涵盖了数学基础领域主要学派的系列演讲中的第四讲（系列中的其他几讲是：卡尔纳普论逻辑主义，海廷加论直觉主义，冯•诺依曼论形式主义）。这一演讲的中心要点是，把证实原则应用到数学上而形成了如下基本规则：「数学概念的意义是其使用的模式，数学命题的意义是其证实的方法。」结果，因为哥德尔著名的不完全性证明在那儿的发布，魏斯曼的演讲和会议的一切其他声音都黯然失色了。[174]
这个夏天，维特根斯坦还向魏斯曼口述了一串「论题」，大概是计划合写的书的预备工作。这些论题很大程度上是《逻辑哲学论》学说的重述，但还包含了许多对证实的「阐释」。这儿，证实原则是以其最一般和最直接的形式陈述的：「命题的意义是它被证实的方式」；他如此阐释了证实原则：
一个命题说的东西，不能比通过其证实方法确立的更多。如果我说「我的朋友生气了」，并借助于他表现出某种特定的可觉察行为而确立了这一点，那么我的意思只是，他表现出了那个行为。如果我这话想说的意思比这更多，我不能确定那额外的东西在于什么。一个命题只说它确实说了的东西，没说任何超出那之外的东西。
几乎刚刚写完这些论题，维特根斯坦就不满意其表述了，他认为它们也包含了《逻辑哲学论》的错误教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正在发展出一种根本不含任何论题的对哲学的观念。这其实已隐含在《逻辑哲学论》对哲学的评论里，尤其是在命题6. 53中：
哲学的正确方法真正说来是这样的：什么也不说，除了能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命题——即某种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东西——然后，只要其他人想说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出，他未能给予他的命题里的某些符号以意义。虽然其他人也许不满意——他不会觉得我们在教给他哲学——但这一方法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然而，《逻辑哲学论》自身——它的编号命题一出了名地未能遵守这一方法。坚称这些命题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题，而是「冒牌命题」[175]或「阐说」，是对这一核心困难之点的明显无法令人满意的遁词。而且，显然魏斯曼编辑的论题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哲学上的清晰必须由异于陈述学说的其他方式阐明。1930年，正当魏斯曼准备自己对维特根斯坦「论题」的引介时，维特根斯坦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题，那么永远不可能对之进行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将赞同它们。」
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哲学家不应教授学说和发展理论，而应指出一种达到清晰的技术，一种达到清晰的方法。对这一认识及其含意的阐明，把他带到了——照他对德鲁利的说法——「一个真正安稳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对的他告诉德鲁利，「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我也是个生意人：我想要我的哲学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顿好。」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过渡阶段」随之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