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语言游戏：《蓝皮书和棕皮书》
1933—1934学年快到了，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后很难看到他和斯金纳分开：他们都在学院有屋子；他们一起散步、交谈，无论什么社会活动（多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许最主要的是，他们一起工作。
学期开始，和上一年一样维特根斯坦开了两门课，一门名为「哲学」，另一门是「给数学家讲的哲学」。令他颇丧气的是第二门课竟特别热门，来了三四十人——对于他想上的那种非正式的课来说，人数过多了。三周或四周后，他的听众吃惊地听见他说，他不能再继续这样上课，他提出改为对一小组学生授课，再把授课的内容复制、散发给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后来对罗素的说法——这样学生就能「带点东西回家，就算脑子里没有手里总有」。那个精选小组里有他最喜欢的五个学生——斯金纳、路易斯·古德斯坦、H. M. S. 考克赛特、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和艾丽丝·安布罗斯。笔记的复本用了蓝色的纸封面，从此得名「蓝皮书」。
无论如何，这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新方法的首次公开，只此就引发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做出、分发了更多的副本，这本书的读者面比维特根斯坦期望的宽得多——实际上比他愿意的宽得多。例如，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书已传到许多牛津哲学教师那里。因此，应该说是《蓝皮书》把「语言游戏」的概念和基于这概念的消解哲学困惑的技术引进了哲学话语。
在许多方面，可把《蓝皮书》视作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后续表述的一个早期原型。就像他后来用连贯的形式整理自己著述的所有尝试一样（包括《棕皮书》和《哲学研究》），《蓝皮书》开头谈的是「哲学迷惑的一大来源」——即我们倾向于被实词[198]误导，寻找与之对应的东西。于是我们问：「时间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知识是什么？」、「一个思想是什么？」、「数是什么？」等等，并且期待能通过命名某物回答这些问题。设计语言游戏技术的用意是破除这一倾向：
以后我将一次次地请你们注意我称为语言游戏的东西。比起我们对我们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符号的使用，那是更简单的使用符号的方式。语言游戏是孩子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形式。研究语言游戏，就是研究语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语言。如果我们想研究真假问题，研究命题和现实符合与否的问题，研究断言、假设和疑问的本性，这样做有利得多：看看语言的原初形式；在原初形式中，那些思考形式出现时不带有迷惑人的背景——高度复杂的思考过程。我们看这种语言简单形式时，仿佛是遮蔽了我们的曰常语言用法的精神迷雾消散了。我们看见线条清晰、明明白白的行为和反应。
与寻觅对应实词的实体的倾向相联系，人们有这种想法：任一给定的概念都有一个「本质」——归在某个一般性语词下的所有东西共有的某种东西。于是，例如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寻觅所有知识个例共有的某种东西，来回答这种哲学问题：「知识是什么？」（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曾说，可如此概括自己的方法：恰是苏格拉底方法的反面）。在《蓝皮书》里，维特根斯坦试图用更具弹性的家族相似概念取代本质概念：
我们倾向于认为，一定有某种东西是（例如）所有游戏共有的，这一共同属性是把一般性语词「游戏」用到各种游戏上的理由；可各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其成员间具有家族似的相似。某些人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另一些走起路来一样；这些相似是交叠的。
维特根斯坦说，对本质的寻求是「对一般性的渴求」的一个例子；这渴求的来源是我们浸透在科学方法里：
哲学家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这一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来源，并把哲学家领进了彻底的黑暗。
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倾向的回避——他完全拒绝作出任何一般性结论——也许是他的工作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若不指出其寓意，常常很难看出他的论述想说什么。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门课的开头说明的：「我们要说的话是容易懂的，但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说那话非常难。」
1933年圣诞假期，斯金纳隔几天就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说自己多么想他，多么频繁地想起他，多么渴望再见到他。他深情地回忆自己和维特根斯坦挥别时的每个瞬间：
收起向你挥动的手帕后，我沿着福克斯通走，上了8. 28的火车回伦敦。我想起你，我们说再见时是多美妙啊……我很爱为你送行。我很思念你，想了很多你的事。
爱着的，
弗朗西斯
在林荫街的家庭圣诞聚会上，玛格丽特（她仍作为格蕾特的客人在维也纳过圣诞）宣布自己和塔勒·索格伦订婚，这事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格蕾特的鼓励下，也是做给不同意的父亲看，玛格丽特把订婚期定得极短，和塔勒于新年夜结婚。她父亲至少远在瑞士，还算安全。维特根斯坦则不是。她在回忆结婚那天时写道：
路德维希在星期天早晨，我的婚礼前一小时来看我时，我的绝望到达了天顶。「你正在上一艘船，海洋将是狂暴的，请一直拽着我以便不翻船。」他对我说。直到那一刻我才认识到他的深深依恋，（也许还有）他对这份依恋的大瞒骗。多年来，我就像他手里的软灰泥，他已把我塑成一种更好的存在。他像一个撒玛利亚人，给堕落的人新的生命。
很难相信直到那天她才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多么依恋她。不过，她觉得他对她生活的涉入有一种根本上属于伦理的目的，这是维特根斯坦许多段友情的特点。照法妮亚·帕斯卡尔的说法，「他作法召出一个更好的你的幻影」。玛格丽特选择同别人结婚，部分也是因为她不想承受这种道德压力。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继续做着三项彼此不同但相关的工作，都是试图解决他写给《心智》的信里谈的问题——「用清楚和连贯的形式」呈现他的哲学方法。在剑桥，口述《蓝皮书》之外，他还对《大打字稿》作大量修订——「悠哉游哉地干」，照他对罗素的说法。（这「悠哉游哉」的结果编进了《哲学语法》的第一部分）。在维也纳，他继续跟魏斯曼合作，进行那项出版一本书的计划（虽然带着日益增加的不情愿和不断增长的疑虑）。1934年复活节假期，这一计划有了新动向：他现在提议，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得是共同作者，维特根斯坦提供原始材料、掌控形式和结构，魏斯曼负责用清楚连贯的形式写出来。也就是说，交给魏斯曼的是这一工作中维特根斯坦自己眼里的最困难部分。
每作出一种新的安排，魏斯曼的地位就显得更糟。8月份他向石里克抱怨跟维特根斯坦合写书的难处：
他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但我认为，这说明了跟他合作是多么难，他总是听从当下的灵感，推翻他此前拟订的东西……只见结构被一点点推翻，一切渐渐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结果令人感到，如何把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无所谓，因为最终没什么东西照原样留下来。
不仅在工作中，在生活里维特根斯坦也惯于听从当下的灵感。1934年，尽管当时牵扯在两项准备出版书的计划里（在维也纳是《逻辑、语言、哲学》，在英格兰是《哲学语法》），他却生出了一个念头：彻底放弃学术生活，和斯金纳一起到俄国生活，在那儿他俩都要找个体力活。斯金纳的家人对此自然担忧，但就斯金纳自己而言，这想法却具备无可估量的优点：每时每刻都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他逐渐把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视为近乎必须；离开了维特根斯坦，一切事物的模样和感觉都不一样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复活节假期写道，「我能深刻地感受一切。」这是他的信的一个恒常主题：
我常常想你。我渴望有你和我在一起。夜晚很棒，星星的样子特别美。我渴望能用和你在一起时的感受方式感受一切。[1934年3月25日]
我渴望和你一起在任何室外的空间里。我常常想你，我们的散步多么棒啊。我极期待我们下周的出游。昨天我收到了你的非常可爱的复活节卡片。我觉得，另一张卡片上的街边房子的样子非常美。我愿和你一起看着它们。[1934年4月4日]
在他的信里，斯金纳还强调了维特根斯坦在自己身边的道德必要性，仿佛缺少维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会落入魔鬼手里。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写于1934年7月24日的信，那是斯金纳在布伦和维特根斯坦挥别后的第二天。信的开头写了，那次告别是多么「美好和甜蜜」——如今说这话是惯例了；随后他写了，刚在布伦落单他就如何成了罪恶的人。他去了一家赌场，输了十法郎；然后，尽管下了最大的决心，还是禁不住回到赌场，这次赢了五十法郎。因为觉得自己恶心，他发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兰，但就要出发时再次陷进了赌场。此时他失了魂：
我又开始玩了，玩得很谨慎，很克制自己。然后我输了一点点，我忽然失去了克制和谨慎，玩得越来越鲁莽。我很狂热地兴奋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我总共输了约150法郎。先是输掉了身上带的全部法国钱，约80法郎；又把一张10先令换成了法国钱，全输了；又兑换了所有散碎英国银币，全输了。然后我在约5点钟时离开了赌场。走进新鲜空气时，我突然感到，开始赌博后，我的行为多么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热切地要赢钱，这显得可怕。我突然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多么卑劣污秽的堕落状态。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动和身体的兴奋。在一种悲惨的心境里，我在街上走了一阵。我觉得我理解了为什么赌徒常常自杀，因为堕落的感觉是如此坏。我感觉到一祌最糟的低级趣味（philistine）。我感到我在毁灭自己。然后我回了旅馆，把自己浑身上下洗遍了。
斯金纳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自己道德堕落的描绘带有一种古怪的不可信的声调，但他试图达到的效果肯定类似于那些他知道维特根斯坦赞赏的俄国小说。他的故事提到那种绝望的想自杀的内疚，看上去铁定指向宗教拯救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进一步描述：洗过手之后，他找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去过的布伦的教堂。在教堂里：「我想了你的很多事。我觉得教堂安慰了我，虽然我几乎根本不能看它一眼。」他又加上：「我感到，如果给你写信却不说这事，我就是个可怕的无赖，彻底配不上你的爱。」
几周后的8月11日，宗教主题重新出现；斯金纳在信里引用了《安娜·卡列宁娜》的一个段落，几近自杀的列文说：「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就不能活。」这个段落的结尾是：「但列文没有上吊，或饮弹自尽，而是活着，挣扎着活下去。」「读到这最后一句时，」斯金纳的这话应和了维特根斯坦本人说过的许多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读某种恐怖的东西。」
突然我像是理解了正读的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继续读下面的章节：全部像是写着巨大的真理。我觉得自己仿怫在读《圣经》的章节。我没有全部理解，但我感到那是宗教。我非常想告诉你这个。
此时斯金纳和维特根斯坦巳开始一起上俄语课，为他俩即将到来的苏联之行作准备。他们的老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成员罗伊·帕斯卡尔的妻子法妮亚·帕斯卡尔。谈到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的动机时，帕斯卡尔夫人评论道：「照我看，相比于任何政治或社会的事务，他对俄国的感情始终更关乎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见。」斯金纳的信的语气和内容看来印证了这话。可是，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想造访的地方，打算在那里找工作的地方，不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它是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的俄国。他俩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或消息如此不灵通，竟看不出两者的差别。
由于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大概在帕斯卡尔的眼里他是个「旧时代保守分子」。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其他朋友有着很不同的印象。例如乔治·汤姆森，他在20世纪30年代很熟悉维特根斯坦；他谈到维特根斯坦在那些年里「不断增长的政治意识」，并说，虽然他和维特根斯坦不常讨论政治，但维特根斯坦的言论「足以说明他了解时事。他明白失业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以及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至于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汤姆森加上：「他在理论上反对它，但在实践上支持它。」这话跟维特根斯坦曾对罗兰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纳的密友，1934年认识维特根斯坦）讲的一句话是合拍的：「在心上[199]，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记住，维特根斯坦这一时期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他凭之获知苏联消息的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除乔治·汤姆森之外，还有皮耶罗·斯拉法——在政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重视他的意见胜过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里斯·多博。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政治剧变中，维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阶级和失业者这边的，他拥护的——宽泛地说——是左派。
不过这一点仍是事实：俄国对维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点儿也不涉及作为政治和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苏联正在过的那种生活。在1934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斯金纳和莫里斯·德鲁利的一次谈话里，这一点显露了出来；当时他们在爱尔兰西海岸康尼马拉德鲁利兄弟的农舍那里过暑假。他们到那儿时，德鲁利准备了一顿相当精美的饭：烤鸡，接着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坚持住在康尼马拉时他们早饭只吃麦片粥、午饭只吃蔬菜、晚饭只吃一个煮鸡蛋。话题转向俄国时，斯金纳宣布自己想做点「猛烈的」事，维特根斯坦觉得斯金纳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危险的。「我认为，」德鲁利说，「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着糖蜜。」维特根斯坦高兴了。「哦，这是个出色的说法：我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不，我们不想揣着糖蜜。」
大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俄国的体力劳动者生活是无糖蜜生活的范例。第二年，为了叫斯金纳领略一下这种滋味，他安排斯金纳和罗兰德·赫特冬天去一个农场工作六周。2月的一个冷天，维特根斯坦自己早上6点过去帮着干活。
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口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棕皮书》。和《蓝皮书》不同，这不是为了替代一门课，而是维特根斯坦——出于自己的目的——表述工作成果的一次尝试。《蓝皮书》是向斯金纳和艾丽丝·安布罗斯口述的，他们每周4天、每天2到4个小时和维特根斯坦坐在一起。《蓝皮书》分为两个部分，大致对应于方法及其应用。第一部分介绍语言游戏的方法，读上去几乎像教科书。一个介绍性段落描述了圣奥古斯丁对「孩子如何学习说话」的解释，在此之后，这本书包括了72个编了号的「练习」，许多练习邀请读者思考，例如：
想像一个人，他的语言里没有「书在抽屉里」或「水在杯子里」这种形式的句子，在我们说这类话的地方，他们说，「书可以从抽屉里取出来」，「水可以从杯子里取出来」。[第100页]
想像一个部落，其语言里有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已做了这事」，另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能做这事」；不过，只有在能用前一种表达的地方，才能用后一种表达。[第103页]
想像拿人类和动物当阅读机器；假定，为了当阅读机器，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种特别的训练。[第120页]
这本书难读，因为他很少言明为什么要想像这各种各样的情景。维特根斯坦只是领着读者考虑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语言游戏，偶尔停下来，对正在描述的游戏的各种特性作一番评论。真的明言这些评论的要点时，他声称那是为了封住可能引起哲学迷惑的思考。仿佛是，他打算拿这本书当一门意在把一切潜在的哲学化思考扼杀在萌芽状态里的课程的课本。于是，这本书首先引入了一种只包含4个名词——「方石」、砖」、「石板」和「柱石」——的语言，这种语言用于一种建筑「游戏」（一个建筑工人喊「砖」，另一个拿给他一块砖）。在随后的游戏中，这种原语言得到了补充，先加进数字，然后是专有名词，语词「这儿」和「那儿」，提问和回答，最后是颜色词。到此为止，他只得出了一种哲学寓意：要理解这种种语言是如何使用的，不必预设心像（mental image）的存在；无论有没有那种像，所有的游戏都能玩。此处他未言明的目的是，他想松开这一观念的束缚：心像是任何有意义的语言使用的固有伴随物。
直到领着我们看了另一系列的语言游戏——先是引人了无穷序列的概念，然后引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才明确提到这一切和哲学问题有什么关系。他描述了一系列语言游戏，在这些语言游戏里，分辨一天里的一时和另一时的方法多多少少是原始的；然后他将其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对照，我们的语言允许构造这样的问题：「当现在成为过去，它去了哪里，过去在哪里？」「这儿，」他说，「有着哲学迷惑的一个最富饶来源。」对于把《棕皮书》当哲学著作研读的读者而言，读到这个书的前30页唯一提及哲学的陈述，颇松了口气。他说，之所以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符号体系误导我们采用了特定的类比（在这个例子中，是过去的事情和一个事物之间的类比，是说「某事发生了」和说「某个事物到了我这里」之间的类比[200]）。与此类似：「我们倾向于说，『现在』和『6点钟』都指向时间里的点。对语词的这种使用引起了一种困惑，人们可能用如下问题表达这种困惑：『什么是「现在」？』——它是时间里的一个瞬间，但既不能说它是『我说话的那一瞬』，也不能说它是『时钟敲响的那一瞬』，等等等等。」这儿涉及的其实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此时，维特根斯坦终于说出了他的做法的要旨：
我们的回答是：语词「现在」的功能完全不同于时间指示词的功能——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使用里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这一点；但若我们不看整个语言游戏，只看前言后语，只看用到语词的语句，那么这一点就晦暗不明了。
没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考虑出版《棕皮书》。1935年7月31日他写信给石里克，说它是一份展示了「我认为的处理全部事情的正当方式」的文献。或许，既然他当时正计划彻底离开哲学到俄国干体力活，这本书就体现了一种尝试：表述出他这7年的哲学工作成果，使别人（也许是魏斯曼）也能利用之。
不过，若别人试图忠实地转述他的思想，他几乎不可能对其结果感到满意。一次次地，别人试图转述他的想法，一次次他愤怒回应；如果用了他的想法的人未说明他们的借用，他就指控他们剽窃；如果他们说明了，他就指控他们说错了。在口述《棕皮书》的时期，艾丽丝·安布罗斯碰上了他的这种怒火。她计划在《心智》上发表一篇题为「数学里的有限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陈述了她认为的维特根斯坦在这问题上的观点。为了这篇文章，维特根斯坦极烦恼，竭力劝她别发表。她和G. E. 摩尔——摩尔当时是这本刊物的编辑——拒绝屈服于他的压力，然后他就遽然终止了和她的一切联系。不过，在上述提到的那封写给石里克的信里，他责怪的不是她，而是鼓励她发表此文的学术界人士。他认为，主要的过错是学术哲学家的好奇，他们想在他觉得能发表自己的成果之前知道他的新工作是干什么的。虽然不愿明珠暗投，但他也决意不给他们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