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201]
在1935年7月31日写给石里克的信里，维特根斯坦说那年夏天自己可能不去奥地利：
我想9月初去趟俄国，或者留在那儿，或者两周后回英格兰。如果回去的话，我将在英格兰做什么还完全不确定，但可能不继续做哲学。
1935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为迫近的俄国之行作准备。他经常见他那些去过俄国或可能向他提供那里情况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可能他也希望他们向他介绍能帮他和斯金纳在那儿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里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罗·斯拉法和乔治·汤姆森。他们的印象是，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定居，当体力劳动者，或可能从事医学，总之要放弃哲学。一次，跟乔治·汤姆森在三一学院的理事之家里见面时，他解释说，既然要放弃哲学工作，就得决定自己的笔记本该怎么办。是把它们留在某处，还是销毁之？他详细地跟汤姆森谈自己的哲学，表达对其价值的怀疑。只是在汤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销毁自己的笔记本，而是把它们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
当时的剑桥，想到苏联那儿寻求——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威胁的——西欧国家的某种代替品的不只是维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对剑桥本科生而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这所大学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时候，也正是许多学生和教师抱着朝圣的精神造访苏联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安东尼·布朗特和迈克尔·斯特雷特作了他们有名的俄国之行，此行导致了所谓「剑桥间谍帮（Cambridge Spy 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时，莫里斯·多博、大卫·海登-盖斯特和约翰·库恩福德几年前建立的剑桥共产主义小组扩张开来，吸纳了剑桥的多数智性精英，包括许多「使徒」的年轻成员。
尽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那些构成剑桥共产党核心的学生觉得他同情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海登-盖斯特、库恩福德、莫里斯·库恩福斯等）听他的课。不过，维特根斯坦想到俄国去的理由是很不同的。他对西欧国家之衰落的感觉，始终是斯宾格勒式的，而非马克思式的；而且，如我们此前谈过的，很可能凯恩斯在《俄罗斯一瞥》中描绘的苏联生活景象极度吸引着他——凯恩斯的描述把马克思主义轻看为一种经济理论，但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视为一种新宗教而喝彩，这种新宗教里有的不是超自然的信仰，而是深深抱持的宗教态度。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觉得凯恩斯大概能理解自己。「我确定，你部分地理解我想去俄国的理由，」7月6日他写信给凯恩斯，「我承认它们部分是糟糕的、甚至是孩子气的理由，但这也是事实：在这一切之后有深刻的、甚至是好的理由。」实际上凯恩斯不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计划；尽管如此，他尽其所能地帮助维特根斯坦打消苏联官方的疑心。维特根斯坦曾在俄国大使馆见过一位名叫维诺格拉多夫的官员；他告诉凯恩斯，此人「在我们谈话时极端谨慎……他当然和任何人一样，知道推荐信能帮助我，但很清楚在这事上他丝毫不会帮我。」凯恩斯直接找了上层——这是他的典型做法——把写给驻伦敦俄国大使伊万·麦斯基的介绍信给了维特根斯坦：「请允许我斗胆向你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博士……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还是]我的一个很老和很亲密的朋友……如果你能为他做点什么，我将极为感激。」他又说：「我必须让他自己告诉你他想去俄国的理由。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于他相信俄国新政权代表着的生活方式，抱有强烈的同情。」
在和麦斯基会面时，维特根斯坦很费劲地表现得可敬而且恭敬。凯恩斯告诫过他，虽然麦斯基是个共产主义者，但那不意味着他不希望被称作「阁下」，也不意味着，他对仪式和礼貌的水准的尊重比任何别的高级布尔乔亚官员更少。这建议维特根斯坦听进去了。这次会面是他一生中难得一次系领带，而且尽可能多地使用「阁下」这个措辞。实际上他后来告诉吉尔伯特·帕蒂森，自己如此渴望表现出对大使的尊重，结果出了个大洋相，他在擦鞋垫上擦鞋——在出房间的路上。会面后维特根斯坦对凯恩斯报告说，麦斯基：「毫无疑问对我很好，最后，他答应寄给我一些住在俄国的人的地址，那些人可能给我有用的信息。他不觉得我想获得在俄国定居的批准是全然无望的，虽然也不觉得那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在俄国大使馆的——并不鼓舞人心的——会面之外，维特根斯坦也尝试通过英苏文化关系协会（SCR）[202]来联系。SCR创建于1924年，是（实际上现在也是[203]）一个致力于增进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联系的组织。它组织讲座、讨论和展览，出版自己的杂志《盎格鲁-苏维埃期刊》；20世纪30年代，这份刊物的每一期都刊载了一则苏联旅游公司「苏联国际旅行社」[204]组织的俄国游广告（「一生的体验，在苏联」等）。因为其目标（不像兄弟组织「苏联友谊协会」）的文化性胜于政治性，SCR把许多非共产党人——如查尔斯·特里维谦、还有凯恩斯本人——算作自己的成员。不过，到1935年，把持它和友谊协会的几乎是同一批人（海登-盖斯特、帕特·斯隆等）。8月19日维特根斯坦到SCR的办公室见副主席希尔达·布朗宁小姐。第二天他向吉尔伯特·帕蒂森描述：
和B小姐的会谈进行得比我指望的好。至少我得到了一条有用信息——若我想获得在俄国定居的批准，唯一机会是以游客身份前往，然后跟官员谈；为了达到这目的，我能做的只有努力获得介绍信。B小姐还告诉我，她会为我提供两封写给两个地方的这样的信。总体上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不过也没有搞定任何事，我还在一样的黑暗里——不仅不知道他们会允许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这是可耻的，但我的确每两个小时就改变心意。我看到了，在根子上我是个完全的蠢货，感觉烂到了根子上。
确定有介绍信的两个地方是北方学会和国家少数民族学会。它们都是教育机构，宗旨是提高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虽然认为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但维特根斯坦不太想做教师工作。不过，正如凯恩斯告诉过他的，只有收到某个苏联组织的邀请，他才有可能获得在苏联定居的批准：「如果你是个可能对他们有用的合格技术员，」凯恩斯对他写道，「那么也许不难。不过，若没有这类证书——医学证书也很好——则是困难的。」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抱有当医生的愿望，他考虑了这种可能：带着去俄国行医的意图在英格兰学医；他甚至让凯恩斯承诺资助自己的医学训练。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获准在俄国作为体力劳动者定居。不过，他越来越明白，他极不可能从某个苏联组织那儿获得这种事的邀请。若有一种苏联不短缺的东西，那就是无技能的劳力。
9月7日动身前往列宁格勒时，维特根斯坦设法搞到的所有东西是希尔达·布朗宁的介绍信和几个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吉尔伯特·帕蒂森到伦敦黑斯码头为他送行，弗朗西斯则病得太重，去不了了。但他们明白，此去他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弗朗西斯找工作。同一条船上有乔治·萨克斯医生，他回忆，进餐时他和妻子坐在维特根斯坦面。靠维特根斯坦坐的是个美籍希腊人，是个东正教牧师。维特根斯坦的样子沮丧而出神，坐在那儿盯着空处，不跟任何人说话，直到有一天他向神父介绍自己，举着手叫出：「维特根斯坦！」对此牧师报了自己的名字作回应。旅程的剩余时间他沉默着。
9月12日他到了列宁格勒，随后的两周，他的口袋日记本里写满了许多人的名字和地址——他联系那些人，争取获得一个雇佣许诺。在列宁格勒，除了北方学会他还拜访了大学哲学教授塔吉亚娜·高恩斯坦女士，她答应让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开一门哲学课。在莫斯科他见了数理逻辑教授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和她建立起了一段他回英格兰后很久还通过信件延续的友谊。她的谈吐直率吸引了他。第一次见他时她惊呼：「什么，是那个维特根斯坦？」在一次关于哲学的谈话里她很直接地告诉他：「你应该多读一点黑格尔。」从他们的哲学讨论中亚诺夫斯卡娅教授获得了这样的（肯定是错误的）印象：维特根斯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苏联哲学思想的进展有兴趣。显然，是通过亚诺夫斯卡哑，才先许给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喀山大学的哲学教席，再许给了他一个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师岗位。
在莫斯科，维特根斯坦也同帕特·斯隆见了二三次；这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当时在做苏联贸易联盟的组织者（1938年的书《俄罗斯的真相》回忆了斯隆这段时期的生活）。看起来，这些见面的中心议题很可能是维特根斯坦仍存的找到体力岗位的希望。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显然不成功。乔治·萨克斯回忆，在莫斯科「我们[他和他妻子]听说维特根斯坦想去集体农场工作，但俄国人告诉他，他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贡献，他应该回剑桥去」。
9月17日，还在莫斯科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收到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极力要求他尽可能长地留在俄国，直到找到工作。「我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那里的事物，」他写道，「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已和你在一起。」从这封信里看，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正计划在下个学年——大概是在他们去苏联定居之前——为出版《棕皮书》做准备工作。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即将到来的1935—1936学年，既是斯金纳三年期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也是维特根斯坦五年期的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对于我们下一年要做的工作，我考虑了很多，」弗朗西斯告诉他，「我觉得，你去年用的方法的宗旨是如此之好。」
我感觉，一切都绝对的简单，但全都充满光亮。我感到，继续写这本书，写成一本能出版的书，是很好的事。我感到这方法如此有价值。我很希望我们能继续做下去。我们将做到最好。
「我愿再次说，」他加上，「我希望，如果你觉得还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东西，那你就要在莫斯科逗留更久的时间，比你预定的行程更久。这对我俩都很有意义。」
显然，维特根斯坦看不到延长自己逗留的理由。他此行的作用只是印证了人们在他动身前告诉他的：如果进人苏联当教师，那么他是受欢迎的；如果想当集体农场的工人，那么不会受欢迎。离开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写了张明信片请帕蒂森到伦敦接自己：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明天晚上我将离开莫斯科（我正在拿破仑1812年到过的屋子里）。后天我的船从列宁格勒启航，我只能希望海神见到我时发善心。我的船预期于[9月]29日星期天到伦敦。请你来码头接我，或在我的宫殿（通常称作「河岸宫殿[205]」）给我留个信，好吗？我确实盼望再次见到你的那张旧的和该死的脸。愿永远血腥。
路德维希
另：如果读信的是审查员，也适用！
回到英格兰后维特根斯坦极少谈到自己的俄国之行。他请弗朗西斯把一份纪录送给法妮亚·帕斯卡尔，在这份纪录里，他对法妮娅谈到自己和亚诺夫斯卡娅女士的会面，许给他的喀山的学术职位，结尾是这么句话：「他尚未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份纪录一点也没谈维特根斯坦对苏联的印象——丝毫未提是否喜欢他之所见。在这一点上，除了一两句孤立的议论外，他一直保持彻底的沉默。他向朋友解释，他的沉默是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罗素则允许自己的名字（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出版之后）——被用于支持反苏宣传。
这意味着，假如他公开自己对苏联的印象，那么他描绘的将是一幅不带恭维的画面。一条有关他的态度的重要线索也许在他对吉尔伯特·帕蒂森说的话里：在俄国生活就像在军队里当列兵。他告诉帕蒂森，「我们这种教养的人」在那儿生活是困难的，因为连存活下去都必须具备那种程度的低劣的不诚实。如果维特根斯坦觉得俄国的生活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哥普拉纳的经历相比，那么，这次简短之行后他表现出如此少的去那儿定居的倾向，也许就不令人惊讶了。
尽管如此，他反复表达过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他相信，由于普通苏联公民的物质条件正在改善，这个政权是强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赞许地说起俄国的教育系统，说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渴望学习，如此专注于教给他们的东西。不过，他同情斯大林政权的最重要理由也许是俄国只有很少的失业。「重要的事情，」他曾对洛什·里斯说，「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国生活的军事化管理时——有人指出，工人虽然就业了，但没有离职或换工作的自由——维特根斯坦不觉得有什么。「专制，」他耸了耸肩，对里斯说，「并不使我感到愤慨。」不过，「『官僚统治』正在俄国造成阶级差异」的说法倒引起了他的愤慨：「如果有什么能摧毁我对俄国政权的同情，那就是阶级差异的增长。」
从俄国回来后的两年里，维特根斯坦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这个想法：去兑现那个许给他的莫斯科的教师职位。这段时间他继续跟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通信；去挪威时，他安排法妮亚·帕斯卡尔把胰岛素寄给患有糖尿病的亚诺夫斯卡娅。迟至1937年6月，他还在一封写给伊格尔曼的信里谈到：「也许我该去俄国」。不过，这之后不久，俄国人收回了给他职位的许诺，因为（据皮耶罗·斯拉法说）这个时候所有在俄国的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尽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审秀[206]之后，即便在1939年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纳粹-苏联协定签订之后，维特根斯坦仍继续表达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结果他的一些剑桥学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然是胡说。不过，在多数人只看到斯大林统治的暴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强调了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以及在应付这些问题时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鲁利断言，英格兰和法国合力也不能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它们需要俄国的支持。他告诉德鲁利：「人们控诉斯大林背叛了俄国革命。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胁着俄国的危险。」他立即又说，仿佛这两者有所关联：「我看着一张英国内阁的照片，对自己说，『好多富有的老人』。」这一评论令人想起凯恩斯对俄国的刻画：「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起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气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这个愿望有很大关系：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
这当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愿望的另一种体现。和1915年的奥地利官方一样，苏联官方知道他当军官比当列兵对他们更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识到，他并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诚实」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样。
1935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当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此时他还不大知道研究员到期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到俄国去——也许和罗兰德·赫特一样到「普通人」中间找个工作；也许如斯金纳愿望的那样，专心准备《棕皮书》的出版。看上去，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不会继续在剑桥教书。
他最后一年讲座的中心议题是「感觉与料和私有经验」。在这门课里，他努力与哲学家受到的一种诱惑作战：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有所经验（看到某种东西、感觉到疼等等）时，某个东西是我们经验的主要内容，即感觉与料。不过，他举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学家，而是取自日常对话。引用文献时，他引用的不是哲学著作，不是哲学期刊《心智》，而是「史特里特和史密斯[207]」的《侦探故事杂志》。
有一次讲座，他先读了「史特里特和史密斯」里的一个段落；叙述者——一个侦探——午夜独自呆在船的甲板上，万籁俱寂，只听见船上时钟的滴答声。侦探自个儿沉思：「时钟是一种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这种混乱出现在「一个傻侦探故事里」时，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现在「一个傻哲学家」嘴里时多得多：
这儿你也许会说「显然时钟根本不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你突然觉得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后你清醒了过来，说它当然不令人困惑——这就是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的方式。
这儿时钟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因为他说「它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时钟令人困惑，因为他引入了一种他当时看不到的、像是一种精怪的实体。
这事与我们对感觉与料的谈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对某种我们会称为「不可感知物」的东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没什么不可感知的地方，飞逝的个人经验则有。
维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课上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他想跟哲学家对着干，支持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感觉。哲学家就时间或精神状态提出普通人没有的怀疑，但这不是因为哲学家比常人更有洞见，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洞见更少；他屈服于误解的诱惑，非哲学家则不：
我们有这祌感觉：普通人谈到「善」、「数」等等，但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说的话。我看到了「感觉」当中的某种古怪的东西，而普通人谈论「感觉」，仿佛其中毫无古怪之处。我们该说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呢，还是说他们不知道？
你可以两者都说。假设人们在下棋。当我浏览规则、细细核查时，看到了古怪的问题。但史密斯和布朗毫无困难地下着棋。他们理解这游戏吗？唔，他们玩它。
读这段话时，我们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家身份的疑虑，他对「看出古怪问题」的厌倦，他想去玩游戏而非细查其规则的愿望。他再次考虑接受医生训练。那时德鲁利正在都柏林准备第一次医学学士考试；维特根斯坦写信请德鲁利咨询自己到那儿上医科学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训费用预计由凯恩斯负担。他向德鲁利提出，他俩一起当精神病医生，一起行医。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在医学的这一分支里可能具备特殊的天赋，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兴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生日礼物寄给德鲁利；他告诉德鲁利，第一次读这书时他对自己说：「总算有了一个言之有物的心理学家。」
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好精神病医生，看上去，这种感觉的根据是，他相信他那种风格的哲学工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需要某种相似的才能。当然，这不是说它们是同一种技术。有人把他的哲学方法封为「治疗的实证主义」、把它比作心理分析时，他的反应是愤怒的。例如，A. J. 艾耶尔发表在《倾听者》[208]上的一篇文章作出这一比较时，维特根斯坦寄给艾耶尔一封措辞强烈的指责信。不过，维特根斯坦倾向于在自己和弗洛伊德的工作之间看出某种联系。他曾对里斯说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并多次用甚为相似的措辞概括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全是卓越的比喻」，他在一次谈弗洛伊德著作的讲座里说；至于他自己对哲学的贡献：「我发明的是新的比喻。」看上去，他希望贡献给精神病学的是这么一种能力：通过构造启发性的比喻和隐喻而获得概观。
不过，随着这一年的流逝，接受医生训练或找其他类型工作的兴趣减弱了，他的兴趣转向写完自己的书。那年年末，他的研究员职位快到期时，维特根斯坦跟许多自己喜欢的学生谈到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这些人里的最新一个是研究生洛什·里斯。1935年9月里斯到剑桥在G. E. 摩尔门下学习，此前则在爱丁堡、哥廷根和因斯布鲁克学习哲学。起初，看到维特根斯坦学生的做派后他不想上维特根斯坦的课；但1936年2月他克服了疑虑，听了那一年余下的所有讲座。他成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去世。1936年6月，维特根斯坦请里斯喝茶，讨论自己该尝试找某种工作，还是该独自到某地写自己的书。他告诉里斯：「我还有一点钱。只要那钱还能维持，我就能自个生活和工作。」
后一种想法占了上风；那年6月，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到都柏林看德鲁利，他没跟德鲁利提接受精神病医生训练的事。摩里兹·石里克的死讯也许令他下定了决心。维特根斯坦在都柏林听说石里克被谋杀了——一个狂性大发的学生在维也纳大学的台阶上枪杀了他。这个学生后来成了纳粹党成员，因此有传言说谋杀带有政治动机，尽管从证据上看，这个学生对石里克抱有一种更为个人的忌恨：石里克否决了他的博士论文。听到这消息，维特根斯坦立刻写信给弗里德里希·魏斯曼：
亲爱的魏斯曼先生，
石里克的死确实是一桩巨大的不幸。对你和我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已对他妻儿的同情，你知道我真的感到同情。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代我联系石里克夫人或某个孩子，告诉他们我抱着温暖的同情之心想着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写信对他们说什么。若你（出于外部的或内部的原因）不能传这个信，请让我知道。
致以友爱的同情和问候
你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石里克的死最后彻底终止了这种想法：继续实施1929年定下的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合作写一本书的计划。维特根斯坦老是改变主意，对此魏斯曼感到恼怒，维特根斯坦则不相信魏斯曼理解他；只是由于他们石里克共同的尊重，由于石里克鼓励他们坚持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才有一点点微弱的希望。石里克死后魏斯曼决定绕开维特根斯坦自己干；他签了份合同，要自己写完这书，在自己的名下出版。1939年这本书到了长条校样的阶段，但随后就撤销了。
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决定做自己1913年做过的事——到挪威去；在那儿他可以毫不分心地独自生活，做完自己的工作。他的这个决定可能是随着石里克的去世而作出的，但也可能是出于一个更私人的原因，即他需要避免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友情导致的「分心」，弗朗西斯的三年期研究生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员职位将同时到期。
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无论维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么——接受医生训练、到俄国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写维特根斯坦的书——他们都会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这么想的。不过，维特根斯坦是否曾认真地将弗朗西斯视作哲学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时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语口述时，如口述《蓝皮书和棕皮书》时。但在讨论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没有用，对维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瘫痪了，妨碍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贡献。「有时，」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对他喊，『说点什么，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 你知道罗丹的名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摆出那个姿势。」
出于类似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劝阻弗朗西斯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他断定「在学术生活中他永不会快乐」，弗朗西斯则一如既往地认可他的断定。不过弗朗西斯的家人不这么看，他的许多朋友也不这么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圣保罗和剑桥两地的同辈，后来当了莱切斯特大学的数理逻辑教授；古德斯坦认为，若当职业数学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听到弗朗西斯宣布自己放弃数学的决定的几个人之一，他强烈反对，在这个决定里，他只看到维特根斯坦自己对学术生活的厌恶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响。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尤其深深厌恶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儿子的影响。到俄国定居的计划，放弃原本前途光明的学术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为惊恐。他的姐姐普里西拉·特鲁斯科特同样无法置信。「为什么？」她要求解释。「为什么？」
不过，弗朗西斯唯一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也坚决地遵照维特根斯坦的决定去做，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开维特根斯坦生活，到一个很少用到他天赋的、令他觉得自己受到剥削的职位上工作。斯金纳离开了大学，不是去接受医生训练，而是当工厂技工，不是在维特根斯坦身边，而是自己一个人。接受医生训练的想法不现实：他的父母无法负担、扶持他的医科学习，而凯恩斯资助医科训练的承诺只是对维特根斯坦，并不涵盖他。弗朗西斯志愿加入国际纵队，投身西班牙内战，但由于身体残疾而被刷了下去。（弗朗西斯的健康状况一直不稳定，他的一条腿是跛的，那是儿时患骨髓炎的结果，他一直遭受这病的复发之苦。）
医学之外，维特根斯坦的第二职业选择是技工（所以斯金纳的第二选择也是技工）。这样，1936年夏天，剑桥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纳当两年期的技工学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时候是做主螺旋桨，那是个重复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欢，也一点儿不觉得有趣；这个活完全就是他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过法妮亚·帕斯卡尔相信斯金纳在工人中间比在自己阶层的人中间更快乐。她说，工人较友善、较不做作。这也许是真的，但在工厂的头几年，弗朗西斯没怎么花时间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过，或是和大学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罗兰德·赫特和帕斯卡尔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绝了他。
弗朗西斯没有魏宁格式的爱的观念；他不相信爱需要分离、需要某种距离来保持。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宁格的看法。在挪威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只有离开弗朗西斯时自己才认识到他多么独一无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决定去挪威，也许正是为了离开弗朗西斯。
动身去挪威前，维特根斯坦和吉尔伯特·帕蒂森到法国度了次假，两人乘小汽车一起游览了波尔多地区。帕蒂森是相对少有的维特根斯坦与之在一起能放松和享乐的人。不过，在帕蒂森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过沉重了。相应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样，他坚持，度假行程中起码得有几个晚上，自己要离开维特根斯坦到某个流行的胜地去，在那种地方他可以放纵自己无拘无束地奢华一番——喝酒、进餐和赌博。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赌博作乐，显出自己是这种浪费钱的艺术的新手。他们一起去了鲁瓦锡赌场玩轮盘赌，显然维特根斯坦没玩过这游戏。他细心地研究了这种游戏，然后用怀疑的口吻对帕蒂森说：「我看不出你怎么能赢！」看来有时核查规则比玩游戏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