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拥护秩序的人却无秩序

博絮埃在孔布费尔耳边嘀咕说：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用枪行善的人。”孔布费尔说。

对那个相当遥远的年代尚有记忆的人，都知道郊区国民自卫军镇压起义可是英勇顽强。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几天，他们尤其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例如，庞坦、韦图、居内特等酒店的好老板，看到骚乱使他们的“机构”无人问津，舞厅无人光顾，便都变成了小狮子，拼命也要挽救小酒店所代表的秩序。在这既市侩又英勇的年代，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骑士，各种利益都有自己的侠士。虽动机平庸，但行动英勇。钱堆的减少，使得银行家们唱起了《马赛曲》。为了捍卫钱柜，人们满腔激情，不怕流血，以斯巴达式的热忱，来保卫小店这个祖国的缩影。

其实，可以说，这里面没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过是社会各个成分发生了冲突，直到彼此平衡的那一天。

那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无政府主义和政府中心主义（正统派的野蛮称呼）搅和在一起。

人们拥护秩序，自己却不讲纪律。某个国民自卫军上校心血来潮，一道命令，战鼓就突然擂响了集合令；某个上尉灵机一动，就上了火线；某个国民自卫军战士凭一时“念头”，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去参加战斗。在那些“日子”里，在危急关头，人们不大征求首长的意见，而是凭本能行事。在维持秩序的军队里，有真正的游击战士，有法尼科之类拿剑的人，也有像亨利·丰弗雷德那样拿笔的人。

不幸的是，在那个年代，代表文明的与其说是一组原则，不如说是一组利益；因此，文明处境危险，或自以为处境危险，便大声惊呼；人人各自为中心，站在文明的前面，守卫它，救援它，保护它；谁都把拯救社会视为己任。

有时，这种热忱竟走到杀人的地步。国民自卫军的某个排，擅自建立军事法庭，五分钟就判决和枪毙了一名被捕的起义者。让·普鲁韦正是这样被随兴而杀害的。这是残酷的林奇法[17]，任何派别都无权指责别人这样做，因为这种私刑，美国的共和政体实行，欧洲的君主政体也实行。这个林奇法常因出错而使事情变得复杂。暴动的某一天，一个叫保尔埃梅·加尼埃的青年诗人，在王家广场被一个端着刺刀的人追杀，躲到六号门洞里才逃脱。那追在后面想杀他的人高喊：“又一个圣西门分子！”原来他腋下夹着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看见书上写着圣西门，便高喊：“打死他。”

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郊区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连，在上面提到的法尼科上尉的率领下，一时心血来潮，冲到尚弗里街上找死，造成惨重伤亡。这件事不管多么奇特，在一八三二年起义后进行的司法预审中得到了证实。法尼科上尉，急躁而大胆的资产阶级，像是维持秩序的雇佣兵，具有上面描绘过的特点，是个狂热的无法无天的政府中心论者，无法抵御提前开火的诱惑，野心勃勃，想独自，即靠他一连的兵力攻占街垒。他先看见红旗升起，后又看见黑旗——其实是一件旧衣服升起，又气又恼，大声谴责部队的将领们按兵不动，而那些将领们正在磋商，认为进攻的决定性时刻尚未来到，拿他们中一个人的名言来说，要让“起义者在自己的汤里好好煮一煮”。而他却认为街垒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于是他要试一试。

他手下的人都和他一样坚定，据一位目击者说，是一群“疯子”。他那个连，即枪毙诗人让·普鲁韦的连，是部署在街角那个营的第一连。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上尉率部发起进攻。这个光凭愿望而缺乏策略的行动，使法尼科连惨遭伤亡。他们刚走了三分之二路程，街垒就向他们开枪射击。四个胆子最大的人冲在前头，就在街垒脚下被枪口顶着胸膛击毙了。这群国民自卫军战士，个个都很勇敢，但缺少军人的坚韧不拔，犹豫了一会，便丢下十五具尸体撤退了。趁他们犹豫之际，起义者抓紧时间，又给枪装上子弹。第二次射击杀伤力很强，法尼科连还没撤到街角的掩蔽所，子弹就打到他们身上了。有一刻，他们受到两面夹攻，一阵排炮打在他们身上：因为没有秩序，大炮仍在轰击。无畏而莽撞的法尼科上尉也惨死在炮火下。他是被大炮打死的，也就是说，他是秩序的牺牲品。

这次凶猛有余、严肃不足的进攻，把昂若拉激怒了。

“这帮蠢货！”他说，“他们让自己人白白送死，也让我们白耗子弹。”

昂若拉说话，俨然像真正的暴动将领。起义和镇压之间的战斗，是在武力不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起义一方弹药不多，战士有限，很快就会弹尽人绝。一盒子弹打光了，一个人打死了，不可能再有补充。镇压一方有数不尽的人，因为有军队，有数不尽的弹药，因为有樊尚兵工厂。他们拥有的团的数目，和街垒的人数相等，兵工厂的数目，和街垒的子弹盒一样多。因此，这是以一当百的战斗，总是以街垒的毁灭而告终，除非革命突然爆发，将天神那把火焰熊熊的利剑扔到天平上。这迟早会发生的。那时，一切都会奋起反抗，大街会沸腾起来，民众会纷纷建造街垒，巴黎会受到强烈震撼，那神奇的东西[18]会显示出来，某个八月十日会酝酿出来，某个七月二十九日会孕育出来，奇异的光辉会出现，张牙舞爪的武力会后退，军队这头狮子，会看见法兰西这个预言家平静地屹立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