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旁落：内乱外患

毋庸赘言，与中国缔约的西方列强无意受羁绊。耆英与璞鼎查的谈判结束之后，两国的预期出现了新的鸿沟。对中国的朝廷来说，这些条约是对蛮夷作出的暂时让步，依需要予以遵守，但绝不会主动提议扩大其范围。而西方列强认为，这些条约不过是逐渐把中国引入西方政治和经济交往准则的一个长期过程的开端。然而西方列强眼中的这一启蒙过程被一些中国人视为思想侵略。

因此，对外国要求扩大条约范围，增补在中国任何一地可自由通商的内容并向京城派驻外交代表的要求，中国人拒绝接受。北京虽然对西方各国知之甚少，但朝廷认识到，一旦洋人的军事优势、在华活动不受约束，再加上西方诸国在北京设馆，必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就会失去它历史上特有的道德权威，沦为又一个被列强鱼肉的弱国。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外交和经济特权的一场看似不重要的争端演变成了一场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国内一次大动荡的背景下。负责夷务的中国官员不动声色的自信——近代史上一个始终未改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这一剧变。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已讲述过清朝满族统治集团与汉族官僚阶层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平民百姓之间别扭的妥协关系。他指出：“中国各省起义迭起，年复一年，几无间断。” [7]

由于清朝的天命受到质疑，国内造反的人声势渐大，从宗教和伦理方面对清廷提出挑战，从而为一场残酷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帝国西部边疆爆发了回民叛乱，宣布成立了一个短命的政权。清朝耗费巨资，清军死伤无数，最终才将其镇压下去。在中国腹地，一场称为捻军的起义得到百姓的广泛支持。自1851年起，捻军坚持了近20年之久。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尽管受到严格限制，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大批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是一位有魅力的中国神秘主义者，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有通灵之术。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新朝——“太平天国”，依照其领袖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义所作的怪异的诠释进行统治。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占了南京以及华南华中的大片地区，以新朝的名义发号施令。虽然西方的史书极少提及，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却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数百万人死于这场战祸。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据估计太平天国以及回民和捻军起义期间，中国的人口从1850年的4.1亿降至1873年的3.5亿。 [8]

19世纪50年代，正当中国因内乱焦头烂额之时，《南京条约》以及法国和美国与中国签署的条约届满，需要重新谈判。以上3个条约国坚持要求允许其外交官常驻中国首都，明确说明他们不是贡使，而是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人百般拖延，尤其是鉴于前几任参与谈判的官员的下场，没有哪个清朝官员愿意在常驻外交使团的问题上作让步。

1856年，中国强行搜查了一艘在英国注册的中国船只“亚罗”号，据说还亵渎了船上的英国国旗。这一事件成了重开战端的借口。和1840年的战火一样，这次战争的交战理由并不那么光彩（日后发现，该船的注册严格上讲已过期）。然而双方都清楚，战端事关各自的重大利益。由于中国的防御能力依然薄弱，英军攻占了广州和华北地区的大沽口炮台，迫近北京。

随后开始的谈判中，双方观点分歧巨大。英国以传教士般的姿态咄咄逼人，把自己的谈判立场说成是终于能把中国迅速带入近代世界的善举。伦敦的谈判副代表李泰国概括了当时流行的西方人观点：“你们肯定会看到，外交代表权对中英两国都有好处。这剂药可能不大好吃，但疗效会甚佳。” [9]

清政府远不像英国人那么积极。经过朝廷与参与谈判的中国官员之间痛苦的频繁公文往来，加之英国人再次威胁进军北京，中国才接受了条约中的条款。 [10]

于1858年缔结的《天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60多年来伦敦一直争取而未果的条款——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利。该条约还允许外国人在长江沿岸自由往来，增开与西方通商的“条约口岸”，保护中国基督教教民以及西方人在华传教的自由（鉴于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尤其难以接受这一条）。法国和美国分别依照本国与中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同中国缔结了内容相似的条约。

签署条约的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在一个显然自己并不受欢迎的首都开设使馆。1859年5月，英国新任使节普鲁斯抵达中国，与中国政府互换允许他在北京居住的条约文本。他发现通往北京的主要河道被锁链和铁桩封锁后，下令一队英国海军陆战队清除障碍。然而中国军队从刚刚加固后的大沽口炮台开炮射击，令英国人猝不及防。随后的交火造成519名英军死亡，456人受伤。 [11]

这是中国与近代西方军队交战以来的首次胜利，至少短时间内打破了中国军队无能的形象。然而中国只是暂时阻挡了英国公使进京。巴麦尊派遣额尔金勋爵率领一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下令占领首都，“让皇帝恢复理智”。作为对“大沽败退”的报复，同时象征性地显示西方武力，额尔金下令焚烧皇帝的夏宫，无数艺术珍品毁于一旦。一个半世纪后，中国人对此依然难以释怀。

过去70年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关系准则的抵制现在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危机。外交拖延的手法已经用尽，动武又遇到比自己更强大的武力。蛮夷提出的主权平等概念曾被北京政府嗤之以鼻，如今却越来越呈现为一种不祥的军事优势。外国军队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强行将西方对政治平等和公使特权的解释付诸实现。

就在这时，又一个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国家出现了。截至1860年，俄国人在北京派驻代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50年。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传教士团，是获准常驻北京的唯一欧洲国家。俄国跟在其他列强后面即可获得种种利益。它没有参加英国几次动用武力的行动，但却得到了条约给予其他列强的一切好处。然而，俄国的总体目标远不止于传教或在沿海一带通商。俄国从清朝的衰落中看到了肢解中华帝国，重新吞并其“外疆”的机会。它尤其垂涎于管辖薄弱、边界划分模糊的、广袤的满洲（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腹地）、蒙古（位于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当时是半自治的部落）和新疆（中国西部广阔的山脉和沙漠，当地居民主要是穆斯林）。为达此目的，俄国有计划地沿以上疆界逐步扩张，对当地王公封官授爵，贿赂收买，同时又用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示以威胁，诱逼他们效忠俄国。 [12]

中国国难当头之际，俄国这个殖民大国现身了，它主动提议出面调停1860年的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变相威胁干预。俄国高超的外交——在他人眼里可能是欺诈外交——是以武力威胁做后盾的。年轻的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是沙皇派驻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绝顶聪明而且狡黠。他哄骗清廷相信，只有俄国才能让西方占领军从中国首都撤出。与此同时，他又让西方列强相信，唯有俄国才能让中国遵守条约。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先向进军北京的英法联军提供详细的地图和情报，随后又让占领军相信，冬季即将来临，进出京城的主要河道——白河——会结冰，他们会陷入充满仇恨的中国暴民的包围之中。 [13]

作为对它出力相助的交换，俄国胁迫中国出让面积惊人的领土：沿太平洋的一大片土地，包括今天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的海参崴）的港口城市。 [14]俄国弹指间就拿到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在日本海的一处立足点，外加曾被认为属于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缔结了一项条款，开放蒙古的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和位于中国边远西部的喀什城，允许俄国人在这两地通商并设置领事馆。中国的屈辱还不止于此。额尔金扩大了原香港殖民地，将毗邻的九龙一并划入英国。不过，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以夷治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