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时代

到19世纪末，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已分崩离析，北京的朝廷面对诸列强已经无力保护中国文化或自身独立。1898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起义，民众的绝望借此爆发出来。义和团又称义和拳，因其拳民一向有练功习武的传统而得名。他们信奉一种古代的神秘主义，称自己刀枪不入，煽动袭击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给中国的新秩序的一切象征。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话线、西方人办的学校一律在袭击之列。也许是因为感到清廷（同样是“异族”，而且其政权日益衰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慈禧太后站在了义和团一边，称赞他们的举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又一次成为冲突的焦点。1900年春，义和团包围了外国公使馆。中国在傲慢自大、蔑视对手和痛苦的妥协之间摇摆了一个世纪后，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列强宣战。 [45]

结果清政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一支由法、英、美、日、俄、德、奥匈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为公使馆解围。联军镇压了义和团及其清军盟友后（北京部分地区化为焦土），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强迫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给予外国列强更多的占领权益。 [46]

一个无力阻止外国数次攻陷中国首都或制止外国对中国领土进行抢掠的王朝显然失去了天命，自从首次与西方发生冲突后居然还延续了70年的清朝于1911年倾覆。

中国的中央政府再一次陷入分裂，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一个从降生之日起即深陷分裂的共和国出现在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它甚至没有机会将民主价值观付诸实现。1912年1月，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条法则，注定帝国必须统一，孙中山只当了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一个掌握唯一一支能统一中国的军队的统帅。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后，政治权力落入地方都督和军阀之手。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内地，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影子政府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成松散联盟。争夺政权的每一方都称自己有权执政，但没有一方强大到战胜其他敌手。

由于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府，中国失去了其传统外交的手段。20世纪20年代临将结束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名义上控制了此前清朝的疆土。然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疆界正日益受到威胁。

西方大国被战争耗得精疲力竭，加之世界受到威尔逊的自决原则的影响，再也无力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仅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在华利益。俄国正在巩固国内的革命，无暇进一步扩张；德国的殖民地尽失。

在华角逐的诸列强中，只剩下了一个，然而却是对中国独立构成威胁最大的一个——日本。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保卫自己，而又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在军事上制衡日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前德租界。1932年，东京在满洲一手扶植了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1937年，日本开始实施对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计划。

日本现在陷入昔日征服者的境地。征服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已属不易，若不借重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观念去统治它则更不可能。而日本认为自己的体制独一无二，绝不会求助于中国的文化观念。它昔日的同伴——得到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逐渐走上抵制日本的道路。首先在政治上抵制，最终发展到军事上抵制。这有点像是自强外交政策的最高成就：前殖民国家如今携手维护中国的完整。它们以美国为首，而美国采用的手段就是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政策最初是为了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各自获得的利益中为美国分得一羹。20世纪30年代，它却成了维护中国独立的一种方式，而西方列强也表示赞同。只要中国能够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就可以走出帝国主义阶段，再次实现统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家陷入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执掌政权。200万日本军队滞留中国等待遣返。苏联选择了承认国民党政府，但又向共产党提供武器，脚踩两只船。与此同时，它不经中国邀请，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军队，旨在恢复昔日的部分殖民权益。中国对新疆的微弱控制进一步遭到侵蚀。西藏和蒙古逐渐走向半自治状态，分别被纳入英国和苏联的轨道。

美国的公众舆论同情作为战时盟友的蒋介石，但蒋介石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中国成为组织战后世界秩序的“五大国”之一，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五大国中，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执行这一使命的实力。

随后，中国内战重起。华盛顿试图对这类一国内部的冲突采用惯用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一办法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几十年里屡试屡败。美国敦促互相厮打了20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5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召开了一次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参加的会议。两位领导人一边积极为最后的摊牌作准备，一边如约赴会。

赫尔利的会议结束不久，国共双方再次开战。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选择了占据大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队则以农村为根据地，双方都试图运用围棋的包抄战略包围对方。 [47]面对美国国内要求美国干预以支持国民党的呼声，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去中国，用一年时间劝说双方同意合作。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如江河日下。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大陆，撤退到台湾岛。和国民党一同撤走的还有它的军队、政界人士和象征国家政权的一些物件（包括故宫收藏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48]国民党人宣布中华民国定都台北，称他们会积蓄力量，终有一天会重返大陆，并保持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共产党执掌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论其结构，它是一个新政体；论其实质，它代表了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论其战略地位，它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边界绵延，但又缺乏足够的手段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威胁——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曾面临的同一挑战。然而，中国新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他们要面对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涉。“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一个信心十足的超级大国，目睹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获胜，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漠不关心的立场。政治家都需要在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寻求平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刚刚执掌中国的毛泽东和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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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源论海防政策，1842”，载于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30页。

[2]. 同上，第31~34页。

[3]. 同上，第34页。

[4]. 最早的一批条约里列入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这究竟是清朝政府一项连贯的战略，还是它在操作层面上的疏忽，对此众说不一。一位学者指出，在某些方面，清朝政府此后与诸列强谈判的回旋余地因此受到了限制，因为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均可确知，给予其竞争国的任何好处，它也有一份。另一方面，其实际效果是任何一个殖民国家无法获取压倒性的经济地位。同一时期中国众多邻国的经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参阅徐中约著，《近代中国的崛起》，第6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192页。

[5].“魏源论海防政策”，载于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34页。

[6]. 恭亲王（奕），“1861年新外交政策”，载于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页。

[7]. 马嘎尔尼日记，载于J·L·克莱默–宾编，《出使中国：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私人日记，1793~1794》（伦敦：朗曼斯–格林出版社，1962年），第191、239页。

[8]. 费正清、谷梅，《中国新史》，第2版，（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洪秀全的一生，参阅史景迁著，《上帝的中国之子》（纽约：诺顿出版社，1996年）。

[9]. 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崛起》，第209页。

[10]. 同上，第209~211页。

[11]. 布鲁斯·埃勒曼，《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1年），第48~50页；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崛起》，第212~215页。

[12].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维新，1862~1874》，第2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33~236页。

[13]. 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崛起》，第215~218页。

[14]. 115年后，邓小平对失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福特总统在该城市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的首脑会谈）作了刻意的评论。他告诉我，中国人和苏联人对该城市的不同称呼反映了各自的意图。中文名字为“海参崴”，而俄文名字的意思是“统治东方”。邓小平又补充说：“我觉得除了字面上的意思外，再没有其他意思。”

[15].“1861年1月的新外交政策”，载于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克里斯托弗·A·福特，《帝国思维：中国历史和近代外交关系》（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143页。

[20].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芮效俭大使提请我注意该文字细节。

[21]. 此处对李鸿章的叙述参考了解威廉撰写的“李鸿章”一文中讲述的事件，载于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年），第464~471页，濮兰德，《李鸿章》（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17年），以及埃德加·桑德森编，《世界历史六千年》，第7卷，外国政治家（费城：杜蒙特出版社，1900年），第425~444页。

[22]. 解威廉，“李鸿章”，载于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第466页。

[23].“曾国藩书信节选，1862年”，由邓嗣禹、费正清翻译并引用到他们所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第62页。

[24]. 李鸿章，“产业化的问题”，引自舒尔曼、夏伟编，《中华帝国：末代王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开端：18~19世纪》（纽约：Vintage出版社，1967年），第238页。

[25].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7页。

[26].“敦促学习西方火器的致总理衙门信函”，同上出处，第70~72页。

[27].“李鸿章对西学的支持”，同上出处，第75页。

[28]. 同上。

[29]. 同上。

[30].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第222页。

[31]. 陈志让，《中国与西方：社会和文化，1815~1937》（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429页。

[32]. 根据14世纪“君权神授的君主正统传位记载”（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部省宣传局将其广为散发），“日本乃一神国，来自上天的祖先为其奠基，太阳女神让其后裔千秋万代统御日本。只有我国是如此，其他国家绝无类似情形，所以它才被称为神国。”《无情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种族与实力》（纽约：名人堂出版社，1986年），第222页。

[33]. 肯尼思·派尔，《日本的崛起》（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年），第37~38页。

[34]. 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日本强大之谜：一个不成其为国家的国度里的人民和政治》（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35]. 关于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进贡秩序的传统概念，参阅迈克尔·奥斯林，《与帝国主义谈判：不平等条约与日本外交文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马里厄斯·詹森，《近代日本的形成》（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36]. 詹森，《近代日本的形成》，第87页。

[37]. 陈志让，《中国与西方》，第431页。

[38]. Masakazu Iwata，《大久保利通：日本的俾斯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4年），援引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1932~1934年）。

[39]. 1874年危机的导因是琉球群岛的一艘船在台湾东南海域触礁沉没，船员被台湾一土著杀害。日本提出条件苛刻的赔偿要求后，北京最初的答复是，它无力管辖没有汉化的土著部族。从传统的中国观点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北京没有管辖“夷人”的职责。从近代国际法律和政治角度看，这几乎肯定是一次错误的判断，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对台湾不具有完全的管辖权。日本随后发兵伐台，而清政府完全无力抵抗。日本于是迫使中国支付赔偿。当时的一位观察家称这次赔偿“是一次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交易，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此地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愿意赔偿，但不愿打仗［《维多利亚时代在华的一位英国人》，第2卷，（伦敦：威廉·布莱克伍德父子出版社，1900年），第256页］，这次危机对中国伤害尤其大，因为，此前中日两国均称，琉球群岛是自己的属地。危机后，琉球群岛落入日本势力范围。参阅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崛起》，第315~317页。

[40].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1页。

[41]. 濮兰德，《李鸿章》，第160页。

[42]. 同上，第160~161。

[43].“1896年中俄密约案文”，载于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31页。

[44]. 濮兰德，《李鸿章》，第306页。

[45]. 关于这些事件以及清廷内部的辩论，参阅徐中约著，《近代中国的崛起》，第390~398页。

[46]. 辛丑赔款与此前的赔偿截然不同，外国列强要么放弃大部赔款，要么将赔款改用于中国境内的慈善事业。美国将一部分赔款用于创办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

[47]. 斯科特·A·布尔曼，《耗时游戏：围棋——诠释毛泽东的革命战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该书极其详尽地讲述了这些战略。

[48].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诺顿出版社，1999年），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