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中国式威慑和心理战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宣布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他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7]
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足得多，尤其是那些科学技术上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超级大国（苏联刚刚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中，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日本刚投降，美国即抢在共产党军队的前面，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方的重要战略城市。然而，毛泽东的最后胜利，证明了美国对华的战略失策，华盛顿痛心疾首，随即展开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至少在北京看来，这意味着美国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防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这一举动更加坚定了北京的想法。
苏联是新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起初，中国也需要苏联作为战略伙伴来制衡美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忘记过去的100年间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了远东沿海的领土，占有了从满洲到新疆的特别势力区；他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依然声称它在1945年谈判战时协议时迫使蒋介石就中国北方领土作出的让步继续有效。斯大林认为苏联理所当然的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龙头老大，而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同样不甘居于人后；两者最终是无法调和的。
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有领土争议，西面是叫做阿克赛钦的地方，东面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争议的地区面积相当大：大约12.5万平方公里，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致相当，或者像毛泽东后来对他的高级指挥官说的，等于中国的福建省。[8]
当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还有与缅甸接壤的地区还没有解放。苏联在中国东北保持着势力范围，包括在战略要地旅顺港驻扎着占领军和舰队。毛泽东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地区和北方地区——奉行国内政治的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内政甫一结束，毛泽东即着手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收复台湾与其说是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毋宁说是因为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尽管毛泽东没有使用军事手段，但他宣布新中国对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下割让出去的领土——比如1860年和1895年条约中割让给沙俄的中国远东领土——拥有主权。
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用几句通俗的话语表示了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新中国不会简单地继承现有的外交关系，它要“另起炉灶”。外国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关系必须经过谈判。新中国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换言之，它要先清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它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即是说，在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中鼓励世界革命。[9]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反映传统中国战略思想的故事，讲的是诸葛亮的“空城计”。故事里，诸葛亮发现一支敌军正在逼近，敌军人数远远多于己军。若是迎战必定全军覆没，但若是弃城撤离，又会先机尽失，危及将来。于是诸葛亮决定用计。他打开城门，自己故作闲适，抚琴作乐。在他身后，百姓们生活照常，不见任何惊慌之态。来军主将看到守军的镇定，认为定有伏兵，于是下令停止前进，回马退兵。
面对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它们各自都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假若它们联手，中国则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称不惧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得多。）
毛泽东借鉴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众多以谋略在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实现长期目标的经验。历史上中国的官员通过“朝贡”制度的外交手段来辖制番邦蛮夷，努力维持中华上邦优越的政治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比其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秉持严正捍卫国家领土的信念，成为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不结盟运动是由新获独立的国家组成的集团），并以此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的地位；它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有时二者同时进行，有时则先此后彼。
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即他表面上鄙视的中国传统中汲取灵感。在制定外交政策举措时，他所参考的通常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中国的古典著作，例如四书五经、记述历代王朝兴衰的《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策略的兵书，像《水浒传》这类反抗斗争的故事，还有《红楼梦》这部讲爱情和封建贵族内部争斗的小说。毛泽东说过《红楼梦》至少应该读五遍。[10]他把古代士大夫贬为压迫者和寄生虫，却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致，喜好作诗填词，并对自己豪放的大草书法艺术深以为傲。毛泽东这些文学和艺术活动不是政治活动之余的遣兴之举，而是他政治生涯的一部分。1959年当暌离32年回到故乡韶山时，他赋诗一首，诗中未提及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而是充满了浪漫情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1]
文学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1969年，当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时，四位元帅奉命总结各项策略选择。他们在向毛泽东陈述为何需要与中国当时的死敌——美国打开关系时，就引用了《三国演义》的内容。这本书当时在中国是禁书，但是他们知道毛泽东读过。而且，即使在全盘否定中国古老遗产之时，毛泽东仍然使用中国传统智力游戏的用语来阐述他的对外政策理论。他把中印边境战争开始时的军队调动称为“跨过楚河汉界”，这是古老的中国象棋的术语。[12]他把麻将这个传统的赌博游戏视为战略思维的训练。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中，毛泽东和他的左膀右臂们使用“防止战略包围”这个围棋的概念来看待中国所面临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最传统的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战略动机。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
为此，中国毫无畏惧地参加了朝鲜战争。同样为此，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尽管越南和苏联签有相互防卫条约以及苏联当时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同样展开了对越自卫作战。对中国周边力量组合的长期考量比眼前的力量平衡更加重要。这种长远考虑与心理因素的结合也反映在毛泽东对他眼中的军事威胁的遏制手法中。
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在中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寻，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执政者能像毛泽东那样集传统、权威、冷峻和全球视角于一身。他面对挑战时咄咄逼人，但当环境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动时，他就灵活地转而采用外交技巧。他的外交政策虽然借用传统手法，但是影响宏大，立意大胆。当时还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之际，毛泽东就宣称要改变全世界：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13]
不过，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知道追求世界革命并不切合实际。所以，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具体影响主要限于意识形态，并为各国的共产党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1965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这位在中国抗战期间第一个写书介绍延安的美国记者谈话时就解释了这一点：“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别国。当然，只要有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就会发表声明，举行集会，表示支持。”[14]
同样，1965年，当时公认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面说，正如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一样，世界的农村（即发展中国家）也会打败世界的城市（即发达国家）。美国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些解读为中国计划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印度支那，支持——甚至可能直接参与——共产党的颠覆活动。然而，当代学者却认为它恰恰说明了中国不会对越南和其他革命运动提供军事支持，因为林彪是这样说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15]
这种克制反映了对于实际力量平衡的正确认识。我们无从得知如果力量平衡偏向于共产党的一边，毛泽东将会如何决定。但是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出于理念的原因，他都选择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作为改变世界的手段，通过落实理念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谋求改变。
几位中国学者在查阅北京中央档案库的资料之后，著书对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性作了十分精彩的叙述：他献身于世界革命，支持任何地方的革命运动，同时又一切以保证中国的生存为重。[16] 1969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团长E?F?希尔时就表现出了这种个性。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和敌对了20年的美国建立关系。他在会谈中问希尔：将来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17]若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是短见之举；若是后者，和解则成为必行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同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当时是苏联很可能进攻中国）比鼓吹世界革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