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人民

毛泽东对美国开放既是策略，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决定。但这并未改变他在国内推行继续革命的决心。就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1972年，他还在全国公布了6年前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给夫人江青的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8]

毛泽东的追求最后导致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运动，尽管针对的是他自己一手建立的制度。列宁主义说共产主义的到来将解决社会的“矛盾”，毛泽东思想却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歇。像苏联那样实现了工业化还不够，为确立中国的历史独特性，还需要不断改变党内秩序和社会秩序，以防像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一样沦为毛泽东经常批判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毛泽东就这样表现出一系列的自我矛盾：为实现大同，他在1956年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先是欢迎大鸣大放，然后又对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原本是为了在3年内赶上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不幸的是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饥荒，也引起了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教授、外交人员和专家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坚信他的“继续革命”终将成功，这一信念有三个来源：意识形态、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韧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事实确实如此。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都能坚持其民族精神不坠。

这是与上一时代发生的俄国革命具有本质性区别的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把他们的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他们相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退出战争，把俄国三分之一的欧洲领土割让给德国。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革命的浪潮很快就会席卷欧洲，冲垮现存的政治秩序，俄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淹没。

换了毛泽东，这完全不可想象。他的革命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若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只能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榜样的力量。毛泽东一直相信中国人民最伟大。他早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强调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品质：

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9]

20年后，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的硝烟之中，毛泽东又以溢美之词颂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就：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20]

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普及同化，这对任何社会的独特性都是威胁，而中国社会恰恰以独一无二为标榜。为了维护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国在19世纪拒绝效仿西方，结果几近沦为殖民地，饱受列强凌辱。一个世纪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清除有可能把中国纳入一个普遍性文化的现代化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由此得名。然而事实证明，意识形态挂帅无法治国。

1972年2月毛泽东和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谈话尖锐地显示了这个难题的存在。当时尼克松赞扬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古老文明，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力改变它。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21]

毛泽东毕生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而努力奋斗，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领导者碰上了集各种相互矛盾的特性于一身的群众。

因此，在宣扬马克思主义革命时，毛泽东着重精神方面，而非物质方面。在他最喜欢的中国古代民间寓言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愚公”自信可以赤手空拳搬走大山。在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这个故事：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22]

在一个有着两个核超级大国的世界上，中国尽管坚持共产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独行侠”。它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发挥了完全独立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作用。中美关系从原来的相互敌对转为近乎结盟，中苏关系则正好相反——从结盟转为对抗。可能中国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最终得以摆脱了和苏联的一切关系，站到了冷战“赢家”的一边。

毛泽东坚持打破旧制度的努力尽管成绩斐然，但终究无法超越中国人生活的永恒节奏。他去世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经过了剧烈、起伏、痛苦的历程变得越来越富裕。经过了如同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的历史后，也只有坚忍不拔的中华民族才能继续保持团结，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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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从下列文章中可见一斑：“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载于马若德、齐慕实和尤金·吴编，《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05页；“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0日”，同前出处，第476页；蒂姆·亚当斯，“目击强秦”，《观察家报》，2007年8月19日。

[2].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特伦斯·基尔马丁译（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67年，第373~374页。

[3].“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于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和书信集：1956~1971》（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公司，1975年），第92~93页。

[4].“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9年），第412页。

[5].“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2月19日印发”，载于陈志让编，《毛泽东著作：选集与书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63页。

[6]. 同上，第66页。

[7].“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载于齐慕实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文献简史》（纽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8]. 傅泰乐，“政权不安全和国际合作：试论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妥协”，载于《国际安全季刊》2005年秋季号，第56~57页；“喜马拉雅地区的竞争：印度和中国”，载于《经济学人》，2010年8月21日，第17~20页。

[9]. 章百家，“周恩来——中国外交的制定者和创始人”，载于迈克尔·H·杭特、牛军编，《中国共产党外交关系史（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物和视角》（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部，1992年），第77页。

[10]. 查尔斯·希尔，《大战略——文学、治国策略和世界秩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1].“谈话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中午12∶10~晚6∶00于北京”，载于史蒂文·E·菲利普斯编，《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7卷，《中国：1969~197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404页。1971年7月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一次会见中，周恩来背诵了这两句诗词。

[12]. 约翰·W·加弗，“1962年中国对印战争中的决策”，载于江忆恩、陆伯彬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1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417页。

[14].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72年），第217页。

[15].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38页。1965年9月3日首次刊登于《人民日报》。

[16]. 杨奎松、夏亚峰，“在革命与缓和间摇摆——毛泽东对美国心态和政策上的变化，1969~1976”，载于《外交史》，第34卷，第2期，2010年4月。

[17]. 陈兼、戴维·L·威尔逊编，“天下大乱——北京，中苏边境冲突和转向中美和解，1968~1969”，《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11辑（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8年冬季号），第161页。

[18]. 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政治领袖”，载于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0页。

[19].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2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06页。

[21].“谈话备忘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2∶50~3∶55于北京”，《美国外交关系》，第17卷，第678页。

[22].“愚公移山”，载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