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温尼科特
温尼科特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创新而极具影响力的贡献，对
于自我在其关系母体中的发展，进行了复杂而微妙、经常是富有诗意的描述。其著作189的体裁与风格在两个显著方面与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相应的。首先，温尼科特的文章
有种难以捉摸的特点。他几乎所有的论文最初是以谈话方式呈现的，论文风格表现出
更加适合口语而非书面语的非正式性。每一篇都是短文，其中的临床观察经常是妙趣1横生的，用简洁的，几乎是警句式的理论构想宽松地串联在一起。中心问题通常以引发悖论的方式呈现，对读者具有戏谑性诱惑力。争论更加东拉西扯，而非逻辑严密地组织在一起；温尼科特的报告随心所欲。因为这种难以捉摸，马苏德·汗，即温尼科特著作编辑及其著名信徒，巧妙地将他这种风格描述为“隐秘的”。
温尼科特报告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他根据精神分析传统对自己的奇怪定位。温尼科特宣称非常忠诚于其理论前辈，特别是弗洛伊德，其次是克莱因。他以虔诚话语将自己的文稿描述为这两人著作的延续。实际上，温尼科特与汗（1953）关于费尔贝恩著作的一篇非常尖刻的综述中的中心主旨，就是批评费尔贝恩抛弃了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构想。不过，温尼科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保留了传统，主要是曲解传统。他对弗洛伊德与克莱因概念的解释是如此怪异，对其最初的构想和意图是如此不具有代表性，所以有时是无法识别的。他讲述的精神分析观点的历史，不是其发展史，而是他自己希望发生过的历史，他改写了弗洛伊德，使其成为温尼科特自己观点的更加清晰、顺利的前辈。这种吸收和改写他人概念的倾向反映在汗描述温尼科特对阅读的不耐烦之中：“马苏德，要求我阅读任何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我厌烦，第一页读到一半，我就睡了，如果让我感兴趣，读完那一页，我就开始改写了。”（1975，p．xvi）哈罗德·布鲁姆（1973）提出，西方传统中每个重要的诗人都曲解其最著名前辈的观点，以便给其个人观点让位。同精神分析的传统相比，温尼科特定位自己关于精神分析传统的重要的创新贡献的方式，比之本书中任何一位理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可能就是在描述自己对待精神分析传统的方法，他是这样说的：“对于古老而陈旧的正统，成熟的成年人先破坏，然后再创造，以赋予其活力。”（1965b，p．94）
温尼科特著作的这些形式上的特征，其令人难以捉摸的表述方式，以及其对理论前辈的吸收和改变，与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相应的：联系与差异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辩
190证关系。他几乎所有的贡献都围绕他所描绘的为了个体的存在，同时也允许与他人密
切接触，自体所持续进行的危险挣扎。温尼科特对健康自体的描述建立在他的一个矛盾说法之上，通过分离，没有丧失任何东西，反而得到并保留了某种东西：“这是我已经着手进行检查的地方，分离不是一种分离，而是一种联合。”（1971，p．115；斜体为原文标注）达成这样一个状态一点也不容易；自体的发展充满危险。儿童如何发现自己在母亲照料下并没有失去自己？儿童如何能区分自己并保持母亲的资源？你如何能交流而不被耗竭，被看见而不被占用，被触摸而不被剥削？你如何能保留个人的核心而不被隔离？温尼科特表述形式与风格的特点反映了这些问题。他引诱、困惑并惹怒其
第二部分另类149
读者，他高度重视读者，但从不直接对抗他们。他崇敬其理论前辈，珍惜与他们的连续性；然而，他根据自己的想象与幻想，激进地重新建构并重新塑造了前辈的著作。在温尼科特看来，缺乏与他人的接触以及不能完全接近他人，会对自体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险。
温尼科特在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前以及之后一直是著名的儿科医生，他对婴儿和母亲的熟知贯穿于他处理精神分析问题的方法之中。1923年，也就是克莱因移居英格兰的三年之前，他开始接受了斯特拉奇十年的分析；跟费尔贝恩一样，他深受克莱因著作的影响。他的第二任分析师里维埃，是克莱因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而且他在1936年至1940年之间接受克莱因本人的督导。温尼科特感觉克莱因的著作与他早期的某些观察是重叠的，并帮助他解决了他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他关注那些似乎从未达到稳定而分化的俄狄浦斯期的儿童；在其早年关于进食障碍的著作中，他一直受困于婴儿贪婪的普遍性，以及小孩子关于其“内部”和母亲“内部”幻想的核心性（1936，p．34）。克莱因关于早期潜意识幻想、焦虑和原始客体关系的描述直接说出了温尼科特最早关注的事情。
1945年，在经历大量的儿童和精神病人的临床工作的孵化期之后，温尼科特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标志着他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理论的决裂。弗洛伊德阐明了神经症；克莱因探索了抑郁。温尼科特提出他自己的著作是一种修正，是将先前的精神分191
析概念应用于相对未知的明显的精神病领域。随着温尼科特将其理论拓展为一种关于发展与心理病理学的普通理论，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的理论有着明显的分歧，这种诊断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在儿童与重要他人提供的环境互动情景中，才能描述并理解导致自体发展或抑制的过程。因此，尽管温尼科特声明了自己的连续性与忠诚，他的著作还是构成了牢固安置于关系／结构模型中的关于人类体验的理论。
人的出现
温尼科特对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贡献始于他的观察，经典理论和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将其中某种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病人是人。这样说的意思是假设病人具有可用于跟他人互动的统一而稳定的人格。温尼科特认为弗洛伊德预先假定了“自体与自我结构的分离”（1960a，p．41），因为这个假设，两个主要问题被忽略了：不是“人”的病人，要么是因为明显的精神病，要么是因为只是看上去在与别人互动；分析情境具有的
非常直接的影响促进人格出现的早期发展过程的那些特征。这恰恰是温尼科特致力1于探索的领域。他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都是关于可以使儿童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分离的情景，他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构想，在不同情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母亲提供能使婴儿最初自体出现的体验。婴儿的生命始于一种“未整合”的状态，其体验是分散的、弥散的。婴儿对自身体验的组织在母亲对婴儿有组织的感知之后，并以此为基础。母亲提供“抱持性环境”，在其中容纳并体验到婴儿：“要是没有人给婴
儿汇集其碎片样的体验，婴儿就开始一个带有缺陷的自我整合的任务。”（1945，
p．150）温尼科特将母亲这种投入状态名之为“原始母爱贯注”，这种状态使得她愿意将自己作为婴儿成长无微不至的媒介。他认为母亲沉浸在对婴儿的幻想与体验之中，是母亲在孕期最后三个月以及婴儿出生后最初几个月自然的、有着生物学基础的适应性
192特征。
除了“抱持”，母亲“将世界带给儿童”，而且在温尼科特看来，这种功能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且复杂的作用。婴儿兴奋时，就会想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要想起会有个客体满足他的需要。理想情况下，就在那一刻，专注的母亲就呈现给他这样一个适合的客体，比如说乳房。这是“错觉的时刻”。婴儿相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客体。婴儿一次又一次地幻想着母亲会出现，想象的内容大约会越来越接近现实的世界。
，婴儿兴奋时会想起乳房，开始幻想适合用来攻击的东西。就在那一刻，真正的乳头出现了，而且他能感觉到那就是他幻想的乳头。于是，他的想法因为视觉、触觉和嗅觉的实际细节而变得丰富起来，这种素材在下一次的幻觉中得到应用。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始逐步建立想象实际可以获得什么东西的能力。母亲必须继续给予婴儿这种体验。（1945，pp．152—153）
在“错觉的时刻”中，婴儿的幻觉与母亲提供的客体就等同起来了。婴儿体验到自已是全能的，是所有创造的源泉；温尼科特认为，这种全能感就成为健康发展与自体坚固性的基础。（科胡特后来也提出健康自体的基础在于持久体验到婴儿全能感的机会之中。）这个过程中母亲投入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母亲对婴儿需要的共情性预测以及准确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要让错觉成为现实，“人类必须以婴儿可以理解的形式，全天候不辞辛劳地将世界呈现在婴儿面前”（p．154）。婴儿幻觉与母亲出现的同步性，为儿童对外部世界的接触感和掌控感提供了重复性的经验基础。
健康的发展需要完美的环境，但只是暂时的。温尼科特说的完美，指的是母亲因
第二部分另类151
为其母爱的贯注，可以非常密切而精确地感受婴儿的需要与姿态。就像温尼科特在其后期著作中描述的那样，母亲的功能就是一面镜子，为婴儿自身体验与姿态提供了精确反映，尽管这些体验与姿态具有碎片样的、杂乱的特点。“我注意到自己被看见了，我就是存在的。”（1971，p．134）这些反映中的不完美毁坏并抑制了儿童自我体验与整193
合能力，而且干扰了“个人化”过程。当母亲能够响应婴儿的希望与要求，婴儿就可以协调自身功能与冲动，成为其逐渐进化的自体感的基础。母亲不能实现儿童的姿态与需要，就会削弱儿童幻觉性的全能感，阻碍对其自身创造力与能力的相信感，损害心理演变与其躯体化支撑基础之间的关系。“心理有一个根基，也许是最重要的根基，在自体的内核，需要个体提供一个完美的环境。”（1949a，p．246）
温尼科特处理同样问题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他对独处能力发展所必需条件的讨论。他提出，对于母亲来说，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塑造适合婴儿需要的世界，而且要在婴儿没有需要或者没有体验到需要的时候，提供一种不费力的存在。这就可能使婴儿体验到不需要感或完全的未整合感，一种出现需要与自发姿态的“听任自然”的状态。母亲这种不费力的存在使得这种无形感和舒适的独处成为可能，这种能力就成为稳定而个体化自体发展的核心特征。“只有在独处（就是说，在某个人面前）的时候，婴儿才能发现自己的个人生活。”（1958b，p．34）
幸运的是，对每个参与者来说，母亲的细致回应不会需要太久。一旦幻觉样的全能感牢固建立，儿童就需要学习在他的控制之外的现实世界，并且体验到其力量的局限。使这种觉察成为可能的是，母亲不能一点一滴地根据婴儿的需要来塑造世界。因为母亲从其母爱贯注的状态恢复，并再次对其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感兴趣，儿童被迫忍受他的不能做，不能创造，以及不能使之发生的事情。这些残酷的现实被儿童走向分离的推动力所缓和。因此，与婴儿主动自我功能练习增长和精细同步的，是母亲自我
覆盖力与响应敏感性的降低。随着婴儿的成长，母亲不用像接收和响应其姿态那样去194实现其愿望。其关系的特征就是分化与互动的极大增长。实现婴儿被动的幻觉样愿
望的早期母亲逐步让位于响应需要的母亲，这些需要实际上是通过姿态与信号来表达的。母亲“逐渐递增的适应失败”（1949a，p．246）是分离、分化与认知发展的必要条件。
温尼科特认为，母亲照料的不足，更具体地说是不能提供完美的环境及其逐渐的撤出，对于儿童情感的发展具有削弱性影响。母爱失败有两种：在婴儿兴奋时，不能
实现婴儿幻觉样的创造与需要；在婴儿安静时，干扰婴儿的无形感与未整合感。这两1种母爱失败被儿童体验为对个人自身存在连续性的可怕干扰，都会导致“婴儿自体毁灭”感（1956a，p．304）。婴儿的个人存在根植于其无形的状态与全能创造的姿态之中。理想情况下，母亲是无形感的媒介、全能感的工具。对这些功能的任何干扰都被婴儿体验为“冲击”。外界之物在向他提出要求，要他作出回应。他从安静状态中挣脱出来，并被迫作出回应，或者说他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愿望，提早接受其自身需要虚弱而不现实的本质，并根据提供给他的东西来铸造自己。
持续冲击的主要后果就是婴儿体验的碎片化。迫不得已，他要过早且强制性地适应他人的主张与要求。他不能让自己体验无形的安静感，因为他必须准备响应别人对他的要求和提供给他的东西。他失去与自身自发需要和姿态的联系，因为这些与母亲体验他的方式以及母亲提供给他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温尼科特将这种成碎片化的结果描述为越来越分离而虚弱的“真我”与“建立在顺从基础上的假我”之间的分裂。“真我”是自发需要、意象与姿态的来源，其逐渐隐藏起来，尽一切可能避免表达不被看见或不被响应，等同于完全的心理毁灭。“假我”提供个人存在的错觉，其内容被母亲的期待与要求所塑造。儿童变成了母亲对他的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假我”逐渐接替环境不能提供的照料功能。“假我”秘密地保护了“真我”的完整性；其功能是“通过顺
195从环境的要求来隐藏真我”（1960，p．147）。“假我”利用认知功能对环境的冲击作出
预期和反应，导致心理的过分活跃，以及认知过程与情感或躯体基础的分离（1949b，pp.191-192)。
温尼科特将“过渡性客体”的形成看作是造成个人发展更大过程的另一个方面。过渡性现象最重要的维度不是客体本身，而是客体关系的本质，所代表的是幻觉样全能感与认识到客观现实之间的发展途中的小站。个人的出现需要从错觉性的全能感状态转变为客观的感知状态，在前面状态中，通过母亲的促进作用，婴儿感觉他创造和控制着其生活世界的所有特征，在后一种状态中，婴儿接受其力量的局限性，并开始意识到他人的独立存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化不是单向的、直线的前进过程；儿童与成人都会不断在其中摇摆不定。温尼科特对这两种不同状态进行了严格比较：带有客
观感知的唯我的主观性；带有外部世界现实的内在世界；“主观客体”的世界，你在其中
全面控制着有着分离且独立他人的世界。与过渡性客体的关系构成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个，即中间的过渡性领域。
客体既不在错觉样，全能的控制之下，也不是主观现实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呢？在此就存在着自相矛盾，它是过渡性体验的本质。温尼科特认为，过渡性客体（诸如一块
第二部分另类153
毯子或一个泰迪熊）建立的必要条件，是成年人与婴儿之间的心照不宣，不去怀疑客体的来源与本质。父母继续装作是婴儿创造了客体并保持对其掌控，然而也明白其在他人世界中的客观存在。因此，父母理解其中的自相矛盾，没有将客体指派给这两个区域的任何一个，不去挑战婴儿对其客体拥有的特权，从而创造了过渡性区域。过渡性客体既不在魔法般的掌控（比如幻觉和幻想）之下，也不在掌控之外（比如真实的母亲）。过渡性体验大概是存在于“原初的创造性与以现实检验为基础的主观感知之间”（1951，p．239）。因为这种不确定而自相矛盾的状态，过渡性客体帮助婴儿逐步完成了一种转变，从将自己体验为整个主观世界的中心，转变成将自己体验为他人中的一196
员。过渡性体验不只是发展的插曲，而且也是健康成人体验中值得珍视并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我们的思维可以徜徉其中，既不关注其在真实世界的逻辑性与有效性，也不会害怕我们的冥想会带领我们进入完全主观的唯我的领域之中，导致我们失去整个真实的世界。过渡性体验根植于儿童游戏的能力之中；对于成人来说，其表现是你能玩味你的幻想、想法以及这个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接受其令人惊讶的、创造性的、新奇的特质。在过渡性体验中，我们仍然可以进入我们思维与想象的最为隐秘的源泉之中，而无须因为清晰与严厉的主观现实对其负有责任。
在后期著作中，温尼科特描述了人出现的另一个特征，建立在“客体联结”与“客体使用”之间的区分之上。这些构想阐明了他对分离过程中攻击与破坏功能的理解。“客体联结”被定义为一种主观的、投射性体验，他人在其中被体验为处于婴儿错觉样控制之下。“客体使用”是对他人的感知以及与他人的互动，他人在其中被体验为独立和真实的，处于婴儿全能感的控制之外。温尼科特再次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使这种过渡成为可能的确切机制上，而且再次围绕自相矛盾。儿童“破坏”客体，是因为他开始体验到客体是分离的，而且不在他主观控制之下；儿童将客体“置于”其全能的控制之外，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破坏了客体。因此，儿童“使用”和“破坏”客体，是因为客体变得真实了；客体变得真实，是因为已经被“使用”和“破坏”了。客体的幸存是至关重要的。母亲没有报复性的持久性使得婴儿体验到没有忧虑的“使用”，帮助他建立了一种信念，相信其全能的控制之外存在具有恢复性的他人。
在温尼科特看来，健康且有创造力自体的出现取决于特殊的环境供应，他将其归于“过得去的养育”之下。这些供应使得婴儿可以开始于“存在而不是反应”（1960b，p．148）。这些供应可以使情感从婴儿式依赖转变为独立，使认知从全能的感知转变为
现实的感知。他们决定了一个人自体感的结构、连贯性与活力：“个体有创造性地活1着，而且感觉值得活着，否则······个体就不能有创造性地活着，而且会怀疑活着的价值。人类的这个变量，在每个婴儿生活体验的最初或早期阶段，就与环境供应的品质与数量直接相关。”（1971，p．83）
在理想状态下，得到非冲击性环境养育的真我，代表的是“遗传的潜质，体验到存
197在的连续性，需要以其自身的方式与速度获得个人的心理现实与身体计划”（1965，
p．46）。在理想状态下，人类体验势必产生自发冲动与表达，而真我“无非是将活着体验的细节收集在一起”（1960b，p．148）。然而，温尼科特认为，即使在最佳环境下，做人也是一种脆弱与不确定的现象，主观体验与客观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我们生命的开始完全依赖养育者识别并实现我们的愿望与姿态，甚至由此为我们提供机会来了解并成为我们自己。这种全面依赖非常容易受到无回应和侵入的伤害，无回应和侵人被体验为个人连续性的毁灭。这种脆弱性所惯有的残留是主观现实的私人堡垒，永远无法进入公开的客观视野。“每个人的中心都存在无法与外界交流的元素，这是不可冒犯的，最值得保留。”（1963，p．187）不管你被客观现实束缚得有多深，不管你是多么灵活有弹性地协调主观创造性与客观外部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我被剥削依然是最令人恐惧的事情，因此会存在一个“真正孤立的、无法与外界交流的自体，或者个人化的自体内核。”“问题是：如何在保持孤立的同时不被伤害？”（1963，p．182，187）温尼科特对于精神分析观点贡献的主旨以及风格特点，其自己著作中的坦诚与难以捉摸、直接与隐秘的模糊、对传统的忠诚以及对传统的破坏与重整之间的张力，均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温尼科特与模型
温尼科特对精神分析思想的革新性贡献在于关系／结构模型。他坚持认为不存在所谓婴儿这个东西，有的只是哺乳的母婴。母婴单元的概念，源于其在儿科的工作经历，使他在建立参照系统时不仅着眼于儿童的内心过程，也着眼于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域：“生存的重心不是始于个体，而是整个环境。”（1952，p．99）这样的强调特别容易让人想起沙利文，温尼科特宣称“脱离与母亲的功能关系来描述最早期的婴儿”是没有意义的（1962a，p．57），而且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也无法理解心理病理学
198（1971，pp．83—84）。尽管身体的抱持与照料对抱持性环境极其重要，在温尼科特看
来，母婴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复杂而相互之间的情感需要，而且本质上不是身体的需要。事实上，他明确抛弃了马勒的“共生”术语，因为其“过于根植于生物学而令人难以接
第二部分另类155
受”（1971，p．152），反而强调母亲与儿童交换的互动与情感的本质。在他的系统中，母婴早期关系的各个方面是分化与自体结构化的基础。
考虑到温尼科特的关系／结构框架，他自己对待驱力／结构传统的策略，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忽视。他没有像费尔贝恩那样完全抛弃驱力理论。他也没有像雅各布森、柯恩伯格以及其他美国自我心理学家那样，试图将关系的概念与既有的驱力／结构框架混合在一起。相反，他建立客体关系的立足点是独立的，而且与本能过程是分开来的。在经典驱力理论中，客体关系是驱力满足于防御载体的衍生物。在温尼科特理论中，客体关系是由儿童发展的需要与母亲提供母爱照料之间的互动构成的，与驱力满足是完全分开的。他没有直接挑战驱力理论，而是将其挤出，并将之降至次要而从属的位置。
对温尼科特来说，儿童需要与母亲的联结。这种需要是由内置定向与期待构成的，而非克莱因所提出的那种一系列具体的先天意象；存在的是准备与期待，而非客体本身。游戏“使婴儿找到母亲”（1948a，p．165），而且，尽管温尼科特不愿公开支持费尔贝恩的观点，他还是谈到“驱力可以称之为客体一寻找”（1956b，p．314）。婴儿需要的被定义为过得去的养育的母爱供应包括：最初对婴儿需要与姿态的完美回应；在安静状态下的非侵入性“抱持”与镜映性环境；共谋同意尊重过渡性客体；面对婴儿的强烈需要仍然要生存下去；不要对客体使用的破坏性特征进行报复。温尼科特将对这些母爱供应的需要与本能愿望区分开来：“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其结果与本我冲动的满足199
和挫败造成的结果不同。”（1956a，p．301）这些关系需要对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不能进一步出现有意义的成长。
温尼科特强调关键关系过程与驱力的分离。“婴儿与母亲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本能体验的衍生物，也不是源于本能体验的客体关系衍生物。这种关系出现在本能体验之前，与之共同运行并混合在一起。”（1952a，p．98）在经典驱力理论中，享受生活的能力根植于驱力满足与升华的可能性。温尼科特强调导致自体出现的关系过程的优先性。
我们现在明白了，并不是本能的满足使婴儿开始感到存在，感觉生活是真实的，找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本能满足开始只具有部分功能，而且会变成诱惑，除非个体建立起完好的总体体验的能力，以及在过渡性现象领域中的体验能力。
在自体使用本能之前必须有自体的存在；骑手必须骑在马上，而不是失控。1(1971,p.116)
驱力满足怎么会成为更加基本的发展需要的诱惑性干扰？温尼科特在此明显与驱力／结构模型保持了距离。在驱力／结构模型中，驱力满足构成了客体关系的潜在基础以及基本实质。即使在克莱因著作中，满足也是客体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母亲通过好的喂养而变“好”；婴儿通过吞咽和内化而爱母亲。母亲因为挫败婴儿而变“坏”。温尼科特将这两个领域各自分开。通过与具体母爱供应的关系体验，自体出现并变得结构化。在这些供应之中，至关重要的是客体地位、母亲“抱持”婴儿、实现其姿态、在其攻击下幸存的功能，等等。按照温尼科特的说法，满足本身对客体地位没有多大影响；母爱供应在满足本能需要方面与母亲的功能无关。“婴儿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被养育，但无爱或无人情味的管理不能成功产生新的独立自律的人类儿童。”（1971，p．127）本能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可以作为替代性干扰。婴儿可以“被令人满意的喂养＊搪塞＇”（1963，p．181）。
我们必须理解，说到母亲的适应能力，如同给予满意喂养一样，跟其满足婴儿
口欲期驱力的能力关系不大。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跟这样的考虑是类似的。满200足口欲期驱力真的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做会妨碍婴儿的自我功能，或者后来作为
人格的核心的自体被妒忌地守护。对婴儿来说，没有自我功能覆盖的喂养的满足，可以是诱惑，而且可能是创伤性的。（1962a，p．57）
因此，尽管温尼科特保留了本能概念，他还是将其在发展中的地位降为次要与从属。对于有生理基础的本能愿望，他最关注的是，本能愿望可能成为干扰更为基本的发展需要的手段（1952b，p．225）。
温尼科特关于心理病理与治疗的观点反映了关系／结构的假设。在他看来，精神健康是由自体的相对完整性与自发性决定的。心理病理（之后要考虑的带有政治目的的诊断造成的轻微影响除外）必然导致自体活动与表达的堕落和压缩。影响精神健康的必要充分因子是恰当的父母供应—过得去的养育。温尼科特将精神病明确定义为“环境缺陷疾病”；所有的心理病理在他的系统中包含自体功能的损害，然而根据这个定义，精神病也是父母缺陷的产物。温尼科特通过其临床阐述再三说明，父母的人格，以及父母的病理，如果干扰了养育的供应与恰当的婴儿照料，对于儿童的发展有着
第二部分另类157
巨大的影响，在儿童心理病理中有着清晰的回响：“儿童活在父母人格的圈子里，而且······这个圈子有病理性的特征。”（1948b，p．93）
温尼科特对于心理病理本质的关系／结构性理解反映在其对退行现象的治疗中。他认为，退行不是回到力比多固着点或某个具体的性快感区。退行表现的是回到儿童挫败的环境点。适当的父母供应是情感成长的必要条件；缺失了，发展就停止了，而且，发展“需要”的缺位就决定了接下来的生活。发展需要与源于驱力的“愿望”非常不同。需要是发展所必需的；除非得到满足，否则一事无成。在驱力／结构模型中，退行是病理性的、危险的，就在于它提供了婴儿式愿望的过度满足。而在温尼科特关系／结201
构模型中，退行是对缺失的关系体验的寻找。“病人的退行倾向现在可以看作是个体自我疗愈的部分功能。”（1959，p．128）
温尼科特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中的治愈因子，不是精神分析的解释功能，而是在于分析设置提供了缺失的父母供应，并满足了早年的发展需要。精神分析的功能是补偿了适应中的父母供应的失败，并“提供某种类型的环境”（1948a，p．168）。分析师本人和分析环境“抱持”病人；分析师的可靠、专注、回应、持久、记忆，使得病人被中止的自体变得松动，并继续成长。温尼科特也从病人与分析师共同游戏角度来看待精神分析过程；当病人这种能力受到限制，分析师的功能就是重新激活这种功能（1971，p．38）。在讨论精神分析的解放价值时，弗洛伊德重点强调不受幻想的限制，而温尼科特则强调提高创造幻想的自由度，而且这是与游戏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Bank，个人交流）。
正统的批评家指责温尼科特的治疗方法过于退行，且过度满足了婴儿式需要，温尼科特为自己进行辩解，指出退行中的满足不是力比多满足的结果，而是“自体业已达成”的结果（1954，p．290）。这种治疗观点是其关于成熟、发展与心理病理的关系／结构性假设的结果，并与此相一致。与有母爱的养育者的特定关系是一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提供了这种关系，儿童就可以在世界里作为一个人自由成长与活动；这种关系缺失，早期的自体就被一种保护性的茧所包裹，受到胁迫、限制，就会躲避他人的世界，因为感觉其对真实自律的生活是不安全的。只有提供适当的便利环境，真我才能达成，才可以继续成长。
温尼科特与传统
在所有作品中，温尼科特非常小心地将自己置于早期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之中。1他明里暗里最在意的两个人物就是克菜因与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煞费苦心地将他的贡献呈现为对此二人系统的延续，而不是背离，并批评费尔贝恩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直接挑战。然而他自己的构想完全是在关系／结构模型中运作的，并带来了严重的
202政治问题。尽管其概念有着关系的本质，温尼科特通过吸收、曲解与策略性回避的综
合运用，让自己跟克莱因和弗洛伊德保持了一致。
温尼科特对克莱因理论的使用反映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发展其自己的思想过程中，克莱因的几个概念与重点为他提供了主要的智力工具。关于内在世界、内在客体和原始的贪婪观点、潜意识幻想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概念在温尼科特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公开承认这种恩惠，直到1948年，他还是反对他人对克莱因理论的批评，最著名的就是格洛弗。另一方面，温尼科特早在1941年就开始直接挑战克莱因理论。就在那年，他反对存在关于父亲阴茎的先天知识与意象的观点（1941，p．63）。1949年，他认为出生不是被体验为所谓的攻击的投射，“还没有达到对此有所认识的阶段”（1949b，p．185）。1959年，他提出死亡本能的概念是“不必要的”（1959，p．127）。在一篇关于克莱因贡献的回顾性综述中，他提出，克莱因试图越来越早地确认婴儿期复杂的认知过程，“毁掉”了她的后期著作（1962b，p．177）。
温尼科特对克莱因系统最主要的批评，是克莱因不顾与真实他人的关系而强调内在过程；他与克莱因观点的主要理论分歧在于他重视人际环境。在温尼科特关于心理的理论中，客体关系根植于母亲表现出的养育功能与性格，并由其构成。他对克莱因概念的主要批评，是指出克莱因试图从内在的、体质的来源，诸如先天的客体意象和固有的攻击，来得到客体关系。克莱因从体质所得到的，在温尼科特这里是从环境供应与失败中得来的。
“除了儿童养育的研究之外，克莱因孜孜不倦地研究婴儿发展的最早期过程。她一直承认儿童养育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1959，p．126；斜体是原作标注的）身为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科门诊的主任，温尼科特比克莱因更加了解殴打和忽视孩子的母亲，他在伦敦西区拥有富人光顾的诊所。这种差别无疑会造成他们对父母实际行为与性格重要性的看法不一（JamesGrotstein，个人交流）。
在挑战克莱因理论核心时，温尼科特逐渐与克莱因小组脱离了关系；他后来对此的看法似乎带有一点苦涩与遗憾。“我从来没有被她分析过，也没有被她的学生分析过，因此我没有资格被选为克莱因小组的一员。”（1962b，p．173）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
203说法，因为他接受过里维埃的分析。温尼科特将自己定位于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中“C
第二部分另类159
组”的一员（既不是克莱因的追随者，也不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试图愈合协会中的分裂，并试图调停克莱因的构想与主流的弗洛伊德理论。
尽管温尼科特在许多问题上公开表达了与克莱因的背离，他在其著作中对克莱因治疗的描述，还是反映了他极其努力地与克莱因观点保持连续性。他保持连续性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他倾向于用更加全面的关系／结构框架来重新阐释克莱因的构想。有时，温尼科特所做的修正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例如，他依然坚持克莱因对潜意识幻想的重视是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础，但他明确将潜意识幻想与关于先天性知识的假设分离开来。对克莱因来说，与驱力／结构模型密切相关的是，潜意识幻想主要是一种内在现象，是由驱力产生的，只是继发性地与真实他人的世界有联系。在温尼科特系统中，潜意识幻想的首要性被保留下来，但其内容被更改了。“幻想比现实更加重要，对于纷杂世界的幻想的丰富性取决于对错觉的体验。”（1945，p．153）对他来说，潜意识幻想从一开始就具有个人化的现实导向，表现出容易发展出对真实世界控制的错觉。通过潜意识幻想，婴儿在“错觉时刻”准备好了与外部世界的人际交流。
有些时候，温尼科特对于克莱因构想的修正又非常隐蔽。例如，他认为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的发展概念是她对精神分析观点发展史的最大贡献：“可以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相提并论。”（1962b，p．176）温尼科特感觉，克莱因通过介绍个人化的，而非社会化的内疚感的来源，除了“健康”问题，还为“个体价值观”的精神分析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领域（1958a，p．25）。然而，他在呈现克莱因构想时做了修改。关切能力的发展（温尼科特愿意用“关切”一词，而不是克莱因说的“内疚”）表现为从婴儿式全能感向着客观的感觉与关系过渡的特征。在这个过渡中，综合在婴儿体验中受到两种不同“母亲”的影响：在安静状态下提供抱持功能的养育者、环境母亲，以及在兴奋状态下承受婴儿“冷酷”幻想与攻击的客体母亲。
204
温尼科特提出，婴儿在贪婪的兴奋状态下使用母亲，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甚至其存活。他只在意自己的愿望。陷入抑郁性危机的原因在于，婴儿意识到母亲是这些兴奋状态的客体，也在兴奋之余提供抱持功能，婴儿依赖并相爱母亲。这种综合和意识唤起对母亲的高度关切。根据温尼科特的说法，母爱功能有两个方面对于婴儿支撑与整合关切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母亲必须在兴奋状态下存活下来，并及时“抱持”情境，儿童才能开始相信母亲的耐用性，而且感觉到其自身需要与潜意识幻想并不具有全能的毁灭性。面对婴儿需求，母亲的存活展示出对真实世界的抵抗与复原能
力。其次，母亲必须给婴儿提供“作贡献的机会”，来补偿母亲，安慰母亲。只有修复成1为可能，儿童才能忍受其感觉到的毁灭性影响导致的内疚，关切的能力才能出现。
在温尼科特对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构想的修改中，明显有几处基本的变化。比之克莱因，他认为抑郁性焦虑和内疚与真实母亲本人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儿童不能只是在幻想与游戏中“修复”母亲，而是需要得到“作贡献的机会”，在现实中安慰母亲。无法安慰的、抑郁的母亲就给儿童造成了难题。“婴儿的首要任务是处理母亲的情绪状态······创造可以开始他们自己生活的氛围。”（1948b，p．93）因此，抑郁心位更加倚重儿童实际的人际交往世界。而且，温尼科特构想中抑郁心位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克莱因认为抑郁性焦虑源于对好乳房（儿童投射的对母亲的爱以及满足性体验的仓库）与坏乳房（儿童投射的对母亲的恨以及挫折性体验的仓库）的整合。温尼科特没有承认他做的修改，认为抑郁性焦虑源于对环境母亲（在平静状态下“抱持”婴儿）与客体母亲（在兴奋状态下承受婴儿贪婪的侵吞的牺牲品）的整合。这些并非是简单的平行解释。
克莱因的构想反映出驱力模型观点的残留，认为早期心理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调节与整合内源性的驱力能量；温尼科特的构想反映得更多的是关系模型的观点，认为早
205年心理发展的中心任务是整合母亲提供的各种养育功能。使用克莱因概念而不进行
公开的修改，温尼科特必然要对其误读。这一点在其讨论攻击的功能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使用过原始爱的冲动这个表达，但在克莱因著作中，这种表达指的是与挫败相关的攻击，在儿童开始受到现实要求的影响时，这些挫败不可避免地干扰了本能的满足。”（1958a，p．22）通过从对挫败的实际体验中推导出攻击来修正克莱因的著作，不仅可行，而且令人信服。将这些修正呈现为克莱因自己的观点，对于克莱因与温尼科特基本的、潜在的假设来说，是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异。
冈特瑞普称温尼科特鼓励他“要跟弗洛伊德的观点保持自己的联系，而非费尔贝恩”（1975，p．151）。在其他场合，冈特瑞普暗示温尼科特本人实际上跟弗洛伊德保持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私下的。他认为，温尼科特私下承认背离了弗洛伊德以驱力为基础的心理病理学观点，更加偏向于关系的观点。冈特瑞普提到弗洛伊德时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他的目的是“治愈症状”。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活生生的有爱的人。”（Mendez与Fine，p．361）为什么这种公开的分歧没有反映在温尼科特著作中？冈特瑞普认为温尼科特“在临床方面是革命性的，对纯粹的理论实际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不想费力劳神去考虑”。这个断言令人困惑，如果你仔细研究温尼科特著作中对弗洛伊德的引用，就会发现温尼科特努力表明自己在各个方面与
第二部分另类161
弗洛伊德保持一致，包括有时使用翔实而复杂的证据。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不可能像冈特瑞普所断言的那样，是懒惰或冷漠的产物；相反，这似乎是温尼科特所使用系统性策略的结果，将其文稿展现为弗洛伊德著作的直接延续，而不是明确的背离。这些努力所使用的主要策略是对弗洛伊德构想的系统误读，以及诊断性区分的使用，表面上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
我们来考虑一下几个温尼科特对弗洛伊德更加显著的误读。弗洛伊德原始自恋
概念是任何关系／结构模型的绊脚石，因为其明白无误地假设婴儿最初不是指向他人206的，由此使得客体关系成为继发且派生的现象。克莱因与费尔贝恩均直接挑战了原始
自恋的概念，前者提出内在客体关系的出现是自恋固有的，后者提出力比多从一开始就是指向现实与他人的。温尼科特采取了不同方法：他承认弗洛伊德概念带来的困难，他接着说他宁愿认为这并非弗洛伊德的真正本意。温尼科特引用弗洛伊德对婴儿的说明，婴儿是“完全自恋的生物······一点也觉察不到其母亲作为客体的存在”。他继续评论道：“我愿意认为，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因为事实上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资料。”（1949b，p．175）尽管弗洛伊德著作中总体上缺乏这种尝试，温尼科特还是继续使用“原发性自恋”的概念，似乎指的不是早期无客体状态，而是实质上等同于温尼科特自己与此相反的观点，指的是婴儿对母亲的早年依赖。
固有攻击驱力的假设是弗洛伊德“双本能理论”的两大支柱之一。克莱因保留并扩展了这个概念；费尔贝恩明确抛弃了这个概念。在温尼科特著作中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种攻击驱力，他反而更加宽泛地使用这个词汇。关于固有攻击概念，温尼科特只是采纳了这个词汇并进行重新定义，从而在表面上取得了连续性。他在其著作中一直强调攻击的重要性，使用弗洛伊德的词汇，就好像带有同样的含义，然而，他有几处也指出，攻击与毁灭不一定会造成愤怒或恨。他所说的“攻击”不是特指某个本能驱力，而是指总体的生命力与活力。他将攻击等同于生命力，并提出“从起源上说，攻击几乎就是活动的同义词”（1950，p．204）。他认为攻击包含对抗突然增加的某种东西的需要，被激励着与之进行搏斗的自体之外的某种东西：“正是攻击的成分······驱动了个体对非我的需要，或者对感觉上是外来的客体的需要。”（1950，p．215）因此，温尼科207
特后期有关客体使用的著作中的“毁灭”就成了一种对无害的，非战斗性约定的渴望：“这种毁灭行为是病人试图将分析师置于全能控制的领域之外，就是说排斥。”攻击驱力“创造了外在化的性质”（1971，p．107，110）。
1温尼科特对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期内疚的处理，提供了被迫继续的另一个例子。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一方面，本能力量驱使儿童产生乱伦与谋杀的冲动；另一方面，害怕遭到真实的父母，后来是超我的报复，两者的冲突就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是驱力造成压力与害怕受到社会现实惩罚之间紧张的产物。温尼科特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非常不一样：
根据尽可能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健康的男孩与母亲建立的关系既包含本能，也包含爱上母亲的梦。这就导致梦到父亲死亡，从而到导致害怕父亲，害怕父亲会毁灭孩子的本能潜力。这被称为阉割情结。同时也存在男孩对父亲的爱与尊敬。一方面，男孩的天性使得他恨父亲并想伤害父亲，另一方面，男孩爱父亲，这两者的冲突让男孩陷入内疚感之中。（1953a，p．17）
这个描述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是根据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构想进行修正的。弗洛伊德关于驱力（既有力比多驱力，又有攻击驱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已经被克莱因所说的爱恨冲突所替代。（弗洛伊德有时也谈到关于俄狄浦斯冲突的矛盾情感，但这种矛盾情感源于体质的双性、以身体为基础的驱力衍生物，而不是克莱因与温尼科特所描绘的更完全的矛盾情感。）克莱因明确提出了她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期危机解释的不同。温尼科特没有这样做；他从克莱因视角改写了弗洛伊德理论，保留了一致性与完整传统的错觉。
温尼科特辩称其最富创新与革命性的贡献实际上一直掩藏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这为其对弗洛伊德的系统性误读提供了最终的例子：
在我看来，假我的观点······可以在弗洛伊德早期构想中见到。我特意将我对真我与假我的区分跟弗洛伊德对自体（self）的区分联系在一起，一部分是中心的，由本能提供动力（或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前期与生殖器期性欲），另一部分是转向外部的，并与世界相联系。（1960b，p．140）
这是一个极端误导性的并列。温尼科特对于真我与假我的区分，对应于真实自发的生存与顺从且过度适应的生存。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自我的区分，对应于原始的、非社会性的、无指向性的冲动与对外部世界的必要知识和设备。弗洛伊德的区分没有提
第二部分另类163
到非真实性的问题，而这是温尼科特关注的中心。这两种概念的比较是有趣的，而且208暴露了真相。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是驱力与调节功能、能量与能量的组织和使用之间的
分别，与驱力／结构模型是一致的。温尼科特的关注点与关系／结构模型一致，是自体与他人之间不同形式的关系。将温尼科特与弗洛伊德的构想放在一起，你能看到温尼科特背离驱力／结构模型的距离。温尼科特关心的是将这种距离缩短到最小。
温尼科特与弗洛伊德的著作保持连续性的策略见于其处理诊断的方法。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温尼科特提出其最初的观点（1945
），对精神障碍的种类进行了三分法：前自体障碍（精神病、分裂样障碍、边缘型障碍以及假我）—最早期、最原始客体关系的功能失调；抑郁障碍—内在世界问题的困
困难，包括克莱因所描述的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整个人的障碍（神经症）—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俄狄浦斯期冲突。这个分类系统反映出温尼科特与传统的关系：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论述是正确的；克莱因关于抑郁的论述是正确的；温尼科特将精神病和边缘性精神病现象这个相对未经探索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
到1954年，他已经将“绝大多数所谓的正常人”放在中间组，克莱因称之为抑郁障碍（1954b，pp．276—277）。第三组，即弗洛伊德说的神经症，现在就只由“完全健康的人”的组成，这些人有能力建立足够稳定的、有活力的自体，可以面对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俄狄浦斯期问题。到1956年，中间组，也就是克莱因所说抑郁障碍就被排除了，绝大多数精神功能失调患者被归为第一类，因为父母供应的缺陷，这些人缺乏整合的、基本的自体。温尼科特已经开始将假我（falseself）概念作为一个单独的诊断原则，代表精神病状态的心理病理的连续体，其
其中的假我已经崩溃，接近健康的状态，而且假我有选择地、保守地调节着真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1960b，p．150）。另外一个人类分类，仍然在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就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心理病理。在神经症中，足够的父母养育产生了健康的自体。“神经症没有必要被看作一种疾病·····实际上我们应该将其看作是生活困难带来的结果。”（1956c，pp．
209
温尼科特用这些诊断区分上的转变做了什么？起初，他对其著作的描述是将弗洛伊德概念应用于弗洛伊德没有考虑过的病理学领域。然而，随着其工作的发展，温尼科特提出的观点显然不是一种扩展，而是对弗洛伊德方法的替代。他提出的理解心理病理的框架深深扎根于关系模型，与基于驱力与防御的经典构想是不一致的。因此，温尼科特作为其工作对象的诊断
断群体在逐渐扩大；留给弗洛伊德的在逐渐缩减。不过，温尼科特需要保持延
持延续弗洛伊德的政治地位，他把神经症命名为一个现象，只能在164精神分析
之客体关系理论
经典驱力理论框架内充分理解。但是，温尼科特自己的系统是如此广泛，而且与驱力／结构的原则非常不一致，要赋予弗洛伊德理论有意义的地位并不容易。实际上，他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观点的描述本身就是非常歪曲的。他将神经症定义为“属于不可忍受冲突的疾病，这种冲突是整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中所固有的”（1959，p．136）。他认为神经症是得到足够的照料并因此拥有稳定的、有活力的自体的个体的命运。他们的挣扎关系到普遍的本能冲突，以及自身体质的过多与缺乏、平衡与失衡。假我障碍是环境缺陷的产物，与假我障碍相比，神经症属于“个体的”、“个人化因素”的范畴。
尽管重视体质因素，弗洛伊德从未将神经症与环境因素分离开来。实际上，体质与环境因素的互动形成了弗洛伊德的“补充系列”之一，而且是他理解心理病理发展的中心。此外，弗洛伊德没有像温尼科特那样将神经症病人看作是存在主义的英雄，而是非常清楚地区分了神经症痛苦与日常生活的“常见的不愉快”。挑出“神经症”作为弗洛伊德理论未受挑战，只是得到修正的领域，温尼科特保留的不是弗洛伊德最初的观点，而是歪曲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