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科胡特

科胡特是追求这种理论方法的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作者。过去十年间，他的著作在精神分析界获得了无比的声望，而且已经超出了精神分析界。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他的理论与临床工作是牢固建立在正统驱力模型观点之上的。（他在1964年至1965年任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不过，随着其思想的发展，科胡特开始聚焦于一组严重心理障碍病人的治疗技术问题，这组病人一直以来被认为不能进入精神分析的过程。《自体的分析》出版于1971年，用带有特定发展来源的诊断目录来描写“自恋性人格障碍”。科胡特脱离了经典传统，认为这些病人是可以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

《自体的分析》的口吻与内容强调了驱力模型的连续性。科胡特建议进行某些技术改良，同时伴随应用于这组高度特异性病人的理论构想，所有这些与哈特曼自我心理学完全结合在一起。到1977年，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中提出，驱力模型框架不能容纳他与自恋病人工作得到的所有观察。因此，他将他的理论称为“自体心理学”，其理论的许多特征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仍然是含蓄的，并提出这不是简单地对经典理论的修改，而是一种创新而全面的体系。

科胡特称之为“自体心理学”的关于人类体验的观点是根据源于关系／结构模型原则运作的：与温尼科特、费尔贝恩以及人际学派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不过，这是一个“混合模型”理论，因为科胡特自始至终试图保留经典意义上的驱力概念，认为他的新构想不是替代而是补充了驱力理论。

353

“自体心理学”

科胡特心理结构模型的基本成分是自体，“主动性的中心与印象的接收者”（1977，p．99）。这个构想所赋予的自体功能，在经典驱力模型理论中是属于本我、自我与超我

结构的。因此，自体概念的理论地位不同于哈特曼思想中的自体作用，甚至与雅各布

森思想中的自体也不同。自体不再是一种表征，不再是自我活动的产物，而是自身就是主动的主体；因而比早先的观点承载了更多的理论重要性。

这个变化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是科胡特吸收关系模型敏感性的载体。因为，如果与雅各布森的系统相比，自体在科胡特系统中具有新的、更重要的功能，自体

的本质与起源是相似的。对雅各布森来说，自体从人际交流发展而来，而且终其一生2调解个体与“客体世界”之间的交流。这在科胡特“自体心理学”中也是如此。正如戈德堡说的那样：“我们将自体理解为关系的所在地。”（1981，p．11）这两个观点的区别在于，雅各布森是将自体概念当作表征来用的，从而保留了经典结构的功能中心性，科胡特承认自体的功能作用，将其关系的来源直接作为理论核心。

对科胡特来说，儿童一出生就进入一个共情的、有回应的人类环境中；与他人的联结是其心理生存所必需的，如同氧气对其身体的存在一样。自体的开始出现在“婴儿内在潜能与（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趋向一致”之时（1977，p．99）。但是新生儿的自体是虚弱的、不定形的；这个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持久的结构或连续性，因此不能单独存在。这个自体需要他人的参与，来提供聚合感、恒常感与复原力。科胡特将这些他人—从婴儿的角度看还没有与自体分化—称之为“自体客体”，因为这些他人客观上是分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后来将由个体自己的心理结构来执行。在儿童与其自体客体的融合中，有微妙而广泛的成人体验的参与，包括成人对儿童的体验。用科胡特的话说：“儿童初步的心理参与自体客体高度发达的心理组织中；儿童体验到自体客体的感觉状态，这些感觉状态通过触摸与语调，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传递给儿童，这些感觉就像儿童自己的感觉一样。”（1977，p．86）自体客体通过婴儿需要的共情回应，为自体逐渐发展提供了必要体验，而且科胡特认为婴儿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发

354展与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

婴儿寻找两种与早年自体客体的基本关系，科胡特将这两种关系解释为表达基本的自恋需要。首先，婴儿需要展示不断演变的能力，并因为这些能力得到赞赏；科胡特认为，这代表了婴儿健康的全能与夸大感。后来，婴儿需要形成至少是一位父母的理想化意象，并体验到与这个理想化自体客体的融合感。在最佳发展过程中会相继出现两种关系结构：夸大的、表现狂的自体意象与“镜映的”自体客体联结在一起（“我是完美的，而且你赞赏我”）；低调的自体意象与理想化自体客体融合在一起（“你是完美的，而且我是你的一部分”）。

在最佳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因为父母不能镜映儿童或不能被理想化情况日益增加，自体与客体意象逐渐地从非常全面而古老的状态转变为更加复杂而有弹性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出现（有些类似温尼科特的“过得去的母亲”共情失败的模型），就出现自体客体关系的缓慢内化。（我们同意沃尔夫的看法，这个术语“比自体客体关系更加悦耳”［1980］，而且始终使用这个术语。）这个过程，科胡特称之为“转变内化作用”，就形成永久性心理结构，自体，包含从早年关系模式中得到的两

个“极”。每一个极都可以形成健康而聚合的自体核心。因此，人格可以围绕夸大的、表现狂的倾向进行组织，表达为健康的抱负或坚定，而且是源于镜映的自体客体的，通常是母亲。要不然，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关系就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力量。通常情况下，如果人格源于与父亲的关系（尤其是男孩），就会表达为健康而坚定地持有的理想与价值。某个特定人格的本质既取决于自体这两极的内容，也取决于这两极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极发生障碍，另一极的适当发展可以补偿。自体的任何一面得不到发展就会导致自恋的心理病理，特征是自体的缺陷感，以及不能保持稳定的自尊水平。

科胡特在其早期著作中将父母的作用描述为，只是为儿童提供自恋满足的自体客

体，这样的解释意在将他的观点嵌入力比多模型框架中。在其后来著作中，父母的作355用变得更广泛，所包含的远不止是简单地满足源于驱力的（甚至即使是自恋的）需要。

在他的临床例证中，尽管他使用其最初构想的术语，很显然，科胡特所说的是包括一切与父母式人物联结的范围更广的概念。例如，到1977年，“镜映”概念指的是描绘母亲一儿童关系的所有交流，所包含的不仅是夸大的反映，也包括恒常性、滋养、一般的共情与尊重（1977，p．146—147）。在关于与父亲关系的补偿性价值的著作中，科胡特包括的不仅是理想化，也包括亲密、共情、共享，以及其他好关系的维度。沃尔夫（1980）扩展了这个描述，详细叙述了他所说的“自体客体关系的发展线”，包括在分化过程的某个时点对“对立”自体客体的需要。因此，在科胡特及其追随者的发展之下，很显然，自体客体不仅发挥自恋的功能，也提供越来越多的复杂关系需要与互动。

父母背离最佳自体客体功能导致他们被儿童体验为“是对其自体完整的非共情的攻击者”（1977，p．91）。微小或偶发的共情失败不是有害的；定期出现的过失促进关键的转变内化作用的过程。心理病理的病因，在科胡特看来，是长期的共情失败，可归因于父母的性格病理，逐渐削弱了儿童自体的健康发展。正如他所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父母的特定病因性人格，以及儿童成长氛围的特定病因性特征，造成了发展不良。”（1977，p．187）特定创伤性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是更加普遍的与父母关系障碍的结晶点。例如，父母的诱惑是破坏性的，不是因为行为本身，而是因为行为反映了父母长期缺乏共情。

科胡特更坚持费尔贝恩模型，认为明显的驱力相关固着，例如对食物、肛欲或俄狄浦斯期性欲的迷恋，反映了潜在的自体障碍。这些固着常常直接来源于类似的对于父母驱力相关的贯注，反映了父母潜在的自体障碍。患有自恋障碍的父母，被对食物、肛

欲或过度性欲迷恋所掩盖和操纵、不能发挥共情的自体客体的作用；他们不能提供健2康自体发展所必需的激励。父母不能共情地回应儿童出现的自体，儿童对自体客体的

最初追求就分解为性与攻击关注，对应于父母的病理性贯注，因为儿童会使用任何可356用的自体客体回应。

在这些构想中，科胡特将驱力是心理的基本成分替换为源于最早的儿童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因素。儿童天生需要这些关系。他不是费尔贝恩意义上的客体寻找；自体客体的寻找不在于自体客体本身，而是作为内衡状态的载体。然而，自体客体关系的建立与保持提供了基本的动机能量。科胡特宣称“基本单元从一开始就是关于自体／自体客体单元的复杂体验与行动模式”（1977，p．249）。非破坏性的坚定与非冲动

性的力比多元素与儿童早年的客体寻找交织在一起并被纳入其中。当发展进行良好时，婴儿式的性欲与坚定是与共情的自体客体联结的主要构成部分。破坏性攻击或纯快乐追求的单个出现，标志着病理性解体已经发生了。

科胡特对分析过程的描绘与其理论立场中潜在的关系假设是一致的。分析情景不是按照一个中立观察者解释病人驱力与防御过程来定义，而是按照人际场来定义的，分析师在其中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他声称“自体心理学的基本主张（是），共情的或内省的观察者原则上定义了心理学场”（1977，p．32n）。与温尼科特类似，自体障碍一般被理解为环境缺陷疾病；养育者没能让儿童建立并逐渐消融必要的自恋的自体客体结构，通过转变内化作用，在自体内产生健康的结构。没有这些体验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心理成长：自体障碍反映的是孤注一掷的，但必然是无效的支撑缺陷自体的努力。在分析中，病人要么通过镜映，要么通过理想化模式，建立一种自体客体移情。这提供了一种再次发展的机会：移情关系的转变内化作用可以成为补偿性自体结构的核心。

科胡特主张，对分析师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允许病人进驻并强化与分析师的关系，有可能使得因为早年自体客体失败所阻断的丧失的发展动力复原。病人最终放弃移情的自恋特征，这个过程是由分析师不可避免的共情失败促成的。病人就开始从更加

357现实的角度看待自己与分析师。同时，病人获得了形成自己抱负与理想的能力，不需

要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来提供外在镜映或理想化机会。（科胡特后来提出，没有人能完全放弃对自体客体的需要。）

到1977年，科胡特扩展了其关于精神分析治疗行为作用机制的观点，将结构上的神经症病人包括在内。性格改变的实现不是通过解释，而是通过体验，对于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功能的“微内化作用”。他进一步提出，在经典驱力理论中操作分析师所产

生的绝大部分治疗作用，源于他们对病人直觉与共情的接纳，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治疗情景的这些特征具有治疗作用。尽管科胡特在其所有著作中轻视恰当解释的重要性，他的确认为有必要澄清病人自体结构缺陷的来源以及病人性格的病因性特征。他从两个方面将这一点与关于解释的正统观点作比较。首先，他的重建指的是关系结构，不是经典模型中解释必须触及的潜在驱力。其次，没有必要总是要搞清楚病因性体验的所有方面。有些可能充满了太多焦虑，病人就无法有效使用，而且科胡特关于补偿性结构理论的提出，某些不能通过重建矫正的早年发展失败，可以通过对移情性自体客体的满意体验得到充分改善。例如，对病人来说，因为可能太具有威胁性，所以不能承认母亲的心理病理深度以及其后不能提供充分的镜映。不过，从对分析师满意体验获得的不断增长的益处，可以使自体变得足够强大，就没有必要对于早年体验作出完整解释（见Kohut，1977，1979）。

经典的元心理学与混合模型策略

科胡特是一位持续过渡的理论家。这些年以来，他的地位在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而这其中的许多变化反映出他将关系创新与驱力／结构模型传统进行合并的持续挣扎。科胡特在两卷主要著作中提出两种非常不同的混合精神分析模型策略。

1971年，他将力比多能量分成两种分离而独立的领域，在经典驱力理论框架内引人了理论与技术创新：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一种力比多，一种有限的能量来源。）两种力比多均投注客体，但客体是有极大差别的。自恋力比多358

投注自体客体，客体被体验为自体的延伸，发挥镜映与理想化的功能。客体力比多投注“真的”客体，客体被体验为与主体是真正分离的。因此，是联结的性质、客体相对自体的位置，区分了这两种力比多。科胡特将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分成两个独立的发展线，一个导向客体爱的发展；另一个导向自体爱，或健康自恋的发展。

科胡特的关系创新在自恋力比多的范畴内，决定了早年自体客体关系。自体的成长产生自与父母式人物的交流，这些关系的特点不是冲动的满足，而是与父母特定形式互动的建立与转变。“自体障碍”代表的是自恋力比多发展线的扭曲。“客体力比多”保留在冲动、源于驱力愿望以及运作的领域。真实的客体关系是继发性发展的，因为科胡特所说的客体联结是以区别于客体的稳定自体形成为前提的，因此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发展成就。科胡特认为，经典驱力理论已经充分描绘了客体力比多领域；俄狄

浦斯期“结构神经症”是客体力比多发展线的障碍。从他1971年的视角（科胡特后来2将其称为“狭义的自体心理学”）看，俄狄浦斯期问题与自体发展之间有着顺序上的关系。内聚性自体发展是经典理论描述俄狄浦斯期挣扎体验的先决条件。对自体重要性的认识可以丰富我们对俄狄浦斯期问题的理解，但不认真考虑理论或临床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这一点。俄狄浦斯期的问题包括原初的性与攻击冲动，以及对这些冲动的防御；自体，因为已经稳固，就不再是核心焦点。

科胡特在此保留了驱力理论，并通过限定概念模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将这些模型混合在一起。这个策略在驱力模型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勒区分了以分离一个体化的早年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对应于科胡特所说的自体

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与后来以性和攻击驱力与对此的防御（俄狄浦斯神经症）之359间的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柯恩伯格甚至进一步提出，早年客体关系的内在表征是

驱力本身的基本单元，从而将马勒图式推广为正常发展的大体原则。尽管必须从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角度理解早年发展，这两种看法的含义是，一旦结构化已经达成，驱力模型是有适用性的。

不过，科胡特在其连续理论中的言辞比调和派驱力模型理论家更加刻板。他将驱力与对驱力的防御理解为后期发展的重要方面。自体形成，有赖于适当的与自体客体的关系，只在发展早期是重要的。与马勒和柯恩伯格不同，科胡特没有将驱力看作早年关系转变的结果。自体形成只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与其他理论家相比，两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更加鲜明的不连续性。

科胡特早期达成概念混合的努力提出的问题与其回答的问题一样多。自恋力比多运作表达的关系概念与客体力比多运作表达的驱力模型概念并存，似乎存在内在的不一致。一方面，他提出自体通过与自体客体的逐步分离和对自体客体的内化得以发展，自体与自体客体最初是未分化的；另一方面，他提出自体从一开始（如同驱力模型框架的要求）就在这些客体上投注性与攻击冲动，这在他自己的体系中意味着客体已经被体验为不同的、分开的。自恋与客体之间力比多模式的联结难以在科胡特初期构想范围内得到解释。而且，其从本能冲突得出“自恋障碍”与“结构神经症”之间简洁诊断的区分在政治上是机敏的，就在于其为特定诊断领域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不过，这种区分似乎与科胡特关于自体发展的构想有着根本矛盾。如果驱力是反映原初关系结构解体的分裂产物，“结构神经症”如何在没有自体病理的同时包含关于驱力的冲突？因为这在定义上反映的是严重的自体病理。自体与“结构神经症”是本质上不同类型的心理病理，还是二者与自体客体的关系均涉及自体障碍，主要是量的区别？

1977年，科胡特试图澄清某些问题，他的做法是在批判本能驱力概念基础上，对经典元心理学进行更广泛的修改。他也引入第二种基于他所说的“互补性原则”混合策略。与费尔贝恩和沙利文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弗洛伊德驱力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过时的、19世纪的科学哲学，是在可能了解客观“真实”前提下预测的。应用于精神分析调查与由此得出的假设，则反映出观察主体与被观察客体之间武断的分裂。对科胡特来说，非常类似沙利文模式，精神分析情景是通过临床医生的参与观察来描述的，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可以定义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反省与共情”基础上进行的。

科胡特的定义，可以与弗洛伊德和哈特曼早期思想相提并论，是更加宽泛的定义，因为它几乎单纯聚焦于方法学，但具有特殊理论作用。一旦我们建立了反省与共情方法，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可以反思或共情的是什么。作为科胡特所说的精神分析的观察者，我们可以反思与共情我们的病人对其生活事件的体验，以及他们赋予这些体验的意义。这些考虑使得科胡特对驱力模型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攻击。他提出，因为驱力理论本质上是机械学说，故失去了人类体验得以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水平。（在其死后出版的最终论文中，科胡特将关于驱力的看法描述为一种“模糊而无生机的概念”［1982，p．401］。）他把驱力理论方法比作试图通过分析其颜料来理解一幅伟大的画作；失去的是绘画行为作为艺术本质上的复杂性以及关键的景致。因此，科胡特对于反思与共情的重视与其从驱力到关系问题的概念焦点的转变密切相关。

科胡特认为，因为驱力理论远离体验的特质，驱力理论与弗洛伊德／亚伯拉罕从中得出的性格分析在所有心理病理中缺少了关键问题，不是积极的力比多模式，而是自体状态。衰弱和碎片化的自体将防御性地被纯粹寻求快乐的目标占据。对于力比多冲突本质含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自体为之挣扎的问题范围内。驱力模型总是与有缺361

陷的自体发展的“解体产物”联系在一起。原初心理集合与动机是由自体与自体客体的关系构成的。也就是说，自体最初找寻的不是紧张的消除或本能的表达，而是与他人的联结、依附和联系。如果自体及其关系遭受严重损害，这些原初集合就会解体，而且退化为快乐的寻找与暴怒。因此，经典理论已经将严重心理病理结果作为其发展心理学的基石。

科胡特将其对驱力理论更加广泛的评论名之为“更广义的自体心理学”。其更加激进的本质在其对待俄狄浦斯期问题的立场上显得尤为突出，与1971年的讨论显著

不同。他认为，健康的俄狄浦斯期体验包含喜悦，这种喜悦源于对新能力兴高采烈的2练习，以及自体客体对这些新能力感到共享的骄傲。经典的描述是俄狄浦斯期卷入激烈冲突与残酷的竞争，反映的是自体客体没能最理想地参与儿童发展的继发性结果。如果父母能真正地共情，而且不受自身障碍影响，那么儿童的俄狄浦斯期体验基本上是喜悦的，而不是强烈的冲突体验。因而，俄狄浦斯期危机反映的是人际关系的失败，这个失败是由自体客体造成的。科胡特，像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一样，没有否认俄狄浦斯现象的普遍性，而是用不同的语境对其进行了解释。

科胡特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提出，俄狄浦斯期神经症可能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自体障碍。他认为弗洛伊德时代的自体障碍是由自体客体在童年后期有缺陷的回应造成的，当时父母受到儿童出现的性欲刺激或感到惊慌，并表现为诱惑或暴怒性竞争。这种自体障碍导致了“结构神经症”。因为延伸的家庭解体与其他社会或文化的转变，科胡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自体障碍是由童年早期有缺陷的自体客体回应产生的，导致自恋性人格障碍。他提出用俄狄浦斯期与前俄狄浦斯期自体病理之间的区别来替代结构神经症与自恋人格障碍之间的区别，将两者理解为由纯粹的关系问题所导致的（1980，pp．524—525）。这样的转变再次阐明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替代驱力理论的作用，而不是对其的修改。他最终决定避免这样的举措，认为不应该“贸然”表态，而且显示出他倾向于较少考虑理论自身的价值，更多地遵从传

统，做出其理论选择。他宣称：“我受到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导致我保持我362们科学的连续感。”（1980，p．526）

“广义的自体心理学”包括各种发展现象。与序列的方式不同，自体心理学渗入人的全部组织之中。从这个视角看，人们为之挣扎的力比多冲突的本质含义最好不要理解为驱力的要求，而是不断演变的自体与自体客体的关系。自体作为一个理论结构并不涉及本能的表达；相反，自体寻求的是联结。“驱动性”的体验是业已衰弱自体的防御与重建的反应。驱力远非原初的内在动机力量，而是潜在心理病理的表现。

若科胡特理论就此打住，则非常像费尔贝恩理论。费尔贝恩以极其类似的术语将未调节的性与攻击冲动的出现描述为人际关系失败的结果。但是科胡特对驱力模型的忠诚（习以为常的，如果不是理论上的）使得他恢复了驱力中心作用。他认为自体心理学可以看作是从人类体验的不同维度进行探讨，而不是采用早先驱力模型理论。他将这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不幸的人”和“内疚的人”。对于驱力理论内疚的人来说，被压抑的内容包括驱力与阉割焦虑。对于广义的自体心理学不幸的人来说，被压抑的内容包括自体分裂与解体的方面，中心的焦虑是围绕着整体毁灭的恐惧。科胡特根据其互补性原则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驱力模型与自体心理学模型发掘的是人类体验的复杂性的不同维度，即与本能力量的抗争，以及努力获得内聚、整合的自体。科胡特认为绝大多数的临床资料既可以根据驱力与冲突的问题解释，也可以根据自体心理学来解释。

我们已经见过雅各布森将源于互补性原则的理论策略用于精神分析并取得良好效果。她的关于快乐原则独立于经典经济学观点的概念，使得她将关系的考虑引入关于快乐体验的理论之中。她将控制快乐体验的原理与心理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这363种联系跟控制转换癔症的原理与神经学原理之间联系方式是一样的。心理学与神经学在此是彼此互补的关系：用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个现象。

科胡特将关系概念与源于驱力的概念整合在一起的互补性原则的创新更成问题。他提出要整合的维度不仅不是真正的互补，反而是相互排斥的。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中一直强调驱力是解体的产物，似乎只是健康自恋受挫的结果。性与攻击冲动不是基本的人类动机，而是扭曲的、解体的碎片。如果冲动是关系恶化的结果，你如何能同时并互补性地拥有冲动与关系？一个理论，将关系结构看作是原发性的，并将源于驱力的冲动看作是继发性的解体产物，无法补充将冲动看作关系基本单元的理论。科胡特使用互补性掩盖了选择的必要性。

科胡特也辩称绝大多数的临床资料可以根据驱力与冲突问题以及自体心理学来解释。但实际情况是，可以从两方面得出的解释并不是必然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有用的，或者这样做会给你的解释框架的解释力量增加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胡特只是用一种内在不一致的方式将构想混合在一起。尽管科胡特提出了自己尖锐的批评，他用类比代数方程式的方式保卫驱力理论的效力：驱力理论模型可以解释结构的冲突，即使忽略了自体，因为冲突双方都忽略了自体，这种忽略的影响是均等且相互抵消的（1977，pp．96—97）。这种辩论令人迷惑。你如何能在“无视参与的自体”（1977，p．136）的同时仍然从本质上理解现象？如果驱力是原发联结解体的结果，一个将驱力看作是原发性的，而且将心理病理看作是由关于驱力衍生物冲突构成的理论，不会在本质上误解中心困难吗？科胡特辩称“要触及到的最深层不是驱力，而是自体组织的威胁”（1977，p．123）。说冲突双方皆忽略了自体不具有代数学的意义，并不是提出这样的事实，这样也忽略了对科胡特所说的基本心理学问题。

“互补性原则”似乎很少用于整合两种兼容的、相互强化的观点，而是要保留在概

念上与新框架兼容的旧框架。每个精神分析师都要做出选择，是否要将驱力或关系的2力量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一旦科胡特认为驱力紧随关系失败之后，他已经接受了关系364模型的基本假设，他对互补性原则的使用就变成了只是对他自己所放弃模型的致敬。

科胡特对理论连续性的深层关注，是其模型混合策略的基础和需要，在其整个思想中，有几处得到了明确表达。他将受制于经典精神分析关于人类的观点描述为“一大堆没有安全驯服的驱力”，他自己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个关于人类体验的观点。然而，“自体心理学没有否认这个有关人类观念的效力，怎么可能呢？这不仅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而且也是如此众多的不同观点的观念，包括影响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讲述罪恶与救赎）的基本信念，达尔文进化论及其生物学应用（讲述从原始到进化成熟的发展）的观点”（1980，pp．539—540）。科胡特提出，传统理论即使是错误的或误导性的，也必须要保留。《自体的重建》的两处脚注阐明了其对理论创新的控制与奠定。他在一篇文章中赞扬沙菲尔的理论贡献，但指责他没有考虑“如果要保留精神分析的＊群体自体＇，需要渐进的理论改变”（1977，p．85n）。后来，他又对其在1971年临时使用弗洛伊德的“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术语，以及他在1977年合集中保留“表现癖”和“窥淫癖”术语进行了辩护，即使对他来说这些术语的意义已经非常不同于其最初使用的意义。这就使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证精神分析的连续性”的重要性成为必要(p.172n)。

科胡特推测，弗洛伊德自身的自恋问题是其没有关注自体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原因；他进一步提出，之前对所有精神分析师进行的训练分析忽视了自体障碍。这就导致未被分析的“弗洛伊德一理想化”（1980，pp．530—531）。科胡特在字里行间与脚注中表明，精神分析的“群体自体”必须逐渐抛弃最初理想化的创始理论家（自体客体）所建构的最初是理想化的、但已不再完全恰当的概念框架，但是太仓促地去理想化会瓦解并危及我们的群体内聚力。科胡特对于新旧整合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游走于他所认为的代表正统教条主义及其有限视野的斯库拉与代表赫尔墨斯主义及其瓦解连续性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将精神分析团体置于隐喻的躺椅之上，并决定在某个特定时间多大程度的理想破灭才是最佳的。

贡献与局限

科胡特强调了丰富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理论建构的几个问题与观点。他对自体

365主观体验的统一性、连续性和整合性的关键重要性的重视是原创性的，而且具有极其

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其他关系模型作者相比，科胡特一直强调的（根据他从经典自我

心理学所得到的理论遗产）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关系影响自体体验的方式。他的分析聚焦于未调节的古老的夸大与理想化对自体组织与统一造成的威胁。他将这些被压抑的婴儿式体验的残留物描述为同时伴有暗中破坏心理平衡的强烈兴奋；其再次出现带有重复最初自体客体失败创伤的威胁。他将包含自体障碍的大多数心理病理，看作是自体通过各种分裂与置换的运作，试图控制这种兴奋，同时避免自体衰竭与崩溃。他展示了分析师允许夸大和理想化在移情中出现并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常常源于有关分析师自身分裂的夸大与被理想化的愿望的反移情焦虑，从而增加了我们对分析情景的理解。因为自体是围绕这些自恋内核结构发展的，科胡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与这些问题斗争。

科胡特将“主观自体”置于精神动力理论建构的中心，虽然不是理论本身的进步，但也起到了与其他作者保持平衡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受到克莱因传统影响的作者，他们使用充斥着具体化的结构概念与方法的精神动力的语言。科胡特强调“沉浸”在病人主观体验中的重要性，而且要尽可能使用“接近体验”的理论概念。他强调，重要的是从病人的参照系进行倾听。他对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描述模式的使用给他的写作风格增添了一种简单与深刻（自1977年以后，他在那时开始将自体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写作），极大地促进了其著作的影响与可读性。

科胡特提醒人们注意父母在反思婴儿的夸大与提供理想化机会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夸大与理想化均一直未被之前的理论家注意到（见温尼科特关于婴儿全能

感，以及克莱因关于早期客体关系中理想化功能的描述）。但是科胡特理论尤为实用366之处，就在于强调这些体验正常发展的意义及其在创造性发展中的地位，他聚焦于父

母的实际行为，而且通过转变内化作用的概念，在他提供的关于方式的描绘中，父母功能逐渐被内化为内在的资源（Kernberg，1975，详见其对科胡特所说的婴儿的夸大与理想化是正常的发展阶段的评论。）

科胡特关于技术的著作促进了关系模型的重点从解释本身转向分析师对缺失的关键的发展体验的供应。通过强调共情反映，除了解释内容的重要性外，科胡特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解释方式、传递和时机重要性的理解。在其关于婴儿夸大与理想化构想中，他引入新的方法处理在移情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被看作是需要受到鼓励（被动地）的正常发展现象，而不是通过解释被快速解决的退行与防御的运作。

我们也必须注意科胡特关系模型中几个有问题的特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他反复

夸张地宣称的唯一性与独创性。他建立的理论模型常常与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的思2想有着惊人的相似。科胡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或考虑这些相似性，他表现得就好像在真空中工作，不断有新的突破。他有时承认存在相似之处，但将比较与整合留给了他人未来的“学术研究”（1977，p．xii）。如果他与他的合作者所宣称的唯一性不是这么的伟大，他倾向于追求自己的理论建构方向，没有受到要求归因于他人思想的限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科胡特在其最后著作中将他的贡献与机器的发明作了比较，认为其贡献构成了人类最大的生存希望（1980，p．463—465）。

科胡特所描述的婴儿与养育者之间早年关系的许多特点重复了沙利文的构想。科胡特关于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关系的心理域的观点，与沙利文关于人际域和共存原则的构想极其相似，像沙利文一样，科胡特将他的方法学命名为“操作主义”（1982，p．400）。将婴儿的新生自体看作婴儿固有潜能与自体客体期望之间互动的产物，让人想起沙利文关于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化及其对早年发展影响的讨论，科胡特讨论了儿童对于自体客体情绪状态的敏感性，显然会让人想起沙利文关于“共情联结”的概念。科胡特对于父母的特征病理及其对儿童发展的有害影响的重视，与我们讨论过的精神

367分析模型的许多特点是重叠的，从人际传统到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冈特瑞普、马勒和

雅各布森。例如，总体来说，科胡特在讨论创伤对儿童的影响时，甚至没有将创伤看作是分离的事件，而是变形的共情与扭曲关系的结晶点，让人回忆起弗罗姆—瑞茨曼（1950）几乎用同样的术语讨论过创伤的作用。科胡特对于力比多理论与弗洛伊德／亚伯拉罕性格论的评论，以及他关于力比多模型模式反映潜在的自体状态的辩论，使人想起霍妮（1937.1939）与弗洛姆（1941，1947）著作中许多类似的辩论。他认为分析过程必然是互动的，并强调共情的观察者功能，非常类似于沙利文早年关于参与性观察的构想。随着科胡特追随者将其充满能量概念的最初观点翻译成更加易懂的术语，科胡特与沙利文之间的许多相似性变得愈加明确。例如，斯特洛（Stolorow＆Lachmann，1980）根据自尊调节提出了自恋的“功能性的”定义。

科胡特的理论建构与客体关系理论的英国传统的许多特点是一致的，尤其是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的思想。他辩称驱力不是基本的元素，而是构成了关系结构的恶化解体，在费尔贝恩著作中几乎以同样术语预示了这一点。科胡特极其重要的关于婴儿性欲与寻找快乐作用的讨论，即两者是自体客体关系结构的主要成分，模仿了费尔贝恩关于性欲区是联系客体通道的描述。科胡特关于儿童吸收父母婴儿式躯体投入的讨论，用不同的语言，显示出费尔贝恩关于对坏客体内化与依附的构想。科胡特关于早年婴儿式的夸大在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描述，与温尼科特早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着

惊人相似之处。二者均将婴儿式的全能感看作是自体发展的中心；均强调缓慢的、渐进的适应性父母失败的必要性，可以让发展得到持久的内在资源。我们提出这些相似之处，不是要贬低科胡特的贡献，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史上还没听说有纯粹原创性的理论建构，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的贡献，而是要平衡他对理论建构平行路线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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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胡特有意将他的思想与其他理论家分离开来的最新表达出现在如下表述中，他认为自体心理学尽管有“互补性原则”，在概念上与其他精神分析理论建构本质是不成一体的，包括马勒、温尼科特，以及其他所有在自我心理学和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传统中的作者。科胡特作出这个声明的根据是什么？

他认为，所有其他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以及“所有不是以自体心理学观点为指导的儿童观察学派”，是在普遍假设之上进行理论建构：“人类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生活，是从无助、依赖与丢脸的依附位置向前移动至有力量、独立与自豪的自主位置······想当然地认为成年期不受欢迎的特征，成人心理组织中的缺陷，必须被概念化为心理幼稚症的表现。”科胡特坚持认为这个普遍假设与他自己的观点是相抵触的，他强调了这个生命历程中对自体客体的需要。他由此反对任何认为婴儿是共生、未整合或依赖的观点。婴儿“不是依赖、依附或虚弱的，而是独立、坚定而强壮的，只要婴儿通过与共情回应的自体客体的接触，呼吸到对方提供的心理氧气，婴儿在心理上就是完整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只要感觉到被回应就变得完整、独立而强壮的成人并无二致”(1980,p.480,481)。

其他理论家所描述的关系结构与体验，诸如施皮茨描述的面对陌生人的焦虑，温尼科特注意到的伸手去拿无回应母亲的替代物，或者马勒描述的分离一个体化期间的焦虑起伏，在科胡特看来是自体一自体客体单元障碍导致的继发性现象。他认为，即使具有最高水平心理功能的成人也需要自体客体，他指出奥尼尔、尼采，甚至是弗洛伊德，尤其在创造性活动最旺盛时期，也对自体客体有依赖。科胡特提出，对于这个现象的认识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心理健康的标准，重新考虑我们对自主性的重视。他的自体心理学，重视人一生中对自体客体关系的持续需要，强调婴儿式要求不仅是疾病的来源，也是“健康与生产力的源泉”（1980，p．496），避免了所有其他精神动力理论固有的隐蔽的“发展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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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个争论是科胡特对自己的理论以及他所拒绝接受的其他作者理论思想的歪曲。科胡特将自体发展表述为本质上是线性的进程。说人终其一生存在对自

体客体关系的持续需要，但没有提到这些关系内的任何变化，科胡特所有关于发展的2构想显示出健康的进程，从“古老的”、“婴儿式的”自体客体关系形式进展到更加成熟的、分化的弹性形式。转变内化作用的关键过程促进了这种与他人关系的移动，从极度需要自体客体支撑自体的缺陷，到这些资源在自体内的内化，给人一种自体产生的连续与统一感。为了描绘这些过程，科胡特将发展描述为从成瘾性的依赖到更加具有弹性与独立性的移动。他的密切合作者沃尔夫，将自体客体关系向着成熟的“发展线”（斜体是我们标注的）描述为：“替代人、人格解体与象征、为成人创造了自体客体关系的整个基质，接管了最初高度个人化的、具体而集中的与童年期古老自体客体的关系。”（1980，p．130）因此，虽然一直存在对他人的需要，需要的性质已经改变。

科胡特关于心理病理的定义是根据自体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客体关系的古老与婴儿式的本质来表述的。除非科胡特是在辩论，与其不受自体心理学的影响，倒不如全盘接受自体心理学（这将使精神分析成为一项非常无意义的事业），他宣称已经完成价值中立的发展心理学就是误导性的。这没有掩饰他对于艺术创造性观点的价值；有创造力的人似乎常常从其人格中混乱的领域汲取激情。（Rilke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回避精神分析的一个人。）不过，婴儿式关系模式的保留，尽管对创造过程有促进作用，也常常会引起麻烦，而且就像科胡特本人所表现的那样，会阻碍自体统一感与自尊稳定感的保持。

其他发展理论因何被科胡特视为简单的线性发展而遭其摒弃，并将婴儿式体验的所有残留视为具有确定无疑的害处与道德上的嫌疑究竟怎么样呢？用于代表两种主

要精神分析模型的作者思想中过度重视自主与分离，例如，哈特曼、马勒、弗洛姆与霍

妮，这种陈述有一定的正确性。不过，科胡特没有注意到，某些理论家，跟他一样，在某

种程度上强调了婴儿式体验作为成人激情与创造力来源和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哈罗370德·瑟尔斯经常强调与他人融合的体验在分析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Searles，1965，

见他对雅各布森重视分离的评论）。马丁·伯格曼（1971）阐明了共生的娱乐作用在成人爱的能力中的重要性；克莱因及其追随者不断提到好的内在客体关系的生产与重建功能是成人功能的基础：温尼科特强调主观的和过渡性客体在所有真正创造过程中的首要性：费尔贝恩感觉持续的与他人的互相依赖在成熟中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将心理健康命名为“成熟依赖”阶段。

在科胡特的作品中就好像这些作者视心理成熟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孤独而分裂的状态，任何对他人的需要都被看作是极其可耻的道德缺陷。他宣称：“我们整个一生都需要镜映性的接纳、与理想的融合、像我一样的他人的支持性存在······你永远不可能

完全自主与独立······自体只有在自体客体基质中才能生存······对他们的寻找并引出他们的共情支持并不是不成熟与可鄙的。”（1980，pp．494—495）当然，因与其理论不相容而被科胡特摒弃的那些理论作者（包括那些反对坚持认为“发展的道德”也很重要的作者）将会全心全意地接受这样的陈述。

科胡特的关系模型中其他有问题的特征涉及到体系自身的内在方面。他建立了一种对精神健康的幻想，有完美的本质，与之相连的对好的父母养育的描绘，而这同样也是无法实现的。用一种类似冈特瑞普著作中见到的乌托邦式的表达语调，科胡特展望了本质上没有冲突存在的可能性，在其中，健康的表现狂与健康的窥淫癖就成为自主的、喜悦的、创造性的自体基础。只会有微不足道的自恋的脆弱，因为自体是统一的、有弹性的，而且严重冲突（自体统一性解体的产物）可能是未知的。科胡特对健康的俄狄浦斯期的描绘突出了这种精神健康的幻想。如果父母提供必要的体验，其他理论家所描述的诸如对依赖的渴求、贪婪、嫉羡，对于分离的冲突，忠诚于父母的挣扎，陌生人焦虑等等如此盛行的现象，都将不会出现。科胡特认为，既然完美回应失败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实际上会促进结构的建构，正常可期待的自体客体失败不会产生这些现象。

科胡特相信其他理论家描述的各种挣扎已经是自体组织严重解体的产物，本身就371是父母自体病理的产物，严重污染了作为自体客体的作用。这个标准在我们面对现实

时作用是有限的。没有人知道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对依赖的渴求、贪婪、嫉羡，对于分离的冲突，分开的忠诚于认同等的影响，而且我们对科胡特关于健康发展的幻想表示怀疑。这些有问题的现象是退化的产物，还是生命所不可避免的部分？我们感觉从更为经济的概念来说，是要承认，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不管父母的养育是多么的完美，生命都充满了挣扎与冲突。偏离驱力理论，将“驱动力”称之为退化产物，除了洋溢着欢乐，科胡特还赋予生命以继发性地位。

科胡特自体心理学最终的一个弱点是其解释性焦点的狭窄。科胡特关于“自恋力比多”构想中创新性概念的来源，其对关系结构和发展的描述总是向着“自恋的”问题的方向倾斜，用镜映与理想化来定义。儿童对于父母的愿望与感觉的复杂性统一分成两类：对共情性镜映的渴望与理想化父母的机会。结果，在科胡特的案例描述中，具有发展意义的人似乎常常是概略与模糊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根据其作为自恋满足者与挫败者的作用来表现其重要性。例如，绝大多数的案例资料显示出父母人格的总体缺

陷，包括抑郁、退缩、情感空洞、激烈的情感变动，以及与儿童机械的联结。你可能会怀2疑这个显著的维度是理想化破碎与反映婴儿式夸大的失败，还是缺乏任何真正的情感联系。同样，科胡特保留了他在1971年的构想，即不管是在儿童期还是在分析中，自体结构全部是由自恋融合与逐渐增长的失望而形成的。父母与孩子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约定，相对于夸大与理想化的真人之间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相遇。你也许会怀疑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接触可能不在科胡特报告的障碍的最底层。他的解释选择范围常常好像是局限于经典的俄狄浦斯期或自恋的问题。

为了尽可能越过弗洛伊德基于客体力比多冲突对神经症性心理病理的描述，科胡特扩展了自恋概念，超出了其使用范围，将其与人际关系的其他特征分割开来。这就导致夸大的镜映与现实的关心与认可之间，以及理想化与尊重的承诺之间的关键区别

的模糊。最初的自恋与客体爱（经典结构神经症领域）被分割开来；那么一切都被理解372为源于自恋的障碍。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诞生于经典的自恋概念，使其解释的框架偏

离了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中其他独特但总是相互依存的维度，这些维度在其他关系模型理论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