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旅程后半段，摄影师松村映三从新泽西州远远开车赶来瓦哈卡，开始乘他的三菱帕杰罗行进。虽然一天之中开车时间相当长，但比坐大巴舒服多了。“只是，”几个当地人一本正经地劝告我们，“天黑了绝对不能开车。记住，天黑之前无论如何要找地方住下！”
这一来，简直和在吸血鬼飞扬跋扈的特兰西瓦尼亚旅行无异，可是见到的人都这么异口同声地劝说。为什么天黑以后不能开车呢？因为荒郊野外晚上治安相当不好。吸血鬼固然不出动，但强盗出动。半斤八两。
“下落不明的人多着哩！硬让车停下，抢走钱财什么的，堵住嘴杀死，埋在什么地方。尸体很难找到。上次就有一家，连小孩都被杀了，尸体倒是碰巧找到了。半夜里把很粗很粗的圆木头死死地横在路当中，埋伏起来，开来的车一停就一拥而上。反正天黑后不能开车！”
这类作案故事大多是“这可是从某某那里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之类的城市传说，但我因为坐大巴旅行时目睹了武装警察毫不含糊的执勤场景以及卡车上的尸体（估计），所以有了切身感受：这个国家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何况在陌生地方旅行，听从当地人劝告对于旅行者乃是铁的守则。于是我们决定总之天一黑就不再开车。总共开车行驶了三个星期，的确，在白天开车这一限度内一次也没遇上麻烦，只在瓦哈卡的夜里丢了纽约州的车牌。几个美国人忠告说“开车去墨西哥一定要带手枪或步枪”，但我当然没带，把摆弄不来的枪支带去只有增加麻烦。
同作案相比，在墨西哥实际困扰我们的更是TOPE。所谓TOPE，就是为使汽车减速而在人家附近筑起的隆起物，英语叫BUMP。总之全国星罗棋布。开到那里若不注意减速，就要“通”一声感受恼人的震动。问题是，道路本来就无可救药，哪里是TOPE哪里不是TOPE，很多时候看也看不明白。以为是TOPE而放缓速度，实际却不是；以为不是TOPE而照样行驶，却又正是。TOPE前面倒是立有标牌写道“前面有TOPE”，但其中也有没有TOPE标识的TOPE（没有TOPE的TOPE标识也有），分辨十分困难。这样的TOPE一天之中要跨越二三百个之多，看都懒得看了。
我想，不做这麻烦东西而代之以在城镇入口竖起“减速”的标识岂不更好。可是在墨西哥，只看标识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减速的（环顾四周的驾驶员，得到的强烈印象是：这家伙只瞧见标识是不至于减速的）。问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他说：“噢，那个么，不但墨西哥，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也到处都是。”看来在中南美洲各国，这玩意儿是必需品。
TOPE是隆起的人为障碍物，而反过来，塌陷的非人为障碍物也是有的——路面像布满奶酪窝似的到处坑坑洼洼。一级干线道路还没那么严重，但一离开墨西哥城，随着道路的降格，路况就一步步凄惨下去了，看情形估计是装载重货的大型卡车的震动造成的。擦身而过的卡车的确都装得满满的，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墨西哥，物资大部分靠卡车运输），而铺路的沥青并没有达到足以承受那等重量的标准。既然这样——我想——还不如一开始就别铺什么沥青，直接用土路岂不更好。问题是我怎么想都没用，事态当然不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我经过的道路，从韦拉克鲁斯到科尔多瓦的山中路段是再糟糕不过的，无论坑洼的数量还是深度都非同一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像电影《恐怖的报酬》一样小心绕过坑洼向前行驶，但由于坑洼数量太多，任凭怎么小心，有时还是要掉下坑去，其冲击不亚于TOPE的震动，实在让人不快。车也受损。我们是开剽悍的四轮驱动车来的，因此还算好，如果开的是保时捷或法拉利，我想车子马上就会解体。不过不至于开那种车来，随便说说罢了。
总而言之，我们便是在这无休无止的TOPE和坑洼的全程困扰下行驶在墨西哥的。我们所以没有夜间行车，较之害怕强盗，说不定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坑洼和TOPE的缘故。大白天都难以看清路况，天黑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道路如此肆虐，尽管存在很难说多么富于守法精神的那一类人，但我们毕竟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在喜欢的时候行驶在喜欢的地方，这委实让人心里充满喜悦。如果你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穿越墨西哥——尤其内陆——弄一辆车几乎可以说是绝对条件。墨西哥内陆的有趣之处，不管怎么说都在于外人不怎么到访的小村小镇，因为乘大巴很难顺路到达那样的地方。假如好容易找见大巴到了哪里一座村落——到了自然好——回程大巴起码要等两天，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使两天一班的大巴，如果哗哗下大雨（而且经常下）也可能开不来。若是时间多得打发不完的闲人，没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而对于此外的大部分旅行者，就不能说是多么现实的旅行方式了。
在瓦哈卡悠然休整四五天消除大巴旅行疲劳之后，途经太平洋沿岸美丽的海滨城市安赫尔，前往恰帕斯州的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这个名字长长的小城。离开太平洋沿岸，转瞬之间就进了山里。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从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间，沿海几乎没有平地，海岸线和山地紧挨紧靠着伸展开去。险峻的马德雷山脉在这一带差不多伸到了太平洋岸边。所以，刚才还在炎热的海岸游泳，等到回过神来，此刻已置身于凉冰冰的山中。反正一进山气温就骤然下降，景物也整个一变。植物种类变了，田里的庄稼也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样式开始带有截然有别的景象，所见男女的长相也已不同。越往山里去，身裹独特衣服的印第安人的身姿越多，云絮低回，静静润湿着山体，让人明显感觉到自己走进了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国度。
恰帕斯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至今这个州仍以维持强有力的共同体而闻名。他们讨厌同梅斯提索人（混血西班牙裔人）混合，近乎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这个地方成了他们同西班牙人、后来又同梅斯提索人长年浴血抗争的舞台，那种紧张的空气至今仍有剩留。
西班牙侵略者来到这里是1523年的事，转眼之间他们就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没收了其土地，作为奖赏给了士兵。士兵们为耕种那些土地而把印第安人不折不扣地当奴隶使唤。印第安人被迫从原来生活的村庄迁移到深山沟里的定居点，在那里被置于士兵们的严厉监视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并承担重税。
关于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下被奴役的，这一点可以从其人口的锐减推断。西班牙人征服这里时，住在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数量约三十五万人，而在1600年竟减为九万五千人。西班牙人从旧大陆带来的传染病固然是原住民人口减少的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也减得太过份了。从中不难看出印第安人是怎样被当作“消耗品”对待的。
作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站起来说话的，是以巴尔特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保护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本国强调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终于促使奴隶制度的废除得以实现。这是1550年的事。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由于名字长，往往略称德拉斯卡萨斯）便起因于他的名字。
问题是，虽然奴隶制度废除了，但印第安人所处的实质性隶属状态并没有出现多大变化，致使他们定期举行叛乱。1712年，一位采尔塔尔族少女做了一个梦，圣母马利亚出现在她的梦中，告诉她说只要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人，就会给印第安人带来希望。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随即遭到了残酷镇压。1869年，佐齐尔族村庄出现了名叫“皮埃德拉斯·阿布兰泰斯（会说话的石）”的三块奇石，深受当地人尊崇。不久，奇石——那是“黑曜石”，看上去会说话——向人们说：举行叛乱，收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但同样被军队镇压下去，其间有数量极多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
即使现在，那样的紧张状态也绝未消除。恰帕斯州近一半的土地为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梅斯提索人地主阶级所有。他们控制着经济、政治和警察，有的甚至拥有私家军队。印第安人活动家掀起的土地返还运动被他们以强大的力量扑灭了。大赦国际公布说，迄今已有二十名佐齐尔族活动家遭到暗杀。
我之所以就这个州的历史写了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旅行当中理解那里的情况。恰帕斯是被历史践踏的、被以武力侵占的地方。那里是贫困的，充满矛盾和悲伤。只要踏入一步，旅行者即可清楚目睹。其贫困或许不能称之为压倒性的，但也相当严重。据说恰帕斯还有一多半人口过着没有电气的生活。恰帕斯不是没有发电站，河流上也有像样的大水坝。但是发电站发出的电大多送往其他州，而把恰帕斯人生活的地方丢在一边。不妨说，人种间根深蒂固的对立、财富的绝对不均这两个困扰墨西哥的大问题在这里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可是这方土地好像有一种东西超越了如此严重的问题而震颤人的心灵。悲伤中有美丽，炽烈中有平静，贫穷中有某种心情。这么写起来好像措辞有些奇妙，但实际去那里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可能就会明白我所写的。这次旅行转了墨西哥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没有哪里给我的印象比恰帕斯更强烈。其结果，我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超过了最初的安排。
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一座沉静而美丽的城市，海拔二千米以上，夏天也很凉爽，要穿外衣。温润的空气中，有着涂漂亮颜色的房舍的街道伸向远处，依然保留着殖民地时代的华丽。无论拍摄哪里，其情调都可直接成为一幅明信片。说起墨西哥的城市，几乎所有外墙都整块是花花绿绿的广告板，但这里不同。大概有什么规定吧。
瓦哈卡地方虽也十分漂亮，但由于至今仍实际上承担着州首府的职责，故而车多、人多、空气差，没办法安安静静散步。感觉好的安静地段惟独限制车辆驶入的索卡罗（中央广场）一角。相比之下，德拉斯卡萨斯从来就不是州的首府，现世职责已经放弃，只是作为历史城市隐居式地悄然存续下来，所以感觉上恰如飞驒[1]的高山，许多东西都保存着往昔面貌，和古都这一称呼十分相称。顺便说一句，恰帕斯州现在的首府是名叫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的大城市，因日程关系我们无奈地住在了那里，但如果可能，真想争分夺秒逃出来，说热闹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人多，又脏又吵。想必乱糟糟的现实因素都一股脑儿投在了这里，于是安安静静漂漂亮亮的德拉斯卡萨斯另存了下来。京都也最好把政治和经济功能在某个阶段迁往别处，不过这话现在再说也没什么用了。
总之，德拉斯卡萨斯是让人觉得多住几天也无妨的少数墨西哥城市之一。以我个人印象来说，墨西哥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嘈杂的城市”和“凄凉的城市”，几乎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但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个例外，既不嘈杂又不凄凉。人口大约五万，规模正适宜居住。散步散不够，够品位的餐馆和咖啡馆也有。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好像可以心情愉快地写出小说，我觉得。
来这里的人最先觉察到的，恐怕是印第安人的数量之多。当然，就人数而言瓦哈卡也不少，但这里的印第安人同瓦哈卡见到的衣着普通的“现代化”印第安人不一样，至今全都身穿一如从前的民族服装，保持着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风习。服装颜色每个部族各有不同，哪一种都非常艳丽，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所以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让人心怀释然。身着如此粉红色深蓝色黑色红色等五颜六色服装的印第安人在同样涂得五颜六色的街道上足不出声地——因为他们大多光脚——静悄悄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给人的感觉好像在说事情本来就应这个样子。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的心。
这些印第安人大部分不住在城区。他们住在德拉斯卡萨斯近郊各处的共同体即村落里面，一大早乘大巴或步行进城。卡车拉着二十几个印第安人早接晚送的情景也常可见到，至于是谁组织那类卡车则不大清楚。反正他们每天早上来德拉斯卡萨斯“上班”。住在德拉斯卡萨斯城里的印第安人，大多情况下是出于某种原由——一般是宗教性对立——被赶出共同体的人们。印第安人都是为了卖什么东西才集中进城的。妇女和儿童们背着自己做的工艺品和衣服赶来，男人们来卖蔬菜、水果和其他种种工艺品。街上到处是热闹的市场，这点也同飞驒高山的感觉有些相似。
卖东西的大半是妇女和儿童。在广场和教堂前的市场里有自己摊位的人，坐在那里摆开物品一直卖到傍晚，没有摊位的印第安人妇女和儿童一整天满城里走来走去，看见游客模样的人就凑上去说“喏，买这个”。一般说来，她们开的价钱比市价多少便宜一点儿，但讨价还价要花不少时间。一到傍晚，她们就收起东西各回各家。
黄昏时分，常可见到结束一天买卖的印第安人静静坐在电器品商店前面的情形——他们出神地盯视橱窗里正在播放的彩电屏幕，那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发表意见，不笑，全身一动不动。仿佛所有人都被电视迷得魂飞魄散，真可以说是神奇的入魔场景。
不错，昭和30年代[2]日本也有街头电视，人们聚在那里愣愣地张着嘴注视电视荧屏。那一时期注视街头电视的日本人所感觉的，大约是对新奇玩意的好奇心和向往，其中有着新科技改变时代、改变生活那种微热的兴奋。人们在广场上或多或少共同怀有那样的情感。但在德拉斯卡萨斯电器品店前面，我见到的印第安人的表情里丝毫没有那种成分。印第安人简直像做梦一般静静、静静地看着电视。当然，他们是因为贫穷根本买不起电视才站在（或坐在）那里看的，不过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出贫穷的阴影，没有贫穷派生的凄惨、扭曲和自暴自弃。他们就好像坐在那里做着个人的梦，也像是彻底进入了一时性的恍惚状态。
我们走出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首先访问的近郊印第安人村落是锡纳坎坦(Zinacantan)。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好不容易开到那里。我们说“还是开帕杰罗才能来啊”，其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走的是旧道，另一侧就有铺得平坦坦的好路。这个村落也是因为距德拉斯卡萨斯仅十一公里的关系，道路和学校设施看上去似乎相当齐备。空荡荡的村落正中建有一座崭新崭新的小学校舍，给人的印象有些异乎寻常。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锡纳坎坦村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后期玛雅文明的守护下进行交易。他们在危地马拉至北部阿兹台克帝国的辽阔地域建立了交易网，运送和买卖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和贵重物品。锡纳坎坦当时驰名全国，人们只要听到名字便高看一眼：“嗬，是锡纳坎坦人！”时至今日，那种昔日辉煌的面影在这山谷间的小村落里已全然无从觅得，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印第安人穷村子罢了。社会状况由于西班牙人的出现而风云突变，使锡纳坎坦这块土地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湮没在历史之中。
但仔细想来，湮没他们的历史不过是若干并存的历史性假说中的一个，其中应该同时存在一种有别于忘却他们的正规历史（我们在学校学习并作为知识获得的一般性历史）而通过他们的眼睛绵延不绝的“另一种历史”。那“另一种历史”恐怕至今仍在肉眼看不清的场所、在不以明确形式出现的事物中悄然而又顽强地跳动着——我坐在锡纳坎坦村的场院里漠然打量四周景致、耳听祭祀烟花声音的时间里，不由生出这样的感慨。
纵使曾经的现世荣光失去了，纵使西班牙人夺走了祖先的土地，纵使自身长年沦于隶从地位，而且古来的宗教也被强行剥夺了——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住在这里的人们看上去还是没有失去其曾经作为精神磁场予以信赖的、深深植根于此的充沛想像力。恐怕正因为它是眼睛看不见的无形之物，所以才超越所有压迫而生生不息。那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拒绝同外部打成一片，使他们历经了近五百年的西班牙人征服，却明确保持着作为部族的同一性（identity）。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另一种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时间似乎超越了我们的想像，彷徨着缓缓流淌。
罗伯特·罗林写的《蝙蝠人》（锡纳坎坦人曾将蝙蝠视为守护神加以崇拜）那本书，向我们传达了锡纳坎坦人这种鲜明而坚定的世界观，发人深省。其中介绍了这样一桩趣闻：1969年，一个少年在梦中听得一个神谕——“俯视湖水的山上埋有一口大钟，你要把它挖出来！”梦中，古代的神把他领去那个场所，告诉他就埋在这里。少年以自己的双手怎么也挖不出来，遂去村落长老那里寻求帮助，讲出了梦中的神谕。长老找到巫师，请教从少年口中听到的神谕是否属实。巫师经过繁杂的手续，认定神谕是真实的。随即开始挖掘。尽管正值玉米收割时节，忙得不可开交，村民还是一个也不少地手持铁锹聚集在那座山上，击碎石灰岩坚硬的岩盘往下挖洞，连续挖了两个星期。从结论说来，遗憾的是没挖出钟。留下的只是一个十多米深的颇为壮观的大坑。
所有的锡纳坎坦人对这样的梦都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某个梦有可能影响共同体命运的时候），梦不再是个人的梦，而成为整个共同体共有的梦。在那样的场合，巫师便向共同体提出建议，村民们同心协力予以实现。那样的事现在还有，人们戴着卡西欧表，提着收录机走来走去，然而他们至今仍做着作为共同体的梦。
此外，这里的人们出于宗教原因坚决拒绝照相。在锡纳坎坦附近一个叫胡安·查姆拉(San Juan Chamula)的村落里，几年前村民亲手杀死了两个在教堂内部照相的游客。这也可能照例是“从某某人口中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但各种旅行指南书都有记载，说不定实有其事。而且实际去查姆拉村时我感觉到：实有其事也好没有也好，反正发生那样的事没什么奇怪。
问题是搞摄影的松村君因为照相是他的生计，没法说一声“明白了不照好了”而作罢。一如这里出现的[3]，他以村里人为对象着实照了不少相，以致吃了不小的苦头，或被掷投石块或被殴打。我看不下去，劝他悄悄躲起来拍照。他摇头道：“不不，春树，相这东西要迎面正照才行，悄悄躲起来照是卑鄙可耻的。”
松村君之所以坚决拒绝偷拍，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家摄影周刊工作了好几年，偷偷摸摸拍照已经拍腻了。所以，死活再不肯偷拍，这已成了他的信念。“扔石块还算好的，上次去非洲照马赛人的时候，还给枪托打得去了医院。相比之下，这还算好应付的。”
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只好说“是吗，那就小心拍去好了”。不过松村君的确吃了苦头，我从旁看着都很不忍。他一照相，周围的人就把各种物件扔过来，而且频频击中目标，不偏不倚正好打中脑袋，简直像每天都在练习对着什么目标投东西似的。我真担心他一来二去因此丧命。摄影师这活计可不是好玩的。小说家还算好，文艺批评家（我又提起来了）也不至于有真石块打来。
但看样子松村君到底切实感受到了生命危险，几天之后终于委曲求全，用床单挡住车窗玻璃，从缝隙里偷偷拍摄。毕竟训练有素，这样一来——这么说或许不好——效率实在快得很，质量也好，令人叹为观止。虽说不该对此招术表示敬佩……
每次进入印第安人村落，我都尽量离开松村君行动，以免受其连累。我又不拍照，若有石块抛来可吃不消。我做出不认得此人、此人与我不相干的神情，尽可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笔记或画几笔速写。人们讨厌被拍照，但速写则不放在心上。像这次这样带着写文章任务的旅行，有时是需要做视觉记录的，那种时候一般用傻瓜相机三下两下拍摄下来，但这里是难以使用照相机的地方，只好画上几笔。画画决不是我的拿手戏，不过坐在教堂石阶上慢悠悠地勾勒周围人所穿衣服的颜色样式，感觉非常不坏。在这种场所，时间的流逝较之照相更适合速写。
不过，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讨厌拍照。在查姆拉，表示给钱的话但拍无妨的女孩也不算很少。那是卖东西的女孩，我说东西不要，“那就照相好了，一千比索”。一千比索换算成日元为四五十元，能买四个果酱面包。甚至有母亲主动领着小孩来要求拍照。差别当然因人而异，总的说来，对于拍照的抵触情绪，好像小孩比大人少，女的比男的少。在印第安人村落，多是女孩以游客为对象卖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比男人更现实、更为深切地同货币经济打交道。可是，如此用钱换来的拍照又有多大意思呢？想到这里，心情多少复杂起来。
如果你有机会来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恐怕还是把照相机放在什么地方，沉下心来悠悠然来个速写什么的为好。技术好坏另当别论，反正这样惬意得多，可以顺利地同村民打成一片，心情也比偷偷摸摸拍照或被投掷石块好出几倍。
锡纳坎坦在为一位名叫圣托·奥塔博的圣人举办祭祀活动。规模不很大，没有庙会，人们也没聚集，只教堂的院里有乐队演奏，还放了烟花。教堂大院有一座双层凉亭模样的建筑物，二楼成了舞台。乐队在那里并排演奏祭祀音乐：小号两把，萨克斯管两把，乐号两把，土巴号一把，加上鼓。乐队成员像是外地来的半职业性人士，不同于当地人。穿的都是普通衣服。乐队演奏了一阵颇有气势的音乐之后进入休息，下面的本地演奏家代之继续演奏。说是本地演奏家，其实也就是那一带的三个老伯，两个打小鼓，一个吹竖笛。音量小，气势不足，旋律也不清不楚。三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无凄切地一个劲儿演奏类似日本古代祭祀音乐的什么：哔——啪啦、哔——啪啦……
但是，较之二楼那种有气势的“嘣锵咔、嘣锵咔”的演奏，还是这边不无凄切的音乐更让人感到安然。尤其对我们日本人来说，那一声声“哔——啪啦、哔——啪啦”感觉上总好像很亲近。但很快二楼乐队又开始演奏了，下面的老伯们戛然而止。演奏当中，两方面的演奏者都始终面无表情，既不笑意盈盈，又不郁郁寡欢，压根儿没有表情那个玩意儿。演奏本身也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高潮，只音乐在不间断地流淌。
烟花工一共五人，脸上也几乎不见表情。看服装，同样像是从别处赶来的专职烟花工。估计乐队和烟花专家是按照祭祀活动的日程走村串巷维持生计的。他们以熟练的手势用木棰“通通”敲打黑色火药，将其塞入筒中，塞罢点火，“嘭”一声打向天空。看上去快要在手边爆炸了，但工匠的手上一道烫烧的伤疤也没有，想必万无一失。虽说是烟花，但视觉上不怎么好看。毕竟是大白天放的，除了烟别无所见。嘭——，声音自是虎虎生威，而在空中只是“啪”地散出烟来，再无下文。打完放完，老伯们再次从腰间的葫芦里掏出黑色火药用木棰敲打……如此周而复始，俨然永久性运动的一部分，极为机械，极为事务性。那时间里，乐队兀自“嘣锵咔、嘣锵咔”或“哔——啪啦、哔——啪啦”个不休。
同样的过程无数次单调地翻来覆去，惟独时间在缓缓流移。可是，坐在教堂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看着那光景，我却并不怎么感到无聊和厌烦，甚至还涌起了某种怀旧之情。如此说来，日本过去的祭祀也是这般慢慢悠悠的感觉。祭祀活动这东西，不是“啪”一下掀起高潮又“啪”一下偃旗息鼓那样的名堂，而需要从早上起就开始品味其绵长的过程。在某种情况下，较之精彩的祭祀，我们更欣赏无限延长的低迷情怀。
这样的心情——类似“如此说来确是这种感觉”的怀旧心情——我在这一地区旅行时有好些地方都感觉到了。例如在细雨如烟的乡村山道上开车拐过一个弯，便有另一番风景豁然展开。那种时候，眼下点点散在的民舍房顶、山坡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不由让人觉得仿佛看见了日本的乡村风光。我问身旁的阿尔富雷德：“你不觉得有的地方同日本的乡村很像？”他回答说：“唔——，怎么说呢，我倒不觉得有多少日本情调。乡村风光么，哪里都大同小异吧！”但我以前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乡村，产生如此亲近感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美国东部生活一年半之后，目睹这样的景色，真是让人由衷觉得“是啊，这在视觉上完全看得出”。在美国生活，经常感慨——这和心情好坏无关——自己到底是在别处生活，是在并非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生活。这是社会如何、人种如何等问题之前的问题。在此之前，环绕我们的风景在视觉上就是“别处”。在那里，风景一般不是作为潜在性记忆，而是不由分说地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当然，目睹美丽风景自会感觉其美，感动也是有的，但那仅仅是在“美丽”这一语境中的感动。然而，我在恰帕斯山中蓦然感觉到的不是那样的东西。我在那里感觉到的不妨说是一种共时性心情——绵延不绝地伸向很远很远的远方、无法用现成语言顺利表述的心情。
当然不是说我对墨西哥原住民怀有廉价的连带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抑或人种上，我们都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阻。尽管如此，在那里转悠的过程中，我仍然感觉到脚下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而能够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地方，即使找遍全世界我想也没有很多。
走进锡纳坎坦的教堂，正看着身披艳丽的紫色长袍的基督教徒和身着此村特有服装的圣母马利亚，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走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他想要。我把圆珠笔放在车上，就说没有。少年于是说想买一支圆珠笔，能不能给他一点钱。我给他一千比索。一千比索大概买不了圆珠笔，但我零钱只那么多。随后又一个男孩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具体情由不晓得，总之圆珠笔在这个村落好像大受欢迎。
胡安·查姆拉是个大村落，比锡纳坎坦大得多，人们的性格看上去较为积极开朗。有的旅游指南上介绍说是“桃花源一般的村落”，但我得到的印象并不那么乐观。同锡纳坎坦的人们相比，这个村落的人生活似乎贫穷得多。小孩子们不像锡纳坎坦的小孩那样说话绕弯子——比如“对不起，你带圆珠笔了么”之类——而是一齐围住游客说“给钱呀给钱呀”，或者把手里的工艺品、礼品硬塞上来死活要卖。车一停就被一群小女孩围住了，说“帮你好好看车，给两千比索”（倒是好好看着的）。身上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头发乱糟糟的，满是污垢。穿鞋或穿拖鞋的小孩几乎没有。我没给钱，以饼干代之，全都狼吞虎咽地“咯嘣咯嘣”吞下肚去。由于政府采取改善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政策的关系，道路在这里同样漂亮得令人吃惊，但走在路上的村民形象多少显得不够相称。
这里也像多数印第安人村落那样，人们的衣着整齐划一，那像是他们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妇女从小孩到老太婆统统肩披青色披肩，下穿黑色缠腰式裙子。男人整个披着麻毯那样的外衣，下面穿一条短裤。几乎所有男子都头戴帽子，脚穿瓦拉齐凉鞋，戴着手表。听说通过服装的细微差异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村里的身份，但我看不出来。总之在服装方面有种种繁琐的规定。村民的服装可以在礼品店里买到，但当场穿买的衣服有时是有危险的，因为那意味着外人侵害了共同体的规定。
无论哪个村落，一进村最先看到的必是教堂。这里的教堂门涂成鲜艳的薄荷绿色。我当然不知道“我们村的教堂门涂成薄荷绿色好了”这样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有可能是召开全体居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或者薄荷绿自古以来就是村落的主题颜色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妇女们身上的披肩青色与此相近）。教堂里没有椅子。十分适合“土屋”一词的空空荡荡的地上铺满了松树枝，到处立着燃烧的蜡烛，较之庄严，气氛更富有巫术意味，甚是不可思议。与西欧教堂相比，未尝不可以说像是异教。十字架的比例也同欧洲天主教堂里的截然不同，演奏的音乐也不是所谓教堂音乐。其间时不时有印第安人进来，赤脚踩着松叶走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悄悄画十字。教堂里不允许带进照相机。游客因在教堂拍照而被村民杀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村落。
教堂前有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集市，出售当地居民的必需品和食品，没什么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卖的多是鱼干、甘蔗、椰子、柠檬、香蕉一类东西。我在露天摊床吃了煮玉米和玉米煎饼卷鸡蛋。这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好吃，其实就是用玉米煎饼把变凉的煮鸡蛋卷起来吃。直截了当地说，谈不上多好吃。
另外用五百比索从一个卖货的小女孩手里买了两个小小的饰扣。
安德烈亚斯·拉腊因萨尔位于从锡纳坎坦往山里进去一点点的地方。进村的道路没有胡安·查姆拉和锡纳坎坦那么像模像样，交通相当不便。已有筑路车进入，想必很快修好，但眼下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悲剧状态。稍一下雨，路就致命地泥泞不堪（泥没脚腕），即使四轮驱动车也很难行驶。在我们的车前面，一辆卡车陷进泥里进退不得，一筹莫展。路又窄，无法超车。众人把石头、树枝垫在车轮下一起从后面推，花了三十多分钟才好歹推出。那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后面等待。
每到星期日，拉腊因萨尔都有相当大的集市。我们到的当天正好是星期日，得以仔细观看集市。这里卖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把货物装在卡车上从城里运来的商人或者带着蔬菜和家畜从近郊赶来的农夫分别摆开摊位，买东西的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广场。仍在滴血的猪头在台子上一字排开。也有人卖玛切提（砍山刀）。这里最有人气的商品是盒式收录两用机，卖这东西的摊前围着一大堆人。买两用机的印第安人播放的无一不是那种“铿锵铿锵铿锵”的墨西哥民谣，着实伤透脑筋——不过在别人的国家这么说也没用。
这个村落的小孩子总的说来比较老实，看见游客不那么死皮赖脸黏着不放。有一个漂亮得让我吃惊的8岁女孩，我从她那里买了个布袋。布袋本身自是不坏，但那女孩长得极为漂亮也是我购买的一大原因。的确，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是长得漂亮占便宜。对方最先的报价我忘了，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四千比索成交（在这方面，8岁也表现得十分了得，叫人佩服）。不料付款时一翻钱夹，里面的零钞只有三千五百比索。一万比索的钞票倒是有的，但零钞怎么也没有。于是我说：“对不起，三千五百比索可以么？只有这么多了。”女孩随即以极其伤心的眼神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我的脸，简直就像看斯克鲁济[4]老伯似的，而后一声不响地接过我的三千五百比索去了那边。至今每次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我都觉得自己在拉腊因萨尔村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
还去了几个村落，但逐一写起来越写越长，就简单记述一下。在切纳尔奥村，松村君拍照时被“砰”一下子打了脑袋。我一如往常做出“此人与我两不相干”的神情，或去观看某个宗教性质的队列，或进店喝啤酒什么的。松村君在教堂后面的空地站着小便之时，被高声怒骂了一通。如今看来，能活着回来已是幸运。这个村落，醉鬼多得不行，喝红脸的汉子到处踉踉跄跄东游西逛，广场上还常有人吵架。
田纳哈帕村的入口有一家店名叫“战斗妇女工会工艺品店”。西班牙文为：
SOCIEDAD COOPERATIVA DE ARTESANIA UNION DE MUJERES EN LUCHA S.L.C
详情不大知晓，大概是一种运动——这一地区编织东西的妇女聚集起来成立了工会，把自己的产品集中放在一个场所有组织地推销出去。目的似乎是通过统一商品流通而防止价格过度下滑，排除中间盘剥。店里卖货的清一色是妇女。运动的动机本身固然不错，但“战斗妇女”这一名称毕竟有点儿吓人。这么说或许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斥责，可我还是觉得，既然是卖东西的店，还是取一个温柔些的名称为好，别去管什么思想性。不出所料，进店交涉价格，问“这个不能便宜点吗”，对方当即回答：“NO！”就是说此乃工会统一定价，不容讨价还价。据纺织品权威阿尔富雷特（此君是很多很多东西的权威）介绍，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儿贵。我也认为有点儿贵，况且来墨西哥以后已经完全习惯了讨价还价，骤然间要我按统一定价买总有些不甘心。因此之故，最终什么也没买就出来了。后来看书得知，关于统一定价，村落内部也有剧烈争吵，哪一种类的争吵不大清楚，反正我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不介入妇女内部的争吵，再说又是“战斗妇女”内部的争吵。
依我观察的范围，在这一带的印第安村落，男人一般从事传统农耕经济，妇女则从事以游客为对象的服务产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男耕女织。但明白自己所织布匹值钱的妇女的目光逐渐从共同体内部投向——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外部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发展成了“战斗妇女工会”。不用说，这种过激方式不可能一帆风顺，前面也说了，既有内部争吵，又要受到企图维持原有体制的卡西肯（地主）的剧烈迫害。“战斗妇女工会”运动往下能否获得成功当然无从知晓，但这些山谷间的小村落里正在一点点地诞生以妇女为核心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一点应该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新路修成之后，自有游客跑来，而游客增多，商品流动也会随之增大。这种经济结构的转换，势必大大改变依赖农耕经济的共同体结构。我觉得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外部的历史终于追上了他们。
离开恰帕斯州，再也见不到那种共同体式的印第安村落了。距恰帕斯不很远的拉坎东，深山老林里居住着传说中的印第安人，如今他们也已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多数背井离乡进城找事做。从飞机往下看就知道了，能够称为森林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曾经覆盖辽阔大地的蓊郁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了百分之八十五。那里有的，只是遍布于红褐色土地上的怵目惊心的热带雨林残骸。
估计人们就要这样放弃做共同的梦，放弃心灵的共振，放弃倾听远方的回声了。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悲哀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恰帕斯深山中遇到的印第安人贫穷固然贫穷，但他们是具有轮廓清晰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引以自豪的人。我不是什么文化人类学者，只不过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观看了几天，没有任何资格说结论性的大话，但是想到往后外部体系将一点一滴渗入他们中间，致使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和以往的价值观不再有效，想到那时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我不由有些黯然神伤。
墨西哥政府正在致力于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现代化，那当然是好事。他们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充实医疗设施，这是开发的三大支柱。然而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大大改变迄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印第安村落的结构，改变从属于那里的人们的意识。
一次听到一个从故乡村落进城的印第安小伙子说的话。小伙子在故乡村落生活时一次也没有挨过饿。虽然村落贫穷，但他不知道饥饿是何滋味，因为如果他在村里肚子饿了，只要向谁道一声“你好”即可。对方听到这声寒暄，就会说“啊，你像是饿了，来我家吃饭”，随即给他饭吃。那声“你好”有一种韵味，完全可以从中听出对方是否饿肚子、是否身体不适。他们在心中培育了那种韵味。因此，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城里最初一段时间，每当肚子饿了就向各种各样的人说“你好”。然而谁也没给他饭吃，只是还给一个寒暄“你好”。他到处说“你好”直到说得发不出声音，但谁都没说一句“来我家吃饭吧”。于是他终于认识到：这里没有人能领会那句话的韵味。
在下着凉浸浸的牛毛细雨的恰帕斯山谷里转了几天之后，尤卡坦半岛的风景显得格外呆板。空气热得闷乎乎，人们的样子看上去总有些凄凉。在下山过程中，觉得以前始终感知的某种类似静谧情韵的东西消失了。那是一种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即使在伏案写这篇文章的现在，眼前仍然浮现出拉腊因萨尔村那个因少给五百比索而目不转睛久久盯视我的漂亮的卖东西小女孩的眼睛。她当时的眼睛里仿佛存在着一种摇撼我的心的东西。回想起来，和一个人那般专注地四目相对，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久违的事了。围绕着五百比索（二十日元），我们长时间地窥视对方眼睛的深处。也许你想充其量不过是二十日元，我当时也不是没那么想：有什么办法呢！对不起，现在口袋里只有这么多嘛！但那当然不是钱的问题。那是我和那小女孩之间的交流问题，心弦的颤动方式问题，我觉得。
我甚至心想，将来长大，那个小女孩说不定也会成为“战斗妇女”中的一员。只是，到那时候，恰帕斯山中的印第安村落想必已面目全非。
[1] 日本城市名，位于歧阜县北部。江户时期为幕府直辖地。因其格局和山川风物同京都相似，故有“小京都”之称。
[2] 相当于1955—1965年间。
[3] “这里”指书中的照片（原书有照片）。
[4] Scrooge Muduck，短篇小说《圣诞颂歌》（后改编为动画片）中的主人公，商人。一生爱财如命，对穷人分文不舍，但在圣诞夜由于三个精灵的出现而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在圣诞颂歌响起时开始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