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哈尔滨站再次乘上列车，赶往海拉尔。这回坐的是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单间，彻底实行预约制，所以和上次不同，途中极为舒坦。去厕所时不会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晚间上车，舒舒服服喝着芝华士看埃拉里·奎因[1]的《希腊棺材之谜》。困了就躺下，醒来已经到了内蒙。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枕头花花绿绿，二是在同一单间和一位少妇度过一夜，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这个也照旧想开些就是。所幸服务员往保温瓶注入大量热水，我取出自带的青山“大坊”咖啡豆在单间里泡咖啡受用。如你所知（或许不知），中国不存在好喝的咖啡，只能自带材料和用具。
进入内蒙，周围风景整个变样。在此之前是无限铺展的绿色平原，而早上5点醒来拨开窗帘一看，已是山中。大兴安岭！若干车站掠过，若干城镇掠过。早晨好像很冷，尽管时值7月，不少人仍身穿外衣和风衣。车站上的人们长相也约略不同。总的说来，中国东北人肤色较黑，眼窝下陷，脸形瘦长，个子高大。但到了这一带，人长得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体上多为圆脸盘、高颧骨、面部扁平。另外穿的衣服色彩艳丽，俨然民族服装。穿马靴样长靴的男子也多了起来。
此前窗外接连不断的是平坦得让人不耐烦的绿色田野，而进山以后田园风光没了，眼前出现的是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群猪群。以棍代鞭的小孩子赶着猪群移去什么地方。水洼中有家鸭浴水。在一个叫牙克石的车站，很多人一齐挤上车来。不知何故，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车的男子突然被警察逮住，噼哩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翻译说（我和松村君一般总是自己随意旅行，但这次采访也是因为接待方面的关系，请了翻译），牙克石这地方林业工人多，为此人们的脾气相当暴躁，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死了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如此想着往窗外看去，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相当桀骜不驯。
城郊紧挨紧靠排列着寒伧的小砖房，哪家房顶上都竖起一条电视天线。因为全是平房，所以天线都绑在长竹竿样的竿子上端，看起来活像是光竿丛生的杂木林。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奇妙，但到底是奇妙的光景，气氛很像日本公寓楼阳台上并列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心想，信息这东西简直就像阿米巴虫一样因场所和状况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个村子安一个公用大天线就好了，可中国人不那样，都喜欢自行其事。”翻译说。日本也并不例外。
一旦进入内蒙，往下便是同样光景的持续。牛猪牧群，红砖小镇，朝着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大约上班路上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站在铁路边一动不动盯视列车驶过的老人，车站建筑物上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
到了早上，同室少妇的丈夫（四十光景）进入我们的单间。他说他在同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这就领妻子和小孩返回那里。从中国带去俄罗斯人需要的东西，再从俄罗斯带回中国人所需之物，说简单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不过生意好像不坏，瞧不出多么有钱，但支付一等卧铺费似乎根本不当回事。他显得很困，说买票时卧铺车满员了，只买到一个铺位，说完随即取代醒来的太太钻进铺位呼呼大睡。我们在海拉尔下车时他还在酣睡。下车时我蓦然心想，此人此前留下怎样的命运轨迹、此后的命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直接跟去满洲里，再越过国境线一直跟他到俄罗斯，将他的种种情况看个究竟。我时不时被这种没来由的好奇心俘获，但当然不可能那样——这么着，我无奈地在海拉尔下车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让我不由想起开拓时代，大概是路宽、灰大、天空高和平房多的缘故吧。尤其街上行人的形象总好像散发出一种野性。同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和长春不一样，几乎没有梅赛德斯·奔驰在这里奔驰，万宝路的广告板也没有。自行车数量多得就好像时针倒转了五六年。从沿海地区进入内陆，经济状态之差显而易见，但与此成反比，天空一片蔚蓝，空气愈发清新。
海拉尔虽是内蒙辖地，但住在市内的大部分人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蒙古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住在市外的点点处处，因为历史上后来移居到此的汉人掌握着地方经济实权。但蒙古族人和汉人长期相互混合，其结果是这里人们的长相和走路方式同迄今见过的“本土”中国人看上去有很大区别。海拉尔虽是开放城市，但没有多少历史建筑，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以观光为目的来此的人恐怕很难消磨时间。实际上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也好像基本上是“满洲国”时期在此居住过的日本人。
海拉尔差不多惟一像样的观光设施是个名叫“望回楼”的瞭望台，位于郊外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去那里看了。三年前建的，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窟窿。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可以遥望市容。瞭望台脚下排列着旧关东军的砖瓦结构旧建筑。
关东军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在海拉尔郊外山上修建了名为“海拉尔城”的大规模地下永久工事，目的在于阻止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在那里进行持久战。军队使用强征的中国劳工突击施工，施工当中由于劳动条件极为严酷，致使很多劳工死去。好歹活下来的人也出于保密（即灭口）目的而在完工时遭到集体杀害。山头附近有集中扔死尸的万人坑，埋有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的尸骨——在海拉尔，给我们当向导的导游员这样说道：“日军是用铁丝穿进劳工的脖颈，把他们带来这里杀害的。挖出一看，脖子上全都带着铁丝，就那样化为白骨。”从山上看去，的确，绿色草原中惟独那里裸露的泛白沙土如小山一般隆起。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的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其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
那个秘密要塞我也到了。较之山，更接近于略高的丘，表层交错纵横地布满了洞穴，如蚁窝一般整个成为一座要塞，甚是壮观。平缓的山坡上至今仍有开始崩塌的很深的防坦克战壕剩留下来。出于彻底保密目的，要塞那俨然迷宫一般的地下通道究竟伸往哪里，其全貌现在仍没弄清楚。为了抗受任何程度的猛烈炮击和轰炸，钢筋混凝土浇得惊人的厚，并且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铁门挡住去路。因为用尽所有手段都不能打开，那些门只好照原样放在那里不管了。我也拿手电筒走进几步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冷库一般冰冷。听导游说，要塞里面，从医院到食品贮藏库，大凡长期坚守所需之物无不齐备。很久以前，我在尚未统一的东柏林看过纳粹修建的同样的地下要塞。那也是用来对付苏联坦克的，建在同样略高的山丘上，即所谓赫尔曼·格林夸说“永不陷落”的极为可观的要塞，但最终什么用也没有。一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不陷落的东西在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走在要塞顶部的地面，到处都有类似换气孔的残缺孔露出。1945年夏越过国境线从满洲里方向攻入的苏军第三十六军，以四百辆坦克也未能攻下这座坚牢至极的地下要塞，最后从换气孔往里面注入瓦斯，再把出口封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
无论在中国一侧的内蒙还是在蒙古国，我最为惊愕的是到处都有二战和诺门罕战役的痕迹以与当时几乎完全一样的形态剩留下来，而且大多数场合并非像“原爆DOME”[2]那样是有明确目的“保存下来”的，只是听之任之地剩在那里。这在日本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实际在眼前看到，不由心里感慨：噢，想来，战争在五十年前刚刚结束，五十年不过是一瞬之间啊！而在日本生活，感觉上五十年时间几乎与永远无异。
从海拉尔我们乘长途汽车（听说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票）去新巴尔虎左旗。旗是过去就有的蒙古行政区，此镇负责那个旗的行政管理。这里是未开放地区，不经政府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拍照之类也颇受限制。既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没有宾馆那类玩意，我们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接待军方来访者的设施）里。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孟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3]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到达这里时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
从海拉尔到这里坐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道路（或者相当于道路的）是从茫无边际且一无所有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不止，不用说对心脏不利。司机看样子对来回走这样的路早已处之泰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他轻快地躲过大的坑洼，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砰”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如此持续四个小时，着实烦不胜烦。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往下所吃苦头的一个小小序幕罢了。
新巴尔虎左旗这地方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其情形只要想像一下电影《原野奇侠》（Shane）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杰克·帕朗斯用手枪残杀农民的那个泥泞不堪的小镇）即可。一条足够宽的沙土路从镇的正中间笔直穿过，两侧排列着垂头丧气的凄凉的建筑物。车变少了，骑马的人显眼起来。人们的服装更加花花绿绿，动物大模大样地往来徘徊。从中国“本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时，我已经对人们相貌的变化深感惊讶，而从海拉尔到这里一看，又觉得像进了另一世界。
第一——这么说或许不合适——街上走的人怎么看都不正统。同此前旅途中见到的农民型长相相比，此地人的长相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实实在在觉得这里不折不扣是采集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们是这里的居住者。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4]电影里的阿飞。
离开这很难说是充满温情的新巴尔虎左旗，又沿着大同小异的坑洼路花三小时奔向诺门罕村。听说一下雨路就泥泞不堪，陷得车轮动弹不得，所幸尽管是雨季，我们却没遇到雨。坐在长途汽车上就路况说三道四，想来也够奢侈的。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问题是，“步兵通常期望行军速度为一小时六公里”（科克斯：《诺门罕》），而若不休息地连续行军四五天，即使身体再结实，差不多所有的士兵也无疑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何况他们还在渺无所见的草原当中为慢性缺水所困扰，我想实在是够受的，毕竟路程长得坐车都坐腻了。但作为实际问题，当时的日军即使征用了所有的民用车辆，也无法凑够运兵所需的汽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整治好万无一失的补给路线后才重新转入有组织的攻势的苏军相比，其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这是我去外蒙一侧察看后再次切实感受到的）。看书，书上只记载“××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看的人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那个程度，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就能实际感受到的来说，当地蚊虫的攻势就十分了得。有风吹来的时候倒还好，一旦草原上的风停息了，或者进入风吹不到的地方，大凡所有的蚊虫就以人为目标汹涌袭来了。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进入7月，草原经常下雨，由此形成的水洼滋生出大量的蚊虫，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5]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战斗在诺门罕展开和我们到访是同一季节，士兵们同样遭受蚊虫袭扰。有记载说，日军士兵都有携带型蚊帐，受害还算少的，而苏军因无此准备，大受其害。即使苏军，也没有针对夏季在蒙古草原作战的专项技巧进行彻底研究。不过，在孤立场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遭受了无数苍蝇的折磨。“若是普通银蝇，由卵变蛆需三天时间，但诺门罕的蝇卵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蛆，快得只能视为魔术。蛆眼看着爬满尸体，从柔软部位开始侵蚀。不仅对死者，对负伤者也是一样”（伊藤桂一：《静静的诺门罕》）。作为文章，读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而实际前来被蚊虫忽一下子围住，更能切实感受到那种战栗。
诺门罕是个很小的小镇，前不久还是人民公社，如今成了普通的村（人民公社现在踪影皆无，一如没人穿人民服）。正是诺门罕村民赶着家畜移往夏季牧场的时节，只剩负责人模样的人和他的一家以及小孩子看管村子，即所谓的“留守宅”。村里空空荡荡，满身污泥的黑猪在大水坑里泡着。刚拿照相机对准，孩子们就哗一下四下跑开了。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也分明看在眼里。“眼睛相当好使啊！”搞摄影的松村君感叹道。如此说来，进入内蒙之后，确是几乎没看见戴眼镜的人（总不至于眼睛不好的人统统戴隐形眼镜）。
村里有座不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日军遗物模样的东西，从枪支到水壶、罐头盒、眼镜等等，所有军用品都成行成列摆在展示柜里，俨然小学里的遗忘物品玻璃柜，导游说国境线那边的外蒙也有大体同样的博物馆，但那个规模大得多，展览的东西也很可观。过些天前去一看，果然如此。从这里到国境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不能过境，倒不是有铁丝网或围墙等肉眼看得见的国境线，但到底是无遮无拦无处藏身的辽阔草原，穿越国境之人马上会被眼睛好使的蒙古哨兵发现逮住，用不着什么铁丝网。
天黑以后，天空布满了数量多得劈头盖脑的星星。夏天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漂亮得叫人透不过气。然而，围绕着这块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五十五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激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里，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那天夜晚在诺门罕村吃了羊肉喝了白酒，有生以来第一次醉得人事不省，记忆彻底不翼而飞。听人家说，白酒的酒精度数在六十五度左右。这东西干喝了四五杯，当然一败涂地。觉醒已是第二天早晨，正躺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宿舍床上。作为后遗症，即使在那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现在，也几乎不能喝啤酒以外的酒。白酒便是这般厉害。
[1] Ellery Queen，美国侦探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和曼佛雷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两人的主要作品有《罗马帽子之谜》和《Y的悲剧》等。
[2] 日本广岛保留的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圆顶形建筑物残骸。
[3] 1991年上映的美国惊悚电影。
[4]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
[5] 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1968—1969年成为日本大学生的主要运动组织，掀起以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主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后被当局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