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连到海拉尔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军围绕“满洲国”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来，这场诺门罕战役（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字眼称之，但事实上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蒙古方面称为“哈拉哈河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
其后我也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大凡见到的都看了。遗憾的是，其数量绝不为多。不料，大约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国，当我在我所属的大学图书室信步走动之间，发现书架上有数量相当不少的关于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过人这东西总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东西。反正，我把那些书借了出来，有时间就看。结果，我察觉自己至今仍像小时候那样为那场在蒙古无名草原上展开的血肉横飞的短期战役所强烈吸引。什么原因却不晓得。反正情形就是这样。
写下巨著《诺门罕》——就连细部都写得令人震惊——的美国战史专家阿尔宾·D·库克斯也在前言中写了相同的情形：年轻时某一天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诺门罕战役的简短报道，自那以来“不知何故”为那场战役迷住了。那种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室里一册又一册阅读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过程中，随着那场战役的实况在脑海中较为鲜明地浮现出来，我开始把握了——尽管是朦胧地——自己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含义。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当然，太平洋战争的始末在大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为一个样品取出来分析，其规模委实过于庞大。那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历史浩劫，恰如一座纪念碑耸立在我们头上。但诺门罕不然。在时间上那是一场不到四个月的局部战役，以现今的说法，乃是“限定战争”。尽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即世界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即世界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然而遗憾的是，军部首脑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理所当然，如出一辙的模式又以压倒性的规模在南方战线重复了一次。在诺门罕丢掉性命的日军将士不足两万，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有超过二百万之多的战斗人员战死。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诺门罕还是在新几内亚，多数士兵的死法几乎同样没有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开始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说得更准确些，应是和平这一状况）。对于把日本这个国家最后导向毁灭的极差的效率，我们力图将其作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予以摧毁。我们不是追究其作为自身内在的非效率性的责任，而是将其作为由外部强制施加之物来对付，像做外科手术那样单纯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结果，我们的确住在了基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倒一切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两个星期，先后分别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战场。本来，只要从诺门罕村往前一步跨过国境线即可进入蒙古国（以下简称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遗憾的是时下两国的想法错综复杂，无法如愿以偿，只好远远返回北京，从北京乘机飞到乌兰巴托，再特意开吉普去中国国境，整整绕了个大弯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带在政治上相当“麻烦”。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年来是改善了不少，但国境一带的民族问题仍暗藏着沉重而静寂的火种。
说实话，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但从成田直飞大连仅用了四个小时。想到花十多个小时往返美国东部，这回就像国内旅行，很有些意犹未尽。“哦，已经到了？”——虽说时间这么短暂，但感觉上的距离十分了得。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初次目睹中国这个国家，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当然日本也人多，但因为国土本身狭小，未尝不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中国情况不同，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我在日本从书上看到“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屠杀事件时，对于事情的过程，我的脑袋可以大体把握，但在数字规模这点上总有不能领会之处。就算再集中杀人，可作为现实问题，果真能杀那么多人吗？对此在实感上难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读者恐怕也怀有和我同样的感想吧？
但实际来到中国，在公园一角或车站候车室有意无意地观看周围人来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也不单单城市，去乡下也一样。交通工具——无论何种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拥挤，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
在大连街头，梅赛德斯·奔驰左一辆右一辆扑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种温和车型，而是500、600那类大家伙。究竟什么人乘这样的东西呢？我一时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奥迪和丰田皇冠也呼呼跑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是地行驶，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为什么街上几乎没有信号呢？”我问中国人。“不顶用的，有信号也没人遵守。”对方每每这样回答，“当然喽，大家好好遵守信号，堵塞也能减少一些……”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四周黑下来车灯也不开（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视力好，二是节省电费）。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于太可怕了，天黑以后我一步不出宾馆。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街上到处发生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自行车相撞事故以及把群众卷进去的大规模争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好像都把中国作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问题是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
我在长春采访了动物园。动物园是1941年作为“新京动物园”（日伪时期的称呼）开设的，1945年随着苏军的进攻而关闭。此后成了形同废墟的公园。但到了1987年，长春市当局重新辟为动物园。如今正式称为“长春动植物公园”。作为主要动物，有虎、熊猫、犀牛、象、猴、斑马等。但是，也许是开园不久的关系，动物数量不是很多，加之占地面积大得不得了，从一个动物区走到另一动物区相当累人。我喜欢动物园，旅行当中顺便看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动物密度”如此之低的动物园还是初次。若把动物大体一一看遍，要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最后也没能找到熊猫栏。问一个路上碰上的年轻男子熊猫在哪儿，对方沮丧地说他找了半天也还没找到。看来本地人也够受的。
虎是在相当大的石山那样的场所饲养的，一看就知道虎生活得悠然自得。问题是看的人必须远远观看，若非用望远镜，看到的虎只能是小得近乎不合理的虎。但绕到虎山后面一看，那里竖有一块写着“抱虎照像”的牌子，我当怎么回事，原来意思是“抱着虎崽照相”。问费用，答用自己的照相机照，十元即可。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
可看到饲养员领来的“虎子”，我有些慌张起来。比预想的大得多。我以为顶多猫那么大，而实际在那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型老虎。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牙齿也长得和大虎没什么两样。若给它咬上一口，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喂，我可不抱这样的东西——心里虽这样想，但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不好现在才打退堂鼓。遂问饲养员“不咬人吗”，只听他说“放心，不怕的”。不过据我短暂逗留的经验，中国人口中的“放心，不怕的”相当叫人放心不下。实际一抱，果不其然，虎转到我脖子后准备咬我。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我从背后死死抱住扑腾腾的老虎，由对方照了相。在土耳其深山里被库尔德游击队包围的时候和在墨西哥看见大概是被击毙的人的时候也够害怕的，但还是抱这老虎的时候更害怕。看当时的照片就知道我的脸绷得多么紧。中国的动物园和中国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异乎寻常之地，半点儿也马虎不得。
对方说此虎生下才两个月（可是真的？就两个月来说也未免太大了么，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名字。我问“没有名字”，给对方以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我是不大清楚，莫非中国不给动物园的老虎取名字？记得熊猫倒是有名字的。
动物园里的建筑物总体上显得陈旧，同废墟无异。遂问饲养员设施可是照用战前的，对方说不不，重新开园时把以前的全部拆毁重建了。可是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为是七八年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听得我有些愕然。对方为了证明过去的建筑物已被毁掉，把我领去曾经的虎栏那里。不错，是有往日的混凝土台基剩在那里。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
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反正长春动物园也无疑出自某位同样的建筑师之手。
不过这座动物园非常有趣，还从工作人员口里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由于面积太大树木太多而来的人又太少，所以理所当然有许多情侣。这类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显得乐不可支，长春自然也不例外，大概全都忙于寻欢作乐，特意付钱抱那胡乱扑腾的老虎照相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话虽这么说，毕竟痛得我睁不开眼睛，遂去哈尔滨站附近的铁道中央医院那里就诊。
建筑物说极有派头也好，反正十分古老。就诊手续简单至极，在挂号处写罢名字即被直接领去眼科疗室，在那里，一个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尽管我认为并非声音大就可让我听懂中国话）一边给我洗眼，取出异物。不过只要把这个忍受住也就过关了：等待时间为零，连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左右）。反正什么都压倒性便宜。我费解地问中国人：“这么便宜为什么医院还空空荡荡啊？”对方照例做出“瞧你小子问的什么呀”那种大为诧异的神情：“这还人少？是问人少吧？就这样的嘛！中国人都不怎么上医院的。”真是这样吗？若是日本，医院那地方基本总是人满为患，看一点儿小病都要在候诊室整整耗上一天。如此接二连三体验种种事情的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我渐渐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这天傍晚，眼睛再次痛不可耐。异物算是取出来了，但好像得了轻度结膜炎，眼睑内侧沙沙拉拉泪流不止。这次去了哈尔滨市立医院。之前去了松花江近旁一家正面矗立着毛泽东巨大铜像的名叫“人民解放军医院”的甚有威严的医院（因为眼睛就在这家医院旁边开始痛的），但那里诊疗时间五点就结束了，遂转去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显得比石田亚由美[1]还要疲倦。所幸此人远比前一位医生文静，一点儿也不可怕。同样洗眼，给了眼药水和软膏，费用同样三元。看情形这大概是中国这一地区看眼睛的共同行情。最后，她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静静地告诉我：“睡前涂上软膏，马上就会好的。”这里也空空荡荡，没有等待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怎么说呢，中国医院里面非常暗，或许也有同日本医院相比照明本身存在着物理性幽暗这个原因，总之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1] 日本歌手，原名石田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