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港
睁眼醒来，窗外舒展着久违了的晴空。夜雨的痕迹在邻家屋顶上闪闪生辉。天空就好像夏日再度归来一般飘浮着轮廓清晰的白云。蜜蜂在院子里的绣球花上发出倦慵的振翅声飞舞。院墙外面传来老太婆们互问早安的语声。哪里鸡鸣，哪里狗叫。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几天没有看到如此温暖的太阳了呢？何况今天是星期六。
其实，星期六、星期天都几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在日本时都没什么关系，来希腊海岛就更加不相干了。星期二变成星期三也好，星期四变成星期一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就算周末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过是周末银行休息、不能把旅行支票兑换成现金罢了。
想到这里，有什么一脚踢飞我的注意力围墙。那是什么呢！
旅行支票！
“糟糕！”我对老婆说，“今天是星期六，就是说，不到星期一是不能兑换现金的。”
我们收拾好院子桌上的早餐碟盘，清点钱夹的内容。我手头上的钱是一千五百德拉克马，她手头是二千五百德拉克马。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搜出零币，以日元计算总计也才四千元。把美元、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合在一起，倒是为数不少，问题是岛上的商店不接受那些东西，而信用卡在这里不外乎一张塑料片。必须用手头上的现金把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应付过去。
不过，情况并不那么富有悲剧性。为什么呢？因为三千德拉克马足可以购买两天的食品、两瓶葡萄酒和半打啤酒，且还有找零。回想起来，这以前更为险恶的状况我们都度过了好几回，年轻时候我也差不多身无分文地旅行过，相比之下，这回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妻不这样去想。
“不是这样的问题。”她扳着脸说。她视为问题的，对了，是原则。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所以说你当作问题的是原则吧？就是说——”
“我当作问题的，”她像要一把推开我的抢先发言似的说，“是你那种马虎大意。星期五必须把钱换好是原则对吧？你却马上忘去脑后。为什么不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这种事一一处理妥当？”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自己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一切处理妥当，小心翼翼地度过一生，再说没注意到周末到来的责任她也有一半（或者30%，抑或再退一步，算20%）。但这种话说出来势必没完没了，于是我默不作声。我在婚姻生活中学到的人生的秘密即在于此，并且请不知晓的男士牢记在心：女性并非因为有想生气的事才生气，而是因为想生气才生气。她想生气的时候若不让她充分生气，往后会难以收拾的。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在任何人的婚姻生活中我想恐怕或多或少都是如此——争吵的模式总是固定的。就算开始的形式有所不同，收场也每每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夫妻争吵同系列电影片大同小异，一如史泰龙的《洛奇》。结构不同，情节不同，场所和对手不同，战斗的动机和战术也不同，但最后镜头如出一辙，并且背后回响的总是同一音乐。
我们争论的模式大致如下：
（A）总的说来日常生活中我是个粗疏、邋遢、马虎之人。就算出现什么问题也趋向于认为“总有办法可想”。若无法可想，那的确是无法可想了。
（B）相比之下，妻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神经质，一点点混乱都难以忍受。事情考虑得很远很远，对相应的可能性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就为之不安。
（C）A与B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往往形成精神上的无人地带。
这个星期六早晨我们围绕兑换现金发生的争吵（准确说来我想不能称为争吵），自始至终沿袭的都是这一模式。显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差异，其中存在几千辆推土机也无法填平的宿命式鸿沟。我身后站立的类似希腊悲剧Khoros（合唱团）的一伙人唱“说到底人生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呢”，妻身后的Khoros则唱“不不，向宿命开战乃人类天职”。而且我的Khoros总是比她的声音略小，士气也不够。
※
不过午饭前妻情绪好了起来。天气好的日子，她没办法长时间气急败坏。午饭我们吃了淋上番茄汁的意大利面条和花椰菜色拉，饭后散步到老码头。从住的房子到老港走路约三十分钟，距离正好用来作晴朗午后的散步。穿过小镇，翻过一道山梁，静静的海湾在眼前舒展开来，犹如被时间河流遗忘而迷迷糊糊打瞌睡的海湾。这里是斯派赛斯岛的老港。一如名称所示，曾作为全岛的中心港口热闹过，但进入轮船时代以后，由于水深和面积不够而将地位让给了新港。现在这里只是作为游艇停泊地而勉强维持命脉。
老港是个极好的场所，我喜欢来此散步。寂寂无人的平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五六十只大大小小的游艇，桅杆“咔嗒咔嗒”发着干涩的响声，如卜签一样不规则地摇摆不已。晒黑的船员把在那一带店铺里买的袋装食品拿上艇去。码头向阳的地方一只黑猫弓身睡得正香。艇尾飘舞着显示各自国籍的旗。当然，蓝地白十字希腊旗不管怎么说都占多数。此外有意大利旗，以及英国、德国、瑞士……
沿港一条弯路上旁排列着餐馆和咖啡馆，感觉都很不错，可惜全部依例关门。原本打的就是游艇旅行者的主意，夏天一过立即收摊。远处岬角尖端现出雪白的灯塔。就在灯塔下面，一只大概是触礁废弃的货船很不安稳地浮在水面，近乎大胆地大量掺入绿色的艳蓝艳蓝的水面同藏青色的货船船体以及白云交相辉映。不见人影。似乎补充完食品的游艇扬帆出港之后，四下里就再无人影。
一直前行，在有灯塔的岬角底端可以看见几家造船厂的形影。说是造船厂，但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两三个工匠在“叮叮咚咚”地用手工造木船罢了。大多是当地渔民去不远的海湾撒网用的小船，但也有足足超过十米的大船，有类似屋顶形画舫的顶篷，看样子是能坐二十人的观光船。
看他们造船的工序极有意思。细看之下，造小船和造大船工序完全相同，简单说来和折纸鹤差不多，无论大纸鹤还是小纸鹤，折的顺序都一样。先为船底做一根堪称船之脊梁的壮壮实实的柱子，再把肋骨穿插进去，然后从里外两侧钉板，把肋骨固定住，最后四周镶上厚船舷。原理十分单纯。单纯而有说服力，看的过程中不由点头称是，心想这就是船的本来面目。建造中的船全都涂成橙色，船头立一个十字架。只以脊梁和肋骨形象放在台上的船竟给人一种安谧的印象，不可思议。
我们终于发现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坐在外面椅子上点了生啤和冰淇淋，一边晒太阳，一边眼望天空中飘移的云，或逗路上走的狗。在希腊生活一段时间，我们身上开始有了一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长时间怔怔注视什么而不感到无聊。因为此外无事可干。
“这一带造船厂够多的。”老婆吃着冰淇淋说。
“岛上有木材，所以过去造船业就很兴旺。17、18世纪靠了造船业，这座岛成了希腊屈指可数的富岛。”我解释道。当然，这是来自旅游指南的现买现卖。每到一处我都认真阅读那里的旅游指南。“那时候，这老港周围一排排全是大造船厂，一个劲儿造大船。”
“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
“有供给商船队在美洲和希腊之间往返，应该是相当大的吧。岛上住着几个那种商船队的老板，互相争强斗富。以现在说来，就是奥纳西斯和尼亚克斯那样的感觉。当时，这座岛一来从位置上说作为贸易中心也很重要，二来有良港，可以说所向无敌。当时比雷埃夫斯不过是个海边寒村罢了。”
灯塔上方有状如海豚的云絮漂移，货船一动不动蹲在那里，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和声音吮吸进去。
“说起来话长，”我大致强调了一句，但时间当然不是问题，这里时间多得几乎腐烂变质。“就是说，这座岛的商船队不仅仅是商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到处都是海盗，动不动都打起来，妨碍船的自由航行。拿破仑时期还有英国实行海上封锁。为了与之对抗，商船队开始在船上装备武器进行自卫——就像是个人拥有的海军。那时候斯派赛斯岛的商船队以打破封锁的英勇行为而威名大震。1821年爆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希腊独立战争时，这支船队在同土耳其的海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就在那里的海湾——”我指着灯塔所在的岬角尖端，“土耳其舰队同岛的舰队一决雌雄。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叛乱，纳夫普利翁的土耳其守备队被希腊军包围，土耳其军赶去救援。但从陆路由科林斯开往纳夫普利翁的军队在阿尔戈斯一带受阻。”
“阿尔戈斯……就是上次去过的脏兮兮黑乎乎的小镇？”
“总之在那里土耳其军吃了败仗，无法继续前进。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路。于是由八十艘战舰组成的大舰队驶向阿尔戈斯湾。岛的舰队在此迎击。1822年9月清晨，两支舰队正面交锋，就在那里的海峡。”
我又要了杯啤酒。等啤酒的时间里又往触礁的货船望去。
“那么哪方胜了？”
“说实话，战斗几乎没有发生。”我喝了一口新端来的啤酒回答，“土耳其舰队刚拐过那个角露头，血气方刚的海岛舰队就‘哇’一声扑来，吓得土耳其人仓皇逃走。土耳其舰队只沉了一艘。本来，希腊军司令打算把土耳其舰队全部引过来一举全歼，但留岛家人惨遭杀害的船员们忍无可忍地冲了出去。因为土耳其军出于儆戒的缘故，把途中路过的岛上的妇女小孩全部斩尽杀绝。”
“可为什么土耳其军不战而逃呢？不是很大很大的舰队吗？”
“就数量来说。”我说，“但总的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以陆军为主的国家，原本不擅长海战。相比之下，希腊人在海上要顽强得多。况且这座岛的水手当时就以英勇善战出名。例如当时战法之中有一种叫‘火攻’。如何火攻呢？就是在容易掉头的快船上装满火药，让它紧紧贴在敌舰身上，然后点火，人跳海逃走，结果船和敌舰一同爆炸。这是这座岛的海军的拿手好戏。这种无比危险的把戏时常由斯派赛斯岛的水手表演。土耳其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一见船影就吓得逃之夭夭。总之，这斯派赛斯海湾的胜利给全体希腊人增添了勇气，不久希腊就取得了独立。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此岛的全盛时代。”
“那，还要问回最初的问题，”老婆说，“为什么萧条到这个地步了呢？”
“岛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刚才也说了——在于岛上的人投身独立战争过头了。他们积蓄下来的资本和财富全部投入战争，使得自己无法从这场创痛中恢复过来。”
“你说，那不是太过分了？岂不是没有正义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人世，”我说，“这就是历史。”
“不得了！”她愤慨地说。《小公主》[5]那样的故事是她最喜欢听的。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说，“第二个原因是那以后轮船时代到来了，这意味岛上最赚钱的木船失去了存在价值。岛上的造船厂也好商船队也好因而迅速落后于时代。第三是因为轮船续航距离比木船长得多，贸易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致使岛作为中转站的价值也彻底丧失，繁荣转去了比雷埃夫斯和锡罗斯那边。”
10月末的星期天午后，在老港冷冷清清的咖啡馆里喝着啤酒，侧耳倾听“咔嗒咔嗒”的桅杆声，根本无法想像灯塔前面就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舰队出现。甚至躺在咖啡馆角落的沙发上一边睡眼惺忪地赶苍蝇一边看小报的男服务生恐怕也同样想像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