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科学与气候政治的交汇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人为气候变化的讨论仍主要局限在科学界内部。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曾经产生过一些政治意识和媒体报道，但此项议题在当时太过新颖，也太过抽象，因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不仅如此，关于气候暖化的科学共识相对而言也比较微弱。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这10年却形成了一个分水岭，因为关于人为气候暖化的科学共识有所加强，该议题也首次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这种变化部分来源于对大气环境问题的认知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酸雨在欧洲和北美东部成为重要的地区性政治议题。在20世纪80年代，对臭氧层变薄的政治关注突然出现，相比酸雨而言，臭氧层变薄却是一个全球层面的议题。1986年，对于南极地区上空臭氧层“空洞”的发现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并且这对推动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的谈判大有助益。这项协议要求签约国减少氯氟烃的排放，科学家由此开始参与到全球气候政治中来。1988年，关于臭氧空洞的公众意识仍然是新鲜的，当时北美破纪录的高温和干旱有助于激发出公众和政府在全球层面上对气候变化政治加以制度化的兴趣。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那一年帮助创设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个科学机构负责就人为气候变暖问题达成共识。自那时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分别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发布了4份大型评估报告，并在2014年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它的所有报告都是在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证据做了全面回顾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在这些报告中，对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联的看法越来越肯定，而且也愈发坚定地提出迫切需要做出全球政治响应的警告。2014年的报告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类对气候系统有着明确的影响，而且最近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最近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和自然系统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些报告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尤其是有一群人数虽少，但却直抒己见、有权有势的气候怀疑论者，他们针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方法、证据、动机或合法性发起攻击，由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领导层不得不对每份报告做出辩护。[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与旨在减少人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政治谈判是同步进行的。这一进程正式始于1988年，在那一年，联合国大会将气候变化称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外交官们雷厉风行地敲定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且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了公约。尽管具体条款尚不具备约束力，该公约还是将旨在创建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协议的常规外交谈判付诸实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它们为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谈判打好了基础。《京都议定书》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要求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与协议中确立的基准年1990年相比）小幅度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
但是，麻烦即刻就来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使得《京都议定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些分歧给随后的外交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其在20年间毫无进展。（从1995年到2015年的20年里，全球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吨数几乎相当于1995年以前人类整个历史时期排放的总吨数。）[2]作为最大的两个污染国，美国和中国拒绝履行与排放有关的约束力协议。总之，中、美在气候外交中都摆出了利己的姿态，甘愿因为一件事情不够完美就反对它。
以美国为例，因为国内的政治阻力尤为棘手，即便是最心甘情愿的总统政府也难于承诺达成深度减排的目标。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公众并不接受气候变化科学的共识，并且利益相关行业既鼓励怀疑论，也游说国会阻止排放协议的通过。2006年，美国的总排放量为中国所赶超，即使这样，美国的人均排放量仍高居世界前列。尽管如此，美国的外交立场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它们的人均排放量都大大低于美国——需要参与任意一种强制温室气体减排的框架。
另一方面，中国则宣称工业化国家应当首先做出承诺，理由是它们在数个世纪以来累积的排放量是最高的，而且已经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中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中国还表示，人均排放量应作为衡量责任的关键指标，并且要将其作为美国应当首先行动限制排放量的一个原因。《京都议定书》使中国可以免于碳排放的任何约束，中国的外交官是拥护它的。
其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中国相似的立场。例如，印度宣称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负有减排的道德义务，它在2009年赶超俄罗斯，成为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新德里的外交官与北京的外交官一样，主张相对贫穷的国家有权为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利益继续维持大量的排放。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印度大力游说，推动减排技术和减排知识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转让，并且游说富裕国家拿出少量（0.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帮助贫穷国家限制其排放。
不出所料，国内压力也塑造了俄罗斯在气候政治上所持的外交立场。2004年，俄罗斯议会兴高采烈地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崩溃曾经导致它的排放水平远远低于《京都议定书》的要求，而且俄罗斯已准备好从任意的排放交易机制中获利。然而，在此之后，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以及随着该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飞速发展，俄罗斯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于国际气候协议的热情。尽管有2010年创纪录的热浪来袭，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仍然坚持认为，越来越温暖的未来会带给他们更多的益处而非害处。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俄罗斯政治家认为限制石油和天然气财政收益的政策有其可取之处。
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之际，其他国家也转变了各自的立场。例如，在2007年的一次选举中，澳大利亚人选出了一个迫切想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府。新总理经常称气候变化为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巨大的道德挑战，并且在几年之内，气候政策在澳大利亚都是一个急迫的政治问题。然而，继任的总理就不具备同样的热情了。澳大利亚于2012年制定了一项针对某些排放者的碳排放税，但它却在2014年便遭到了废除。另一方面，加拿大在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却并未达到其目标。2006年，加拿大人选出的总理对限制排放持敌视态度，并且在2012年退出了协议。大多数加拿大人对那种立场感到不安，在2015年，他们通过另一次选举带来了一种新的气候政策，它致力于碳定价和设定排放目标。
欧盟国家和一些小的岛国则对《京都议定书》和后续的限制排放提议最为热心。基里巴斯、马尔代夫和其他几个低洼的环礁国家预计将会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这使得它们急切地支持减排。大多数欧盟国家也赞成减排协议。它们的人均排放量大大低于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些国家，而且它们在20世纪后期已经实现了向原子能（20世纪60年代至1986年）和俄罗斯天然气（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燃料转换。因此，它们在大多数与减排计划相关的提议中都可以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它们的同意也敌不过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不情不愿，因而对于温室气体的有意义的控制无法实现接纳。
直到2013年，该问题本身变得日益紧迫，但取得外交突破的前景黯淡。气候政治不断地遇到相同的障碍。首先，对于那些专注于执政的政治家而言，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有在他们退出政坛以后，人们才会觉察出无所作为所需的代价，然而，任何需要牺牲经济的减排都会立即让他们失去民众的支持——就像澳大利亚的政治家所发现的那样。因此，气候变化属于这样一类政治问题：它们对于当选的官员而言，似乎是一种对于拖延的奖励。其次，气候稳定过去是（并且现在也是）一种公共品，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党都能从中受益，却不管是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做出了牺牲，因此，谈判方都试图“搭便车”，希望诱使其他人做出牺牲，而所有人从中受益。
可是，美国和中国在2014年共同承诺，将在未来的10~15年之内，降低碳排放量，中国将限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此举震惊了世界。次年，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敦促下，七国集团国家郑重宣告将在21世纪末以前逐渐淘汰所有的化石燃料。这些誓言能否被遵守，还有它们会否激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仿效，都还不清楚。此前的模式已经持续20年之久，在那种模式下，国内政治的权宜之计胜过气候政治的其他理由，如今这些充满希望的成果将会让之前的模式告一终结。在2015年的一份教皇通谕中，气候变化被说成是一项巨大而紧迫的道德挑战。在这份教皇通谕中，教宗方济各坚定地赋予气候稳定的一方以罗马教廷的道德重量，试图以此来提高实现政治突破的胜算。
乐观主义者找到了可以盼望的理由，认为可再生能源会让减排的目标得以实现。截至2015年，作为一种发电方式的太阳能已经在价格上可与化石燃料竞争。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就像在第一章里指出的那些，也展示出了潜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对于化石燃料提供的政府补贴总计5.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规模的6%~7%，而且占198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3以上。乐观主义者相信，逐步取消这些补贴将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3]纵然政府可能不会允许大幅度削减对化石燃料的补贴，通过太阳能产生的千瓦电力的价格有所降低的长期趋势预示了化石燃料在发电业的惨淡前景。如果天然气不在此列，至少煤和石油是如此。至少该行业未来很大一部分（在2015年看来）似乎属于可再生能源。
其余的人对减排则不那么乐观，他们认为避免不受欢迎的气候变化的最大指望在于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计划。这些计划涉及的面很广，小到诸如废弃盐矿地面下的固碳，大到诸如在太空中安装镜子阵列，以将入射阳光反射出地球之外。科学家和工程师给出的最受欢迎的建议莫过于在海洋中播撒铁屑，以刺激那些可以吸收碳的浮游生物的生长，还有就是在平流层中喷洒硫酸盐气溶胶以将阳光反射回太空。国际气候政治、新的能源技术或地球工程能否提供一种摆脱气候困境的方法，或许是21世纪最大的难题。
最近的环境史和政治将对遥远的未来产生影响。直至无人能再忆起京都、默克尔总理或与此相关的中国和美国的时候，工业时代的碳排放仍将继续对气候产生长久的影响。从1945年至2015年，约有3000亿吨的碳释放到大气中，在未来几十万年里，其中有一定比例的碳（或许有多达1/4）将继续飘浮在空中。
[1]William C.Clark et al., “Acid Rain,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 Learning to Manage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vol.1,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Soci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Ozone Depletion and Acid Rain, ed.The Social Learning Group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7),21-39; Cass R.Sunstein, “Of Montreal and Kyoto: A Tale of Two Protocols,” Ha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31, no.1(2007): 10-2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and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eneva: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07),2-22; Bolin, A History,44-49; Dessler and Parson, Global Climate Change,1216.这篇论文对科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臭氧和气候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给出了一种饶有兴味的解释，Reiner Grundmann, “Ozone and Climate: Scientific Consensus and Leadership,”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1, no.1(January 2006): 73-101。
[2]International Energy Association Special Report,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June,2015), p.25.根据这份文件，1988-201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1988年以前的总和。
[3]IMF Working Paper 15/105, “How large Are Global Energy Subsidies?,”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5/wp15105.pdf; The Economist, January 17,2015,70.